我国区域差距扩大的困境集中表现为增长极点极化过度和扩散不足并存所引致的“极化陷阱”。从经济学理论来看，非平衡战略福利判别标准中补偿机制的内在冲突是极化陷阱形成的深层原因。以区域差距的分类为基础，补偿机制分为结构性补偿和功能性补偿两种类型。对增长极的过分重视导致了对结构性补偿的偏好，然而结构性补偿所带来的协调空间正在减弱，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基础的功能性协调将成为区域协调的主要力量。因此，形成结构性协调与功能性协调的互补将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弱化“极化陷阱”的困境。
　　关键词：极化陷阱；补偿机制；结构性协调；功能性协调
　　
　　区域差距问题备受关注，不仅在于这是关系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大事，更在于这是决定我国由区域非平衡战略向平衡战略取向的现实依据。那么区域差距的扩大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还是特殊发展战略作用下的偶然?如何从区域差距的内在本质出发，寻找实现区域良性互动格局的可行性措施呢?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深刻反思差距扩大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我国区域差距扩大的困境：“极化陷阱”之谜
　　
　　我国区域发展的非平衡战略在促进经济快速起飞的同时，也形成了区域差距不断加大的非协调态势：一方面以东、中、西部之间差异为主体的区域差距仍然十分显著；另一方面随着都市圈(或城市群)的逐步形成，都市圈(或城市群)的内部差距和都市圈(或城市群)之问的差距日益明显。
　　区域差距中无论是以东中西部差距为主的分布还是以都市圈为主的格局，都是极化理论的现实反应。WWW.11665.cOM区域禀赋的非均质性和历史机遇的偶然性会导致区域经济的差异发展，某些区域率先吸附周边地区的资源和要素迅速形成增长极或极点(核)。发达的极点(核)在强化对周边落后区域资源聚集的同时，弱化了扩散的功能，从而极点与周边的落后区域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两个极端，出现了“极化”。极化陷阱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形成的极化过度而扩散不足的状况。在极化陷阱出现时，区域(部门)发展表现为先进的区域(部门)不断聚集资源和要素，而落后区域(部门)不断输出资源和要素，无法形成先进部门(地区)经济成果的扩散，从而造成先进部门(地区)与落后部门(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陷阱”一词形象地反映了经济进入低水平状态而无法自拔的情形，如果人们试图打破这种低水平的稳定，经济却有着一种回复到低水平稳态的趋向。这是在总量最大化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陷阱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制度性因素和复杂的内在机制。基于对“陷阱”本身的理解，“极化陷阱”集中体现了经济体只极化不扩散或者极化过度扩散不足的情况，从而增长极点和周边落后区域的差距会持续性加大。
　　实证研究显示，我国已出现京津冀单核创新极化区、(泛)珠三角双核创新极化区和长三角三核创新极化区。以极化度指数来考察，这三大创新极化区中极化过度而扩散严重不足，特别是京津冀和(泛)珠三角周边都出现了明显的以“创新飞地”或“创新空洞化”为特点的“极化陷阱”。从扩散视角来考察，扩散不足导致区域联系始终停留在低水平之上，由此力”速“极化陷阱”的形成。brun et al(2002)证明了从东部到四部的扩散效应，并未发现从中部到西部的扩散效应。zhang and flemingham(2002)认为部分的存在从中国东部到中西部，以及从中部到西部的技术空间扩散效应，但过程极为缓慢。在对空间扩散效应的实证研究中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东部地区通过技术的聚集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极化，却未能很好的实现扩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区域差距的产生和扩大，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极化陷阱”。
　　事实上，世界经济中的二元经济现象不断发生着演化：从最初全球范围内的南方——北方之间的二元现象发展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二元现象；目前又转化为一国内部区域之间增长极——周边飞地之间的二元现象。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认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与此相对应的经济特征以经济聚集为主，扩散为辅，因此，空间扩散不足在一定时期内是一种常态。不可否认，二元经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是仅仅将二元经济简单地归结为历史阶段论则容易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寻找极化与区域经济协调之间的内在机制和原理，确定促进扩散的主导因素，成为理解“极化陷阱”的关键环节。
　　
　　二、“极化陷阱”的经济学解释——区域补偿机制的内在冲突
　　
　　极化陷阱的形成存很大程度上与经济成果可能带来的经济福利紧密相关。从我国经济福利目标的宏观转变来看，我国资源禀赋非均质的特征和经济赶超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在发展之初以追求经济的快速起飞为主，故周家政策倾向于基础条件优越的先进地区，由此带动资金、人才等资源向这些区域聚集，形成增长极；而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目标转向公平与平衡，国家政策制定也偏向落后区域。这是典型的卡尔多－希克斯标准(kaldor-hicks criterion，以下简称卡一希标准)在区域经济中的应用，即在承认资源要素禀赋非均衡的前提下，优先发展少数地区，再通过少数发展起来的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然而，我们发现这种先富带动后富的模式，并未真正按照理想的路径实现。我国东、中、西梯度发展的构想也一直停留在理论设计基础上。相反，以“极化陷阱”为特征的区域差距正在加大。
　　卡－希标准认为只要存在一种虚拟的补偿机制使得一部分人财富的增加足以补偿另一部分人财富的减少即可认为社会总福利的增加。这体现群体福利实现过程在时间上的先后性和地域上的非均衡性，符合资源分布的非匀质性和资源有限性的经济现实。然而矛盾就在于：理论上卡尔多－希克斯标准中的补偿机制是虚拟的，即财富的增加部分对财富减少部分的补偿仅作为前提存在，而并未论证前提的可实现性。因此，依据此标准调节区域资源配置时，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真实补偿需要现实基础。
　　构建如图1所示的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模型。假设有a地区和b地区，a地区偏好劳动力，其中(5单位资会，5单位劳动力)>10单位资金>5单位资金；b地区偏好资金，其中(5单位资金，5单位劳动力)>10单位劳动力>5单位劳动力，假设有两利状态s和t：
　　如果双方达成协议：从状态s——状态t，a地区给b地区5单位资金；从状态t——状态s，b地区给a地区5单位劳动力，那么从状态s——状态t是一种改善，从状态t到状态s也是一种改善。那么无论是从状态t——状态s还是从状态s——状态t，都是一种优化，这样就不存在唯一解，也无法判断福利。的何种改进更好。然而，这只是一种静态判断。如果从动态角度来看，极化过程是资源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聚集，落后地区对先进地区进行补偿，促进经济起飞，实现前期的福利优化；扩散过程是经济成果由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补偿，促进经济的平衡，实现后期的福利优化。从而在不同时期，这种状态的转换都促进了特定时期的福利改进。然而现实发展中，前后期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补偿要求导致补偿制度失效。
　　第一，不同主体对于补偿有不同的价值判定，将导致补偿不可实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价值判断会随之变化，即使对于相同价值也存在不同的价值评判。如果从状态s——状态t时，a地区愿意补偿给b地区5单位资金，而从状态t——状态s，b地区只愿意补偿给a地区2单位人才，b地区认为此时2单位人才即等于原有5单位资金，而a地区则坚持认为5单位资金必须等于5单位人才。这种价值判断上的时间差异会导致这种补偿协议的失效，从而补偿机制就无法实现。这是卡－希标准在现实应用中的动态非对称性。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于补偿标准的认识不同，从而形成了落后地区补偿需求过度与先进地区补偿供给不足的非对称状况。
　　第二，不同主体进行交换补偿时的要求存在差异，即进行补偿后的社会福利总水平比补偿前有所提升。发展前期，当落后地区的资源向先进地区聚集时，先进地区只需要形成高于落后地区的增长率即可。此时，这种增长率是与平均增长率相比较而言的。然而当发展后期，需要先进地区补偿落后地区时，则要求落后地区形成高于先进地区的增长率才能实现赶超，这一增长率是与最优的增长率相比较而言的。因此，当用前期先进地区所获得的福利来补偿后期落后地区发展时就存在两个内在的冲突：一是发展前期先进地区只需打破低水平的稳态与发展后期落后地区必须打破先进地区基于资源聚集累积效应所形成的高水平稳态的矛盾；二是发展前期先进地区对起步发展速率的低要求与发展后期落后地区对起步发展速率高要求之间的矛盾。
　　“极化陷阱”是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战略福利判别标准——卡－希福利标准内在冲突的结果。这种内在冲突如果在强政府主导力量下仍能实现一定程度的矫正，然而政府分权运动和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利用政府这一第三方力量拟合卡—希标准路径的做法没有持续，从而使“极化陷阱”客观上成为地方政府主导下利益市场选择的结果。
　　市场化改革减弱了政府主导的力度。经济起飞阶段，资源按照市场规律向先进地区聚集，同时政府给予了补偿引导，这加速了先进地区的极化；当发展后期，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补偿时，这是一种逆市场的行为，因此需要政府克服市场的阻力。否则，在纯市场交易的环境中，只有等待先进地区的收益足够低或成本足够高到必须向落后地区流动时，进行扩散的市场选择才会发生。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后期的市场化力量不断加强，逆市场行为的政府调控显得较为乏力，这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四部大开发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地方分权运动使得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中具有较强的主导性，中央政府调控的市场强化与地方政府调控的政府强化并存，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源向经济中心聚集容易，而极化后的扩散困难。地方政府在本区域的主导性增加了不同区域间协调的难度，为经济极化后的区域协调与产业互动设置了障碍。因此，中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已出现了明显的只极化不扩散，或者极化不足与区域差距扩大外存的奇怪局而，这被视为“极化陷阱”。特别是产业聚集只实现了资源要素的集中，而没有体现经济成果和技术创新的扩散，阻碍了区域产业的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
　　
　　三、结构性协调与功能性协调的互补——对“极化陷阱”的进一步分析
　　
　　补偿机制失效是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深层原因。当补偿机制失效后，利益协调受阻，这种阻力不断循环累积，促成了极化陷阱的形成。在补偿机制整体失效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对不同的补偿进行具体分析，以寻找政策的突破口。
　　区域之间的差距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一是由要素增长带来的增长差距；二是中要素流动带来的结构差距；三是全要素增长带来的竞争差距。以这三种不同的差距为基础，对区域利益的补偿主要依赖于两种途径：一是利用不同要素在区域之间的价格差，通过要素的区域流动实现区域增长，从而获得资源结构性配置的收益。这种资源共享的结构化机制，形成了结构性协调。二是依靠技术或要素融合等因素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资源功能性配置的收益。这种价值深化的功能化机制形成了(全要素)功能性协调。
　　第一，结构性协调的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卡—希标准所强调的区域补偿是依靠要素在区域之间转换所释放的生产力米实现区域利益平衡。落后地区低成本劳动力向先进地区相关产业的转移，通过不同地区要素价格的差异实现了区域利益的转移和分配；或者先进地区资金向落后地区转移，从而实现资金的区域转换。然而，这种协调只是一种简单的要素的流动，是区域要素之间的结构变动，并没有改变要素的内在性质。在结构性转换到一定程度时，这种转换会趋于稳定。根植于原有区域市场而形成的关系网络，通过原有区域的加总来实现市场的扩大，并没有创造新的区域市场，也没有改变落后地区承接能力和经济实力落后等关键问题。
　　第二，功能性协调的力量正不断增强。卡－希标准最终落实上的困境反映了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必须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形成融合之态，才能摆脱简单要素转移，形成区域之间经济功能的互补。经济功能是区域的主导功能，反映了区域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分工状态。主要包括区域间技术的研发与承接、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企业的深度合作等等。当前我国各省份，从自身作为经济增长极的视角出发，形成产业同构化和重复建设，这不仅是一个产业分工和布局的问题，更是区域之间利益尚未融合所导致的功能互斥的结果。因此，极化陷阱的困境提出了改变对增长极传统看法的要求。增长极所带来的极化陷阱反应了各区域对增长极的过度偏好，由此忽视了区域中以产业链、价值链等经济技术联系为基础的系统重构。这种重构不能简单地依靠资源的共亭或资源流动所形成的结构调整，而必须依靠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形成的区域价值网络的延伸。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协调的组织细分和竞争规则。
　　
　　四、弥补“极化陷阱”的路径优化
　　
　　(一)由重视要素的区域转换向重视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保持区域之间合理技术差距
　　过大的差距已使结构性协调趋于减弱，因此加强对功能性协调的投入力度将是未来政策的着力点。可行的建议包括：按照各区域经济规模(gdp)占比，从地方财政中提取相关产业的培训基金、技术推广基金、信息平台建设基金、产业配套建设基金等专项基金用于加大对落后地区劳动力的培训、技能的升级、技术的推广，以加强落后地区的技术承接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先进地区企业在落后地区的投资给予在税收、折旧、人员工资等方面的优惠。加大落后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增加对区域转移支付的政策奖励等。同时科技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应加大对落后区域创新的直接投入，包括对科技投入的增加，教育投入的稳定增长，政府科技采购的规范化和透明化，落后区域科技配套的建设等；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创新的间接支持：包括落后地区人才培养、人才留用、人才引进和人才创业的配套政策，户籍制度改革，高新产业区域的科学规划以及产业政策的科学化等等。

　　(二)由重视单向聚集的增长极向开放型的区域竞合体系转变，建立区域互动机制
　　对增长极的过度偏好强化了“极化陷阱”的后果。改变传统的以增长极为主导的观念，形成区域党合体系显得尤为重要。(1)以产业互补思想为基础，建立不同区域的分t体系，完善区域间的经济功能。不仅强调产业间的分工和产业内的分工，建立以一体化的产业链为基础的功能专业化分工；更应该强调中心城市的经营管理、规划、市场营销的功能与周边中小城市制造生产、零部件配套、仓储采购的功能互补，从而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政府引导本地经济深度融入大区域的产、产业分工与合作网络，提高本地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行的政策包括：鼓励本地产业结构调整和主导产业升级；推进城市间产也转移(抑或承接)；培养和大力发展先进产业集群；消除行政壁垒和市场份额，鼓励人才和要素流动，推动区域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促进区域性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鼓励产业协作信息中心、技术指导和管理咨询中心等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加快本地国有企业改制步伐，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高夺地经济灵活性和产业经营效率的提升等。(2)以形成区域互动机制为核心，通过区域互动建立区域联系机制。互动机制分为三种，一是中心交互式；二是邻域渗透式；三是网络交互式。先进地区应通过中心交互的方式共同提高，避免产业同构所造成的资源浪费；落后地区应通过领域渗透和网络交互方式，一方面通过先进地区平台吸收优良的高技术成果，并加强对先进地区的制度移植；另一方面根据自身的产业特色和设施基础，加强与其他产业特色一致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如加强与周边地区等地的合作。
　　(三)由重视区域之间市场化协调向市场协调与政府协调相结合转变，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
　　上述分析显示，“极化陷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定时期市场选择行为的必然，因此需要政府协调对市场协调进行矫正和补充。(1)明确中央级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和作用，完善政策协调机制。中央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最基本职责是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制定和实施各种引导和推动不同区域间分工与合作深化的政策。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制定针对城市群经济、都市圈经济、经济带经济的区域性产业政策、产业发展规划和基础设施规划，引导不同区域间寻找经济合作的突破口；制定和实施重大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的专项规划；指导建立不同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间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机制。(2)重视地方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完善行政协调机制。鉴于现行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管理本地经济的极大的自主权，因此地方政府在区域协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职责可大致概括为：规划、协调、引导、补偿。建立和完善高层政府间的合作协调机制，至少包括两方面措施：其一，建立定期的区域市k联席会议制度，并且确立与会方共同遵守的会议规程，形成规范的对话、协商、决策和仲裁制度，会议着重探讨各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和思路的对接，协调解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产业布局与合作中的重大问题，沟通相关发展信息等；其二，在市长联席会议之下设立日常办事机构，可称为“产业合作发展办公室”之类，主要负责群内城市间产业合作相关事宜，推动执行联席会议做出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