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  开明自营   听民自谋   定之以公约
     论文摘要：在近代中国，“寻求富强”成为时代的一大主题，思想家严复以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切入1：2，积极主张中国应走自由经济之路，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在观念层面上提倡“开明自营”，在政策层面上提倡“听民自谋”，在制度层面上提倡“定之以公约”。这些观念不仅使之成为那个时代卓越的思想者，而且对当代国人思想的改铸亦不无启发意义。
    严复(1854-1921 )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介绍西洋近世
思想的第一人”。作为近代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思想家。当时，清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和经济专制造成财源枯蝎，救亡图存寻求国家富强成为时代的第一要务。严复是寻求国家富强之路的积极探索者。经济自由思想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西方自由主义者.不管是主张经济放任主义的还是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都将经济自由作为自由主义核心内容。严复对经济自由也格外地看重，成为那个时代极其少有的经济自由的倡导者。
    严复对经济自由的追求是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
1776年出版的经典著述《富国论》(又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译为《原富》)为切人u的。WWw.11665.coM自17世纪以来，英国迅速崛起而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严复对英国现实考察之时，英国正处在古典经济自由向干预经济转型时期。他对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理论的进展情况很熟悉。他很欣赏亚当·斯密，并翻译了他的著作《富国论》。他曾向友人解释原因有二:其一，“选译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只是由于，它作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后事之师，断在于此。”其二，“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川从严复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斯密的选择，一是由于对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核心表示赞同，并认为它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二是出于他对中国现实的关照，认为此书所阐发的经济理念，对国人经济观念的改铸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严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译介与阐发，时时围绕着这两个主旨展开。
    一、重本抑末的政策与经济自由的冲突
    经济生活作为人类的生存之本，在任何时代与政体中都不可能受到忽视〔」中国传统的思想路线也同样不冷淡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在《论语》、,,孟子》和其他的儒家经典中，十分清楚地说明群众的道德行为是由经济上的康乐状况来决定的，如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二”管仲所谓“仓察实而知礼节”。汉武帝时期，在崇尚法家的大臣们的著名《盐铁论》那里，还明确地强调技术的重要性，积极地倡导发展内外贸易，赞美商业城镇的兴旺，如在《盐铁论·本议第一》中就颇有洞见地指出:“管子去: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但中国封建统治者或者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或者基于经济的发展对于淳朴民风培养的担心，当然更主要地是出于对王权稳固的考虑，在经济上追求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只是求得满足民众最低的生活需要。与此相应，在经济上奉行的是一种小富即安的政策。对此，美国学者史华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生存经济而非发展经济，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反经济的态度’.f?1即它与现代的经济理念是格格不人的。严复以相类似的眼光把传统经济特征概括地描述为“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f310
    “小富即安”的政治理想逻辑地导出实行经济专制、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理财之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财力的绝对减少与枯竭。但国家又无时不需要财政的支撑，正如严复的师友吴汝纶为其译著《原富》作序时指出的那样，“国之庶政，非财不立，国不可一日而无政，则财不可一日而不周所用。故曰国无时而不需财。”特别是，“及至危败，财必大耗，愈不能不用。故危败之后尤急。”因此，当国家需要民间的财力支持的时候，便是“民财自周汉到今，传所称理财之方，其高者则节用而已，下乃夺民财以益国用已耳。”[’]由于强大的封建专制国家在原则上对个体民众拥有无限的权力，因此，诸如“横征暴敛”、“苛政猛与虎”的字句流传千载。到了清朝，出现了以追求物质现代化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没有从根本上领悟到富裕与市场制度的关系。现代化并不仅仅等同于“工业化”，它指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社会关系的改变。在斯密的著作中，“自由贸易”指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活动所体现的新的经济社会关系。严复从斯密那里得到启发:只有在自由经济的环境下，民众的活力才能得到释放，才能带来民富国强的结果，而这些要靠国人从观念上到体制上进行全面更新，严复的所有努力正是以此为目的的。

    二、观念误区的突破:从义利对立到“开明自营”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不言利”思想一直处于主流地位，而杨朱的“为我”论作为极其少有的例外，也始终是历代圣贤批判的对象，尤其是作为国学的儒学更是贬利仰义。在孔子那里，他虽然不否认人的物质要求，还认为自己就是个“美食家”，但是他更强调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并把与“利”相对应的“义”升华为一种道德修养，认为‘f安贫之乐”是一种道德要求。在以后的儒学中，从孟子到董仲舒，却将物质利益和道德水准进行挂钩的做法进一步发展成了义利对立，到了宋明理学那里更是达到了“存天理，灭人欲”，把义与利的关系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实际上，“逐利”倾向是人之本性的一个方面，中外古今皆然。只有到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将追求经济利益视为正当的行为，在理论上获得道德的认可。斯密理论的主旨是放任政策和自由竞争，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前提则是有利己之心并精于理性计算的.‘经济人”的假定。西方社会200余年的实践表明，依据斯密的理论原则运行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财富的积累，而且，它结出的果实是市场经济体系，而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
    严复首先对“经济人”的理论假定做出极力的辩护。他针对有人对斯密“经济人”假定的非难，从学理的角度予以驳斥。他认为“经济人”说首先不过是一个学术上作为出发点的假定，与人实际上的道德水准无关。经济学的意义，在于确定人追求利益是正当的，而追求正当利益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
    他依据斯密的理论，将矛头直指传统的义利观。他批判了孟子“亦有仁义而巳矣，何必言利”和董仲舒“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说，指出:“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fsl0他对“义，，与“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梳理，认为“义与利’，的偏向与人的道德、与
人之为“小人”和“君子”无关，相反，正当的利和义是不能分割的。
    严复进而提出了“开明自营”的义利观。他一方面肯定人追逐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反对极端的“自私自利”。他的“开明自营”指的是顾念道义的“利己”，即“合理的利己”。严复认为，“开明自营”不会与公利发生冲突，相反，公私“两利”是相互促进的:“今夫群之所以成群，未必皆善机也，饮食男女，凡斯人之大欲，即群道之四维，缺一不行，群道乃废，礼乐之所以兴，生养之所以遂，始于耕凿，终于惫迁。出于为人者寡，出于自为者多，积私以为公，世之所以盛也。., [ 31因此，“开明自营与道义必不背”[s1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追随着斯密，从学理上对斯密学说做出辩护，但他的“开明自营”与斯密的“经济人”假定依然很不相同。斯密完全肯定人的逐利本性，并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当合理性，而严复虽然反对“义利”对立，肯定逐利是“斯人之大欲”，但他讲到“私利”之时，时时不忘与“公利”的协调，即所谓:“唯公乃有以存私，唯义所以为利”[sl，他将“自营”与道德紧密相连，反对自私自利。这一观念依然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方面说明严复对超越于“公”和“义”的个人主义利益观念尚未彻底的理解，也反映他的持中性格和一定程度上对儒家道德理想的认同。

    三、政策层面的期待:从“政令烦苛”到“听民自谋”
    严复认识到市场自有其自己的逻辑，“一国财赋之事，惟其理有固然，斯其势有必至，决非在上者所得强物从我，倒行逆施也。,.[61“民之生计，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61，’at烦者其国之岁殖必退也”i6l，因此，统治者必须尊重经济规律，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否则，政令烦苛必导致经济衰退和人民“不得安生乐业”[6]。严复发现，导致英国富强的秘密是英国“政令之曰以宽大”，“守自由离政之效”，“听民自由，无为泪梗者”，倡“明自由平通之义”[5]。在严复看来，自由之政对于经济发达的英国社会有如此功效，同样，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也会如此，甚至功效更为显著:“自由平通之义，不独能使工商之业自无而为有，自困而为亨也，且能持己倾者使不至于覆，保方衰者使无及于亡。，，囚因此，统治者应当还政于民，实行自由贸易之策，让人民在经济活动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基于此，严复主张贸易自由，对内，他反对官商对商业经济的垄断，认为“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诱之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5]。当然，正像斯密从没有严格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样，严复没有绝对排斥“官办”，认为应根据情况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但其主要倾向是提倡民办。对外，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倡导自由的贸易，对重商主义提出批评:“凡变革商宗(重商主义)学者之所为，皆大利而无害。‑fsl重商主义的根本症结一个是设立“关税壁垒”，在此问题上，严复赞成斯密提出的“非锁国门”、“任民自治”的对外自由贸易政策。他谈到英国采取这一政策带来的效果时说:“英国自斯密氏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但最有关系者言，是“除护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沮之通商”fsl重商主义的另一症结是只看中贸易的顺差，将金银简单地等同于财富。在当时中国统治阶层流行的正是这种只注重贸易顺差的“漏危”论。他指出这种想法的肤浅，并进而提出引进外资、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开发铁路和矿山以摆脱贫困的主张。

    四、制度层面的寻求:从无所限制到“定之以公约”
      “不可侵夺民力之自由”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原则，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斯密在《富国论》中，曾多次论及中国经济停滞的现象，在分析原因时把这一现象与中国法律制度联系在一起:“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人一个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行各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
      这一议论触动了严复的灵魂，也使他深受启发l反出一下国家的状况，问题的症结更加清晰可见。他说:“总之，生财之术多门，而民富必基于政美，使刑罚不中，法令冒默，则仓庚筐筐中物，糜察乎且不可恃，况乎所仰望而未受者耶?’’fsl可见，若不在制度上对政府的官员进行限制，民众会时时担忧已经获得的财富，何况对于尚未获得之物?这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严复还注意到一个现象:作为国外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移植到了中国就变成了“淮北之积”，这与社会制度相关，“欧美商业公司，其制度之美备，殆无异于民主，此自以生于立宪民主国，取则不远之故。专制君主之民，本无平等观念，故公司之制，中国亘古无之。.,f51因此，他把对经济自由的寻求落实到制度的层面上，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这种关系应当是一种契约式的关系:“一切上之所应享，下之所宜贡者，则定之以公约，如此则上下相安而以富。.,[6]当然，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内涵来说，严复的见解还远远谈不上深刻，但已折射出一种不可多得的现代的气息。
    在严复的时代，中国处在封建主义专制制度之下。当时的社会性质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
的“乡土社会”。虽然在封建主义和外国列强的夹缝中，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处在封建政权的绝对控制之下，依旧“商之视官，政猛于虎‑[s]。因此，商业阶层的出现距离中国社会基本模式的改变相距甚远。相对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严复的经济自由思想显得“曲高和寡”，缺乏走向实践的契合点。他呕心沥血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于1902年全文出版后也同样是“水土不服”，虽不至于像一些学者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但其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提供理论资源的能量的确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严复是百年之前的一位经济自由主义倡导者。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衡量，他的经济思想
在今天看来显得浅陋而粗糙，但作为开拓中国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先驱，他的思想是颇具价值
的。相对于严复以前的思想者，有论者认为:在严复以前，一些进步人士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但是以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作为武器来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严复是最深刻的一人。.,[9]相对于严复以后的思想者，有论者认为: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当中，“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zo]这些评论足以说明，严复的思想价值是可贵的。严复的这些观念不仅使之成为那个时代卓越的思想者，而且对当代国人思想的改铸亦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