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运用1996—2004年中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及其他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养老金支付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显著地区差异，东西部地区养老金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而中部地区，养老金支付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都呈“塌陷”态势。因此，根据地区特点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相当重要。

　　关键词：养老金／工资替代率／区域经济增长

　　一、引言

　　长期以来，有关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清晰地分为两派：奉行“瓦格纳法则”的公共经济学派和遵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派。前者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如其他财政支出一样是一种行为变量，会随产出增加而增加；后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支出是外生的公共政策工具，转移支付完全可以成为抑制短期经济波动的稳定器。从一般意义上讲，实施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并不以促进经济增长或改善经济运行为目标，其主旨在于保护弱势群体，构建社会安全网。但只要可能，都会考虑最小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在不牺牲社会保护目标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只有运行良好的经济才能提供足够的老年保障。

　　当中国经济经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高通胀、高增长和软着陆后，政府尝试各种手段拉动内需。1996-2004年，全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福利费用总额由1797.69亿元增加到4814.85亿元，年均增长13.60%；离退休退职人员离休金、退休金、退职生活费用(下统称养老金)总额由1552.20亿元增加到 4249.75亿元，年均增长12.50%；人均养老金由4923元增加到9090.20元，年均增长率9.41%。www.11665.coM扩大社会保障支出，提高离退休退职人员待遇，似乎不仅仅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本身的需要。1996年起，养老、失业、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养老金的转移支付性质进一步加强。为保证所需资金，1998年起，中央对财政困难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给予补助，地方财政对基本养老基金收支缺口给予补助。1998-2004年，中央财政列支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从14.15亿元增长到 195.66亿元，地方财政列支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从 135.86亿元增长到1328.84亿元。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其人均保险和福利费用以及人均养老金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东部。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相同?我们有必要弄清以上问题并展开地区间的比较研究，这对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意义深远。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概述相关理论和文献；第三节描述1996-2004年中国离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工资替代率及经济增长指标的地区差异；第四节构建模型、分地区检验模型及系数显著性；最后在第五节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主张。

　　二、现有理论和文献

　　狭义的社会保障是指老年、遗属、伤残等社会保险缴费与收益计划，且鉴于时间和截面数据的可获得性，多数国外理论研究都以公共养老金水平代表狭义的社会保障水平(galenson，1968；feldstein， 1974；bellettini和ceroni，2000；等等)，并常用工资替代率即养老金水平与工资水平之比进行定义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平程度。由于社会保障在重新配置资源的同时调整了人们的消费、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因此关于社会保障产出效应的研究众多，其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讨论集中在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社会保障产出效应是否存在程度差异。

　　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研究的主线之一是社会保障——消费与储蓄——经济增长。自harrod(1948)谈论“峰值储蓄”之后，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在工作期间为退休时期的消费进行储蓄的重要性。社会保障的潜在效应虽然被ando和 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假说所忽略，但他们已经将社会保障财富变量加入消费方程。feldstein (1974)则运用该假说，通过构建包含持久收入、未分配利润、不含社会保障财富的家庭财富和社会保障家庭财富变量的消费函数分析了美国1929-1971年(不含1941~1946年)的社会保障、个人储蓄和资本形成关系，认为：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具有“资产替代效应”和“退休效应”，个人净储蓄取决于两者之和，社会保障会通过挤出私人储蓄减少资本积累。不过，社会保障通过挤出私人储蓄减少资本积累并不能直接说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何况feldstei。(1974)的研究遭到了质疑和挑战 (leimer和lesnoy，1982)。smith(1975)认为实际人均gdp的增长与除去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存在负相关，如果考虑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公共支出的话，相关关系微弱且不显著，但至少说明一个国家征税并进行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无害。singh和 sahni(1984)尝试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了 1950~1981年印度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溢出和反馈两重效应，“瓦格纳法则”和“凯恩斯主义”均不适用。自ban。(1990)构建内生增长模型研究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率关系后，不少经济学家又从社会保障收入关联缴费受益机制寻觅到另一条研究路径，那就是，社会保障——代际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becker(1990)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种社会契约，年青一代向老一代转移资源回报老一代曾给予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很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bellettini和 berti ceroni(1999)认为，在财政政策是代际博弈所内生决定的情况下，与工资指数挂钩的养老金收益会激发人们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热情，因为这种投资会增加私人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进而增加养老金。而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能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的动态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lambrecht(2005)在蕴含教育投资和遗赠的叠代模型研究了非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当家庭面临预算约束无法实现最优教育投资时，非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社会保障产出效应的异同，学者们莫衷一是。galenson(1968)研究了20个发达国家、10个次发达国家和10个不发达国家 1955~1964年的数据。就20个发达国家看，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非常显著，它们可以解释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且劳动的贡献率大于资本的贡献率，但很难判断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就10个次发达国家看，资本变量对经济增长更具解释力，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关系相对明显，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都在趋于成熟，最容易创新和从人力资本投入要素增长上获益；就10个不发达国家看，资本、劳动和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不明显。其结论就是：当经济处于发展的较高阶段时，国家完全有能力提供社会保障，但并不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贡献；当经济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时，社会保障难以被提供，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小；当经济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对那些已经实现自我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对提高生产力具有巨大潜力。实际上国别研究的结论极为不一致。比如同是研究oecd国家，都是把实际gdp或实际人均gdp作为因变量，一些研究就认为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smith，1975；landau，1985；hansson和herrenkeson，1994)，一些研究则认为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sala-i-martin，1996；bellet- tini和ceroni，2000)。到底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仍无定论。sala-i-martin(1996)在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趋同和趋同问题中考察了初始gdp水平、政府支出占gdp比例、总投资占gdp比例、除国防和教育以外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以及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占gdp比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bellettini和ceroni(2000)分析了61个国家1970年到1985年的截面和面板数据，考虑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政府消费支出占名义gdp的比例、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占名义gdp的比例、用于描述被扭曲程度的黑市贴水对数、投资(包括私人和公共)占实际比例、按当前国际价格计算进出口占比例等多个变量，认为只要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统计相关，那一定是正相关，但相关程度不一。在贫困国家，社会保障支出较低，相关系数更强。可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经验角度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没有定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社会保障产出效应差异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gupta等(2005)在研究低收入国家财政政策和公共支出结构时引入转移支付变量，认为增加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工资和公共转移支付，至少在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的经验研究多集中在如何以一定的经济增长保证社会保障改革，甚至于认为要求gdp增长的压力之一来自社会养老保险，因为未来25年养老金缺口预计将达到1.8万亿人民币，年均缺口 700多亿(周天勇，2004)，而对于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也存在产出效应研究不足。不过，有关公共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逐步增多，总体结论都是政府的转移支付和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郭杰，2003)，20世纪90年代实行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欧阳志刚，2004)，且教育投入、公共卫生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差异(陈浩等，2004；王远林等，2004；胡永远等，2004)。同时，少数学者也开始关心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林治芬(2002)研究了全国各地区的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重两项指标，发现：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其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名次与其经济实力排名顺序基本一致；辽宁、天津、重庆、黑龙江、吉林、青海等地，其经济发展的名次靠前，但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名次却明显靠后 (比重庆)；西藏、贵州、广西、四川、甘肃地区，虽然经济比较落后，但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却跃到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值区间。数据表明：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但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一个因素，与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关联度也很高。尽管理论界没有论证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通过完善保障体系促进国内消费的观点却相当盛行。政府部门认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之一(《人民日报》1999年11月29日)。国家制定的“两个确保”的方针——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和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不仅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描述性统计

　　如同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一样，中国的老年保障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不过并非由东至西梯度递减，而是呈u型分布，中部地区明显塌陷。这可以从区域间差异、省份间差异以及区域内的省际间差异进行分析。

　　区域数据表明(见表1)：就相对待遇水平看， 1996-2004年8年间，东中西部养老金工资替代率平均数分别为63.37%，76.63%和79.93%，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工资替代率最低，中部次之，西部最高，梯度递减吻合工资替代率随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而自然下降的规律；但就绝对待遇水平看，东中西部离退休退职人员人均保险和福利费用水平分别为8262.23元／人、6767.09元／人、 8844.93元／人，人均养老金水平分别为6907.67元／人、5900.71元／人、7714.40元／人，经济发展水平(以实际人均gdp简单衡量)在西部之上的中部其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离退休退职人员人均保险福利水平和人均养老金水平均低于西部。可见，工资替代率递减只是中部地区工资水平和养老金水平“双低”的结果。

　　研究各省份数据发现(见表2)：就离退休退职人均养老金看，1996年到2004年，西藏、青海的最高，其次是浙江和新疆，中部省份最低；就工资替代率看，由高到低，排名前三位的是新疆、西藏、贵州，分别为88.52%、88.13%和86.90%，上海最低，为 41.99%，其次是广东和北京。全国31个省份的平均工资替代率为72.44%，东部12个省份中除河北山东外有10个省份工资替代率低于全国平均资替代率；中部9个省份除黑龙江和湖南外有7个省份的工资替代率高于全国平均工资；西部10个省份除重庆、四川、宁夏外有7个省份的工资替代率高于全国平均工资。这既是国家给予西部政策倾斜的结果，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长期以来，国家在部分西部省区实施“高工资高福利”政策，比如：国家财政一直对西藏进行补贴，西藏是唯一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省份，其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待遇水平和养老金居全国第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待遇水平也一直较高。如果剔除西藏，西部的工资替代率迅速下降近2个百分点。同时，标准差、峰度系数、偏度系数也显示西部省际间的差异最大、而中部最小(如表1)。进一步研究工资替代率的变化还发现：1996—2004年9年间，全国的工资替代率平均下降1.55%，东部和中部平均下降速度相差不大，西部下降最慢，仅为1.38%。显然，工资替代率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如同经济水平的差异一样是不争的事实。值得研究的是，欠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保障水平对经济增长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四、计量分析

　　对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经常从生产函数入手，从物质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来分析各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涉及到的因素有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积累、劳动人口数量、劳动力质量、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bellettini，c&ceroni，2000；barro， 1991；dewan。2001；等等)。多数研究选取gdp或人均gdp的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构建线形、对数线形或双对数线形模型，运用ols、gls、gmm方法进行分析检验。本文借鉴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研究，选取下列控制变量，建立经济增长(以gdp的增长率来衡量)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a1到a7均为待估参数，εi,t代表随机误差，各变量的含义说明(见表3)：

　　因为只根据样本本身对其自身特征进行分析，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区域内的省份间差异存在，异方差很可能对估计式存在影响，序列相关可能导致估计式有偏，因此，采用广义最小二乘 (g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如表4，由于兼顾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及样本数量关系，全国的回归方程的系数稳定性较好。政府支出占总产值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进出口总额比例、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在1%水平显著相关，各变量的系数的符号都符合经济预测。其中，经济增长速度同政府干预负相关，与投资率、开放程度、就业率等正相关。而社会保障水平在1%的概率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就分地区数据看，在东部，地区开放程度、投资率、人力资本存量、就业率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其系数均在5%以下的概率水平上与 gdp增长率正相关，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而养老金总额占cdp的比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对中西部而言，在各控制变量中，投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最为显著，其次是地区开放程度，在 10%概率水平上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考虑到社会保障水平，在西部，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而在中部，社会保障在1%概率水平上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且其回归系数远大于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相对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言，社会保障对中部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经验研究一方面验证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下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这一命题；一方面更引发了如何缩小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的理论思考。我们熟知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在不同水平上起步的，经济增长的区域差距长期存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发展更成为一个“零和博弈”，在增长的同时，经济个体的贫富差距和经济总量的区域差距逐渐拉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因此从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根据地区特点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相当重要。

　　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成熟。尽管工资替代率是一个随工资水平上升而自然下降的过程，部分省市的工资替代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正常现象，但在社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特别关注老年人贫困，在政策重心应放在“低保”人群的同时，尽可能地让老年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偏低，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业集中在政府部门，因此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较高。“吃饭财政”从某些角度讲影响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过高的工资替代率很有可能滋生劳动力市场的败德行为。目前，中部的问题最为严重。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逐步丧失了原有的产业优势、区位优势、体制优势、地域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等，成为政策边缘化地区。其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社会保障看，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是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联动效应还是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中部均成“塌陷”态势。分析这种“塌陷”的根源和内在机制，是研究中部振兴的重要方面。虽然中部崛起理论已经被明确提出，但短期内构建新的发展优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在加大二次分配力度的同时，更需要做大整个财富蛋糕。这才有可能真正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