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次贷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化；全球化；新自由主义
［摘 要］ 本文是对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本次危机的观点的综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的主要差别在于：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持续性的生产过剩；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出发，讨论金融化的趋势和危机传导机制；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金融危机具有全球视野，并以此分析金融危机通过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对全球资本积累体系造成的影响；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金融危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分析新自由主义否定自身的趋势。总之，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金融危机问题上完整和充分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优势。
一、 引 言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本次危机的性质、根源、传导机制、影响和应对政策进行了充分的探讨，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理论观点。他们的观点具有以下四个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的主要差别。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承认本次金融危机一般性的基础上分析其特殊性，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持续性的生产过剩①，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中讨论金融危机的历史性，在生产过剩的持续性中讨论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出发，讨论金融化的趋势和危机传导机制，而并不满足于对危机发生过程的技术性描述②，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本次危机既不始于金融部门，也不止于金融部门，因此对于金融部门的分析必须纳入对整个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历史性分析中去，辩证地看待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关系。wwW.11665.Com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金融危机具有全球视野，不满足于分析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国家间宏观层面的相互作用，而是去分析金融危机通过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对全球资本积累体系造成的影响，进而分析世界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金融危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分析新自由主义否定自身的趋势，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变革和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新体系的发展方向。总之，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金融危机问题上完整和充分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优势。
本文从以上四个方面梳理、比较和总结危机爆发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观点。我们注意到危机爆发以来，国内从马克思主义角度以危机性质、根源等为分析对象的文献相对比较少，希望这样一篇综述性文章，能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和帮助。
二、 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
对此进行长期系统研究的当首推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2003—2006年的几篇文章中布伦纳就已经看到美国资本积累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和金融泡沫破裂的必然性。布伦纳的主要观点是：（1）持续性的生产过剩贯穿1973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制造业的赢利能力和投资意愿；（2）生产过剩不仅是美国的问题，而且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导致国家间在汇率问题上的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同时繁荣起来，一个国家的繁荣必须通过货币贬值从而以别国的萧条为代价；（3）1995年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利润增加所导致的投资和就业的增加而推动的，而是由投机增值条件下财富效应产生的需求所推动的，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被布伦纳称为“股市上的（资产价格的）凯恩斯主义”，即用私人赤字的增加代替财政赤字来刺激需求。布伦纳认为这种增长“受到美元增值的限制，并且最终依赖于由资产价格上升所导致的总需求上升的有效性”，因而“90年代的扩张是扭曲的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只有短暂的前景，这样的繁荣是肤浅的也是暂时的”。
［3］（p296）因此在2006年他就认为房地产泡沫与新经济泡沫一样迟早要破裂。
布伦纳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同样认为泡沫的周期性膨胀和崩溃的背后，是无法回避的持续性的生产过剩，从而在生产领域越来越缺少投资机会，导致利润涌向金融部门进行投机活动。
［4］ j b 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f 马格多夫（fred magdoff）认为近几十年的金融扩张与现在的金融危机都与实体经济的停滞趋势有关。债务相对于gdp的增长刺激了经济，特别是在金融部门，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利润并使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发展起来；公司在一个巨大的赌场中借入越来越多的债务。压倒最后贷款人能力的金融危机迟早会发生。
［5］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认为由于战后日本和德国成为美国的竞争者，美国工人的工资到20世纪70年代就停滞了，然而劳动生产率却没有停滞。工资下降、移民增多以及对工人的技术替代的加强都为资本增加了利润。工人不得不增加劳动时间，并且更多的家庭成员成为雇佣工人。
［6］公司在银行积累了大量剩余，银行通过发明新的金融工具来从这些剩余中赚取更多利润，包括大量向工人贷款——美国资本主义因而用贷款替代了工资。于是，工人承受了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双重剥削，这成为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2006年经济繁荣的基础。停滞的工资和增加的剩余最终使美国资本主义陷入金融危机之中。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繁荣又一次达到了它的极限。
［7］此外murray smith
［1］， michael perelman
［8］， walden bello
［9］， karl heinz roth
［10］以及loren goldner
［11］都认为本次危机应当追溯到战后重建的繁荣结束之后，从生产过剩和利润率危机出发进行分析。
总结以上所有人的观点，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是普遍的生产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绕过这两个问题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20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率动态趋势的分水岭，资本主义仍然无法走出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运动始终具有否定自身合理性和持续性的趋势。第二，金融部门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膨胀具有历史性，这一情况是在实体部门利润率低迷、实体资本及利润转向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政策鼓励金融自由化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金融部门的独立性、金融产品的复杂化、金融监管的自由化、金融资本的掠夺性都无法逃避创造出其本身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能力的过剩和投资机会的减少，从而金融领域必然具有不稳定性，金融市场建设性外表必然包裹着破坏性内核。第三，泡沫膨胀和破裂的周期性变化，是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度的双重结果，当代资本积累体系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金融过度，二者相互耦合、相互依赖、相互破坏，生产过剩必须通过金融过度来消化，金融过度必须通过剩余价值生产来支撑，二者的分离恶化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导致其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不可持续的体系。
三、 金融危机与金融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金融市场问题的出现，其根源无法从孤立的金融市场中找到，更无法从金融市场中孤立的个人行为方式的特征中找到，而必须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历史趋势中寻找答案。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全面地分析了金融化的历史过程中金融掠夺的产生、银行业的转型、现代食利者的形成以及金融化的政策和社会影响，从这个视角分析金融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他的主要观点包括：
（1）美国金融危机是一场全面的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化的特征就是不稳定性，金融掠夺（financial expropriation）是金融化资本主义的重要元素，即金融部门从工人工资中，包括属于最贫困阶层工人的工资中抽取利润。（2）金融掠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过去三十年中的转型相关联，银行与工商业资本越来越疏远，于是不得不将其注意力转向个人，与此同时，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从而使银行能够作为金融市场中介服务于各种金融交易并从中抽取费用。（3）现代食利者已经不是靠剪息票来抽取租金的闲置货币的所有者，取而代之的是，租金是由食利者在金融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产生的，租金常常采取服务报酬的形式（包括薪水、奖金和期权），从而脱离了服务所包含劳动的任何比例，当代食利者是金融化所形成的结构变迁的结果，而不是其驱动力。（4）本次危机显示出金融化过程中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转变，危机表明了中央银行权力的有限性，这些当代资本主义的关键机构最终还是依赖于国家，而并非仅仅凭借它们对不可兑换的法定货币的垄断。（5）金融化最终使金融的伦理、道德与精神渗透进社会与个人生活最深的角落。社会价值受到了金融家（精于计算、远离生产、总在寻找赚钱的机会、总是担心流动性）与食利者（消极、对生产漠不关心、反对具有一定功能的资本）观点的影响。“风险”的概念突出出来，住房与养老金向“投资”转化，从而将人们拖进金融泡沫之中。
［12］以此为基础，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对于泡沫的产生、膨胀和破裂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分析了这一过程与金融化的各种内在联系，指出金融化资本主义之中泡沫周期性产生和破裂的必然性。
很多学者提出了与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相一致的观点，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1. 关于金融化过程中银行业的转型和金融部门的独立性。
伊藤•诚（makoto itoh）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大企业越来越多地依靠直接融资，从而减少了生产性投资对商业银行贷款的依赖，导致银行以劳动大众为融资对象的“攻击性”贷款得到扩大。因此，金融部门的膨胀并不主要依靠存贷款利差，而是主要靠由证券等金融产品的开发、推销、交易、信用担保等所获得的手续费、保险费、金融产品及衍生金融产品的投机性交易的资本收益。
［13］多斯•桑托斯（paulo l dos santos）考察了全球九家跨国银行的主要业务，证明了当代银行业从以传统借贷业务为主向以对工薪阶层贷款与金融中介业务为主的转型。同时，他认为两个因素决定了个人信贷业务的剥削性质：第一，个人信贷一端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金融专家，而另一端是为了获得消费资料的普通的雇佣工人，因此信贷一定是不平等的；第二，个人信贷的规模在过去二十年中大幅度增长了，其原因在于对工人基本需要的供给普遍自由化，从而迫使工人不得不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
［14］ gary a dymski认为，金融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来源。当金融市场中的代理人暴露于大量基本的不确定性时，或者当投机性信贷资金出现在一个经济体中时，金融运动都会导致不稳定性与积累问题的产生。在积累过程中，银行与金融关系并非被动元素，并非只是方便了生产中的剥削；相反他们是主动元素，他们有能力为危机创造前提甚至触发危机。dymski认为抵押信贷市场中贷方设置的剥削性的信用关系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根源。
［2］ 2 关于金融化过程中监管的有限性。
demophanes papadatos认为，金融化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在这种环境中，中央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吸取70年代滞胀时期的经验，认为经济不稳定性可以通过限制金融不稳定性而得以减少，而金融不稳定性可以通过稳定价格来减少。其结果就是现有体制中中央银行盯住通胀的政策及其独立性。他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同时也是一场货币政策体制的危机，反映了盯住通胀政策的阶级维度：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损失为代价维护金融利益。
［15］对于金融化过程中监管部门的角色，托马斯•帕利（thomas ipalley）认为，由于金融化已经和宏观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必然受到宏观目标的限制，从而在客观上监管部门不得不主动推动金融化的过程甚至推动资产泡沫的膨胀。
［16］ 3. 关于金融化逻辑的社会渗透。
鲁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批判了金融化的逻辑，认为金融化的深入将扭曲资源配置，改变社会中个人的行为方式，他认为：“当金融部门不断扩张并且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平衡时，问题就恶化了。这种扭曲在金融化根深蒂固时变得更为严重。问题随着金融逻辑的遍地开花而展开。金融化也鼓励公司优先发展其金融功能，将自身看做是一组资产，而这些资产总是要拆散和重组的。同时，金融化也鼓励个人，使他们把自己当作两条腿的成本与利润中心。”
［17］ 我们对金融化和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进行总结。第一，金融化改变了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关系。金融化在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出现，一方面是生产过剩、生产性投资机会减少、生产资本涌向金融领域，另一方面是企业越来越依赖直接融资渠道，从而导致银行业务的转型。金融市场成为生产部门剩余资本的投机场所，成为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的“投资”领域。金融机构为金融投机提供服务，获得费用收入，从而具有强烈的动机使资产泡沫膨胀。第二，金融化改变了金融资本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金融资本不仅通过传统信贷的间接方式分配剩余价值，而且直接从工人的工资中获得收益。因此，金融资本的维持与膨胀，不仅依赖于生产资本的再生产，而且依赖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所以，金融化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建立在了更大的不稳定性之上，无论是哪一个环节断裂，或者是泡沫收缩本身，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面的危机。第三，金融化改变了金融资本和监管机构的关系。监管机构的政策工具受到限制，这是因为任何政策目标的实现都必须使政策工具作用于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因此必然影响泡沫本身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危机发生之后，追究究竟是市场还是政府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是二律背反，是找不到原因的——危机爆发的原因只能通过考察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在整个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作用才能找到。
四、 金融危机与全球化
当代全球资本积累模式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外向型的实体经济积累，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的投机、掠夺与分配，两个部分相互耦合、相互依赖、相互破坏。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金融泡沫膨胀推动财富效应从而推动消费和进口，并且为实现增长和就业目标，发展中国家被迫大量购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来压低本币推升美元，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输入廉价商品遏制通货膨胀，并且将贸易盈余以金融资本的形式重新回到发达国家从而推升资产价格。这一模式的核心是美元，围绕着美元的资本流通将这一模式再生产出来，因而，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全球失衡的原因也在于此。
ramaa vasudevan认为：（1）全球不平衡使美国扮演世界银行家的角色，从而从东亚和石油输出国吸收剩余，并使剩余在外围的新兴市场中循环；（2）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扩大使这一模式成为可能，每当危机发生之时，美国金融市场上来自新兴市场的资本的流入都会达到顶峰，外围国家的危机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安全阀，资本在危机发生之后流向美国维护了美元的地位；（3）金融统治与外围国家结合进全球金融体系是发达国家维护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心位置的机制，金本位时代的英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国的地位都是由对外围国家的金融统治支持的；（4）次贷市场的崩溃一定程度上是美元帝国矛盾的反映。
［18］ juan pablo painceira认为在金融化与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作为准世界货币的美元的发行成为富国从穷国榨取价值的机制，发展中国家积累外汇储备是一个剥削过程。过去二十年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可能突然流向发达国家，经常项目赤字、金融和汇率危机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相反，在第二阶段，主要是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加，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国际资本外逃的损害。然而，这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都付出了社会与经济成本：
（1）发展中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而不是将外汇用于生产性用途，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第二是预防资本突然外逃——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深受这两个问题的损害。（2）发展中国家国内债务的增加，主要是用于冲销货币，来抵消国外资本流入造成的通胀压力。发展中国家被迫这样做来实现中央银行盯住通胀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被迫负债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避免货币供给的增长，以实现控制通胀的目标。（3）2000年以来亚洲各国中央银行将它们的国际储备大量投资到美国政府债券上，从而压低了美国债券的长期收益。因此2001—2007年美国金融市场的繁荣与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的积累有直接的联系。同时，美国住房市场泡沫与发展中国家自2000年以来的大量储蓄也有关系。（4）资本向美国流动是由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能够承担非常大的贸易赤字。美国利用其发行准世界货币的能力，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支付其不断增长的进口支出，而其赤字又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增长的来源。
［19］ 布伦纳认为这是一个脆弱的体系，这一体系本身是低效的，并且可能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都造成破坏，因此这一体系在维持自身运转的同时包含着否定自身的趋势：发展中国家被迫承担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而发达国家也必须牺牲生产性投资的效率来刺激金融泡沫。
［3］尼克•比姆斯也认为这一模式随着中国等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廉价商品能力的削弱而正在走向终结。
［20］ c p 钱德拉赛卡尔具有相似的观点。
［21］ 全球积累体系否定自身的机制在于，一方面生产扩张的极限不是工资收入限制下的需求，而是财富效应刺激下的需求，另一方面信用扩张的极限不是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而是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输入美元的能力与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能力。因此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金融化过度，过剩的生产与过度的金融化相抵，并使这一模式再生产出来成了偶然的事情，危机成了必然的事情。这一积累模式以美元为核心，积累模式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世界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趋势。首先，现有世界货币体系与这一模式最直接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从而产生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不稳定性。其次，现有世界货币体系有利于金融掠夺而危及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模式具有相互依赖的特征，而模式本身并不能保证两方面的有效配合，一端是为了占领更大的美国进口市场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另一端是促使美元贬值以抵减债务并促进金融自由化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掠夺。因此，世界货币体系的发展必然向着有利于金融稳定，从而有利于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否则它将继续削弱自身存在的基础。
五、 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
大卫•科茨（david kotz）认为，推动2002—2005年经济扩张的关键因素包括：（1）债务增长推动的消费增长，而宽松的信贷政策和房地产泡沫又推动了债务增长；（2）利润率的增长推动了非住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而实际工资增长慢于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又是利润率增长的主要原因；（3）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泡沫推动了住房建设投资；（4）联邦政府支出的增加，主要是军费支出，减税也间接推动了增长。他认为新自由主义体系在这几年之中克服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新自由主义体系可能达到了推动经济扩张、转移严重经济危机能力的极限，因此，资本主义将有可能以新的体系代替新自由主义体系。
［22］ 新自由主义认为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去监管化能够更为有效地配置资源，对此，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和杰拉尔德•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金融自由化和去监管化政策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新金融体系（new financial architecture）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金融体系有五个方面的问题：（1）新金融体系的理论基础，即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并不牢固，很容易误导监管者，“对于那些不效忠于新古典的金融学家的人来说，他们资产定价模型最好当作智力练习。在这个练习中，经济学家们问到：想得到资本市场能够准确根据风险与收益定价的结论，至少需要什么样的假设”。（2）新金融体系普遍存在不正当的激励，从而产生过度冒险的行为，“证券化的显著增长产生了大量费用收入。既然这些费用不必归还，那么所有人都会受到强烈的激励去最大化他们的贷款额，不论贷款者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格”。（3）抵押债券过于复杂和不透明，因而它们难以被准确估价，一旦过度乐观的情绪消退，泡沫必然要破裂。（4）新金融体系下大银行可以将风险移向资产负债表之外，从而在繁荣时期持有了过多高风险资产，并且逃避监管。（5）新金融体系产生高杠杆率和高系统性风险，从而将美国次贷市场的问题传播到世界。对于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他们认为在新金融体系之下救市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危机，反而会使得危机在将来以更大的规模爆发。
［23］ 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认为，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理论和政策在危机中一一得到否定：第一，监管者应当保护银行存款人与消费者不受个别金融机构不良行为的损害（比如储备不足），然而监管却松懈到了极点；第二，金融市场独立地在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配置资源，而不受政府的干涉，但是高杠杆化和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不透明性使市场垮台，并最终导致国家救援；第三，中央银行盯住通胀控制货币，然而中央银行却选择保持低利率，并允许迅速的信贷增长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结果是从中国进口的低廉商品平复了通胀。
［24］ 希勒尔•蒂克庭（hillel ticktin）认为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有两个结果，其一是对意识形态产生质疑——新自由主义看起来过时了、失败了；其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身产生质疑。
［25］ 总结上述各种观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自由主义无论作为一种理论或是一种政策，它的兴起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瓶颈的结果，是生产过剩和利润率危机表现为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结果，因此新自由主义宣扬私有化、自由化，反对政策干预、反对劳工运动，从而为资本积累的实现创造了新的条件；第二，新自由主义帮助资本主义克服一个矛盾的同时，又引起了更大的矛盾，金融自由化导致资本积累过程持续处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工人阶级收入的减少从根本上限制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同时新自由主义不得不通过刺激资产泡沫推动财富效应从而推动消费增长，而这一方式在本次危机中得到否定；第三，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的消失，国家干预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因而本次危机中虽然的确存在否定新自由主义各种理论和政策的事件发生，然而就新自由主义依靠私有化、自由化、放松管制、压低工资来增加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言，新自由主义并不会被轻易取代。
六、 结 论
本文考察了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的观点。通过与目前国内理论界流行的对危机背景、根源、传导机制和影响的比较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有其独特的、明显的方法论优势，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以历史性的眼光分析资本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周期性繁荣的可能，并且承认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第二，马克思主义具有完整的分析生产危机、利润率危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的分析范式，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及其机制、信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推延和放大作用都已经得到了分析，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伴随每一次危机的新特点得到了完善和改进，并数次在危机之前的经济繁荣时期发出危机不可避免的警告；第三，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看待危机的作用，既肯定其破坏性，又肯定其建设性，认为任何一次危机都是矛盾运动的结果，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危机发生的过程就是解决旧问题产生新问题的过程，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具有否定自身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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