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金融危机从2007年开始向全球蔓延时，粮价也开始飙升，同期，石油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凸现出来。而为缓解能源危机而高速发展的生物能源生产，可归咎为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但是，从2008年下半年起，石油和粮食价格又大幅回落，甚至跌幅过半。本文借助统计数据，对这轮粮价波动的过程与根源做了实证分析，阐明了发展生物能源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金融危机 生物能源 粮食价格 粮食安全
粮食价格危机的出现
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已经开始逐渐攀升。首先是2006－2007粮食年度，澳大利亚、法国受灾，玉米和小麦减产，这暗示了当年度的粮食供给减少。2008年2月，fao（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又发布消息：“世界粮食库存降到近20年的最低水平，全球粮食供应趋紧。”这显然强化了供给不足的市场预期。随即，2008年3月，泰国b级大米出口报价在一天之内就由每吨580美元涨到760美元，并于当年4月突破了1000美元/吨的大关。小麦的市场价格也由2006年初的每吨120美元上涨到2008年3月的480美元，整整上涨了三倍。为维护本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2007年2月，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随后俄罗斯、阿根廷、中国等许多粮食出口国相继出台限制本国粮食出口的措施。海地等30多个经济落后国家因粮价大幅上涨一度引发社会动乱。
发展生物能源、金融危机爆发与粮价波动的关系
面对粮价上涨可能引发的粮食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媒体和政要，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把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吃肉多了，印度人的粮食消费多了”，使粮食和谷物饲料供求紧张。WWW.11665.COM此言一出即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不满，这仿佛一个锦衣玉食的富人指责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穷人过度消费。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印度和opec成员国等发展中国家认为部分发达国家加速发展生物能源，特别是“美国用数千万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才是本轮粮价飞涨的始作俑者。这个观点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2008年7月，英国《卫报》报道，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生物燃料对粮价上涨的贡献是75%”，一时间舆论哗然。当日，该报告作者don•mitchell即向《华尔街杂志》澄清，“文中的75%是指从2002年到2008年2月粮价上涨了75%，并不是生物燃料使粮价上涨了75%；引起粮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
价格反映供求关系，要探寻粮价上涨的真实原因，首先要考察粮食市场的供求问题。从统计数据可见，近十多年来，世界谷物、小麦、稻米和玉米的产量逐年上升，大米和小麦的年均增长率都在1%以上，玉米在4%以上；同时消费量也在平稳增长，消费年均增长率与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十分接近，个别年份消费增长率还略低于产量的增长率。虽然2000年后，世界粮食库存呈现出渐进式减少的趋势，但仍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消费库存比17%～18%的安全线以上。这些数据表明，最近十几年的世界粮食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其次，判断以“玉米制乙醇”为首的生物能源开发是否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粮食供需失衡？数据显示，2006和2007年，美国分别用5340万吨和6500万吨玉米生产了乙醇，但2004－2007年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一直增加，其中2007－2008粮食年度还以7680万吨的出口量达到历史新高。这说明美国玉米产量的提高足以应付生物能源开发带来的玉米市场的供需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次全世界感受强烈的粮价危机中，恰恰是玉米价格涨势比较平稳（见表1）。
2007年3月-2008年3月期间，小麦的价格涨幅超过了130%，而作为生物能源（燃料乙醇）主要原料的玉米的价格涨幅不足40%，充分证明了生物能源对世界粮价危机的影响很小，不可能是“主要原因”。
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
时至今日，粮食价格已明显回调，对于当初的上涨原因，可做如下总结：
（一）市场的正常周期性波动被夸大
数据表明，1995-1996粮食年度国际市场粮价升至历史最高，同期全球粮食生产达到低谷。1996年以后，国际粮价走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96-2000年，粮食价格处于下行阶段，并于2000年跌至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比1995-1996年度的历史高位下降了55%～65%；2001-2004年，是粮价的低位盘整阶段；2005-2008年上半年，粮价逐步回升并达到新的历史高点。
鉴于国际粮价的长期过低，2005年以来粮价的渐进式上涨，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规律的正常表现。然而追求新闻效应的媒体却对粮价上涨及其原因做了略显片面的报导，造成并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心理，对粮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提升了粮食的生产成本
通过长期研究历史数据，不难发现国际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全球的粮价和石油价格几乎同步涨跌。其缘由不难理解，因为粮食种植、加工和运输过程中需要化肥、农药、塑膜和农业机械，化肥等是石油的衍生品，农业机械需要消耗柴油和电力，油价的上涨必然增加粮食生产成本。由于粮食的需求具有刚性，成本的上升注定会抬升价格。
（三）金融危机中出逃的资金扰乱粮食市场
自2007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欧美股市屡屡下挫，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欧美等国家多次下调利率，释放出大量的“热钱”。由于股市低迷和美元疲软，存在上行预期的农产品市场成为这些出逃资金的新流向。据新加坡《星岛日报》报道，2007年商品指数基金通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持有的玉米、小麦、大豆等期货合约增加了29%；而据芝加哥农业资源公司统计，2007年11月份到2008年4月，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投资已从250亿美元猛增至650亿美元。大规模频繁交易使得粮食价格和波动率都创出历史纪录，华尔街的投资家们一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囤积居奇者。
更能反映世界粮食市场有非正常资金进出的，是国际粮食价格的迅猛回落。以2008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报告宣称“次贷危机影响被低估”和拥有15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次贷危机从2008年6月以前的金融系统危机阶段进入了7月以后的实体经济危机阶段。此后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预期已不可能存在，投资者增加资本效用的主要方式也从增值转变为避险。在这个时期，虽然没有任何国家宣布减少用于生物能源的粮食数量，但国际粮价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幅回落。fas（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 11月初主要粮食作物的市场价格相对于各自的最高价跌幅都超过了40%（见表2），而且如此巨大的下跌都是在2008年第二季度以后突然出现的。这只能是投机者抽逃资金所致。
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建议
（一）全面认识并积极对待生物能源
生物能源清洁环保、可再生。不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巴西、印度、马来西亚、阿根廷、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甚至委内瑞拉等石油出口大国都非常重视对生物能源的开发和扶持。我国曾在2006年出台四项财税政策，大力支持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此后，因为顾及“生物能源威胁粮食安全”的舆论，生物能源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但实际上，这种舆论忽视了生物能源对于粮食生产的正面作用：一方面，农业及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会因生物能源的需求而提高，有利于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以及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另一方面，农民“卖粮难”的可能性会因此变小，有利于粮食政策的长期稳定和粮食的持续增产。此外，开发生物能源并不一定要消耗大量粮食，如巴西主要使用甘蔗，马来西亚主要使用棕榈油，中国可以主要使用薯类等非粮作物或农作物秸秆。总之，随着技术的成熟与成本的下降，发展生物能源既能控制环境污染，减轻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又能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现实选择。
（二）坚定不移地推行农业改革
“粮食安全”问题的出路在于提高粮食产量，而不是限制出口、压低粮价。保证和提高粮食产量的根本途径则是维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必然要求粮食价格，即粮食相对于工业品、服务等的相对价格，要适时适度提升。实际上，农产品的供给完全不存在垄断，也不存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农民协议一致抬高农产品价格的可能性，因此，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只是供求平衡的正常表现抑或通货膨胀的中间环节。一切直接限制农产品价格的措施，只能压缩农民的利润空间，迫使农民减少粮食生产并且把预期升值的农产品作为“金融资产”囤积起来，进而在减少农产品供给总量的同时增大涨价压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名言：“粮荒和饥荒从来不会因气候原因而产生，更多是人为因素，即政府对自由市场的人为干预。”——说的正是这个道理。面对中国有13亿人需要吃粮的客观实际，中国必须比其他国家更加坚定地坚持农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寻求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途径。在此过程中，一切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产业，包括生物能源产业都应当鼓励而不能打压。
（三）关注金融与粮食市场的相互作用
本轮粮价危机再一次提示，如今粮食的期货和现货市场都已成为国际游资逐利的重要场所，金融机构有必要更加关注粮食市场，建立健全监测评估体系，尽早发现异动，提示风险。当前中国还应当研究增加粮食期货的种类和数量，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的作用，给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以更多选择，给国家宏观调控以更大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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