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把穷人组织起来形成小组，“格莱明银行”创造了利于穷人获贷的金融和社会条件。全面地分析了“格莱明银行”的整个发展和演化历程，并分析了其对中国利用“微型金融”的意义。
关键词：格莱明银行；小额信贷；格莱明模式；社会资本
1 格莱明模式
在信贷实践中，尤诺斯教授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要求抵押的方法，创造了一种被称为“格莱明模式”的信贷模式。
因为他认为，传统的信贷模式将会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2 格莱明银行的定位
尽管“格莱明银行”是因“反贫困”而生，然而它却摒弃了政府“补贴信贷”的做法，基本上是一个市场性的金融组织，并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特征。首先，采用“小组信贷”的方法，只向一组大体相近的农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其次，“格莱明”总会以一种适合穷人的方式提供信贷产品。例如，借款人无需到银行去申请贷款，工作人员就会准备好书面文件来到他们的门前，这种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信贷对农民有较大的吸引力。最后，“格莱明”以较为“适中”的利率向穷人提供贷款，通常年利率为20%，比商业银行的稍高，但较之“高利贷”穷人则能承受。此外，银行还向贷款者提供投资咨询、财务管理、技能培训等服务，因此，许多村民觉得“格莱明”的利率是可以接受的。
与传统的抵押贷款不同，“小额信贷”的决策是基于小组成员的“可信度”，或借款人的表现而决定的。在这种模式下，五个成员自由结合形成“小组”。wwW.11665.CoM在形成小组之前，会员都需要经历一周的培训来学习银行的信贷规则和管理制度。小组形成之后，每个小组都要选出一名组长和秘书来管理小组内部事务，并监督成员如期参加分支机构召开的“中心会议”。在发放信贷时，通常是小组内两名最需要资金的会员首先得到贷款，当他们按期归还后另外两名会员才能获得贷款，而组长是最后得到贷款的人。由于这种贷款的金额常常在100美元以下，因此也被称为“小额信贷”。
“格莱明银行”这种与借款人直接保持持久的联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逐步贷款规则有许多好处，并成为“信贷偿还”的有力保证。其一，这一程序能提高银行职员的决策能力，帮助他们判断谁是需要贷款的人、谁又是值得信赖的人，因为通过与会员保持紧密的联系，随着程序的运行，银行职员能及时地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避免较大的风险。其二，由于信贷行为是在“中心会议”上公开进行的，这种操作上的透明度有力地避免了贪污、挪用以及其他增加信贷成本和风险行为的发生，而这恰恰是传统农业信贷中致命而又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三，为了能够获得未来贷款，所有会员都想保持一个较好的信贷纪录，因此小组成员总会相互监督并支持彼此所进行的经济活动，而那些怀疑自己不能还款的人通常也不愿加入小组。除此之外，“格莱明”还会根据会员早期的信贷纪录提供金额更大、期限更长的住房贷款、技术更新贷款等等。显然，这项政策也能有力地激励借款人及时归还早期的贷款。储蓄是“格莱明银行”保证还款和减少信贷风险的另一有力的工具。例如，银行要求每位会员每周要在“小组储蓄基金”中存入一塔卡，这种强制性的储蓄基金将被用于弥补小组成员的违约。
近年来，“格莱明银行”又开发了一些新的制度和机制。例如，为了防止因裙带关系而引发的腐败和信贷风险，银行规定职员不得在本土工作，银行助理在一年中要轮换到10个不同的村庄服务。此外，“格莱明银行”还开发了一套信息管理系统，用于分析财务数据以及一些重要的指标，例如退出者的比例、信贷偿还率等，一旦发现数据或比例异常，银行就会及时采取措施。
3 第二代格莱明银行
3.1 诞生的背景
自“格莱明银行”于1976年开始实施“小额信贷”以来，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过去的30多年中，“格莱明”遇到过许多实施上和制度上的问题，为了解决发展中遇到的许多危机和问题，“格莱明银行”既抛弃和调整了某些不必要和无效率的方法，又开发了一些新方法和新技术。
在“格莱明”发展的历程中，孟加拉遭遇了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次便是1998年的大洪水，“格莱明”成员和许多其他孟加拉人民的大部分财产都被这场洪水吞噬。洪水过后，“格莱明”启动了“重建家园计划”，发行新贷款帮助会员重新开展经济活动和修建房屋。但是，会员们很快觉得分期还款的金额超出了承受能力，感到了贷款累计的压力。于是，他们逐渐逃避每周的“中心会议”，偿还率开始迅速下降。“格莱明”试图改善这种状况，但收效甚微。尤其是这种洪水后的危机又与1995年的偿还危机交织在一起，形势非常危急，许多女会员的丈夫在当地政客的刺激和支持下组织了这次“逃债”计划，要求“格莱明”改变规则以便他们在退出时能拿到“小组基金”中个人缴纳的“小组税”。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尽管“格莱明”最后通过增加规则的开放性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偿还率还在下降，有些会员甚至在问题解决后仍在逃避还款。
在这次危机中，外部因素使“格莱明”体系内部的一些弊端开始彰显。“格莱明”体系是由一套经过周密设计的标准和规则组成的，任何人都不允许违背。一旦借款人因某些原因偏离了“格莱明”的规则和信贷轨道，就很难重回到这个体系中，因为他们很难达到规则的要求。一位会员停止还款，就会刺激其他人模仿，随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会员开始偏离轨道，最后乘数效应就会发生。偿还危机为“格莱明银行”的新发展提供了契机，管理层于是着手设计新规则和新技术，并启动了“第二代格莱明银行”计划。
3.2 基本原理
新一代“格莱明银行”或“广义格莱明系统”（ggs），是紧密围绕着一个被称为“基本贷款”的信贷产品而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其他两种重要的信贷产品“住房贷款”和“高等教育贷款”与“基本贷款”平行运行。所有会员的贷款都是从“基本贷款”开始的，一轮轮地运转下去。然而，人生并非风平浪静，穷人尤其如此，某位会员很有可能在借款之后因遇到“麻烦”而无法按基本贷款的偿还条件还款。在“广义系统”中，格莱明银行为无力还款的会员提供了退出机制，不让会员被逼违约或有负罪感。这项退出机制便是“灵活贷款”，也叫“重议贷款”，当会员无法偿还“基本贷款”时，银行、小组和借款人便会通过协商来重新安排偿还计划，于是贷款人便进入“灵活贷款”计划。
“灵活贷款”实际上就是经过重议的“基本贷款”，但是拥有另外一套规则。尤诺斯把“基本贷款”比作“小额信贷高速公路”，只要会员遵守规则，就能沿高速公路快速运行下去。因为“基本贷款”规则事先既定，遵守规则的会员就能预知下一轮更大贷款的额度，并相应地安排自己的商业计划。一旦会员无力履行“基本贷款”的偿还计划，只能经过“重议”走下“高速公路”，进入“灵活贷款”这条“岔道”。通常，经过重议的贷款期限较长、额度较小，以便发生“困难”的成员能够承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一旦会员完成了“重议贷款”，可再行进入“信贷高速公路”。
3.3 面向顾客的信贷服务
“古典系统”是一种针对所有会员只提供一种产品的信贷技术，“广义系统”改变了这种方法，创造了为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的信贷技术。在广义系统中，会员可以获得三个月、六个月或者任何他期望期限的贷款。在这种信贷技术中，银行职员具有较大的创造力，他可以根据会员的需要来安排信贷期限以及偿还计划等等。“银行职员越是一位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就越能演奏出更美妙的音乐”，“格莱明银行”也将为具有创造力的职员提供空间。
当新会员第一次使用“广义系统”时，“格莱明银行”象古典系统一样把他的信贷限定在一年，随着信贷经验的增长，他将在银行职员的帮助下能够自由地选择。除了贷款期限可以自由选择之外，每周的偿还额度也可自行确定，会员可在商业高峰期偿还多一些，也可在低谷时少还一些，甚至每个分期偿还额度都可以不同。在贷款发放之前，经过协商之后，借款人和银行职员需要签订偿还计划，计划一旦确定，借款人必须按计划还款；如果借款人不能按议定的计划还款，就只能按要求进行“重议”，进入“灵活贷款”。
即使是经过重议进入“灵活贷款”，借款人也有一定的选择空间。
4 格莱明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第二代格莱明银行中，普通贷款、季节贷款、家庭贷款以及其他几十种贷款都被取消了；小组基金被取消了；基于分支机构和地区的贷款上限被取消了；每周的固定分期还款也被取消了；随时可以获得一年期的贷款政策被取消了以及在“古典格莱明体系”中，其他的一些大家熟悉的特征都消失了。
（1）“小组基金”的消失。
在“广义系统”中，一项显著的变化便是“小组基金”的消失。从创立以来，“格莱明银行”一直保持着“小组基金”制度，并作为预防会员违约的重要手段，但是现在“格莱明”取消了这一重要的制度。因此，在“广义系统”中，不再存在类似“小组基金”这种具有“连带责任”的共同账户，但是每个会员必须拥有三种强制性的储蓄：个人储蓄、特别储蓄和养老储蓄（借款超过8000塔卡的会员）。
“广义系统”沿用了“古典系统”中5%的“强制储蓄”制度，在发放贷款时自动扣除。但是，它们不再是“小组税”或“小组基金”，而被称为“强制储蓄”，其中的一半将被存入“个人储蓄账户”，会员可以自由使用，另一半将被存入“特别储蓄账户”，会员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可以使用。
（2）小组责任的变化。
“古典系统”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隐含的“小组担保”或“连带责任”，即如果小组中的一位会员违约，其余的会员都要为贷款的偿还承担责任，“小组税”等“共同账户”便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大量的学者也从“社会资本”、“同伴压力”、“社会担保”、“声誉机制”等各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较为翔实的研究，认为这种制度不仅是“格莱明银行”成功的关键，也是“格莱明模式”的显著特征。然而奇怪的是，“格莱明银行”对此并不十分认同。早在1982年，尤诺斯教授在《孟加拉格莱明银行的计划》中介绍“格莱明银行”的概念时，并没有把与“共同责任”有关的机制作为重要的特色。（yonus 1982）按照尤诺斯教授自己的说法，他从来没有打算让“小组”或“中心”的会员为其他违约成员作“担保”或承担“共同责任”。在他看来，“小组”和“中心”的作用是使会员通过相互帮助以克服和解决那些可能的偿还困难；他认为，一旦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想象从“小组信贷”来分析“格莱明银行”，那么“连带责任”就出现了。然而，一些实地考察则表明“格莱明”确实在使用某些形式的“共同责任”。
“广义系统”设计了一些新规则，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并强调“无压力的小额信贷”。当会员无法偿还“基本贷款”的分期付款时，通过退出机制，问题会员可以通过“重议”暂时退出“信贷高速公路”，进入“岔道”进行调整。这样，银行就不必通过小组动员向问题会员施压，也就避免了小组内部的矛盾，以及银行和会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第二代格莱明银行”中，任何会员都不用为他人承担责任，就连乞丐这类特殊的穷人，也不需要用类似于“连带责任”的机制来监督他们的行为，相反，“格莱明”则为他们量身订制了一套特别的信贷方案。
正因为如此，在自己的网站上，“格莱明银行”明确地宣称：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法律工具；不需要小组担保或“连带责任”。“格莱明银行”不需要为小额信贷作任何的抵押；也不需要借款人签署任何法律文件，因为银行不希望在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时把他们带到法庭上。尽管每位会员必须要加入一个5人的小组，但是并不要求小组为它的成员作任何的担保。会员仅仅为自己个人承担还款责任，而“小组”和“中心”是用来监督会员的行为是否合理，以防出现偿还问题。因此，“格莱明”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小组成员不用为其他违约者承担责任。
5 格莱明银行的发展及启示
在所有研究“格莱明银行”成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分析都是从“小组信贷”开始的。在这种并非“格莱明”首创模式的模式中，“社会资本”的出现激发了大量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社会学家认为，正象许多传统的“储蓄基金会”一样，通过利用和培育内嵌于当地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和规则，“微型金融组织”（mfis）使穷人通过“集体行动”走出困境成为可能。经济学家则更多地关注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何利用非市场手段来进行信贷资源的配置。正如许多理论学家所期望的那样，“格莱明银行”和许多其它“微型金融组织”在成功解决小农和穷人信贷约束的同时，也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小组信贷”、“连带责任”、“同伴压力”、“社会处罚”等制度和机制既被认为是“微型金融”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被认为是与“格莱明模式”有关的东西。然而，这些制度显然不是“格莱明”的发明和创造，因为在民间传统的“基金协会”中都闪耀着这些被众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盛赞的思想。就连尤诺斯自己都这样说，“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让‘小组’或‘kendra’来为成员的贷款作担保”（yunus 2002），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格莱明银行”，开始建立一个“无抵押、无法律工具、无小组保证或连带责任”的“第二代格莱明银行”（grameen bank 2）。
倘若“小组信贷”、“连带责任”、“社会处罚”等制度不是“格莱明模式”，那么什么是“格莱明模式”？或者，“格莱明”有没有模式？如果“格莱明”没有模式，那么世界各地的复制者在学习“格莱明银行”时又学到了什么？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当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第一次从“格莱明”复制“微型金融”时便失败了，最后通过所谓的“复原战略”时才开始好转。放弃了“社会资本”中的一些分配信贷资源的非市场机制，“格莱明”依靠什么来预防违约从而保证“金融上”和“制度上”的可持续性？“格莱明”为什么要放弃这些传统的制度和机制？
在浩瀚的对“微型金融”的研究中，无论是来自于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过多的目光都投向了“信息”、“监督”、“处罚”以及“社会资本”等用以维持和保证“交易”、“合作”得以运行的制度和机制上。而很少有人关注农村金融的微观运行基础、穷人和小农的行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制度演化问题。在研究“社区治理”时，著名的社会学家奥斯特罗姆认为，当代的集体行动理论都没有关注制度资本的积累过程。这暗含着一个启示，利用“社会资本”的非市场手段来解决“合作”和“交易”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一过程来实现从“非正规制度”到“正规制度”的演化和发展。
事实上，演化和发展的视角几乎能为我们提供解决以上所有问题的钥匙。例如，“微型金融”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格莱明银行”为什么要放弃传统方法；在放弃传统非市场机制以后如何预防小农和穷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促进金融制度的演化等等。这一认识与国际主流思想也是不谋而合的，自“蒙特雷共识”的达成到建立“内生性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un 2006），主流经济学家已经肯定了非正规、半正规以及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作用，并且意识到这一金融制度序列演化和发展的趋势。
然而在中国，对“微型金融”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把握甚至是肤浅的，一些主要的顾虑是：“微型金融”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是反贫困的政策工具还是另一种制度安排？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对扮演不同角色的进行监管？如何通过“微型金融”的制度设计或者金融教育制度，来促使小农和穷人行为的转变，进而在促进穷人发展的同时达到制度演进的目的。显然，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重要问题将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深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我们如何借鉴和利用这一模式提供指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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