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社会学视阈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际交互关系的影响研究

　　在现代管理体系中，相较于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人与人的交互更加重要，组织行为学中的沟通管理研究实际上就是在探寻如何更好地改善人际交互关系，从而使组织行为效率得以提升。人际交互是社会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行为互动，是构建并维持人际关系的基本社会活动。在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中，人们通过彼此之间的交往创建信息流通渠道，延伸主体的生存空间，寻求满足其社会需要的心理状态。可以说，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客观存在与主体自觉都需要通过人际交互来实现。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的需求结构不同，满足需求的手段与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人际交互的实现也必然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必然要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与时代情境中完善、发展并体现出特殊的规律性。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塑造了我们特有的文化气质，不论是儒家的仁义观、道家的无为而为，还是墨家的兼爱思想，都彰显出了迥异于西方以重利轻义与追求个性的自我实现为特质的文化氛围。这种源自于历史原点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继续影响着当下的中国社会，为人际交互打上了固有的中国文化印记。所以，在中国情境下研究人际交互规律，发展沟通管理理论，不可避免地要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克服因文化冲突造成的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水土不服”现象，从而探索出适合中国情境的人际交互理论，实现沟通管理理论的新突破。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人际互动的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各种思想争辉夺目，各流派智慧的奇葩大放异彩，共同营造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wWW.11665.com在儒家的仁义思想、道家的循道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交利思想以及法家之情理法思想中，人际交互无不深深地打下传统文化的烙印。
　　从儒家的思想出发，人际交往应当符合“仁、义、礼、智、信”，谨守“忠恕”之理。有仁心讲义气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尊重他人，是人际交互的基本前提。有礼有节是取得良好交往效果的催化剂；忠信是人际关系不断稳固发展的根本保障；恕道是化解人际交互危机的重要法宝。从“忠”的角度而言，我们都乐于与忠诚老实的人交往，而不屑于与不忠不义之徒打交道。“信”即诚实不欺、言行一致，所谓“君子坦荡荡”，获得对方的信任，彼此之间应当坦诚相待。“恕”从推己及人的角度集中体现了孔子“仁”的理念。遵从“恕”道，一方面应当体谅、尊重他人，站在对方的立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当有容人之雅量，能合理宽恕他人，往往能取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效果。当前，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理念在当今社会仍然是我们进行人际交往的基本前提，各正其位是人际交往礼仪的基本依据，而看对象而言行是沟通的基本原则之一。
　　从道家思想来看，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时至今日，在现代化管理的大旗之下，人性管理的呼声与日俱增。道家思想循道的理念就是对尊重人性最好的阐释。在老子眼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作为统治阶级与管理阶层，不可妄作，亦无须强加人为意志，而应遵循大道，顺其自然而发展。其实，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中西方管理实践都在探寻管理的人性化问题。关于此，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便提出了这样的忠告：站在对方的立场，将心比心，尊重对方而不要刻意作为；“无为而治”是激发员工潜能的法宝，亦是一种高明的交往艺术——我无言而使对方知无不言，我寡语而使对方言无不尽。作为管理者，应该懂得在人际交往中“无为”是充分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善于聆听都是受到首肯的人际交往要诀之一。
　　墨家思想在社会底层广为流传，影响之大不逊于儒、道。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看到墨家思想的影迹，如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相互关心，等等。特别是“兼相爱，交相利”的核心思想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彼此之间的人际交互行为。从沟通的角度而言，“兼相爱”的主张强调彼此之间互敬互爱，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沟通氛围，“交相利”提供了彼此交互的共同基石——双赢，有利于沟通双方更好地达成共识。“兼相爱，交相利”贯穿了整个人际交互过程，进而演化出既有别于美国个人主义、也不同于日本集体主义的交互主义。因此，人际间的交往，我们强调的是交互，唯有“彼此彼此、相互相互”能动地感应互动，交往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
　　法家思想以“法治”而闻名，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有“法、术、势”三大倾向，与现代人际交往过程中所讲求的“情、理、法”遥相呼应。“法、术、势”具有若干个管理层面的内涵：法重在法制，术重于手段和方法，势在于威望；法使人有章可循，术使过程灵活多变而有效，势提供一种使人自动服从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法是根本，术和势的运用是艺术。这三个层面的内涵与“情、理、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人性化管理而言：法重在制度，理重于（手段和方法）合理，情关注面子；法在于依制度运作，理讲求合理有效，情提供一种法、理所不具有的但能被对方所认可的力量；法是根本，理是依据，情是促成谅解、达成一致的最有效的协作机制，“情”、“理”的合理使用是管理的艺术化。由此可见，“法、法”相应、“理、术”相和、“情、势”相同，“情、理、法”是“法、术、势”思想在管理意义上的再现。在具体运作过程中，通常先衡情论理、不得已才诉诸法，亦即按照由情人理、以法为辅的模式展开。同样，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情、理、法”任何一种都可以用来单独解决问题，但“情、理、法”并用方能圆满解决问题。

　　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今人际交互的影响非常巨大，但是，人际交互还受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表现在自我表现与他人认可程度之间的关系上，西方外显的自我表现意识在中国文化氛围下的人际交互过程中难以被接受。
　　综观西方文化，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无时不刻在向我们灌输show的观念，并且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我们的内心。在西方，自我表现成为一种自我发展的手段：只要名声在外，人格尊严也可以不要的人大有人在；以前我们说人“为钱不要命”，为了利可以不择手段，现在“扬名不要脸”，只要能够引起外界注意，可以不顾人格尊严的同样不乏其人。“show”早已经被直译为“秀”火热地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各种各样的“秀”活动不胜枚举，五花八门的作“秀”令人目不暇接。形式越来越怪异，内容愈来愈肤浅。事实上，“秀（show）”本无词性好坏，但“作秀”在我们的理念当中大多是遭人鄙视的。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表现欲望，但是我们却难以容忍别人过分地自我表现。我们的双重标准很容易将自己的表现定义为“自我展示”，而将他人的过分表现定义为“作秀”。因而，在人际交往当中，强烈的表现欲望往往会受到冷落，过分的自我表现常常遭到打击。
　　然而，在中国，深藏不露、柔弱无争是老子的主张。老子强调要有忍的功夫，要有藏器于身、相时而动的修为，“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天不自生而生，人不自长而长”，表现为“不强出头”、“不外露”的心理特质。老子认为，天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在于它不是为了自身能长生而存在；人若要居人之上，必先处人之下，抱以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目的傲视群雄，终将难以成众人之长。老子以他的睿智，用“无为”的思想将自我表现的至高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无为”并非否定自我表现的必要性，实际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中的“生”、“为”、“长”即告诉我们必须先有为，只有先有为才能讲求无为。只是不可刻意去表现，特别是不应基于利害关系、带有目的地去表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外界的欲望会使心智迷乱，刻意而为，带有目的去表现常常使我们失去理智，难以把握表现的分寸。那么，自我表现与他人认可程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其一般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呢？
　　二、人际交互的一般过程：自我表现与他人认可程度之间的关系
　　人际交互过程一般表现为自我表现与他人认可的互动。从心理上而言，我们并不排斥他人的表现，相反，一般情况下希望他人先表现然后自己才上场，如此，一方面可以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可以先探明虚实然后再权衡作为。但是，我们在接受他人的表现方面也有一定的条件：我们只认可别人合理的表现，我们绝对不欣赏他人作秀。因此，自我表现应该站在不表现的立场来表现，唯有合理的自我表现才能真正获得积极的响应效果。
　　1.自我表现与他人认可之间的互动关系
　　自我表现程度与他人认可程度之间的关系可用关系式表示如下：
　　式中，
　　a₀表示他人对表现个体的认可程度；
　　耶表示个体的实际表现程度；
　　rs表示合理的表现程度，含义是：当他人对表现个体的认可程度达到完全满意（百分之百认可）时，表现个体此时的表现程度。需要说明的是：（1）rs的平均值基于主流文化背景，大众的心理特征决定了rs的值域区间；（2）rs是一个变动概念，当特定的条件改变（如时间、地点、环境、“他人”等因素发生变化）时，rs会随之改变；（3）“他人”为单个个体，当表现个体面对一个群体表现时，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对表现个体产生一个认可程度值a₀，可以分别用a₀₁a₀₂，…，a_0n表示。k为调节系数，在此处无实际意义。
　　a₀=f（fs）表示他人认可程度与个体表现程度存在对应关系。
　　上式的观点在于：（1）他人是否认可，不仅取决于个体的实际表现程度，同时也与他人的认可标准息息相关。这意味着，知彼是表现的基本前提。（2）应合理表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表现程度应合理；其二是对不同的人，应采取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表现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表现要看对象，基于表现个体自身好恶的过分表现或不表现往往都难以获得他人较好的认可程度。
　　2.自我表现与他人认可程度关系的成因
　　（1）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是心理上的一种潜意识。持双重标准的人用不同标准衡量自己与他人。自我表现程度与他人认可程度之间之所以具有如上关系，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双重标准影响。一方面个体要求对方注意自己而同时却忽略对方与自己所具有的同样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求对方不能过分冒尖而希冀自己能有过人表现。如果印象当中“很一般”的人不懂分寸，刻意表现自己，在自己心目当中就成了卖弄，哗众取宠。对方表现得不好，心生厌恶；如果对方表现很得人气，则心生妒忌。在内心深处，不允许不如自己的人高高凌驾于自己头上——不管是位置、气势还是声势；也难以容忍能力与我们一般的人却要显得鹤立鸡群，一人独揽原本属于大众的光华。这种心理，进一步演化出制衡意识。
　　（2）制衡心理
　　制衡心理是基于某种利害关系，力求与周围个体维持一种平衡状态的心理。双重标准实际上贯穿于制衡心理的整个活动过程。一方面，我们希望实力相当的个体、甚至能力略强的个体与自己居于同一起跑线，维持这种状态，有利于大家在利益分享方面平分秋色；但同时，又希望能出人头地和占据优势。
　　（3）双重标准与制衡心理的综合博弈
　　至少保证当前利益不受损害是利益最大化的根本前提，因此，要求自己要出人头地的同时，我们要求别人要维持平衡。这是我们内心深处隐伏的主导自我表现意识的双重要求标准以及由其进一步演化而成的制衡心理。双重标准与制衡心理综合作用，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博弈过程。阐述如下：
　　如图1所示，我们假设有a、b两个主体，有平衡和出人头地两种状态。平衡状态下各自利益分享额度为2；当a出人头地时，a将获得的利益额度为3，b为1，反之亦然（说明：两人实力相当为平衡状态，两人实力不对等时实力强的一方为出人头地）。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3.自我表现与他人认可程度关系的成因机理
　　上述博弈过程所阐释的便是自我表现程度与他人认可程度之间关系的成因机理。博弈最终的结果就是维持平衡状态。一旦有人试图打破这种平衡，利益受损就会引起周围其他人内心的不安。克服这种不安的途径形式上有两种：第一，阻止此人出人头地的企图，以维持原有平衡；第二，大家都追求出人头地，在更高水平层次上形成新的平衡状态，也即我们所讲的“水涨船高”。
　　回到个体自我表现程度与他人认可程度之间关系的表达式，公式中的表现合理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表现形式得体，符合身份，符合环境要求；二是表现程度合理，不会打破平衡状态。鉴于有人表现是人际交往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欢迎在当前平衡状态允许范围内的表现；而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一方面可能不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而不受欢迎，另一方面，这种行为表现出来的打破平衡的企图，会使我们内心不安而在潜意识里加以抗拒。因此，唯有表现合理，才能得到他人认可，表现越合理，他人认可程度越高。
　　4.自我表现与他人认可程度关系成因机理对人际交互的启示
　　他人对自己的认可是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与他人相处时合理地自我表现是人际交互的重要内容，表现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交互效果的好坏。在不同的组织中我们都要与上级交往、与同级协作、与部属相处，在这些过程中，如何合理地自我表现，是能不能取得良好的人际交互效果的重要因素。
　　在人际交互过程中，伦理是准线，真心诚意是基本原则，灵活变通是必要手段。唯有依循伦理，才能明确与不同交往对象之间应当建立何种关系，伦理是在潜意识里指导我们与不同对象进行交往时所秉持的基本态度和方式。与人交往，真心诚意是基本前提，唯有坦诚相待，彼此之间才能合作愉快，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会可靠。伦理准线和真心诚意原则仅是人与人交往应当普遍遵循的基本要求，而具体到实际交往过程时，必须在此基础上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合理应变、权宜变通，以艺术化的手段获取良好的交互结果。
　　之所以说人际交互需要采取艺术化的手段，是因为其艺术性表现在对不同的相处对象，依据伦理，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建立彼此之间的特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处理过程中对象具体化以后所导致的对处理方式的差异化要求，是人际交互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同一个交往对象而言，对不同事情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同一事件在不同时间、场合、不同条件下的处理方式亦有差别。人际交互复杂性以图2表示如下：
　　人际交互的复杂性可以归纳为一种多维变量构成的矩阵结构，所涉及的相关要素有主体、对象、事件、时间、场合、条件、目的等，如图2中所示。图中（2→1）表示与某对象就某事为达成某种目的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与条件等环境因素下，人际交互有不同的处理方式；（1→2）表示与不同对象就不同事件在达成不同目的时，必须灵活变通。复杂性的矩阵结构是（2→1）与（1→2）的组合，结果是由多维变量构成的矩阵体系。在这种模式下，人际交互所涉及相关要素的每一种要素都有难以胜数的情况，要素组合所产生的结果更是难以直接加以描述。对人际交互而言，真正有效的是通用的指导原则与随机应变的能力。经验的可贵之处不在于提供具体的指导，而在于对其精神实质的灵活变通；经验的可悲之处在于后人不懂提炼其精神实质或缺乏灵活借鉴能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照葫芦画瓢，造成悲剧。《易经》告诉我们，对于经验，不存在借不借鉴的问题，而是如何借鉴的问题。“如何”其实已经道出了“阴阳思想”的核心理念：事情本无所谓好坏，关键看如何处置。因而，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自我表现本身是无辜的，至于如何表现，才是人际交互的关键所在。人际交互的艺术化处理过程就是“如何表现”的合理具体化过程——即在遵循伦理、真心诚意基础之上的权宜应变。
　　三、人际交互的动力机制：“感”与“应”的互动规律
　　人际交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促成互动的原始动力就在于交往双方彼此之间的“感”与“应”。对于感、应之理，古圣先贤多有论述。程子说：“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所感复为应，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周濂溪亦曰：“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诸如此类的言论在宋、明理学家当中颇多论述。我们可以视程子重于内心感应之效，而周濂溪立足于太极阴阳思想关注自然万物感应之理。人际交互的动力感应机制如下：
　　1.感应过程
　　（1）感应流程
　　感、应是一个包含了感性与理性、贯穿了行为与心理的交互过程。交往的一方a以一定的方式（包含手段、态度等方面）向对方b发送信息，b收到信息后，在心理上产生相应的响应，b将这种响应转化为可通过体态言语表达的信息、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向a传达（此即为b的“感”），b收到信息后，在心理上产生相应的响应，如此往复，正所谓程子所言：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所感复为应，所以不已也。
　　在上述过程中，b收到信息后，在心理上产生响应，并外化为自身的行为，即为b对a“感”所产生的“应”，为“所感为应”的过程；b将这种响应转化为可通过体态言语表达的信息并向a传达，即为“所应为感”的过程。外在行为是“感”和“应”的交集点——是感的起始点，也是应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两个基本过程循环往复，构成一个互动的体系。如图3和图4所示：
　　（2）表里双线分离
　　对于“感”，相应的“应”有两种结果：一是外在行为表现，能被我们直接感知；二是内在心理响应，难以直接感知，但可以通过对方的外在行为表现间接感受。人际互动具有并行的明、暗两条感应渠道。明线为交往双方外在行为的互动；暗线为交往双方各自心理应激的内在响应。外在行为主要影响实时交往效果，而心理应激的内在响应决定着实际的交往效果。在较为正式的交往场合，当交往双方受到规矩、制度（如伦理、礼仪）等强约束时，外在行为基于心理响应但不一定是真实表现。即所谓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等行为。当规矩、制度等对交往双方的外在行为不构成严格约束时，外在行为基本能够反映交往主体的心理响应。此时，明暗两条感应互动渠道基本重合。 　　心理活动的不可知性使得不论在何种交往环境下，任何约束机制都无法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在心理，内在的心理响应主要受好恶（性格特征、价值观等）的影响并成为决定个体切实行动的根本动机。不论外在行为表现如何，交往双方都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使自己行为的最终结果按照自己的心理响应落地生根。当外在行为与心理响应的一致性越高时，双方的交往越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之，看似相处融洽的双方很难就交往主题达成实质性的一致意见。人际交互明暗两条感应互动渠道是变数的发源地。明暗两条渠道把握得体，可以提升交往的艺术性；运用不当，便成罪魁祸首。
　　2.感应原则
　　（1）不报而报
　　不报而报指良好的响应结果，并不是依靠处心积虑设计安排好自己的行为表现而换取到的。抱有某种目的，暗藏心机，刻意的表现往往并不能取得自己预期的效果。唯有真心诚意、坦诚相待，获得对方心理上的认可，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良好的响应结果。人际交往过程中应当以“真心”为要。若怀着求报的心理给人以好处，为报而施不仅谈不上仁义，不被人所认同，无情义可言，而且对方对这种行为也缺乏真心要报的原始动力；在要求他人给自己以回报的过程中，势必给对方施加压力，造成约束，引起对方情感上的不悦，因而也不可能对之予以真心的良好响应。《菜根谭》云：“谨德须谨于至微之事，施恩务施于不报之人”。我们需要注重的是修为和心态，而不是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目的的利害得失。人际交往绝不是感情交易，心态端正，诚意源自肺腑，自然能获得良好的互动效果；心机重重，矫揉造作，徒留虚伪狡诈之嫌。
　　（2）居上先施
　　居上先施指人际交往过程中，“感”当由地位高者、尊者先发，地位低者方能做出相应的反应，地位低者一般情况下不适合于主动亲附上级。它强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礼下为先。此举除了能展示地位高者自身素养之外，更重要的在于表明上级对下属的基本态度——认可还是不认可。《论语》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者发挥表率作用，礼贤下士，以此唤起部属良好的感应。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德行不够的人，难以得到他人的认可，更谈不上对之有良好的响应。从下属的角度而言，主动亲近上级，大有拍马屁之嫌，不仅同行忌讳而且也会引起领导者戒心。《菜根谭》曰：“苍蝇附骥，捷则捷矣，难辞处后之羞；萝茑依松，高则高矣，未免仰攀之耻。所以君子宁以风霜自挟，毋为鱼鸟亲人”。没有人心甘情愿被人鄙视为小人，都希望别人视己为君子。君子的清高心态和自尊心理导致（至少在群体压力作用下）不会去主动亲附上级。因此，要对上级好，必须上级先对自己好，得到上级这种心理许可之后，方可以对之报以良好的响应。
　　（3）强恕而行
　　有感必有应，但应基于交往主体的心理响应，而心理响应形成于对方“感”的知、觉、感、悟之上。不同的个体，领受感悟、好恶偏好、行为表达能力皆有差别，导致“感”的本意得不到相应的响应。孟子日：“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主张人治、法制并重。此谓恩威并济、强恕而行。强恕而行需要反躬自省，需要中规中矩、有章可循。当对方响应与自己本意偏差太大时，应当自我反省。如果问题出在对方身上，按照认可的规则进行合理的调节与处理。不可期望在一个没有规范约束、散漫放任的环境当中，对上级的“感”做出正面积极的响应，特别是在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存在冲突时，更需要调整。与人交往，一味态度强硬那是蛮横无理，一味忍让退缩乃为软弱无能。事实上，软、硬无所谓好坏，恩威不等于祸福，大丈夫能屈能伸，合理地强硬、合理地忍让方为交往的艺术。强恕而行就是要在进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对方有合理的约束但不受到强迫，可以自由发挥但不至于自由散漫。
　　3.感应规律
　　感与应遵循一定的规律并构成彼此间的互动过程。其基本规律主要有：
　　（1）因果互存
　　因果互存律的具体表现形式为感由应生，有感必有应。交往主体的行为，将引起对方的反应，并产生一定的结果。即使是细微的举动，都会引起对方的响应，睚眦必报便是具体表现之一。“感、应”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必然性。因果互存律的另一个含义在于“感与应”的相对性。对方的应即自己的感，自己的感对应于对方的应。此外，因果互存律还具有如下含义：别人如何对待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如何对待别人；自己对外有所举动，必然从外界有所获得。可以简要概括为：感由应生，有感必有应；出尔反尔，自作自受。
　　（2）感应同质
　　感应同质指交往一方行为会引起对方同样性质的响应，从而以同样性质的行为对待自己。感应同质基于个体的感性意识，这种情绪化的反应对双方的仪态举止有镜面效应——彼此言行举止都是对对方行为的直观反应。当理性思维的调节能力强到足够较好地影响感性意识的时候，感应同质会稍有所改变。与感应同质律背道而驰的是老子的以德报怨。《道德经》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以德报怨”，这种境界，非常人所为。以德报怨不是不可为，而是有其特别的运用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背景与目的，并非对我们一般的情况都能适应。坏人常常把好心视为懦弱，以德报怨将只能任人鱼肉。对于无心之“怨”，以直报怨尚可，但对于蓄意谋害，君子怎能缺乏应对措施呢？
　　（3）应感放大
　　应感放大指针对对方行为给自己带来的结果，做出相应的响应，给对方以影响程度更大的结果，也即“伤吾一指，断其十指”到“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意。相对于讲求对等公平的理性思维而言，应感放大效应更偏重于感性意识，更具有波动起伏性。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理性重“礼、智”，感性重“仁、义”。与现代商业化运作的理性不同的是，仁义主导下的个体行为是不求回报的，表达的只是对对方恩惠的一片真心与义气而已，在情不在物。因而，在感、应的量化方面，我们没有精确的计算公式，也无所谓优化计算模型，应感放大形成感、应之间的闭环自激效应——良好的越来越好，冲突性的导致循环恶化，正所谓“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口角之争最终导致大动干戈。因此，对于冲突双方之间的调节沟通，需要权威的第三方的参与，以打破这种自激效应的闭环结构，使得当自激效应增强的时候第三方的协调能适当降低这种不利的应感放大效果。
　　（4）感应时效
　　感应时效律指应与感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延续性，感在先，应在后，感、应轮回。用佛家的观点来看即为因果报应。佛家将因果报应分为现世报和来世报，在佛家看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时不报只因时辰未到。佛家的这种观点在说明感应时效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感与应的必然性。用佛家的话讲，感应是一种短期见效的现世报。从人际交互的角度而言，感与应间隔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交互主体双方。但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可以看出，感、应的时效性因人因事而异。
　　四、结语
　　上述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际交互关系影响的一个层面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座传承数千年的思想宝库，有巨大的价值可以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火花对在中国情境下探索人际交互规律，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管理思想体系，进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有益内容、创新中国管理理论时，应该积极与西方管理学理论对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拿进来，送出去”：把成熟的西方管理学方法与理论引进来，并使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而对西方的管理学理论研究产生影响。而中国管理学研究要想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既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无视西方管理学的成就，而应在两者之间寻求有益的结合。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