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非敢变予俗，而取摈于同类也。其戾于道者变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惟择其是者而从焉。自吾祖为使而入中国，委骨于是。若诗书礼乐，吾其可不从乎？俗之不同，理之顿异，吾其可从乎戏？
　　其俗墓近人而必远五害。此其变之小者也。若使公自绝域入中国，有劳未食。及荀夫人，皆殡于燕。提领则殡大名，平叔入殡于燕。南北契阔，凡几易年，始合于一。……其入北域，若生者之有家暮而有所归也。
　　使为子孙弟非和叔，则九殡四置，几何而不为不食之鬼哉！世有忍同室为沟中瘠没，委之而颡曾不批也。故凡观人之先。不在子孙之富贵，而在其贤不肖尔。
　　3.祠祭效汉俗。有元一代，回回官吏顺应民间社会，俯顺民情，助修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和民间神祠。赛典赤·赡思丁之子纳速刺丁次子乌马尔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兼领江淮（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事时，京师附近岁饥艰食，元廷下令从浙江行省调粮58万石春运次年四月到京。冬季海运逆西北风而行，航运困难。乌马尔募舟雇工，三月二十一日自嘉定刘家港启碇前，恭祀海神，四月三日运至大都粮仓，缓解京师饥荒。恭祀海神体现了回回上层对行业传统和汉族民间习俗的尊重。有文献记载，湖广省参政亦不刺金和回回属官郎中别都鲁丁、员外郎怯列和苫思丁曾参与修建武昌路观音阁；许有壬撰《五龙庙碑》记载凯霖祈雨之事；（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四一记载回回官员“马合谟，字端卿，至元三年为海北海南廉访司副使。重农劝学，夏旱祈祷，令儒生斋戒集文庙，诵《云汉》之诗，告祝恳至，即日大雨”；《两浙金石志》卷十五《元答失蛮重装佛像记》记载灵隐禅寺得到左丞相答失蛮布施金子彩色，佛像得以重装。
　　元代一些回回官员因有功于地方，民众为其建祠而祀。按照古制，有功于民则祠，为其建祠造像以崇德报功。周霆震《石初集》卷七《义兵万户马合麻安塘生祠记》记载：“今义兵万户马合麻公致远，抚士恤民，尽心报国，始终不渝……于是里之父老相率立祠江浒，以系其思……西都循吏之传，张益州画像之彷佛其平生衣冠状貌，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虽公之德业闻望，不系祠之有无，然人情感慕之诚，则必因祠以著。”
　　陈垣先生说过，元代很多以武功起家的回回穆斯林经过主动学习，以诗书致卿相。这一转变，是回回穆斯林主动、成功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元政府不限制色目人自由居住汉地，不禁止色目等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不强迫其改俗改教，故而元代回回守教改俗是一个主动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自然融合过程。
　　二、明代回族的礼俗之变
　　如果说元代回回的“礼俗渐变”是儒学教化、族际通婚、民间社会影响下的自然变化和主动适应，那么人明以来，回族精英与大众的礼俗之变则是明廷“阴诩王化”的有意引导和民间社会巨大影响下的抉择。既有回族适应主流社会、主动变通的一面，亦有政府化导、社会型塑下回族被迫改俗的另一面。
　　明代宋明理学意识形态对回族礼俗之变产生很大影响。明廷提倡理学，重用儒士，王室自称“以礼让为国，以孝治天下”。1370年建奉先殿，供奉明太祖的四世祖考，通过祭祀抬高皇族的地位。1382年命令全国崇祀孑l子。明永乐帝主持《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和《永乐大典》的编纂，以程朱注疏为主，强化敬天法祖、敬重皇权、克制私欲、恪守道德等观念，尤其宣扬敬畏顺从上天，恢复祖宗传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理学不仅深深影响着穆斯林精英，也影响着穆斯林民众。在明王朝皇权体系的引导下，回族宗族势力逐渐崛起，“礼教”通过宗族制度规范着回族民众的行为，理学和礼教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深深嵌入回族的信仰、生活中。
　　明朝建国者“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指导理念和限制蒙古、色目人等排斥少数民族的政策，不仅大大压缩了元朝遗老尤其是蒙古、色目精英的政治生存空间，也挤压着蒙古、色目民众的合法生存空间。“明祖定制，片版不许人海”，以海外贸易为主的回回经济受到抑制，回回与境外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也被切断。元明之变，很多回回上层或避乱于四方，莫知所终；或流落于村野，躬耕自给；或埋名于民间，戒子孙读书做官。明洪武、永乐朝数次大规模的迁民，不仅改变了元代形成的以甘肃、陕西、云南、京杭运河两岸、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回族居住格局，也改变了诸多回族人家的命运。明初南京回回被迁至青海、河北、河南，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明取大都后，令都人南迁，北京相当数量的回回被迫迁往山东、河南、河北，明清时期的多部回回家谱记录了明初其祖先迁徙异地的历史。明廷借助王化，以夏变夷，从血缘、文化上同化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并借助国家力量将同化少数民族的举措合法化。《明律》卷六记载：“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人官为奴。”并且禁宰耕牛，禁胡衣、胡语、胡姓，“我太祖皇帝禁泉州蒲寿庚、孙腾（胜）夫之子不得齿于士，”禁止宋之提举市舶、色目人蒲寿庚之后人读书入仕，这些举措使得回族难以守教守俗。
　　明王朝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和择官制度等层面的同化使得回族守教守俗更为艰难。明王朝“重风化，厚恩意”，对功臣“存有褒封、没有追赠”，礼敬勋臣，对忠于朝廷、立有功业的将领、官员予以重奖，生前封官授爵，死后追赠爵位。为表彰常遇春之丰功，朱元璋特作“中都祭开平王文”，称颂常遇春。据宋濂受诏撰写的《开平王神道碑铭》，常遇春卒于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七日，“八月朔日，柩车至龙江，上往临奠，恸哭而还。亲为择地于钟山草堂之原，营建宅兆及栖灵之祠。……至冬十月九日，始葬”。死后90余日才下土埋葬，这显然有悖于伊斯兰教的速葬习俗。以汉俗建祠祭祀，也不符合伊斯兰教教规。胡大海捐躯后第二年将士作越国庙，第三年朝廷追封越国公。宋濂《胡越公新庙碑》“肖像中居，威神腾轩。阴风肃如，仿佛若存”。回族将领丁德兴在攻取苏州时卒于军中，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肖像功臣庙，追赠济国公。……子三人：忠，授龙江卫指挥使世袭；浩、昶，恩赐守茔。浩子广，广子富，世食田禄于江宁”。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五月十七日，朱元璋养子沐英因病卒于云南，“讣闻，上哭之恸，辍朝。制文，遣礼部往祭。其词有曰：‘使我无西南之忧者，英之功也’。命长子椿迎丧归葬，发军护送，所至百司，祭于道。十月戊午，王丧至云南，上遣中使，往祭。明日，追封黔宁王，谥昭靖，配享庙庭，赐葬江宁长泰乡观音山。敕百官郊送。比葬，上谕祭者三，皇太孙亲王遣祭者再，部府诸司祭者一。……明年塑像功臣庙，敕太常祀以太牢”。回族将领冯国用于甲午年论文联盟http://间攻取绍兴时捐躯，“上哭之恸，筑坛鸡笼山祭之，已肖像功臣庙，位第八。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上赠郢国公。弟国胜，以开国功，封宋国公”。回族上层肖像功臣庙，实行嫡长子世袭制，表明回族对于汉族社会宗族观念和宗法制度的接受。汉式庙宇传递着汉族“生为名臣、死为明神”的传统观念，这侵蚀着伊斯兰教崇拜独一真主的核心信仰。

　　就这样，明廷借助国家力量将忠君孝亲、敬祖法宗的观念推向回族社会，将汉族尊祖敬宗的信仰植入回回上层和普通民众之中。不仅胡大海、冯胜等高级将领死后列祀太庙，设像以供拜祭，而且低品官员死后也在墓前加坊、赐额。金陵《伍氏族谱》记载，其始祖德全公儒，洪武二年自西域奉诏迁居金陵。六世祖少西公浩，以恤赈赐四品冠带并“高义”两字建坊墓前。不仅回族官员、功臣本人受奖，其父、母、妻室均受赏赐，其列祖列宗亦受追封，那些遵守儒家德行的女性亦受到褒扬和赏封。清代张廷玉主持编修的《明史·列女传》，回族月娥位于名首，成了守节妇女的楷模。明廷不考虑民族和信仰的差异，对国家功臣一律“存有褒封，没有追赠”的做法，冲淡了回族上层的伊斯兰教信仰，使得偶像崇拜、祖先崇拜这些伊斯兰教绝对禁止的行为渗透到回族社会中，侵蚀着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
　　从社会层面看，汉族民间社会的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及其习俗的渗透，家族宗法制度的模塑以及地方社会的政治压力，加之回族经济生活的变迁与农业家族社会的形成，使得回回观念、习俗发生很大变化。被明代大学士戴良称颂的高士丁鹤年“武昌公死时，鹤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短衣，所禁者独酒。鹤年以为非古制，乃服斩衰三年，仍八年不饮酒”。丁鹤年的曾祖、祖、父皆能守教守俗，其父死后，家人持守伊斯兰教习俗。但自幼研读儒家经书的丁鹤年改变了父辈的传统习俗，他12岁不满即为父服斩衰三年，用汉俗表孝道。据《丁孝子传》记载，丁鹤年埋葬、祭祀其母的习俗均随汉俗：做母主以拜，陈酒肉以祭，血骨棺敛。这种丧制和葬法与伊斯兰教的丧葬习俗相去甚远。丁鹤年因地方社会的政治压力东奔西波，“至正末，方氏（方国珍）据浙东，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徙无常居”。丁鹤年寓居佛寺，曾作多篇诗文以和僧人，有学者误认鹤年晚年皈依佛门，《清波小志》引《杭州府志》谓鹤年“晚习天方法”，说明其穆斯林身份没有改变。
　　回族由行商转为农业生产，生产生活方式和组织模式的变迁势必引起礼俗之变。回族上层重视修缮祖坟、编写家谱，修建祠堂，尊祖法宗的礼仪渐渐渗入回族社会，至16世纪宗族制度和祖先观念已成为回族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赛氏族谱序·陈中荣序》中记载，“宗者，统族人以奉祀也，祭以往之祖而收见在之族，祖分而祭亦分，故一族不止一宗。谱者，志族人之世次也，追以往之祖而收见在之族，祖分而族不分，故一族同一谱”，《赛氏族谱序·边廷抡序》强调族谱的作用在于“上以发列祖之丰功伟绩，下以启后人之修德强仁”。《钦天监杨氏家谱》记载，明末清初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的家族在元明清三朝为官宦之家。先祖杨世隆是元代学者，六世祖杨宁为明宣德五年（1430年）的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杨氏家族深受儒学影响，山东济阳县辛集所记杨氏后裔《四十字辈秩谱》：
　　儒立西堂建，法松照元明。兹英丰盛顺，俊美吉庆宁。
　　山河永久固，仁凭四时春。仍让邦本睦，大地青宏恩。
　　明代回族的礼俗之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保留伊斯兰教信仰，同时接受汉族敬祖法宗的习俗。“从儒而存乎回之教……夫不背乎教，亦不泥于教”。脱万忠《脱氏宗谱甲申序》记载脱氏族人保持崇拜真主的核心信仰，他列举了脱氏家族中11位擅长经文、道高德重的阿洪。他们笃信教门，乐善好施，封整月斋，捐资建清真寺，处事主持公道。脱氏家谱也记载其族人尊祖敬宗的观念与习俗，注重祖先及祖先的坟茔，把伊斯兰教信仰习俗与民间社会的习俗融为一体，每逢开斋节会礼后，脱氏族人一起游坟做祈祷，悼念先祖。脱氏宗谱序言称“脱门博学阿林（指宗教学者）世代续出，此乃始祖盛德所感，复蒙真主慈佑者也”，将脱氏宗教人才辈出归因于祖宗之盛德和真主之慈佑。
　　沧州戴氏五世孙戴吉兆作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戴氏谱序》记载其高祖因缠头僧相劝退佛门人古教（伊斯兰教）而成为回族。戴氏先祖改信伊斯兰教后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在戴家庄修建礼拜寺，藉朝真主，传习圣教。嘉靖十六年（1537年）戴氏族人在戴家庄后龙港河北岸又建八郎堂庙以祭奠戴氏佛门之先灵。《戴氏家谱》记载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葬俗选择山地，其祖坟形制有别于汉族坟制。另一方面，他们也邀请开元寺名僧、上大夫等为其卜算功名、福禄，择选坟地。戴氏族人定期祭奠先祖，“每于祭日，各集聚二位高祖茔下会晤，以示祭奠而矣”。戴氏修建宗祠，其功能与汉族宗祠不尽相同。他们修撰家谱，意在“重伦纪，厚风俗。布其先人之事迹，保忠厚遗风，慎终追远。上以绍祖宗之续，下以开子孙之传”。湖南汉寿县《教门岗清真寺图记》记载：“我二世祖德信公，始祖隆兴公之季子也，自明永乐间由花家巷迁居教门巷后，之始建此寺以祀教主，以妥先灵……回人汉者皆各自建寺立祠，而此寺乃为环教门岗之黄氏子孙所独有。寺基西北有大坪，东南有大堰，最足助文人之宕漾，供武士之胜骧，此黄氏之所以称望族也。”安徽安庆《怀宁马氏宗谱》创自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将其始祖上溯应宋太祖之召入华修历之西域鲁穆马公依泽，成化年间骠骑将军马义修撰家谱时，马义侄马奉廷时任钦天监监正。该家谱收有成化四年至七年内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时启元、内阁武英殿大学士彭教，内阁大学士太子太师兼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吕龙，监察御史花景廷，应天府府尹武梦龙，安庆府同知梅永寿，怀宁县事薛维宽等11位官员的序言。《怀宁马氏宗谱》记载马依泽在宋时的后人中有11人中进士，该家谱编写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昭穆有体、尊卑有辨，睦族以敦本”。河北大厂《何氏家谱》谱序介绍其鼻祖世居南京，“永乐二年，第一代北迁始祖长门阿颜沙、次门阿匝丁、三门失兀喇昆仲三人，始迁顺天府东路厅，自立何家厂庄居住。父子相继数十余年，始人南吾山社稷。祖茔座落庄前，方圆十亩，壬山西向。另设一处方圆四亩，以备缺嗣者之藏。此二茔其一时而并建者也……”何家先人留下遗俗，每逢大小尔德节，族众恭请师长，游坟奉经，共感先祖之德。湖南桃园《翦氏族谱》记载其族人“非颖悟子弟出外求学挂帐穿衣，不能充当阿洪”，其族谱记载翦体章、翦恒源、翦敦厚等四十人皆为“习回文清真寺掌教，住宗祠旁”。
　　第二种情况是变俗出教。元末咸阳王赛典赤后人改为13汉姓生活在各地，生活在山东胶东的赛氏后人在明代有的已成汉族，仅保留以长形坟墓区别于当地圆形汉坟、家藏经书、大年初一吃面条等赛家习惯。《泉州陈埭丁氏族谱》详细描述了泉州丁氏回回自元末战乱以后祖教渐移、民俗渐变乃至出教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