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看少数民族文艺创作

　　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于2012年6月7日至7月6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以及港、澳、台的36个代表团齐聚北京，奉献了41台剧目、92场演出。这是一次少数民族文艺发展成果的大检阅，在观众面前呈现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美轮美奂的恢弘画卷。
　　早在1950年的国庆，国家曾邀请部分少数民族表演队在首都舞台表演，毛泽东为此留下诗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兄弟民族首次“文艺会演”。此后，在新中国成立60余年间，多民族同台演出，可谓不计其数。其中，50余个民族普遍参与的全国性、大规模会演，至今已举办4次，分别是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调演”、1980年、2001年和2006年的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实施〈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中，用行政法规的形式确认，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定期举办、五年一届”，自此成为国家法定的全国性文化活动。2009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发布，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战略任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体要求予以强调。WwW.11665.cOm“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已成为我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盛事。
　　本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会演剧目都产生于上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之后，因而，本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剧目反映了当下少数民族文艺的创作水平和总体面貌。考察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各种剧目，可以更深入思考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的价值和意义，并发现少数民族文艺创作的问题。目前，与少数民族文艺创作相关的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对于原生态艺术观念认识不清，同时，囿于认识视野，缺乏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一、文化遗产与原生态艺术
　　历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音乐、舞蹈类剧目总是占大多数。本届会演，音乐、舞蹈类剧目约占三分之二强。这也是当前少数民族文艺创作中最主流的文艺样式，即歌舞晚会型的剧目。这种类型虽然冠以不同名号，如歌舞、歌舞晚会、舞蹈诗、综合歌舞晚会、乐舞诗、风情音画、风情歌舞、田野民间歌舞集、歌舞音画、风情舞蹈诗等，但体裁上都大同小异。有些剧目甚至可以看出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节目组合翻新，如陕西代表团的《大唐赋》，但也有清新刚健、气韵贯通的大气创新之作，如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的《呼伦贝尔大雪原》。
　　这种体裁成为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的主要类型是可以理解的，也具有不凡的文化意义。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基本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翻寻家底、遍数家珍，发现以节目串联的方式，最能体现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现状和成就，很适合与民族地区当下正在全面展开的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结合起来。加之，采用歌舞晚会的剧目创作方式，观众喜闻乐见，又可随需要进行全新组合，常演常新，并可同时满足各种商业化和公益化的演出任务。另外，在目前市场化还未成熟的情况下，选择这种短节目集萃，而非大剧目制作，可以有效地规避市场风险。
　　以新疆代表团演出的《大美新疆》为例，不仅用器乐演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选段，还表现了新疆多民族风物，包括麦西来甫、艾德莱斯绸、和田玉、冬不拉、呼麦、鹰笛、萨吾尔登、鹰舞等，几乎每一个节目都联系着新疆“非遗”清单中一项或几项。这使得本歌舞晚会成为一般观众认识新疆的一个绝佳的入门教材。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歌舞晚会都遵循着“展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识，确实令观众在审美中不知不觉地了解了本民族地区丰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的信息，也增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催生了“原生态艺术”观念。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政府的引导下，由当地人自己传承和表演，可以达到最佳保护。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族艺术院团对原生态艺术施以青睐。贵州省代表团贡献了一台“田野民间歌舞集”：《原色》。这一剧目以“田野”、“民间”为题，暗示了剧目编导对贵州文化特色的某种概括和提炼。“田野”、“民间”并举，有意回避了当下时髦的“原生态”概念，但在演出中，某种“原生态”艺术观念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不论是笙阵、大木鼓，还是苗族飞歌、侗族大歌等，非专业演员的表演既拙朴又精湛，让人叹为观止，观众对该地域先民的文化留存也肃然起敬。每一个节目表演时，在舞台字幕上都标明“素材来源”，介绍该节目采自某自治州某县某镇或某村，这种人类学旨趣贯穿了整个剧目的演出。也正如演出节目单前的题跋所示：“原色”即无色，又即万物之色。这种洗尽铅华、反朴归真的哲学立意在演出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原生态艺术观念在本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受到了观众热烈的呼应。湖南代表团演出的《五彩湘韵》是一台各方面并不突出的歌舞晚会，其中，最让人惊叹、令人沛然神旺的节目是一群来自乡间的土家族农民表演的“打溜子”。那种热烈的农民生活情绪和形象，激起了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非职业演员的出场，并没有带来演出水平的降低，观众也乐于忽略非职业演员与专业演员之间的风格反差。只要是原生态的表演，一般都会引起观众凝神谛听和热烈喝彩。
　　原生态观念的风行，也已经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但究其发生，却与近期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中对自我身份的一次较大的叩问有关。“原生态”概念的缘起和传播，可能就源自对“现代人”身份和“全球化”世界秩序的某种反思。
　　“原生态”观念的本意是：在当下中国特定的社会阶段，艺术领域借助对农业社会或前现代社会的文化遗产资源，有限地还原一种“有灵”的精神，并对被当下社会各种权力异化，尤其是消费社会资本权力异化的艺术，实施些许超越。但吊诡的是，原生态观念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深受商业动机的缠绕。而且还必须承认，对原生态艺术的推崇也服务于当下意识形态的复杂运作，它内在的“去政治化”功能可能被特定的社会力量所倚重。如此，原生态艺术的动机与效能之间似乎从未自洽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