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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传统”的生存逻辑:华北乡村婚嫁习俗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小传统”的生存逻辑:华北乡村婚嫁习俗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是一对经典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这对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首先提出的。雷氏长期致力于农村社区的研究,自1930年起对墨西哥南部尤卡坦进行了长达16年的考察,曾到中国、印论文联盟http://度、波多黎各及欧洲考察。在他看来,拥有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的都市社区,跟保持有大量口传的、非正式记载的文化内涵的乡村社区。是很不相同的。雷德菲尔德以“大传统”和“小传统”来指称文明社会的两个方面,前者指都市文明,后者指地方性的社区文化。
  按照雷氏的学术逻辑,“大传统”是一个社会中占优势的文化模式,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规范性的要素,形成了整个文明的价值内核(尤其是体现为都市文明的文化模式);而“小传统”的各种因素往往是由“大传统”进行解释的。由此,乡村社会中的婚姻习俗应该属于“小传统”的范畴,而包括《婚姻法》在内的新中国对婚姻家庭的各种规制才属于“大传统”。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作为“大传统”的现代婚姻理念依靠强制性的行政指令或现代传播手段不断对传统婚姻习俗进行着修正和改变;而作为“小传统”的村落传统婚姻习俗也为了存续而不断解构,不断运用原有的体系囊括、改变以吸纳现代婚姻理念的冲击。wwW.11665.cOm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个个案,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一、个案
  
  按照人类学研究惯例,在对个案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之前,研究者应首先交代清楚田野工作地点的形态学和生理学特征。本研究的田野工作地点l村位于华北平原上,是人类学家偏爱研究的那种典型的小乡村。全村83户,324人。在国家的统计报表上,拥有可靠耕种土地2600余亩,但是土地肥力较差,粮食单位产量很低,所以,一直以来就主要依靠种植为生的村民们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富裕。在l村。婚姻仍多是通过媒人从中牵线,撮合婚事,年轻人很难进行自由恋爱。即使订了婚,男女双方一般也不能由着性子随意来往,只有在节日期间如中秋节或春节期间两人才有交往和交流的机会。在当地,择偶标准一般除了经济、社会、情感等因素之外,男女能否相配,人们还特别地在乎一整套关于生辰八字等属相方面的习惯讲究和标准。本个案就发生在这个村庄内。
  三十年前的1978年。
  本个案的主人公之一——赵大姑,当年只有十八岁。当年的赵大姑不仅符合农村人的审美观:一双大眼睛,一条长辫子;更重要的赵大姑还是一个壮劳力,是当时村里面少有的能挣十分工的女人。那时候,乡村社会计算工分基本上是要用性别划分的,男人基本都是十分工,女人最多的八分工,最少的只有五分工。如果一个女人挣到十分工,那就意味着她和男人一样能干;如果一个男人挣不到十分工,不仅意味着他劳动能力相对比较差,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在婚姻市场中属于“弱势群体”——很少有人愿意嫁给这样的人。
  在乡村社会中,女孩到了十八岁也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一家女,百家求”,据说当时上门求亲的媒人都踢破了赵大姑家的门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赵大姑最终嫁的却是一个只挣八分工的男人。很多人奇怪赵大姑当初为什么会同意这门亲事。这个中的真实原委,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除了赵大姑自己以及很少的当事人,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知晓。根据一些老人支离破碎的记忆,我们倒是还能拼凑起事情的概貌:
  赵大姑经媒人介绍,认识了男方。男方家住在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在赵大姑的父母眼里,虽说也认为赵大姑要嫁的地方比较远,但想到男方的家境殷实,还是苦口婆心地劝赵大姑同意这门亲事。甚至担心游说的效果,还专门邀请了赵大姑的七姑八姨的纷纷上场。最后,赵大姑有些招架不住了,只好佯装答应去男方家里实地相看一番。在乡村里,相亲也叫“相家庭”,这是一桩婚事选择向前延展还是打退堂鼓的中坚环节,有点像官员下基层巡视民情。几乎固定的程序都是由女方父母领着七大姑八大姨等至亲,去男方家“望闻问切”,从正面、侧面窥视和打探男方个人的言谈相貌,家庭的财产和收入等等。当然,在那个时代,最主要的一项“考察项目”还是实地考察男方家的住房状况。
  由于相亲的日子是由媒人预先订好并通知男方的,男方已经在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了。一般来讲,摆两桌酒席,男客一桌,女客一桌。但是那天听说赵大姑去相亲的时候,男方摆了四桌的酒席,陪客也请好了,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或者是自己家族里出头露面的人。不用多说,人场有了,更说明这家人在村里的人缘。也许正因为这些,让当时赵大姑相亲团的代表——赵大姑的爷爷觉得脸上十分有光。
  在农村相亲,男方一般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要女孩同意,婚事成功的可能性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当时,赵大姑去相亲的亲属团对那户人家的住房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不仅四间砖木平房在当时的乡村少见,而且木头柱子根根落地,屋顶椽子笔挺见方。此外,由于男方还是独子,所以有多少存款就没必要问了,反正没人抢,以后都是小夫妻俩的。在当时农村相亲,能不能过亲友团这关很重要,因为当事人很少有机会仔细“审查”对方,更多的印象来自于亲友团的描述。
  一般情况下,亲友团的审查过关了,才轮到男女单独见面。男女见面,谈上一会,寥寥数语,双方便面带着羞涩先退场。那一天,赵大姑和对方也就是大概只过了一刻钟的时间,相亲亲友团中就有人催促说,路远应该早点启程返回了……
  即使这样,赵大姑后来还是从同龄姐妹的说笑中无意地知道了对方是一个不能挣满十分工的男人,于是坚决地要求退掉这门亲事……由于赵大姑的一再坚持,做母亲的心软了,故意放出口风说:自己去相亲时,没有看上对方的家庭,自己不同意这门亲事。在乡村社会,尤其是在一个冬天的乡村中,这种消息传得特别快。闲来无事的人们正盼望着村里有什么事情发生,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果然三天都没过,对方的家长,也就是赵大姑后来的公公就闻风赶到赵大姑家。听说那位农村汉子进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扑通”一声给赵大姑的爷爷跪下了
  当时赵大姑的爷爷具体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已经无法去详细地考证。不过,一句流传二十多年的承诺却决定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你放心回去吧,我们家说话算数,有我在。这门亲事散不了。”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想也都想得到:女儿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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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母亲的叹息,父亲的无奈,爷爷的强硬。
  第二年的冬天,据中村的老人们说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在一个刮西北风的日子,赵大姑出嫁了,是迎着大北风走的。不过,听说赵大姑的婚礼办得还是相当体面,在当时的十里八乡都是“数一数二”的……
  三十年后的2008年。 论文联盟http://
  本个案的另一个主人公——赵大姑的同村同姓同宗的娘家侄女也十八岁了。因为在家族姐妹中排行第三,家里人都喜欢称她为三丫头。三丫头和赵大姑一样,长得也很好看。所以,初中刚毕业的那阵子,就开始有人上门提亲了。三丫头的父母没有生育男孩,所以,很想把三丫头嫁在本村,好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有个照应。在当地,如果青年男女一方对另一方有好感,当其家里若有需壮劳力的时候,如收麦、收秋、盖房等时候,一方就会到另一方家里去“帮忙”。正因为这一点,引得同村的几个小伙子常常有事无事地总爱往三丫头家里跑,名义上是去“帮忙”,实际上村里人都知道那是去套近乎。在这“帮忙”的人群里面,村东头赵老汉的小儿子就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
  实话说,三丫头的父母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一直没有在两个年轻人面前提起自己的想法。用三丫头父亲自己的话说:孩子们都大了,现在的孩子比自己懂得多,知道得多,孩子们的事情最好让孩子们自己拿主意。只要孩子自己同意,当父母的没有意见。
  直到有一天,赵老汉的小儿子来三丫头家“帮忙”,碰巧家里其他人都不在。简单地忙完一些事情之后,赵老汉的小儿子就说有机会的话,想带三丫头一起到大城市里逛一逛、玩一玩……听着听着,三丫头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看到三丫头娇羞的样子,不知被什么力量所支使,赵老汉的小儿子悄悄地朝三丫头身边靠过来。很快,有一声惊叫,也就那么一亩……
  和很多的乡村社会一样,中村的人们尽管能宽容已婚男女之间的私通,却很难以平常心面对青年人之间发生的自由恋爱。因为三丫头和赵老汉的小儿子同处一个村,这样时间长了,不仅不免会让一些人说闲话,而且如果真的像很多村里人说的那样——“弄大了肚子”,谁的脸面上也不好看。于是,赵老汉主动地托媒人替儿子去提亲。三丫头的父亲当然正求之不得。因为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原因,两家就商定不再举行定亲仪式了,等合适的时候就直接把婚事办了。
  没过多久,赵老汉的小儿子要去城里打工。三丫头想一起去,为了能够出行方便些,两个人就把婚礼举行的日期选在当月的农历初八。结婚的时候,来了六辆小轿车,组成迎亲车队,浩浩荡荡开往三丫头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从迎娶开始到婚礼结束,还聘请了一位专业的录像师,摄录下婚礼的全过程……
  
  二、个案分析
  
  婚嫁习俗也称婚嫁形式,婚嫁习俗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它和其他精神文化一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村落婚嫁习俗是一个村庄的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个村庄或地区的人们在某个发展阶段所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状况等综合社会历史环境的缩影。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生活琐事不仅反映着乡民的生存常态,而且在其背后还隐匿着大的历史变迁。乡村社会中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冲突等方面的矛盾,在婚姻这里有了一个交叉点。一定意义上说,村落婚嫁习俗是一种被浓缩了的村庄历史,从村落婚嫁习俗的变迁可以透视还原出一个乡村的社会文化发展变化过程。由此,我们通过发生在一个乡村的婚嫁习俗的人类学考察,通过对这个故事的文本解析,来发觉乡村社会中传统和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秩序的更替。
  
  (一)从相亲走向恋爱
  在三十年前的赵大姑相亲故事里,我们虽然还能不时地看到“父母包办”式的封建包办婚姻的痕迹,但是也能看到男女双方可以直接见面、谈话等现代婚姻的影子。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乡村婚姻过程中,青年男女双方都有机会对对方有一个初步了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乡村青年男女在婚前虽然有与自己未来配偶“相见”的机会,也即相识过程,但这种相识过程对于所有由父母包办而认识配偶者,或多数由别人介绍而认识配偶者来说,其实质只是相亲式的见面,而非恋爱性的过程。从其见面的地点来看,男女双方主要是在当事人某一方的家里(一般多在男方家)进行接触。见面一般多有亲戚朋友陪伴,这种见面使当事人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加之传统观念的束缚,男女双方很少有实质性的了解与接触。这也正如上面故事所反映的那样,赵大姑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楚,更不用说对对方其他方面的深入了解了。在当时的乡村社会中,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三十年前,当地人择偶普遍地不很挑剔,双方家长只要认为双方条件大致般配即可。于是,只要当事人两家的父母认为门当户对,彼此觉得合适,大家就会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行政工作”(包括做媒、相亲、初期订婚、最终订婚、婚礼)来促成这门亲事。这里所谓相亲或者定亲,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亲属关系的意思。当地男女从经人介绍到结婚往往是多则半年,少则月余。因此可以说,当地的婚姻并不是在爱情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也就不会出现“非她不娶,非他不嫁”的情况了。因此,“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必然前提。
  三十年后,在三丫头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今的乡村,男女接触、交往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的空间。三丫头和赵老汉的小儿子就是在彼此相识相知的过程中,慢慢地产生了恋情。到了男女两情相悦时,再告知父母。这样,恋爱突破了传统的“媒人介绍,父母做主”的模式。由于少了家庭等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在恋爱成功的因素中,感情因素是主要的,婚姻结合途径更直接化。
  不过,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在乡村社会中,像三丫头这样的故事还不是很普遍。即使可以说乡村社会的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青年男女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婚前交往,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交往还不是现代自由恋爱婚姻意义上的交往。自由恋爱婚姻有一个重要前提,是恋爱的双方需要拥有一个认识并持续交流以不断增进了解的交往。即便是“一见钟情”,双方也还是需要一段婚前交往时间以不断沟通来巩固感情。对于我们观察的结果来说,这在大多数的乡村男女之间是很难实现的。
  在三丫头的故事里我们可看到论文联盟http://,赵老汉的小儿子当初是打着“帮忙”的名义接近三丫头的,就是说,当地青年男女在恋爱的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的接触通常要找到适当的借口。那种完全以谈恋爱为目的的“约会”在这个地区似乎还没有真正出现。如果双方不是在一个村庄内,即使是平时见面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男方不能经常去女方家里,女孩子更不能常到男方家里,否则,别人会说作风不正派。男方每年只有在两个重要节日的时候才能郑重地进入女方家里,就是在春节和中秋节的时候为女方送节礼。
  一般地说,传统乡村社会认为爱情是个人情感冲动和张扬的产物,不符合乡村社会的封闭和保守的本质要求;相反,对爱情的抑制,则会促进家庭、家族等集体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因为,乡村社会中的婚姻背后,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再生产的自然接续,依靠生育延续香火成为最高的目标,而在这样的目标下面,任何的激情,都可能演变成颠覆整个社会秩序的“导火索”,一直被严加防范。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青年男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乡村男女的浪漫爱情实践逐渐地拥有了实践的空间,那种以激情为核心的爱情的自主表达也似乎成为可能。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就讨论了这种农民爱情的自由表达。他认为乡村爱情的直接表达不仅导致了乡村青年在婚姻上自主性的增长,而且也带来了年轻人择偶标准、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对待婚姻和性行为的态度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
  此外,我们通过上面的故事也看到现在乡村婚姻缔结过程中的“父母”与二十多年前的“父母”相比,其地位和角色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三丫头的婚礼里,三丫头的父母仅仅是充当参考人或见证人的角色,而不再像赵大姑时代那样。赵大姑的父母,尤其是赵大姑的爷爷是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主导者。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在三丫头的婚姻里,和赵大姑相比,三丫头对自己婚姻的自主权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三丫头的婚姻故事中,男女当事人不仅见面,自由交往,互相了解,而且是婚姻关系确定的主要决定人,因此“父母”就无法主导婚姻缔结的过程和结果了。而在赵大姑的故事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半点浪漫的影子。从理论上讲,传统婚姻的决定权主要掌握于父母手中,而现代婚姻的决定权则由婚姻当事人把握。但这种理论的拥护者对传统婚姻的认识只是基于“父母之命”一说,并人为地把它绝对化;对现代婚姻的认识,也似乎带有一点理想化。因为,第一,传统文化中,宗法意识影响深重,至今难绝。如同小家庭往往依附或服从于大家庭或宗族一样,小家庭的父权也很大程度地受大家庭联或宗族的制约、影响;一些地方,母系的干预力也很强,舅舅也很有决定权。第二,农村中很有一些人,在决定大事时缺乏自信、缺乏主见,而仰仗、依赖强者、能人。上述观点忽略了第三个因素,就是那些本家族或邻里中的能人、能介绍或带领青年出外打工以及有一定地位(职位,或在外工作)的人,他们对农村家庭的很多事务,包括婚姻的决定有着极大的影响,可以一言而定,代表着事实上的决定权。
  不过,也有一些人指出:承载着更多西方浪漫基因的现代婚恋观念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乡村,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婚姻文化变革的道路上,我们更多地关注了一种“自由恋爱”的道路,它容易诱致人们对传统乡村婚姻模式出现片面的二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并可能遮蔽现实存在的乡村本土的婚姻文化资源。如果结合上面的故事,将类似三丫头和赵老汉小儿子的结合这样一种自由选择结婚对象的模式理想化,也有一定的危险。因为在更多的时候,自己做主并不担保能够获得美满的婚姻,就如同包办未必就不能寻到一位理想的伴侣一样,自由同样存在选择的风险。
  
  (二)从家庭到个人
  作为社会成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种抉择,择偶标准及其模式无疑会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个人的择偶不仅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还通过巨大的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左右人们的择偶行为,并对违反常规的择偶形成强大的压力。不同社会背景之下,不同代际的人,择偶标准各有偏好。反过来说,个人择偶标准的变化,也说明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体现的。
  通过上面两个故事的对比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的择偶标准由注重对方家庭条件转向注重对方本人,无疑是择偶观念和择偶行为的明显变化。表明人们正在逐渐摆脱传统婚姻模式的束缚而接受现代婚姻行为规范。当然注重对方本人条件并不意味着择偶时就只注重情感因素而忽视物质利益。很多时候,注重对方本人条件往往注重的是对方能力、本事,会过日子的品质,而不一定是双方的感情基础。在很多人看来,感情在乡村夫妻生活中向来被认为是一件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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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大姑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在择偶时,父母的考虑更为重要,更加偏向于家庭、家族的标准,这就是择偶标准上的“门当户对”。也就是说,赵大姑的爷爷代表的那一代的择偶标准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家庭综合素质的考察,包括论文联盟http://财产状况、父母人缘、家庭声誉及地位等。相比较而言,在赵大姑的侄女——三丫头眼中,对方家庭条件作为择偶因素的地位却在日益下降,而注重对方本人条件。
  这种择偶标准上的变化,当然也与乡村婚姻主导者的身份不同有关,是父母和子女对于婚姻的期望和各自的关注点不同造成的。或者说这是由于在上面的两个婚姻当中,婚姻的主导者分别是赵大姑的家长和三丫头自己有关。在三丫头的婚姻里,作为婚姻的主导者,三丫头当然更关注对方的容貌、能力、品行等个人因素。在赵大姑的婚礼里,作为婚姻的主导者,父母和爷爷作为过来人,他们更加关注婚后的家庭生活是否稳定和有保障,如孩子的抚养、老人的赡养等等。
  通过上面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由于乡村社会的从夫居的习俗,所以在择偶过程中,男女双方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对于男方来说,择偶的时候只是注重强调一个人,那就是女方,因为婚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只和女方一个人打交道。所以男方择偶,很少去关注和打听对方的家庭,也很少有人去在意对方家庭是不是很富裕,更多的是在乎女方这个人本身的素质。而对于女方来说则不同,因为女方一旦要嫁过去,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家子人。这样就是为什么上面的赵大姑的故事当中,赵大姑的爷爷很在乎对方家庭的表现,而相对地忽略了对男方个人一些品性和素质的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天的乡村社会中,超脱世俗的爱情模式并没构成主流,相反迎合世俗的爱情结合却越来越多。这不仅是因为乡村社会总是偏向保守,也因为今天的农村,利益取向的恋爱婚姻模式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这种背景之下的结婚对象的自主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商品交换。即在正式缔结婚姻关系前,总是像买卖东西一样仔细掂量双方条件的各个细节。
  
  (三)从繁琐到简单
  一般来说,中国北方汉族的婚嫁习俗大体上都可以归结为“六礼”。早在周代,婚礼被视为礼文化的中心。周代婚姻的缔结以“六礼”为准,此后,遂成为统一的婚姻仪式流传下来。按照传统“六礼”,从择偶到正式结婚有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程序。(纳彩,男家向女家提出正规的缔结婚姻请求;问名,为了卜得吉凶而问女方的名字;纳吉,把卜得吉凶情况报告给女方,据此成立婚约;纳征,男家向女家交纳聘礼;请期,就卜得的结婚日期征求女家的意见;亲迎,男方把女方迎娶到男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六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但作为婚前礼仪的基本程序,仍然保存着。中村的婚姻程序基本上沿用“六礼”。当代婚姻缔结程序有所简化,通常只需三道程序,即“看人”、“订婚”和“结婚”。这是通过亲朋介绍这种结识途径而建 立起来的婚姻所需的程序。如果是通过自己认识途径而建立的婚姻,其程序更加简化,通常只需订婚和结婚这两道程序。如果媳妇是外省市的,则更缩减为结婚办酒席这一道程序。
  在上面三丫头的故事中,双方经过商定不仅省略掉了定亲这个重要的环节,而且对于婚期的选择也不再那么讲究。传统上,中村的嫁娶月份一定不能触犯青年男女双方的属相忌讳,否则“犯月”;合适的月份被称为“行嫁月”,可以嫁娶。但是,我们从三丫头的故事可以看出现在安排嫁娶的时间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讲究了,只是因为考虑到双方一起出去打工,赵老汉就临时根据需要安排了儿子的婚礼。
  当然,如果深究一步,我们还可以说程序的简化还只是形式上的变化,程序中实质内容的变化才真正体现了该村婚嫁习俗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其实质性的变化就在于婚姻当事人在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自主权的极大提升。这一点从三丫头未婚先孕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传统乡村家庭来说,保持妇女(尤其是未婚少女)的“贞洁”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当女孩子有了婚前性行为,她本人和她的家人对此的反应发生了变化,这种反应说明了很多问题。过去当一个女孩子有了婚前性行为,而且原因不管如何,她一定不敢跟家人说,而家人一旦知道也尽量隐瞒,因为事情一旦传出去,女孩子就臭名远扬,当家长的也丢尽脸面。她会遭到家人的谴责甚至毒打,绝无同情可言。和所有的传统乡村一样,在中村,婚前的守贞是妇德的标准要求之一,未婚先孕的女性会招惹非议,承受莫大的社会压力,被认为是家族的一个污点、一个不堪的事实。而现在在三丫头身上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三丫头的家人虽然仍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却更理智地考虑补救措施。三丫头的父母提起这件事情,也没有太多的羞涩表情,只是说那是年轻人的事情,大人也管不了。
  
  三、讨论
  
  在我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普遍信奉着一个未经证实的预设:乡土社会的特征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趋于式微。然而这种近乎先验的假设己为最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所质疑。有学者研究发现,尽管近年来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很快,但是民间文化、宗教信仰、传统社会组织等并没有消失,而是不断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王铭铭,1997)也就是说,由于婚姻不只是受宏观社会变迁背景影响的客体,同时也是以自己原有的特点对社会作出反应,所以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会带动婚姻变革,而另一方面婚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乡村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在现代性特征日益凸显的乡村场域中,植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必然会逐渐显露出某些滞后性或不适应性。而且,这种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发明出来的地方性传统,实际上已经融入草根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与新时期乡村经济生产生活、民间互助制度、社会关系网络、族群文化认同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婚恋文化现代建构,其实就是民众在乡村婚恋现代化进程中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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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地方性知识所进行的再发明、再创造和再利用。(萨林斯,2000;122)从本文所叙述的故事来看,乡村社会的婚姻尽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强烈冲击,使其乡村性质与传统乡村婚姻有极大的不同。乡村婚恋文化的现代建构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以及传统的地方性知识被予以再发明、再创造和再利用的程度及状态如何,从根本上都取决于乡村成员的文化自觉。民间草根的文化自觉程度越高,乡村婚恋文化的自我调适和更新机制就越强,“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的生命力也就越长久。另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任何的婚姻文化自觉都绝不会简单地“复制”传统,相反,它们总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始终处于持续的发展建构之中。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创新和建构是文化依据自身的调适与更新机制,是文化变迁的一种积极形式。在我们叙述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到当下处于建构状态之中的乡村婚恋文化无论是以“传统”的面目复兴重现,还是呈现出“现代性”的重构再造,其得以继续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它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乡村成员的生存法则和现实生活需求。由此,有学者认为:“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产生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因此,传统不只是‘过去的已经固定的东西’。”(甘阳,1986)
  总而言之,我们一定程度上认为在与现代婚姻理念的对抗中,传统婚姻习俗也并不是被动地“被消解”或“被保留”,而是不断进行自论文联盟http://我调整和自我修复,不断做出妥协和让步,使自身具备转型的适应性。中国村落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婚姻习俗并不是坚持和固守自己原有系统,而是在现代婚姻理念的影响下不断变迁和转型以适应新的形势。传统婚姻习俗通过不断解构、不断妥协、不断创造而存续,这便是村落传统婚姻习俗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机制。就是说,由以上个案分析可知,一方面,传统婚姻习俗吸纳现代婚姻理念的因子,不断妥协和调整自身以适应转型的环境;另一方面,传统婚姻习俗使自身的优势为现代婚姻理念所用,这就是传统婚姻习俗的生存机制。得益于这一生存机制,乡村婚姻习俗的变迁过程实际是传统婚姻习俗与现代婚姻理念互动融合的过程,互动的结果并不是哪一方完全击败了对方而占据了统治地位,而是由冲突而融合,现代婚姻理念与传统婚姻习俗相互妥协,从而创造了一种包含两者因素的又不同于任何一方的新的社会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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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刘中一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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