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六朝商人诗含以商人为题者、商人所写者、不以商人为题而实写商人者、借叙事抒情而涉及商人者等四种类型，其传递出的信息是：1．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2．城市商业畸形繁荣；3．封建政权不抑富商巨贾，抑商、贱商主要针对中小商人，这为研究六朝的商人和商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关键词：六朝  商人诗  信息  商业
 
    六朝商人诗包括以下4类：1．以商人为题者，如《估客乐》、《贾客词》；2．商人所写者，如《三洲歌》；3．不以商人为题而实写商人者，如《襄阳乐》、《江陵乐》、《子夜歌》等；4．借叙事抒情而涉及商人者，如谢灵运《述祖德诗》、《会吟行》、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卖玉器者诗并序》、庾信《对酒歌》等。4类诗，1类7首，2类3首②，3、4类内容庞杂，不便区分，难于精确计量，但为数不少，则可肯定。
六朝商人诗的作者，上有帝王、达官显贵，次有寒门士子，下有贱类商人、烟花女子等，包括不少社会群体，可谓繁庶。而其内容，不外富商巨贾的寻欢作乐以及士人对财富的向往与垂涎，从美学角度看，似无甚可称；然就经济尤其商品经济史料而言，其所蕴藏的信息，确很有探究价值，本文特作尝试。
 
一
 
    六朝商人诗传递出的第一个信息是：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WWw.11665.CoM
在我国，自私人商业出现以来，“抑商”、“贱商”之说，不时有之。西汉以前，主要是经济制裁，如商鞅变法，从税收、价格、经营范围等方面制造困难压制商人；③秦始皇曾将“贾人”和“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等谪发远征或戍边，将商人与罪犯等同④，不过那仅是一时一事的临时措施，而不是将商人统统当作犯人。但自汉初，先是高祖刘邦明令“禁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接着惠帝刘盈、，高后吕雉又禁止“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⑤，从政治歧视、经济打击两方面抑商以来，商人便在法律上划入了贱类：晋时更强制“侩卖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⑥这种人格歧视使商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更为卑下。然而正是在这时，在门阀世族鼎盛、一切讲究门第的六朝，作为贱类的商人在诗人笔下却是另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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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六朝”指三国至隋南北两方。
②[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8《估客乐》、《三洲歌》，台湾《四库全书》本。
③赵靖等：《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卷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④《汉书》卷49《晁错传》。
    ⑤《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
    ⑥[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828，引《晋令》，中华书局影印本。
 
    1．称商人为“达人”、“贤达”甚至“君子”。把经商作为人生的志趣和追求
    谢灵运有《述祖德诗二首》，其诗《序》云：“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又在诗正文一开始称“达人贵自我，高情属云天。”①“达人”者谁，诗中提到有弦高，这正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商人，谢灵运没把他当作贱类，而尊之为“达人”。在诗的结尾，诗人表示自己的志趣：“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这明显是对诗《序》“志期范蠡之举”的具体阐释。据《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卷l29{货殖列传》载，范蠡曾佐勾践“灭吴，报会稽之耻”，功成后，“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范蠡“变名易姓”，带着资产“乘扁舟浮于江湖”，不是去旅游，而是寻找便于“治产”、“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之地定居，以另求发展。很明显，谢灵运所谓的“志期范蠡之举”关注的不是范蠡的事功，而是他的发家致富。
    谢灵运另有《会吟行》，也曾提到范蠡。诗云：“自来弥世代，贤达不可纪。勾践善废兴，越叟识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人城市。”②谢灵运一再称大商人范蠡为“达人”、“贤达”，对他的“出江湖”念念不已，折射出世家大族当时的共同心态，即商人不贱，而且贤能通达。谢灵运在辞去永嘉(治永宁，今浙江温州市)太守，回到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老家经营自己庄园时，除在北山新建居宅及农田水利外，又积极规划手工作坊，③这不就是“志期范蠡之举”吗?
    再如庾信的《对酒歌》云：“人生一百年，欢笑惟三五。何处觅钱刀，求为洛阳贾。”④庾信华望贵族后裔，门第观念极强，对寒门出身的开国之君陈霸先都有些瞧不起，称其为“无赖之子孙”。⑤庾信在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义城县侯，拜洛州刺史，这样的高位还不满足，却对“洛阳贾”心向往之。在庾信诗中，不时可以看到他急切的求富心态，如《幽居值春诗》：“钱刀不相及，耕种且须深。长门一纸赋，何处觅黄金。”《西门豹庙诗》：“君子为利薄，达人树德深。”⑥传统的道德行为规范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⑦而如今“为利”也是“君子”，与“达人树德”等同，各人有各人的奋斗目标和生活方式。谢灵运称商人为“达人”、“贤达”，庾信以“为利”为“君子”与“达人”等，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2．商贾与仕宦只是谋生方式不同，不见贵贱之分
著名诗人鲍照，出身寒门，在他的诗中也不时流露出对商人的属意。他的《行药至城东桥诗》，述他一大清早在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东郊桥上行散时的所见情景，从通衢大道飞扬的尘土中，他看到：“扰扰游宦子，营营市井人。怀金近从利，抚剑辞远亲。争先万里途，各事百年身。”⑧坦途通路中人来人往，而鲍照看到的却只是“游宦子”和“市井人”，他们或抚剑辞亲，或怀金从利，争赴万里之途，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百年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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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2，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2，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谢灵运：《山居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2。
⑤《周书》卷41《庾信传》。
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2。
⑦《论语·里仁》，《十三经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⑧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9。
 
    相同的观念又见鲍照的《观圃人艺植诗》：“善贾笑蚕渔，巧宦贱农牧。远养遍关市，深利穷海陆。乘轺实金羁，当垆信珠服。居无逸身伎，安得坐梁肉。”①鲍照再一次将“善贾”与“巧宦”并举，无论是“遍关市”还是“穷海陆”都是为坐食梁肉的逸身之技。显然，在鲍照眼中，商贾与游宦平起平坐，无贵贱之分，只是谋生方式不同而已；养蚕、打鱼、种田、放牧才是可笑、可贱的，只能豆羹粝食。
    3．商贾见多识广，与权贵的有眼无珠，玉石不分形成鲜明对比
    前引两诗鲍照将“贾”与“宦”并举，而在他的《卖玉器者诗并序》中，鲍照借卖玉一事对卖玉者极尽张扬而对买玉者则冷嘲热讽。《序》称：“见卖玉器者，或人欲买，疑其是珉，不肯成市。聊作此诗，以戏买者。”《诗》云：“泾渭不可杂，珉玉当早分。子实旧楚客，蒙俗谬前闻。安知理孚采，岂识质明温。我方历上国，从洛入函辕，扬光十贵室，驰誉四豪门。奇声振朝邑，高价服乡村。宁能与尔曹，瑜瑕稍辩论。”②此《诗》无疑是鲍照借题发挥以抒自己怀才不遇之愤；然就事论事，玉是高级奢侈品，有的价值连城，卖玉者必是富商，买玉者当是权贵。富商历上国，入洛、函，扬光贵室，驰誉豪门，声振朝邑，何等见多识广，盛气凌人；而权贵有眼无珠，玉石不分，和这等人根本不值得争辩。在这里，富商的气势、见识远在权贵之上，了无贱类痕迹；鲍照轩轾分明，确切无误地表明了他的倾向性。
    4．商人在诗中作为主角。成为描述中心
六朝以前，在诗歌中很难看到商人的身影，更无人专写商人。前引诸诗虽也在叙事抒情中提到商人，但并非专写商人。将商人当作主角并在诗题中明白标示者，始于齐武帝萧赜的《估客乐》。《古今乐录》日：“《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阼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③萧赜追忆什么往事而作《估客乐》?他在诗中自述云：“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④这是他早年的经历，虽也为官任职，但相对他日后的帝王之尊来说，还是“布衣时”之事。“阻潮梅根渚”，述他在梅根河阻击像潮水般涌来的敌军。这是指泰始二年(466年)晋安王、江州刺史刘子勋起兵与明帝刘或争夺皇位，其时萧赜19岁，为赣(今江西赣州市)令，他支持刘或曾在梅根河与刘子勋军激战。⑤事后，职务不断迁升，又曾出任襄阳(郡治今湖北襄樊市)太守，而樊(今湖北襄樊市樊城)、邓(今属河南邓州市)均在襄阳郡辖区内。襄阳“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⑥，是抗击北魏的最前线，而樊沔地区，又常有少数族人抗争，时有战事。“昔经樊邓役”，即指萧赜任职襄阳太守时事。叙早年经历，不及其他，特举这两件事，表明这两件事在萧赜心中留下的记忆之深；然而无论是“梅根渚”还是“樊邓役”都事关军旅，怎么和“估客乐”扯上关系呢?显然与这两地商贾云集有关。“梅根渚”即梅根河边。梅根河源出九华山，流经石城(今安徽池州市)汇人长江。在石城境内，有利国山，出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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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9。
②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9。
③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8《估客乐》。
    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8《估客乐》。
⑤《资治通鉴》卷130“明帝泰始二年；《宋书》卷74《沈攸之传》；《南齐书》卷3《武帝纪》。
⑥《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
 
六朝以来，即以此铜铸钱，并设监管理，因监临梅根河，故称梅根监，而梅根河亦因之曰钱溪。①六朝币制紊乱，官方铸钱，民间盗铸亦很普遍，钱溪对于商贾当然有吸引力。襄阳郡属南雍州，该州之设置，是因“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水之侧，立南雍州。”②“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③道理很简单，豪族集中之地，自然是富商巨贾竞趋，因为富商巨贾就是专为豪族服务的；在整个社会经济萧条，民间购买力低下时期，也只有从豪族那里，他们才能获取暴利。萧赜在冒着生命危险而艰难奋战时，看到商人们花天酒地、红粉相依、过着闲逸而奢侈的生活，对比之下，情不自禁唱出“估客乐”也算情理中事，以至多年以后他当了皇帝还在“感忆思往事，意满辞不叙。”④满腹思绪既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因而命人被之管弦，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之意⑤。
    萧赜首创《估客乐》，然其诗只有4句；以“估客乐”为题，而估客为什么乐，乐在哪里，萧赜并未明白交代，只是以他事曲折隐晦地作了反衬，倒是和尚宝月走南闯北，多有见闻，熟知商贾生活、行踪，洞悉当时士人心态，对估客之乐作了具体描述：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大艑珂峨头，何处发扬州。借问艑上郎，见侬所欢不。
初发扬州时，船出平津泊。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⑥ 
这是宝月笔下的估客之乐，借女子之口述估客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红粉相随相伴，相思相恋。不过这类红粉尽是烟花女子之属。试看前引第三首，只是看到大艑船头有美玉装饰，从哪来的都不知道，便问船上主人(“郎”)“见依所欢不”，而“郎”，寻欢之后便不辞而别，悄然离去，待“侬”追赶到码头，但见“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可叹可怜，而在当时世人心中，这样的男性是快活的。
至尊皇帝，世族衣冠，寒门士子都属意商人，对其心羡不已，很明显，六朝商人诗充分折射出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事实上，六朝商人的社会地位确已今昔迥异，这与世风有密切关系。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各种矛盾急剧尖锐，先是农民抗争，继有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世事无常，人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出现两种迥然不同的思潮，一是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奋力建功立业，如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⑦另一是及时行乐，享受人生。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⑧而两种思潮，又往往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像曹操一世英雄，一方面“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方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⑨不过大体上说，建安时期以建功立业为主，魏晋以后，以及时行乐为主，而且愈演愈烈，以至整个上层社会，沉溺声色，竞相奢靡，而其前提则是要有“孔方兄”，且多多益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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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和郡县图志》卷28“宣州南陵县”。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
③《隋书》卷31《地理志》。
    ④《乐府诗集》卷48《估客乐》。
⑤《毛诗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
⑥《乐府诗集》卷48《估客乐》。
⑦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⑧无名氏：《古诗生年不满白》，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
    ⑨曹操：《短歌行》，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
 
“孔方兄”从何而来呢?司马迁早已指出，来钱“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①。史载“秦汉以后，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②“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罽丝文章，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③六朝高官显宦，豪门权贵经商成风，首创《估客乐》的萧赜，在为太子时，就曾任用亲信“度丝绵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武装走私。这又证明，萧赜创《估客乐》，事非偶然。
六朝以前，也有人对富商巨贾的僭越有过抨击，西汉晁错指斥当时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丝履曳缟”⑤，那时的商人，不管如何“力过吏势”，都需要“交通王侯”，即投靠或者勾结权贵，在权贵面前，他还是低贱的，因权贵并不直接从事经营；至六朝则不然，权贵亲自商贩，不少人是亦官亦商。南方情况，已如上述，在北方，许多商人以有钱而直接进入官场。史载北齐后主“官由财进，狱以贿成”，“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⑥淮阳王、尚书令、录尚书事和士开掌权以后，“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同在昆季之列。”⑦“富商巨贾”与“朝士”称兄道弟，在此前也是不曾有的，六朝商人社会地位事实上的提高昭昭然，而商人则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走上了圣洁的诗坛。
 

二
 
六朝商人诗传递出的第二个信息是：城市商业的畸形繁荣。
1．商人诗多出于重要商业城市。是城市商业盛况空前的反映
六朝商人诗，大量集中在乐府诗《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中，这些诗都是合乐的。关于其源起，《晋书·乐志》日：“《吴声歌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晋改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六朝为扬州治所)，《吴声歌曲》起于此也。”⑧又《古今乐录》日：“《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问”(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市；郢州治夏口，今湖北武昌市；樊、邓属雍州，雍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⑨许多商人诗源于扬州建业及“荆、郢、樊、邓间”，这也不是偶然的。扬州建业，六朝都城所在；雍州襄阳、荆州江陵、郢州夏口均为重要的区域政治中心及军事重镇。在这些城市中，豪族高门、达官显贵麇集，前已指出，这些人尽情欢乐，竞相侈靡，享受人生，很需要钱，但仅有钱不行，更需要物，多多益善的山珍海味，稀奇古怪，于是富商大贾不避万里，舟车贩至，建业、襄阳、江陵、夏口等同时也就成为繁荣的商业都会。是时建业“贡使商旅，方舟万计”，⑩也就是释宝月所描述的“五两如竹林”；史载不少商人“于江陵买货，至都还换。”⑾至如雍、荆、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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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晋书》卷56《江统传》。
③《宋书》卷56《孔琳之传论》。
④《南齐书》卷31《荀伯玉传》。
⑤《汉书》卷24《食货志》。
⑥《北齐书》卷8《后主纪》。
⑦《北齐书》卷50《和士开传》。
⑧《乐府诗集》卷44。
    ⑨《乐府诗集》卷47。
    ⑩《宋书》卷33《五行志》。
    ⑾《南齐书》卷43《齐高帝诸子(萧映)传》。
 
(隋时并属荆州)，其俗，“颇同扬州”①，都是“商赂所聚”②，蚊聚在城市的豪门显宦，富商巨贾，在尽情享受物欲满足的同时，也需要歌舞等文化生活为之助兴，显然，正是扬、雍、荆、郢的繁荣商业，催生了商人诗的大量兴起，而大量商人诗的兴起，也正反映了城市商业的繁荣。
    2．商人城市寻花问柳。成为城市商业繁荣的又一景象
    细察商人诗的内容，从文字表面看，多为男欢女爱，常见的则是红颜被遗弃的忧惧和哀怨；然而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更可看到六朝城市商业的繁盛。
    《西曲歌》中有《三洲歌》，《唐书·乐志》日：“《三洲》，商人歌也。”《古今乐录》日：“《三洲歌》者，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三洲歌》凡三首，其词曰：
送欢板桥弯，相待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
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
湘东酃醁酒，广州龙头铛。玉樽金镂碗，与郎双杯行。③
从上所引，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首先，《三洲歌》既是“商人歌”，即商人借红颜口吻而作之歌，则诗中所谓的“欢”、“郎”无疑是商人；《三洲歌》所叙也无非是商人经商途中的一路“风流”，令送行人羡慕不已，“愿作比目鱼”，与“与郎双杯行”；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头也不回“逐风流”而去不稍暂停。由《三洲歌》可知，乐府《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西曲歌》中的一些人们常称的所谓“爱情诗”，其实不过是富商巨贾的“寻花问柳曲”，诗中的“欢”、“郎”多是商人的代称；诗中的“依”多是烟花女子。
其次，商人喝的是“湘东酃醁酒”，即酃酒，这本是贡物，是供皇上饮用的。湘东，郡治临蒸，今湖南衡阳市，其东有酃县，产美酒。《资治通鉴》卷164萧梁承圣元年载：“县东二十里有酃湖，其水湛然绿色，取以酿酒，甘美，谓之酃渌。”又《水经注》卷39《耒水》载，“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居民，彼人资以给酿酒甚美，谓之酃酒，岁常贡之。”酒器则有广州所产用于温酒的“龙头铛”，酒杯玉制，饭碗则雕刻黄金来作装饰，晋人曹摅有诗赠石崇，称其“饮必酃渌，肴则时鲜。”④商人尽可与之比美。
    再次，《三洲歌》是商人多次在“巴陵三江口往还”而作。巴陵，今湖南岳阳市，紧临洞庭湖，湘、沅(资)、澧水流入洞庭，长江从湖的北沿穿过，而商人在“巴陵三江口”上“遥见千幅帆”，众多商船往来不停，足显巴陵商业之盛。
    另《吴声歌曲》的《子夜歌》，相传为晋女子子夜所作，恐有附会。《子夜歌》凡42首，各自独立成篇，而相同内容(不外乎一夕之欢以及被遗弃的忧惧及相思)反复出现，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子夜即半夜，以子夜为某一女子的专名，不如说是以夜生活为职业的女子的共名，《子夜歌》其实就是风尘女郎之歌。试看“昔宿不梳头，细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这除了“欲”哪有“情”，这等语言良家妇女说不出口。又如“今夕已欢别，合会在何时?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⑤也是一夕之欢后担心被遗弃。很明显，《子夜歌》也描写了商人的寻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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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29《地理志》。
②《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
③《乐府诗集》卷48。
    ④《文馆词林》卷157，《古逸丛书》本。
    ⑤《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19，《乐府诗集》卷44。
 
在乐府《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中，类似的商人诗为数不少，除前述《三洲歌》、《子夜歌》外，还如《莫愁乐》、《襄阳乐》等等，均直接描述的是商人寻欢作乐，然间接反衬出的则是城市商业的兴盛繁荣。谁都知道，商人追求的是刀锥之利，有利可图才快活，利润越多越快活。商人有心情、有条件寻花问柳，表明他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这也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一道风景。
    《吴声歌曲》，《西曲歌》出于扬、雍、荆、郢，反映的是南方情况，至于北方，前引鲍照诗云：“扰扰宦游子，营营市井人。怀金近从利，抚剑远辞亲。”①这是作者在历城(今山东济南市)看到的景象：清晨，东郊的大道上无数的“宦游子”、“市井人”来来往往不停地奔忙，足显历城商业盛况。而庾信的“求为洛阳贾”②则更事出有因：洛阳是北魏的都城，史载“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③“凡此十里(指洛阳大市东之通商、达货，市南之调音、乐律，市西之延酤、治觞，市北之慈教、奉终八里以及阜财，金肆二里)多诸工商殖货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④“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⑤洛阳的商人豪华富有，“拟于王者”，表明洛阳生意好做，有赚头，洛阳的商品“无远不至”，更显其商业的兴旺，无怪乎高官庾信也动心，也就自然了。
    3．城市商业的畸形繁荣
在城市商业热闹非常的同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民间一般商业的没落萧条。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农业不发达，手工业、商业很难有所发展。自东汉末年至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长期战乱，农业生产所遭摧残极其严重，南北朝时虽然有所恢复，但远没达到原来水平。社会上可供流通的产品不多，广大农民购买力极其有限，除了少量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及简单再生产的必需品外，全部自给，不必也无力仰赖市场。北魏太和(477—499)时“钱货无所周流”⑥，孝文帝元宏下令铸钱用钱，想借此促进流通，刺激商业活跃，但有钱无货也是枉然。明帝元诩时，依旧“商货不通，贸迁颇隔。”⑦直到北齐，“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用布帛。”⑧以物易物，显示北方民间商业的萧条。南方相对安定，永嘉之后，大量北人南下，使一些地区得到开发，但由于起步晚，规模有限，傅筑夫先生指出：“宋、齐时期，南朝活动舞台还没有越出江左之外，江左以南和以西的广大地区，大都还停滞在原来的落后状态，从梁时起才扩展了开发范围，深入到闽越和岭南。这就是说到南朝后期，江南的广大地区还处在初步开发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在缺乏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所以江南民间一般商业不发达。⑨“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⑩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民间商业的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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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9《行药至城东桥诗》。
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2《对酒歌》。
③《魏书》卷110《食货志》。
④《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法云寺》。
⑤《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法云寺》。
⑥《魏书》卷110《食货志》。
⑦《魏书》卷110《食货志》。
⑧《隋书》卷24《食货志》。
⑨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⑩《隋书》卷24《食货志》。
 
一方面是城市商业恶性膨胀，一方面是民间一般商业萎缩衰落；城市商业主要是富商巨贾贩卖珍奇宝货之类的豪奢高级消费品，服务对象全为达官显宦、豪门权贵，这类商业越发达，给广大民众带来的苦难越深，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那自然是一种畸形繁荣。 
 
三
 
    六朝商人诗传递出的又一信息是：封建政权不抑富商巨贾。
    如前所述，六朝诗人笔下的商人，全是富商。称其为“估客”，说明他们都是从事货物转运的行商，他们“三江结俦侣，万里不辞遥。”①长途贩运奇珍异物，牟取暴利，没有雄厚财力，是难为其事的，估客之乐，也是财大才气粗，乃至“拟于王者”。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史载所谓“抑商”、“贱商”有所保留，看来此说似嫌笼统。其实，就历史事实看，封建政权的“抑商”、“贱商”，其所抑，所贱者主要是中小商人，对大商人从来没有“抑”、“贱”过。秦始皇贱商，却令富商乌氏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又为富婆巴寡妇清“筑女怀清台”，此二人“礼抗万乘，名显天下。”②刘邦贱商，而富商照样“乘坚策肥，丝履曳缟”，以至晁错感叹“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③六朝贱商，乃至对商人人格歧视，然而“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④这是在南方。而在北方，情况也相同，如前所述，洛阳工商殖货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车马服饰，拟于王者。”⑤
事实上，自古以来有权有势者，无不贪图享乐，物欲与权势如影随形，恰成正比。史书称某王某帝清简寡欲，多是溢美，很难全信；确有帝王、权贵，清简一时以沽名钓誉可以，但久了就不行，贪欲是他们的本性。贪欲必求珍奇怪异，这就离不了富商巨贾从四面八方、乃至异国绝域舟车贩至。富商巨贾为权贵享乐提供物质保证，在这过程中，富商在获得暴利的同时，也得到极大的物欲满足。社会高层越是奢侈，富商巨贾越有活动的空间，这在六朝尤其突出，六朝商人诗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至于富商巨贾对当时社会经济及政治、军事的作用和影响，则当另行讨论，不在本文解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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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2，陈叔宝：《估客乐》，《乐府诗集》卷48。
②《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③《汉书》卷24《食货志》。
④《梁书》卷1《武帝纪》。
⑤《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法云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