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蕃交流的主要通道
1、概说
7世纪初期，松赞干布统一吐蕃诸部，在青藏高原建立起统一的吐蕃政权，而唐王朝的建立在中原地区也结束了数百年的混乱分裂局面。大唐帝国以其高度的政治威望与繁荣的经济文化赢得了周边诸族的通好内附，成为东方世界的文明中心；吐蕃也主动向外学习和交流，特别注意其东向中原地区的发展。从此，通过唐蕃联姻、交聘会盟和互市等多种方式，西藏地方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出现了新局面。吐蕃与唐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三条通道来进行：
其一由古鄯城（今西宁）至逻些（今拉萨）及琼结青哇达孜宫（即勃令驿），是唐蕃间的交通主道，全长3,790多公里，共经驿站23处。吐蕃自逻些经今吉隆等地南下可至泥婆罗（今尼泊尔），为古泥婆罗道，也可经今西藏的吉隆至天竺（今印度）。这后一条为唐朝使臣或入天竺僧人所走之路。现吉隆城北阿瓦呷英地方发现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石刻。①可见中原经吐蕃终至南亚的古印交通线实际是唐蕃古道的延伸。
其二是由长安经河西南下的古丝绸之路。此路唐时以粟特人为中介，以敦煌为唐蕃交流的中转中心，经青海南下入吐蕃。在今青海海西州都兰县的唐代吐蕃墓葬中，出土了许多有唐代汉地忍冬花纹或粟汉吐蕃混合型的金属杯、盘、瓶等日用器物，证明了当年这条商道的兴盛。
其三是经四川入藏线。如经今西昌、盐源、昆明入吐蕃南部的丬羊  丬可 道；经今大理、腾冲、高黎贡山，渡恩梅开江的大秦路，均可南达古印度。此外还有均需经大渡河的雅州及黎州的通吐蕃路。可以看出，吐蕃与中原的交往是通过多条路线进行的，这些信道既是丝绸、茶马、朝佛之路，又是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Www.11665.Com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将西藏地方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结在一起。
吐蕃与川西之间相互往来的交通道路虽然繁多，但是归纳起来，当时两地之间最主要的交通干线大体有两条：一条是从川西地区岷江上通向吐蕃的路线，这条路线以今天四川灌县为要冲，唐人将此路线称为“西山路”；另一条路线则是由今四川雅安地区通往吐蕃的路线，这条路线以今天的雅安为要冲，分别有“灵关路”和“和川路”两条。当时所谓的西山就应该是指今成都西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县）、保州（今理县境）、维州（今理县）、干州（今汶川）等地一带的高山。
历史记载说明，在唐代，经维、茂等州的西山路，乃是一条由吐蕃通往四川剑南道的常用的路线。这条路线也不仅是吐蕃与唐朝军队的作战路线，同时在当时它也是吐蕃同四川剑南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路线。
从记载来看，当时从西山道通往吐蕃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维州向西通往吐蕃的路线，此路线大体应相当于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即是经过今日的甘孜县和德格县一带进入藏东地区。而西山道的另一条路线则应该是沿岷江河谷上行，经过松州，再由松州北行，经松潘草地进入西北地区，从而与当时由长安经西北一带通往吐蕃的唐蕃大道相连接，由此而通往吐蕃①。
在唐代初年，人们即已知道了从雅州方向存在一条通往吐蕃的道路。但是，当时从雅州通往吐蕃的道路，实际上又分为两条支路，一条是和川路，另一条是灵关路。
关于和川路的情况，《太平寰宇记》一书中曾作了如下的记载：
和川路在（严道）县（雅安）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从大渡河西郭到吐蕃松城（偏松城）四日程，羌蛮混杂，连山接野，鸟路沿空，不知里数。
至于从雅州通往吐蕃的灵关路，《太平寰宇记》中有如下的记载：“灵关路在（芦山）县界，去蕃八日程。从界去吐蕃野城三日程。其险也，以绳为桥，其外不知里数”。②
关于唐时南诏今云南一带与吐蕃之间往来的交通道路，在后人所作《滇小记》一书中也得了充分的反映。据《滇小记》一书中记载，由云南进藏的路线有三条：一条叫江内线，此线从奔子栏经阿得酋、天柱寨、毛、公等地，64站到拉萨。一条叫江外线，此线从中甸起行，经另一称为卜自立的奔子栏，55站到拉萨。还有一条叫危习线，即维西线，此线67站至拉萨。维西线虽不经过奔了栏，但在阿得酋地方即与江内线会合，所以它实际上是江内线的一个支线③。在这三条路线中，以江内线最易于行走。从这三条路线的情况来看，如果把维西线算作江内线的一个分支，那么从云南经滇西北地区入藏的路线实际上主要有两条，这就是内江线和外江线。而所谓内江线，实际上也是我们前面提到处的唐时吐蕃由今西藏东南方向通往南诏的东路，亦即经神川铁桥之路；而外江线，则无疑应该是唐时吐蕃通南诏之西路。

2、唐蕃古道与汉藏文化交流
所谓唐蕃古道，一般意义上是指经由今陕西、青海到达西藏等省区的一条古代通道。这条古道所经过的河湟地区，是古代中原地区通往青藏高原的中介地。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古代羌人不仅是河湟地区最早的开发者，而且也是古代内地至西藏交通道路的开拓者。《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至爰剑曾孙忍时……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同书又载，爰剑的后裔唐羌后又“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发羌者”，可能与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蕃”有一定的关系。由此看来，这支“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羌人，有的可能进入西藏高原，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所以，河湟与西藏之间，早在秦汉以前，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起，就已经存在着一条比较畅通的交通路线，为唐蕃古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唐之世，中原历史代君王，无不着力经营河湟，于此设郡置县，屯田戍边，以确保中原通向西域大道的畅通无阻，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原地区与河湟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也发展了河湟地区的交通道路；另一方面，松先锋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建立起统一的吐蕃王国之后，与唐王朝的关系也不断发展，双方来往使者不断增加，出现了史书所载“金玉绮乡，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①，这无疑也推动了这条交通路线的最终形成。
（1）唐蕃古道的东段
关于唐蕃古道全程的走向，史料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从有关资料分析，这条古道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东、西两段；其东段在唐域，由长安至鄯城；西段在蕃域，由鄯城至逻些（今拉萨）。东段的道程，与历史上“丝绸之路”南线的走向大体上是一致的。
由丝路南线至河湟的这条道路，从史料上来看，至迟在隋代已成为有史可鉴的具有“官道”性质的大道，成为联系中央与陇右地区诸州、郡、县之间的要道。唐代以来，为了保证中央与河湟地区交通的畅通，在由关中通往河湟一带的沿线多置驿馆，维修道旁的州（郡）、县城堡，还新筑或迁筑了一些州（郡）、县于道路沿途，使得道上城寨、驿馆相连，形成唐代长安至鄯城一线的正驿官道。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所载，从长安以西，出陇州，经秦州、渭州、武州、兰州、河州等州郡，可抵鄯州②，唐代文献表明，唐使入吐蕃，多经由此道。如《全唐文》载唐使吕温入蕃，系由清水县（今甘肃清水县）经河州往蕃；《新唐书·吐蕃传》载刘元鼎入蕃，也是经过武州、兰州而至青海。
古道东段自长安至秦州、渭水、临州以后，可分为两条道路通达鄯州，一条是由河州（今甘肃临夏）至鄯州，另一条是经兰州至鄯州，这两条线路上都留有唐蕃使臣往返的遗迹，但就现有的材料来看，似以河州至鄯州一道较为流行。如今甘肃炳灵寺石窟内发现的。《炳灵寺记》题记中，便记载有唐开元十九年朝内御使大夫崔琳率七十一人入蕃使团，道经河州炳灵寺时所留下的题名，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亦载唐文成公主入蕃时，曾在炳灵寺作短期停留，并雕刻有八丈佛像一尊，这些遗迹，都反映出唐代入蕃驿道河州一道所居的重要地位。
（2）唐蕃古道的西段
唐蕃古道的西段，是指由鄯城县至吐蕃逻些的道程。这段道程由于地处高山大川层层阻隔，所以历史上对于这段道程的走向与具体的驿程，远不如东段清楚。近年来，中国学者曾组成“唐蕃古道考察队”，重点对古道西段进行了实地踏察，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③。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古道西段的历史状况已经日渐清晰。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最早记载这条通道的，是唐初僧人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其中记载云；
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渡大河，上曼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青海，海中有小山，海有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曰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度吐蕃国。

根据上述记载并结合以其它古文献，可以找到几个最为关键的地理基点，为我们勾勒出这条通道的大致走向：
河  州  其地望在今甘肃临夏附近。大  河  即黄河。曼天岭  一般认为即小积石山。
鄯  州  其辖境约当今青海西宁、湟中、乐都等地。承风戍  《资治通鉴》亦记此事云：“顿于承风戌，阻泥构以自固”。胡三省注引杜佑曰：“承风岭在廓州广威县西南，东北去鄯州三百一十三里，故吐谷浑界”①。廓州当今青海省化隆迤西之也，在鄯州之南，上文中之承风戌，承风岭当为一地之异称。青  海  即青海湖，在西宁市西。吐谷浑衙帐即吐谷浑王所居之地。其地在“青海西十五里”。1960年，在青海湖西岸布哈湖下游谷地中，曾经发现一座古城遣址，当地人称为“铁卜卡”，距青海湖最近之距离正好为十五里，与文献所记相合，故有学者认为此城即为吐谷浑牙帐②。白兰羌  《北史·吐谷浑传》载：“白兰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岭，又度四十里海有女国王”。可知白兰在苏毗女国的东北及吐谷浑之西北；最初似乎在青海北部，而在隋唐时期，则又活动于青海南部，与吐蕃关系密切。积鱼城  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考证云：“积鱼城是在玉树土司的东北，当今的石渠城。……积鱼城是在北兰羌的北界，其处于吐谷浑和白兰羌交界的地方”。多弥  《新唐书·西域传》载：“多弥，亦西羌族，役属吐蕃，号难磨，滨牦牛河”；同书《地理志》云：“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国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时期全图（一）”将多弥之位置定在积石山西南、牦牛河上游，与文献记载对应③。苏 毗  关于苏毗，古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据近年来有关的研究认为，苏毗的早期地域可能在今西藏南木林境内的襄曲河流城之内，襄曲河最早也是以“苏毗”命名。约在公元6世纪末，吐蕃赞普悉补野达日年色时期，以今拉萨迤北彭波为中心，苏毗王亦邦苏征服了今拉萨河下游一带的达甲吾，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形成东与位于四川西部和昌都地区的“附国”接壤、北值突厥、西南在玛旁错与象雄相接、南以雅鲁藏布江与悉补野部为界的这样一个强大的部落④，如依此说，则《新唐书·苏毗传》中所载的苏毗之位置，可能与之最为接近。敢  国  按《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定的位置，敢国在牦牛河以西，孙波之东南，约当今四川西北部金沙江、澜沧江之上游地带。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则考证云：“敢国在拉萨西北”，当大致无误。从敢国再“东少南”行，则可达吐蕃国，这里所言之“吐蕃国”。指当时吐蕃的国都逻些（拉萨）⑤。
（3）《新唐书地理志》的有关记载
在《新唐书·地理志》中，则更为详尽地记载了这条古道的具体驿程，可与《释迦方志》的记载互为应证，兹引录如下：
（鄯城）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戍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天宝八载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里八十里至那禄驿，吐浑界也。又经暖泉、烈谟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又四百七十里至众龙驿。又渡西月河，六百一十里至多弥国西界，经牦牛河，渡藤桥，百里至列驿。又经食堂、吐蕃村、载支桥，两石南北相当。又经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乃渡大月河、罗桥，经潭池、鱼池，五百三十里至悉诺罗驿。又经乞量宁水桥，又经大速水桥。三百二十里至鹘莽驿，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又经鹘莽峡，十余里两山相鉴，上月小桥，三瀑水注如泻缶，其下如烟雾。百里至野马驿，经吐蕃屯田。又经乐汤桥，四百里至合川驿。又经恕谌海，百三十里至哈不烂驿，旁有三罗骨山，积雪不消。又六十里至突录济驿，唐使至，赞普每遣使慰劳于此。又经柳谷、莽布支庄，有温汤，涌高二丈，气如烟云，可以熟米。又经汤罗叶遗山及赞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农歌驿，逻些在东南，距农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于此。又经盐池、暖泉、江布录河，百一十里至姜济河，经吐蕃垦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驿，乃渡臧河，经佛堂，至赞普牙帐。其西南拔布海。

（4）唐蕃古道的历史意义
唐蕃古道的开通，使唐蕃双方使者的往来不断增加，加强了祖国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从而使汉藏两族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共同开发、建设西南边疆作出重要的贡献。首先，由于古道的开通，唐蕃之间从此开始了频繁的遣使往来，密切了中原与边疆的政治联系。据新旧《唐书》、《册府元龟》、《通典》、《资治通鉴》等史籍的记载，在先后200年间，唐蕃双方往来使者达200多次，其中包括和亲、会盟报丧、朝贺、报聘等不同内容。这些使臣往来，对于融洽双方的感情，加强政治上的联系，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其次，古道的开通，不仅促成了唐蕃间在政治、军事上的交往，也促进了双方广泛的经济贸易往来。祖国内地的农业生产方式，一些农作物品种，从此传入到西藏高原；吐蕃的手工业有很大一部分也在汉族工匠的直接帮助之下建立起来。此外，在经济交往中，双方使臣的“互市”活动，影响而更大。通过这些边地物资交易活动，对于双方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如唐朝的战马，多是从边疆外域购入，而内地的茶叶，对于吐蕃社会生活也影响很大。
第三，随着唐蕃古道上经济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汉藏两族间的文化交流。
唐蕃古道的开通，在祖国内地与西藏高原之间架起了一座友好交流的桥梁，在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将唐朝京都长安通过今天甘肃、青海两省与吐蕃逻些城联系在一起，沟通了中原与西北、西南间的往来，唐蕃古道的形成，在中外交通和汉藏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在蕃唐人对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的贡献①
 
在蕃唐人由于进入吐蕃的途径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在吐蕃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因之而有差异，所以有必要分别加以介绍。入蕃唐人中最为彪炳史册的是那种为了民族的和好或是为了帮助吐蕃民族的发展等崇高目的受唐朝廷派遣而入居吐蕃的唐人。其中有入蕃和亲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及其大批从人，还有为吐蕃赞普典表疏的文儒之士，以及造酒、碾、硙、纸、墨之臣和传教布道的僧人①。这些唐人，尤其是和亲的公主，地位优崇，所带进蕃境的中原文化甚多，至今藏族人民还流传着文成公主帮助藏族人民的传说，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在蕃唐人中还有一种人是由于政治上失意甚至遭受打击或别的什么原因而远窜四裔、亡命吐蕃的。据现在的唐代史籍记载，早在唐初期武则天临朝后不久就有人亡命吐蕃②。这种亡命吐蕃的人的数量后来可能有所增多，因而引起唐廷的不快。德宗建中年间朝议城原州、泾州裨将刘文喜因人怨谋叛，并令其子入质吐蕃以求援。此后，郭子仪子孙、郭晞之子郭钢也曾走投吐蕃，因他是单骑独叛，故吐蕃疑之不纳。宪宗朝刘辟构乱蜀中，兵败后，“辟大惧，以亲兵及逆党卢文若赍重宝西走吐番。吐蕃素受其赂，且将启之”③。亡命吐蕃的不逞之徒，史籍失载的肯定为数不少。
在蕃唐人中人数庞大，成份复杂，境遇悲惨却又为吐蕃的发展出力最大的是所谓没蕃唐人。因其没蕃的方式略有不同，故也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由于战争失败或在战争被打散而没蕃的唐军将士。自蕃唐发生战事始，这种没蕃唐人就出现了。以后唐蕃经常开战，尤其是唐中后期，战争几乎年年皆有，而且多是唐军失利，没蕃将士的数目虽无法加以统计，但肯定其数目不小。仅德宗朝平凉劫盟一役，唐朝大臣崔汉衡等二十余人、军士千余人陷没吐蕃。没蕃唐人中的第二类是被蕃军掳来的平民百姓。贞元三年，吐蕃结赞以羌、浑之军屯潘口，入吴山、宝鸡，焚聚落，略畜牧、丁壮，吐蕃又剽汧阳、华亭男女万人以畀羌、浑。贞元四年五月，吐蕃三万骑略泾、邠、宁、庆、鄜五州之鄙，焚吏民闾，系执万数④。还有一类唐人是因其地沦陷而没蕃的。《沈下贤文集》云：“自轮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⑤。这种没蕃唐人据不完全统计已达几十万人，可见数量之多。

没蕃唐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了吐蕃的奴隶。在河西地区，没蕃唐人，尤其是当地的名姓大族，有许多被委任官职。如阴嘉政“蕃朝受得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阴嘉珍为“大蕃瓜州行军并沙州三部落仓曹及支计等使”⑥。索家长子索清宇任“沙州防城使”。阎朝投降后，也被授予“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⑦。
由于吐蕃曾对在蕃唐人实行部落编制与管理，在蕃唐人在基层地方政权机构任职的就更多了，如敦煌卷子中“汉人部落使”、“汉人千夫长”、“汉人都督”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些在蕃唐人直接进入吐蕃的政权体系，对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和政局的稳定是起了良好的作用。
人数众多的在蕃唐人不仅是吐蕃兵力之丰富来源，而且也是一支极为重要的物质生产力量。这些唐人中有许多人本身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不仅是极好的生产者，而且同时也是生产技术的传播者，为整个吐蕃的物质与生产技术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谈谈在蕃唐人与吐蕃农业生产方面的关系。河、陇土广民众，治理不易，吐蕃初始许当地之民不徙他境，续则掳掠唐境的青壮年，充实这些地区，如沈下贤云“唐人子孙生为戌奴婢，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①，在蕃唐人大部仍从事农业生产，为吐蕃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同时也提高了吐蕃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原农业生产技术的大量传播是由被掳和留居沦陷地没蕃唐人进行的。王建诗《凉州行》所云的“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②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其次，吐蕃手工业的发达是与在蕃唐人的帮助有着很大的关系的。文成公主和亲入蕃，其从人中肯定有工匠，大量的工匠入蕃是在公主和亲后松赞干布向高宗请求后开始的，工匠有造酒、碾、硙、纸、墨等匠③。因此，可以说吐蕃的手工业是在汉族工匠的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吐蕃在攻入唐境掳掠唐人时就把唐人工匠作为重点对象。唐德宗时吐蕃军与南诏合兵攻打剑南时，其首领曾明令：“吾要蜀郡为东府，凡技巧之工皆送逻些”④。吐蕃攻陷长安时，也还是“将劫京城士女工匠整队还蕃”⑤。这些被掳至吐蕃的唐人工匠，一是增加了吐蕃手工业的生产能力，二是使其原有的工世艺水平有了新的改进，从而使吐蕃的手工业保持在较高水平并能很好地为其军事扩张服务。
吐蕃在松赞干布与文成主和亲之前就开始了与中原文化的接触并加以学习，同时也开始了向其它民族文化的学习。由史籍所载来看，吐蕃派往唐的留学生不是很多，他们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主要是通过在蕃唐人来进行的。吐蕃人学习中原文化的老师，开始是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及其从人，还有专门请来典表疏的文儒之士以及亡命吐蕃的中原士人，后来是被俘的唐文武官吏和被扣留的唐使节，还有入蕃传法的唐地僧人与因其地沦陷而留居蕃境的唐地士人。唐赵璘《因话录》的《谭可则》条记载吐蕃所俘唐人中知文的被任命为“知汉书舍人”。此“舍人”很可能是既掌文墨又备赞普及吐蕃重臣顾问，当然也就会传授中原文化。
在吐蕃占领的河西地区还有一种专门从事蕃、汉文教学的在蕃唐人，如伯希和所藏敦煌卷子第4660号汉文写本上附有一位被称作陇西李教授的肖像，并赞云：“蕃秦耳晓，缁俗齐优，……两帮师训，一郡归投”⑥。从松赞干布时代开始，吐蕃历代的翻译佛经的工作，都有唐地僧人参加。第三，有着为数不少的唐地僧人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传教工作，其中有一些是受唐廷派遣。
 




①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载《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4辑。
① 黄盛璋《清代西北省界及其引起的黄河流经四川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1期。
② 《太平寰宇记》卷77。
③ 参见冯汉镛《唐代西蜀经吐蕃通天竺路线考》，载《西藏研究》1985年4期。
① 《全唐文》卷21。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39。

③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版。
① 《资治通鉴》卷202，仪凤三年九月条。
②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签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时期全图（一）”。
④ 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四辑。
⑤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时期全图（一）”。
① 参见朱迪光《试论在蕃唐人与吐蕃的发展》，载《藏学研究论丛》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① 见《旧唐书·吐蕃传》及《册府元龟》卷九八o外臣部《通好》。
② 《新唐书·吐蕃传》载：“虏将徐舍人者，语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孙也。武后时，家祖以兵
尊王室不克，子孙奔播绝域，今三世矣。我虽握兵，心未尝忘归也，不能自拔耳’”。
③ 见《册府元龟》卷一三四帝王部《念功》。卷三五九将帅部《立功》。
④ 《新唐书·吐蕃传》。
⑤ 《沈下贤文集》卷一o，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
⑥ 蒋斧本《沙州文录》。
⑦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s3481号，转引自《吐蕃僧诤记》。
① 《沈下贤文集》卷一o，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
② 《全唐诗》第五函，王建《凉州行》。
③ 《旧唐书·吐蕃传》。
④ 《旧唐书》卷一一七，《崔宁传》。
⑤ 《册府元龟》卷三六七，将帅部《机略》。
⑥ 转引自（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汉文译本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