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叙事疗法与中国文化的契合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现已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它以否定、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以“去中心”和“多元化”、提倡差异性与创造性为基本精神[1]。8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心理学领域,引发许多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对现代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技术进行批评与解构,建构更具有时代精神精华的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2]。这样叙事疗法便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中应运而生。
叙事心理治疗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要创始人是迈可尔·怀特(michael white)和戴维·爱普斯顿(david epston)。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用叙事进行家庭治疗,劳培训了几万名叙事治疗工作者,在很多国家传播叙事治疗的思想。现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大学开设专门的叙事治疗课程。同样,在心理治疗以外的领域也得到广泛传播[3]。所谓叙事心理治疗,是咨询者运用适当的方法,帮助当事人找出遗漏片段,以唤起当事人改变内在力量的过程。叙事心理治疗对“人类行为的故事特性”,即人类如何通过建构故事和倾听他人的故事来处理经验感兴趣。也就是在咨询过程中唤起当事人生命中曾经活动过的、积极的东西,以增加其改变的内在能量。在叙事心理治疗中,咨询师最常问的一句话是:“你是怎么办到的?”随后,会将焦点放在当事人曾努力过的,或他内在的知识和力量上,引导他走出自己的困境。
一、叙事疗法的基本思想与中国阴阳哲学
叙事疗法简而概之就是在当事人的人生故事中寻找正性积极的力量并加以深化、扩大进而用其支持当事人走出现有的困境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在人生故事重构的过程中去梳理那些被忽略被遗忘的故事,恰恰在这些故事潜藏着正性的力量。叙事治疗家认为,每个人都用故事来为生活体验赋予意义,故事是多种多样的。对个体而言,总有一个主流的支配性故事,是个体解释现实世界的主要途径,另外一些是处于边缘的故事,其中却常常蕴含着改变的潜能。当个体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前来咨询求助时,问题已渗透到支配性故事之中,限制着当事人解释自己生活体验的方式[4]。中国的阴阳哲学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互转化等等。如果将“阴”指代为生活事件中的负性力量,即阻碍人成长,误导人解构当前问题,使人囿于困境无法脱离的负性事件和对事件的负性解构力量。那么“阳”就是指人生故事中的正性力量。即那些支持人发展成长,积极对待生活和自我,积极建构情景、问题和自我的力量。阴阳理论能够完全解释叙事疗法的基本思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史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既有阴的一面也有阳的一面。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正确充分地看待自己的成长和人生中的故事。当面临困境时更多的是用阴性的一面来建构情景、问题和自我。这是当事人对问题和自我的认识是阴盛阳衰的。作为咨询师就是重新梳理当事人人生故事中被忽略的阳的一面,使其阴阳协调,甚至阳盛阴衰,对自我和问题有一个全新的积极的建构,从而有利于当事人以后的健康发展。
因此,这种疗法的基本思想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一致,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理解,从而显得通俗易懂使疗法能发挥出更大的疗效。同时叙事疗法在中国的推广应用就较为迅速。
二、问题外化与中国人的自尊自尊感和自我效能
叙事疗法中问题外化是将问题本身与人分离,使问题是问题,人是人。通过对问题的“外化”使当事人将问题与其自身分离开来,帮助当事人一道与外化了的问题战斗,然后挖掘当事人生活中的特殊事例,使其关注那些不曾为问题所困的时刻,并让当事人详细描述那些特殊时刻自己的行为与意识,以使当事人对这些特殊时刻的叙述更加丰富[5]。中国人常常将事件和事件当中的人混为一谈。“只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等这些社会偏见或者说是成见的影响下,当人在遇到挫折、困难和失败是往往不自觉的使用内归因,将这些挫折、困难和失败归因为自我。这就会使当事人的自尊感和自我效能降低。而问题外化使恰好使事件和当事人分离。进而更好地分析事件和当事人的自我认知。同时能提高当事人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在咨询中,咨询者和来访者能建立一个更加良好的咨访关系。为咨询的全称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挖掘特殊事例很好地顾全了中国人的“面子”
中国人有很强的面子观念,俗话说:大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在人们面对自己的隐痛时更会倍加小心,能不说就不说能不提就不提。这方面中国人没有西方国家的人们达观。因此,来咨询者要使来访者进行自我暴露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这不利于咨访关系的建立和咨询的进行。叙事疗法则不同,它更注重对特殊事例的挖掘,这里的特殊事例不是来访者曾经的失败的或是难以启齿的经历和事件,而是新的被当事人忽略的积极向上的故事。叙事治疗关注来访者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能力的具体运用与变化,不去了解问题是什么和问题发展变化的病理机制,而是会了解“故事中的闪亮事件”,引导当事人重构并正性转换对问题意义的认识[6]。叙事疗法正是以这种积极的为当时人所忽略的事件为突破口寻找来访者人生故事中的正性力量,强调人的优秀的一面,并在优秀的认知下使得不足的一面得以改观。这样的疗法会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更能积极的配合。同时能减少来访者在自我暴露时所遇到的阻力。
四、叙事疗法对人生故事的梳理更符合中国人的整体观
叙事治疗认为生命中的问题是由经验的叙说所定义的,使人们陷入困惑的问题是由己或他人用语言构造的故事性的“现实”,问题主要只存在于当事人有问题的叙说或语言中。这种理念符合中国人看问题的思维和产生问题的社会背景。正所谓众口铄金,人言可畏。但是,中国人的整体观恰恰又弥补了这一思维的缺点。中国人看待事物都是抱着整体的观念,如中医的理论观念。在评价他人和自己时也是较为全面和客观。正如中国人常讲的一样叫做“盖棺而论”。这一方面对某人生前不好评价是为了顾全生者的面子不好下结论所以要盖棺而论,但更重要的是盖棺而论更能从整体上对一个人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在叙事疗法中对来访者进行人生故事的梳理时,来访者可能更容易接受。在对来访者的人生故事重新建构时来访者也更能从整体上重新认识过去的事件,更加客观全面的看待自我,会更快地从困境和挫折中走出来。
五、叙事疗法与中国其他文化现象的契合
中国是有着集体主义取向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人们并不注重自我,而是更重视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所以人们比较重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以便和整个集体和社会保持一致。也因此中国人很重视人际关系的融洽和对他人的责任。叙事疗法中的见证环节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人的特点。在家人、同学、朋友的见证下会更加坚定来访者治疗的信念,增加与心理问题斗争的毅力,最大限度地巩固治疗效果。叙事疗法简明快捷符合当代的快节奏生活,另外疗程短也降低了咨询的费用,咨询对来访者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因此也能为大众所接受。
综上所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建构主义为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叙事疗法简明快捷、通俗易懂。其哲学背景和咨询过程与中国文化、中国人性的特点有较好的契合,并能更好更快的被本土化,所以值得各方学者和心理咨询师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