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史学界在新中国的历史阶段的分期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划定成十年（即1966--1976年）的结论不敢苟同。如按社会主要矛盾及政治斗争的焦点；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的主要两大社会派别；开展斗争，即冲突的主要形式和手段等特征来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期界定在1966--1969年较恰当。
主要理由如下：
一、从社会主要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焦点来看
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至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69年4月1日-24日）为止，该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司令部"和在政治上分别依附于"两个司令部"的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的矛盾。
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即后来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是准确的。由此开始，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焦点开始由"前17年" （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中共政权与"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和对他们进行斗争逐步转变为"两个司令部"和在政治上分别依附于"两个司令部"的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的矛盾和斗争。
但该文件内容属于高层机密，还为"革命群众"所不知，因此，毛泽东和刘、邓（即所谓两个司令部）的矛盾和冲突还未公诸于社会，冲突仅仅局限于党内高层，即还未由此扩大形成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批判，基本上还是继续沿着中共老一套阶级斗争的套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WWW.11665.COM
老一套阶级斗争的套路是指：如"四清"运动，尚未搞的全国半数以上的单位还在搞或者将要搞。社会矛盾的焦点仍然表现为"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5月制定）、"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1963年9月制订）和"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制定）所阐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其内容形式表现为：
（1）在城乡基层单位，是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包括政治上的压迫，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体罚及物质分配上的歧视等）。
（2）在上层建筑领域，是对资产阶级学者专家（包括党内的学者）的批判，理论上的，即思想领域。
（3）在体制和制度建设方面，中共党的主要工作是在基层单位整顿和强化党委的领导，在农村特别强调重建在大饥荒时期近于崩溃的阶级队伍；突出政治；割自1961年夏开始死灰复燃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如在农村，清查农民自留地的面积，严禁超标准多划分自留地；严禁弃农经商（指农民买卖农产品牟小利，非现在的经商概念）；严格劳动管理制度；分配上进一步平均主义化。在城市企业，取消或者减少职工的计件工资制度和奖金，强调义务劳动等。
中共把与 "地富反坏右"的"阶级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一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贫下中农也喜欢"三自一包"，农村里中共党员干部心里也明白"包产到户"比"农业集体化"生产搞得好，但这一普遍存在的"民心"倾向，官方的理论和教科书（包括文件）一是违心的否定，并认为仅仅是"中农阶层"的阶级属性。前一个方面的矛盾是显性的，公开的。后一个方面的矛盾是"隐性的"。
当时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被打倒10多年的已经成为"死老虎"的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着变天复辟"，用这一"学说"支撑起来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政策和按政策对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们的专政，掩盖和淡化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理的矛盾"。特别是农村，贫下中农获得的主要是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惠，使其成为极左路线得以推行的阶级基础。
把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颁布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就在于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焦点的变化。即再也不把革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死老虎"）的命作为最主要的政治斗争任务，而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 "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又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毛泽东这一新的思想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也由此开始发生了跟本的变化。这是其一。
二、形成了新的两大对立冲突的派别（社会集团）
新的两大对立冲突的社会派别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文革初期，即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到同年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前，运动基本还是按老的政治运动的模式进行，没有脱离"领导整人，群众挨整"的基本框架。政治形势的根本逆转是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未公开）和随后公开向全国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会议时间8月1日--8月12日）后逐渐开始的。特别是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点名批判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革命群众（除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外，都叫革命群众。）开始大分化，并重新进行新的组合。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述：旧有的阶级队伍发生分化，原来固定（划定）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结构和等级秩序被破坏；同时价值观念（政治观点）相同的人群之间相互进行新的组合。即形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两派以对待党政领导干部（多是指单位负责人）的看法和态度的截然不同而划界。"保皇"一派成员多是红五类或者红五类子女，一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红人（统称17年的红人）；"造反派"成员比较复杂，有红五类及红五类子女也有非红五类子女（包括黑五类子女），也有少数是17年的红人、但绝大多数还是在平常被领导压制、歧视、排斥甚至打击的普通群众，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受压挨整"的部分青年学生和教师，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员和青年工人等。
造反派的总指挥部是"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保皇派依托的靠山是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和单位负责人（单位的领导机构也是政权的一部分--政企未分）。后来文革结束，有人把文革中"阶级关系及其斗争"通俗叫作"文化大革命是整过去整过人的人"。"17年的红人靠边站，17年受压的要掌权"等。当然概括的并不十分准确，造反派中的头头一般都由红五类及子女担任，在文革以前的政治运动中多数没有受压的经历。家庭成分高的人都回避当头头。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群众中力量对比往往是一边倒--造反。
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中，从未出现的一种全新的"阶级组合"。这是其二。
三、采取从未有过的斗争形式和手段
（1）、广泛的群众性。在大中城市，卷入运动的包括所有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教师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党政机关的干部（非领导职务）及部分市民。
（2）、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后来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真枪实弹。还长期停课，停工。
（3）斗争的战场主要摆在大中城市，后来才延伸到农村。与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在农村完全不同。
（4）还有，就是该运动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在同一地区不同的单位，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表现出非常大的发展不平衡性和性质上的差异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之前的运动都是在中共一元化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斗争和被斗争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即斗争一方是掌握了强大的专政工具的国家，被斗争一方是手无寸铁的"自然人"。
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独特的特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冠以"史无前例"的定语。
如把《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开始的标志，则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就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收场的信号。因为运动搞到此时，预定的任务基本完成，该斗的都斗了，该批的都批了，各级地方政权和基层单位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中央委员会也通过"九大"的组织程序进行了大清洗。政治新贵们大都进入了各级政权班子。但文革运动的结束应该划定至1969年底。因为这一场运动的几大特征，从1969年底，1970年初才基本消失了。
第一项特征自不必多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已经达到，所说的这场政治斗争中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存在。
重点谈第二项特征的根本变化。"九大"召开半年之后，即同年底到1970年初，原运动中形成的对立的两大社会政治派别从组织上已经解体，并且逐渐又重新按阶级出身划线进行新的组合。导致该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1）原参加文革运动的主要社会阶层，大、中学校学生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复存在，大学生毕业分配了，中学生被整到农村当农民去了。
（2）在运动中形成的所有群众组织都解散或者瓦解了。
（3）形成了新的阶级组合。新的阶级组合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
该运动是为否定和消除文革运动的后果及影响而设计和进行的。有"秋后算帐"的本意。或者说是社会政治形势的重新逆转。
从该运动进行的方式，依靠的力量，打击的对象等内容来分析，其性质基本上是镇反，土改，反右，四清等老的政治运动的继续，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老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的简单的重复。
至于运动在斗争的形式，运用的工具和手段上，与文革有很多相同的，象大字报、大会批斗、逼供信、关押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通行和惯用的，非文革独创。文革中采取的很多极端作法，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鸣锣游街示众等都是从包括"湖南农民运动"（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内的中共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仿效的。
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现得秩序井然。文革运动的三大特征，特别是前两大主要特征都不复存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从1970年延续到1971年"九．一一事件"（林彪坠机）为止。
之后，直至1976年"四人帮"被捕的几年中的社会政治斗争，在内容上虽然是"文革"中的政治斗争的延续，但由于参与斗争双方的人员的社会构成，斗争和冲突的具体行为方式，社会矛盾的焦点等特征与1966--1969年的三年差别太大，因此，把1972--1976年这四年划为"文革"时期也是不恰当的。比如说，毛泽东在1965年1月制定的《二十三条》中就明确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文革"的历史阶段提前吧？这两者是一个道理。
因此，把1970年以后至1976年的7年划为文革阶段是很不准确的。
关于文革中表现和呈现出来的社会多元文化及深远影响问题
把文革定义为"文化大革命是整过去整过人的人"。这是对《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核心精神的归纳和概括。但由于我国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教育、文化还有交通及信息等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这就必然呈现出运动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之间；大中城市和小县城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运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差异性（甚至是巨大的）。还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不同的社会身份，角色的人的个人感受和遭遇的巨大差异性。这就是笔者所谓的"文革中表现和呈现出来的社会多元文化"。
例如：当1966年底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们被造反派公开批斗，大权旁落的时候，但边远地区的县委书记县长们在县城里的权威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大中学校的"黑五类"已经"大解放"了，但县城和农村里的黑五类（都指子孙后代）还是阶下囚，从精神和行动上仍然默默的偿还父辈（或者爷爷一辈）欠下的"孽债"。盲目服从，奴隶主义和血统论在大中城市里被批判，但在农村基本未被触动。武斗在一些地方很残酷，但也有较平静的地区。
后来把发动文革的责任抽象归咎于毛泽东；把文革中群众批斗"走资派"这一行为的责任具体归咎于"两个反革命集团"。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新中国自建立到1966年为止，整个17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各种错综复杂的甚至包括非常尖锐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在毛泽东的发动下，来了一个总爆发，象火山一样。如把这场运动看做一场灾难，一场浩劫，但作为历史现象，这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讨论和研究"文革"这一历史现象，不能把它与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割裂开来，就象不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整个国际共运史割裂开来进行孤立地讨论研究一样。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场运动本身加速了否定左的路线的进程，使改革提前到从1979年开始，这就是文革这一历史现象的积极方面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