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昌济是近代中固伦理史学上的一位特殊人物，特别是他的德性伦理观具有立言、立德、立功三位一体的特征。由于他和毛泽东等人的特殊师生关系，他的伦理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青年人。使他们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追求个性品质的完善，树立了变革社会的伟大政治理想，并且一以贯之地为之努力奋斗。实现了中圆的伟大变革。探索扬昌济的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形成和毛泽东思想的发轫、产生和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杨昌济；德性伦理观；青年毛泽东；影响
杨昌济是中国近代哲学、伦理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从家学起步。上承程朱理学、王船山客观的辩证哲学思想、曾国藩的心性学说。下启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青年，秉承了湖湘文化“穷究天人”、探索宇宙“大本大源”的哲学思维，又强调立志修身、务实救国的“经世致用”之道。他的以阐发爱国主义为基石的政治伦理。以探索求实致用为质点的生活伦理，以建立开放平等关系为目标的家庭伦理。以塑造圣贤豪杰品格为特征的德性伦理构成了他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特别是他的德性伦理观具有立言、立德与立功三位一体的特征。延伸了湖湘伦理文化的内容。也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历史地位，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等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使之做成了一种奋斗的、积极的、向上的人生价值观，追求圣贤豪杰品格的自我完善。树立了改革社会的远大理想。并为此而努力奋斗，实现了变革社会的伟大政治理想。
一、杨昌济德性伦理观形成的文化背景
湖湘文化是杨昌济德性伦理观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wWw.11665.cOM湖湘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致知力行，”所谓“致知”，就是“穷究天人”，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寻找其发展的规律性；所谓“力行”，就是用探索到的规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改革社会，实践人生的目标。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他们更多地不是才情诗人，他们的智慧都表现出哲学上的思辩、政治上的洞明，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都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在方法上，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很好地把“致知”与“力行”统一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上。这种“致知力行”、“经世致用”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杨昌济德性伦理观的形成。
杨昌济主要吸收了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和民族大义的主张。从现存公开刊行的《杨昌济文集》和《达化斋日记》来看，杨昌济壮年时期研读得最多也最深并持之以恒的是两个人的著作。一个是王船山，一个是曾国藩。王船山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力行而后知之真”。“知行相资以为用”，“第一不容缓。则莫如行”等一系列辩证的和唯物的知行观，初步揭示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受船山“知行观”的影响，杨昌济把“知”与“行”推广到改造社会与人类的政治责任上来。提出。某君专重力行。不重学问；某君则专恃天才与经验，不重学问。不知学之不讲，则力行只是言行，行之愈大，危险愈大。若专恃天才与经验，所知终是有限，终不如彻底研求者，肄应不穷也。不过，杨昌济看得最多的是王船山的史论著作，从中吸取的主要是王船山的经世思想和民族大义的政治主张。船山史论的出发点是“家国之痛”。就是要“反清复明”，重新确立汉族的统治地位。杨昌挤批判地吸收了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他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改造成为抵抗外国侵略，富国强民的现代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在杨昌济那里，“力行”指的是改造和变革人类社会、治国济世的伟大实践，“学问”指的是政治才能、政治修养和品质，这样很好地把个人道德实践与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鼓励人们要积极投身于伟大社会变革中去。
杨昌济是把曾国藩当傲湘中理学传人的圣贤来看待的，受他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曾国藩的“义理学说”，他认为曾国藩治世做人循“理”，讲究一个“义”字，是实践道德的人中豪杰和楷模。他多次提到：“曾国藩以侍郎假归，在其湘乡故宅，不带仆人，一仍其前日寒素书生之旧。豪杰之风度。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曾涤生家书有日：‘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秦，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苦哉此心。令人肃然起敬。所望有志之士。贞介自持，不染污俗，以廉耻相尚，以清廉为高，造端甚微，收效必巨。”杨日记的其他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杨主要佩服的是曾国藩的道德学问和道德实践。据此他提出：“少年为学，但宜默识圣贤之遗训。而一一躬践之。于世俗之言行接于耳目者，则一裁以天理之节文，使是非可否，了然于心，以为思齐自省之助，而不必形之论说。动辙诋祺，以其近妄且招怨也。”闱他告诫人们要常学圣贤之道，常思己之过，使是非明了于心，纳于言，敏于行。二是曾国藩务实的“经世之说”。在杨昌济看来，曾国藩高深的道德学问是为实现他治国安邦、经世致用服务的，是知与行的统一者。他特别佩服的是曾国藩提倡经世治国的务实态度，“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清代盛行考据学，一些汉学家菲薄空疏的宋学，把人们考据的目光引向博稽古典文集，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实证”。曾国藩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矣。”杨昌济深表赞同，认为“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又岂得实证哉?”对曾国藩每日看营墙、亲自点兵查营、丈量战壕的务实作风更是称道不已。敬佩至极。
如果说王船山、曾国藩对杨昌济的影响是通过研读他们的著作、吸收他们思想内核的话。那么谭嗣同对杨昌济的影响则是直接的。1898年，戊戌变法进入高潮。杨昌济正就读于岳麓书院，参加了谭嗣同等人组织成立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该学会以讲学为主，每月讲演四次，杨昌济每次都参加，他深为主讲人才气横溢、论点新颖所折服。有时还就自己感兴趣而又弄不明白的问题向谭嗣同等人请教。在一次讲演会上，杨问谭嗣同：“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日生?”谭嗣同非常赞赏这一问题。说“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他回答这一问题时说：“总之以民以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杨昌济把“以民为主”作为记录这段话的“主旨”。在仔细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之后，他深受启发，“乃知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对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更为杨昌济所称道，“余研究学理十年有余，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开篇盲以太能显出宇宙之全体：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地球，自地球而太阳。自太阳而昴星，自昴星以及无限之世界，皆互相维系，终古如斯，无非以太之力。吾由此而知吾向所抱持之宇宙观念，不免太狭隘也。”他对谭嗣同的“心力说”和冲决“罗网”的精神非常敬佩。对于谭嗣同倡导成立的“延年会”积极支持。后来杨昌济把该会的“惜时”、讲卫生等主张进一步具体化。杨昌济在他的文章、讲课和日记当中，高度赞扬了谭嗣同的爱国热情和为国捐躯的壮烈举动，表达了衷心的崇敬之情。
从以上可以看出，杨昌济完全继承了以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湖湘伦理文化传统。并且充分地体现出了湘学的基本特征，这就是理学和实学相结合以及民族大义。亦即所谓的治学修身、内圣外王之道，他后来向学生讲授的也就是理学的立志、修身，同时倡导治国经世的实学，讲究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亦即立德、立功、立言、德业俱全的圣贤，他向学生推崇的也是这些人，这也构成了他哲学、伦理学的思想基础。是他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杨昌济德性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杨昌济关于圣贤豪杰的社会德性伦理观。在其“圣人化众贤”的英雄史观支配下，把个人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下。个人对于社会当处如何之态度，其中心内容就是人要树立为国家、民族强盛而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与抱负。《论语类抄》中开篇第一章就是“立志”，“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志小，则所学小、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鼓励人们要做大人物。处于新旧交替的黑暗的旧中国。杨昌济身坐幽室，心怀天下，教育人们特别是他的学生们要有远大的理想，肩负起社会的责任，他说：“人生坠地后，即为五大伦关切之身，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有万不可逃之责任。若所属之国家濒于危亡，则尽责更难。负责更重，非有超世之识。盖世之气，不足以当此难局。”“识”，就是指广博的学识，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胸怀全局；“气”就是非凡的志气，坚定的信仰，百折不回的毅力，经天纬地、经世治国的圣贤豪杰的品格。他认为，真正的有志之士。能够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所以争天下不争一室。争百年不争一日者，良以必争天下而后可争一室，必争百年而后可争一日也。”就是能够心怀天下，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具有远大的人生理想。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第一、要有坚定的信仰杨昌济借用了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论述意喻人们要有自己的信仰。“不可夺之志”，就是要确立自己的坚定信仰，不可随便抛弃自己的主义，“有不可夺之志。则为无不成矣。”嗍他引用王船山的话，“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旧认为王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奉君亲伦理的极大突破。爱人敬事要以我为主，实践自己的信仰。杨昌济又联系到当时中国共和国初建。奉君亲的名义已经不复存在，“然舍身殉国之义自在也”，人们要为社会、国家树立自己的“主义”，因为“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利益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由奉君亲到尊重自我的价值实现再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与融合。杨昌济在树立坚定信仰方面发展了王船山的思想。他说。“个人必有个人之主义，民族必有民族之精神，欲改革社会，必先改革社会之理想。”他的社会理想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
第二、贵在坚持他认为人确立了自己的理想还不够，必须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到底不懈”，这就需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在总结自己人生经验时说：“吾元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他受近代德国哲学家赫尔巴特的影响。认为这种坚韧力来自于自己的良心对事物的认同。内心得到了自由。“临难毋苟免，见危授命，乃意志之强同于良心之强之状态也。”因此。道德教育就要养成人们特立独行、坚韧的品格，他说，“人生之目的在于实现其理想。而理想者久大者也。包含人、我，包含个人、社会、国家。包古人类全体，包含古今，包含过去、现在、未来。欲实现此久大之理想。固非一手一足所能为力，亦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为功。故实行尤必继之以坚忍。始能竟实行之功也。世界无尽，我愿无尽，而实行终自有限，要在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而已。”他提出要实现社会理想、人类理想，个人的力量和生命是有限的。只有“加入此实行于人类进化全体之中”，才有可能实现。个人志向虽挫于一时，但前赴后继，世界就会大受其影响，因此，志向是不可夺的，坚忍对于实现理想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第三、要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受朱熹理学观的影响，他主张人要为理殉身，为道而死，这样死得其所，心安理得，成全了一个“仁”字。他的这个“理”是大理，是为家、为国舍身从义、杀身取仁的大理。“吾观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家有大难，死一男而生一家，孝子所愿也；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毒蛇螯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其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成仁而死，则身死而心生；害仁而生，则身生而心死。”他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仁”的社会含义。就是要舍小为大。以民族与国家的存亡为己之责任，舍一身成全家，舍全家为国家。留英名于后世。
三、杨昌济德性伦理观对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人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与杨昌济的教学时间相始终。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后来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家·斯诺。回忆他的成长历程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从现存的毛泽东早期的文稿中表明，青年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继承了湘学的传统。一方面，毛泽东喜欢探究宇宙的大本大源、穷究天人的哲学思想，并从此出发。树立了改革社会的远大理想，做成了一种奋斗的、积极的、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并为此而努力奋斗；另一方面，修身养性，追求圣贤豪杰品格的自我完善。兼储“内圣外王”之道。
(一)对青年毛泽东奋斗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杨昌济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鼓励学生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如前所述，他在《论语类钞》中，开篇第一章就是“立志”，极力主张人们要确立自己坚定的信仰，不可随便抛弃自己的主义。受其影响，毛泽东在1914年写的《讲堂录’中有许多关于“立志”方面的记录：“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人们要“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心之所之谓之志”。“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毛泽东的理想就是以造福人类杜会做为己任，要实现“大我”。毛泽东在1917年8月给黎锦熙的信中。很好地把“天理”与“生民”结合起来，提出要改变社会的思想，这就是要造就一种统一全体人民思想的哲学思想，“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则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本人就立志要做这样的大气量人。做这种“大纛一张，万夫走集”的大气量人。他在详细解释“立志”时说。现在社会上一些人讲立志，如立志当军事家、教育家等，不过是看到前人这样做事，近人也是这样做事，并且都取得了成功，于是羡慕他们，希望自己也能取得成功，其实这不是立志，要是“真直欲立志，不能如此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盲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因此，毛泽东认为，“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我们从以上可以鲜明地看出。他的立志并不是个人之志，也并不是成就个人的事业，实现个人的价值。而是从探求大本大源中所得出的“大结论”即把全人类的幸福和解放傲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蔡和森对立志也很重视。他说自己“内有灰灰之志，外殊不尚斫斫之行；自信其心既正。将来有恶当前。必不必避而勇为之。”针对当时社会恶势力的存在，他还主张以“恶”对恶，强调要立“恶志”。他希望“现在当得一斑正人立恶志(杀恶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以恶为缘。时时与恶战……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蔡的这些话虽然有些理想和虚幻的成分。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蔡和森受到杨的影响。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立下了改变社会的远大志向。在新民学会成立以前。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有志青年围绕着“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进行了百多次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如何使大家建立起一个共同的理想。“作成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毛泽东多次谈到对奋斗的理解，“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他由此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育壮语，提倡人的一生要充满生机和活力，人的一生要奋斗不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日怠情者，生之坟墓。”
(二)对青年毛泽东圣贤豪杰品质观形成的影响
面对中华民族的内优外患，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思考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他自幼爱看历史小说和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传记，深深地被他们的事迹和伟大人格所吸引，认为中国只有出一批“奇杰”、“伟人”。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拯斯民于水火。进入湖南一师以后。受到杨昌济等人关于圣贤豪杰的理想人格教育，他立志做一个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德业俱全的圣贤，形成了自己的圣贤豪杰观。
1、“内圣”与“外王”相统一即德业俱全的圣贤观
毛泽东很好地发展了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圣贤观，杨昌济认为，“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之王也。”他主要强调的是内圣的作用与地位。毛泽东把“内圣”和“外王”统一起来，把学问和事功的结合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在他听杨的修身课笔记《讲堂录》中，有关于圣贤豪杰品格的体会：“王船山日：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也；豪杰，欺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者也，而非圣贤。”他认为圣贤与豪杰的区别在于，圣贤是立德与立功、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而豪杰只有外在的事功。圣贤必然包括豪杰的外在事功。而豪杰则缺乏圣贤的内在品德。青年毛泽东很佩服曾国藩，认为他德业俱全，功德圆满，是一代圣贤，“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以青年毛泽东在评析近代历史人物时。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2、内圣之本在于“穷本究源”
毛泽东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圣贤、豪杰、愚人三等，“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肓’。”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大本”，就是寻求一种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哲学思想。他继承了老师杨昌济“思想者，事实之母”；“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的思想，在寻求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方法时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独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大本大源”的问题。即改造旧哲学，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其他的都是枝节问题。他还分析了当时中国贫弱的原因。“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进一步强调了哲学新知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指导作用：“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因此，毛泽东当时立下了这样远大的志愿，今后“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他还以独立思考的精神。主张对西方和中国的思想要批判地吸收。同时进行改造。正是基于这种探讨“大本大源”的哲学思维，他站在拯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在五四运动运动以后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为以后革命的指导思想。
3、外王之道在于“躬行”
毛泽东等人继承了从王船山、曾国藩到杨昌济的“实学观”，认为人不仅要树立远大的理想。而且还要付诸行动。杨昌济在他的修身课上提出了多道“知行合一”观的测试题目，例如“试言读书与力行的关系”。“试言行为习惯品性之关系”、“试言孔子之勤”、“试举爱人之实事”，这说明他对学生强调“力行”最为用力。毛泽东在他记录杨的伦理学课程的笔记《讲堂录》中，也记下了许多关于“力行”的条目。“与弼皖人，安贫重实行，簸谷其一端也。”(与弼实为江西人，此有误)“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青年毛泽东特别敬佩曾国藩务实的作风，他在《讲堂录》中，详细记录了曾在日记中所说的一句话，“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不高之理。”在“力行”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积极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洪流中去。1915年初发动和领导了驱逐反动校长张千的活动。1918年4月，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建“新民学会”，学会的最初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为学会制定的会风是“动而不浮”，“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体现了湖湘人士务实的作风。作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送走了几批赴法勤工助学的会友，唯独他自己没有出行，在这个问题上，青年毛泽东再一次显示了他特力独行、踏踏实实的实干致用的作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重行”。致力于学问的实用，重视对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1917年暑假，青年毛泽东邀请同学萧子升结伴“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行程九百余里，分文不带，了解社情，锻炼在艰苦的条件下谋生游学的本领。1918年夏天，又和蔡和森到湘北湖区游历，他还在艰苦的环境下洗冷水浴、日浴和游泳等，有意锻炼身体，为将来变革社会做准备。湖湘文化的实践、力行的作风在青年毛泽东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总之，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的湖湘伦理文化通过杨昌济的直接传授。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等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个性品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以后的理论思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者的转变。从英雄史观到群众史观的转变，从而也实现了他自己改革社会、拯救民族于水火的伟大政治理想，但受湖湘伦理文化熏陶和影响，积淀在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心理结构却伴随着他的一生。一方面。“穷究天人”、探索宇宙“大本大源”的哲学思维。使他始终把探求真理摆在自己的首要地位，从而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分析中国社会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紧紧地把握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从而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两把钥匙。另一方面，湖湘文化中理学和务实相结合的风气影响了毛泽东等老一批革命家的思想作风和革命作风。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他们在高扬主体道德意志的同时，又强调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比较好地把两者统一了起来。“惜乎后来失衡，毛泽东强化了伦理意志与道德理想的一面。而弱化了求实务实的另一面，这无疑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