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若干问题再探

　　邹赞（以下简称“邹”）：据我所知，您是国内最先开始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的学者之一，201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可谓一次比较集中性的成果展示。该书既有对“《银幕》理论”、“‘新时代’”理论、道德恐慌研究、种族符号与消费问题的细察，也包括关于迪克?赫布迪奇、托尼?本内特、安吉拉?默克罗比、拉克劳等文化研究学者的专题研究，从本书呈现的内容出发，我认为您试图达到两个目标：一是重点关注那些至今在中国文艺理论界鲜有译介和研究的重要理论家，有意识地将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论争、学术事件嵌入理论家研究之中，以期能够补白当下中国学界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某些误区和盲区；另一层面的意图正如您在前言中所言：“在学术史层面上所进行的梳理，并不等于鹦鹉学舌，仅仅学会他人的语言；而是表明，我们也有能力介入国际文化研究的话语场中，而不是只会做旁观的看客。”－参见黄卓越等著《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页。有意思的是，国内有学者对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现状抱怨甚多，其罗列的“罪责”往往直指“研究文化研究”(research－for－cultural－studies)，认为我们的文化研究脱离了中国本土情境，问题意识欠缺，尤其缺乏扎实的田野实践与个案分析，过分沉湎于“他山之石”，说白了，就是“研究文化研究”有余而“做文化研究”不足。WwW.11665.com作为一位自觉的文化研究学者，您如何看待学界的上述指责和抱怨？
　　黄卓越（以下简称“黄”）：自中国学界引入文化研究的理念以来，大致也是在两个层次上推进的，一是引介英美等国的文化研究成果，疏通与察考其学理系脉，二是“做文化研究”。“做文化研究”这一概念也是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等一批英国文化研究者合撰一书的标题，试想借此显示出文化研究是如何被“做”的一种范例。该书的撰者以文化研究的若干概念为出发点，围绕着“索尼随声听”的“故事”展开了大量调查，对随声听这一人工流行制品的设计、生产、表征、消费等环节进行了细致的具例化、语境化的研究。借之，我们看到所谓的做文化研究不是停留在理论与阐释的层面上，而是有一个再具例化、再语境化的实践程序。文化研究的这一“做法”，当然也是为文化研究的前后历史所证明的，只是随场段（conjuncture）的变化与理论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同时，这也是文化研究之有异于文化理论的重大区别之处。文化理论，我在这里指称的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等，其话语的冲动主要表现为一种“向上的还原”，这也与欧陆学者固有的“哲学”惯性与偏好是相关的，通过解构一种普遍论的哲学而又建立了一种新的普遍论哲学。而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偏于“向下的还原”的路径，面对的是确定场域中的确定人群、事件、符码制作方式等，尽管文化研究从来也不缺少自己的理论或概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这部书专设了一些事件性研究的专题，固然是想让读者可借此窥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实践路径，及它是如何在特定的语境来逐渐型塑其言述惯则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的，这当然首先也是与其社会关怀的目标紧密相关的。
　　就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言，由于我们所称的这种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是带有某种继发性的，以故汲纳国际文化研究的经验，甚至去努力地保持与国际文化研究某种同步，是很有必要的。从目前国际学术的展开过程看，随着“理论的旅行”与“全球对话主义”的发展趋势，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知识话语都已经开始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即便是有必然性的本土根源，也不可能是完全本土化的。相为镜像将成为未来学术的一个重要取向，如此而方能更好地反视本土的问题。本土化的提法从有特定的意义上讲是中肯的，有警示性价值的，但是重复过多也易成为一种滥调，实际上内里并没有太多真确的内容。
　　有人说，国内的学者在“做”自己的文化研究这一线上还走的不远，成就不够显著，我承认这一点。这固然也与我已谈到的我们还存在着一个学科理念与思路转换的问题有关，广而言之，比如如何重新定义大学的职能与责任，重新认识学科的合法性，如何调整过于狭窄的文本中心主义的学术训练方式等，都不是即刻可获的事，需要去逐渐改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无视与否认这十几年来文化研究已取得的一些实绩。关于这点，似不用广征博引，只要看看这些年来我们在媒介研究、性别研究、新文化史研究此三个方面的成就，就会发现我们的步履已经是迈的很大了，在文学领域中同样也不乏大量颇见力度的实践成品。与之同时，也应看到文化研究的引入对我们的话语样式、观察视角等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些也贯穿在了一些并不以文化研究标榜的具例性研究中。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去了解它们，如果我们整天沉浸在话题的争辩中，或不关心超出于自己兴趣以外的研究，那么就是一座大山挡在面前也无法见着。当然，这些质疑性看法的出现，也有客观上的缘由，从整体上看，目前国内的学术场域有趋于零散化的危象，话语的空间交集多有不足，很难形成比较收聚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场域，不是怀有通达的视野，也就不易见到那些存在于自己身边的事物。
　　邹：您在关注英国文化研究之前，主要的学术兴趣集中在中国古代文论尤其是明清文艺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思想史方面的论题，后来视域拓展到文化研究和海外汉学，这种研究兴趣转移的外在契机是什么？
　　黄：从某种角度而言，也可以从一个学者的性地上来了解其一生所作的选择。我自以为是那种狐狸型的学者，或也可以视为是刺猬型兼狐狸型的学者。以我之见，刺猬型的学者都是比较坚执于某个单一理念的，会一个巷子走到黑。我虽然也会先去凿某个洞，但同时也会东张西望，贪图一些更广的景致，并以能够去凿出更多的洞穴为乐趣。当然狐狸型的学者也是自己的“悲哀”，这就是有些不知所归，不知归处在何处。用世俗的眼光看这一问题，就是当人们称呼某些刺猬型的学者为某某专家的时候，狐狸型的学者总会处在一种尴尬的情状中，这也是他在一种社会必需的命名仪式程序上所遭遇到的尴尬。当然你想进行一些知识创新或探索，也可以将这些俗谈置之度外。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借用文化研究的术语（源于葛兰西）来表示这种区分，这就是将那些毕生致力于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称为是传统知识分子，而将在一更大的、边界模糊的区域中，比如文化研究领域中走游的学者称为是“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以整体的社会及其问题框架，而不是以学科的边界或求真的幻觉为自己的工作范畴的，因此只有大幅度的跨疆域、跨问题式研究才能够满足他们的怀抱。

　　就我自己的学科转换来看，也不可能离开历史的语境只从性地差异上来解释。在上世纪80年代，我首先进入的是西学领域，这与当时的思想革新运动息息相关。90年代之后，返身于对本国史的研究，则与某种思想上的受挫，进而以期沉淀自己的心态，检讨历史的经验等想法有关。与之同时，随着体制性松绑进程的展开，“社会”这一区域开始浮升于中国的地表，即社会开始成为人们活动的框架及各种势力竞争的场域，我们的关怀就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书架上的知识”，学术也必然会处于一种新的转型之中，文化研究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进入我与其他一些学者视野的。可能有些学者仍然会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来处理，或者会以“纯学术”的型样来考量之，但是以我的想法，文化研究是一种“介入”性而非规避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源于一种社会焦虑而非自我平静，因此若有涉于此，也需要改变一个学者对学术功能的看法，并且在学术与社会这“两个世界”之间摆出你的位置。虽然我目前仍然在几种学术形态比如在古学研究、文化研究、汉学研究等之间穿梭，看似有些割裂，但文化研究毕竟给我也带来了一种整体的、观察历史与世界的新的视野，因此也会有助于在其他领域中的观念与思维的涤新。比如新文化史的研究，如彼得?伯克等的一些研究，就对我启发很大，尽管其处理的是历史编纂学对象，但却可以将文化研究理解事物的方式嵌入其中，造成解释的置换甚至有时是激变，这也同样适应于文学史等的研究。我也相信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学术范式，也许再过十几年，旧的，也就是延续多年，直到目前尚还主导学术研究的纯实证主义范式在知识生产无限膨胀之后，及生命意义瞬间流转的时代里，有可能趋于衰落，文化研究或许是否可以作为引渡未来范式之构建的津梁，也不得而知。
　　邹：鉴于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泊港的在地情境与发展实际，可以说它一方面呼应了理论界对于文艺理论遭遇困境的现状的反思，为文艺介入现实生活，文学作品构筑新的公共空间，发掘文学性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政治提供了有效路径；另一方面，文艺学界由此展开了围绕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化诗学的诸种论争。您经历了这些论争，但是正面参与的不多，能否请您简要评析这些论争的源发语境及其产生的结果？联系您的研究实践，文化研究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黄：文化研究被带入到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是一件可隆其重而视之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改变了自此学科建构以来的基本规则与话语走向，因此自然会在一个时期中引动了文学学者的激烈争议，当也在情理之中。文化研究对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即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是多层面的，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之，即它会冲击、移动文学学科的传统边界，造致方法论、观念论等的转变与重塑。但从前一时期发生的争论观之，似更多地还是集中在第一层面上。就文化研究学者看来，随着后现代文化的扩张、多种传播技术的递变，带有一定自主性的公民社会或大众社会的浮升，传统经典意义上以“自我教育”为宗趣的“文学”正在日趋边缘化，文学对社会生

活与心智生活的影响也在逐渐地缩减与退化，因此而有必要将研究的视野转向日趋繁盛的社会文化、大众文学、大众传播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等，并将文化研究中的性别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空间、后地理等理论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中，通过扩域而改造旧的学科模式，拯救学科面遇的危机。这种想法在某个交叉点上（消除固定的边界）也与美国的“文化诗学”主张相谋和，在差不多同时被引入到中国的文艺学界。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我认为对文化研究之介入文学研究的意义还可做些更深的解释，根据上述对社会变迁的描绘，如果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事实上也同时意味着“斗争的主战场已经发生了转移”，因此扩域的意识也自然隐含了某种对责任意识的重新考量，并传递出了某些知识人试图借助原有的制度性平台重返新的社会论争的朦胧意识。在文化研究学者看来，文化不是一种平面性的知识概念，而是一种充满了社会紧张感，并贯穿着压迫与抵抗的语域，由此观之，则各种知识领域也必然潜在地被连成了一片。对之，反对扩域的学者则认为此种举止背叛了学科的原则，遗弃了人文主义的立场与经典的价值，导致了研究的泛化无归，等等吧。从目前看来，这场刀剑交柱的争议已始趋于消歇，多元主义的价值深入人心，即所谓各有其理者不必以对方为设限，这一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即各自都能在一个相互认同的框架中以包容的方式看待他者，以故也可一笑而无碍矣。
　　从方法论上来看，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倚仗的还是一种文本批评的方法，虽然会兼用社会批评与心理美学等的方法，但是一般还是以文本批评为旨归的，更毋庸说那些形式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的方法等。然而在文化研究那里，虽然其后期因介入话语分析的模式而将“社会”也视为一种“文本”，从而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研究，但是从其将“文化”看作一种循环的过程，一种“回路”来看，那么必然会将过去一直忽视的生产与消费（阅读、读者）等环节也纳入其研究程序之中，为此也会将社会学、民族志等方法的使用视为不单单是补充意义上，而常常是关键意义上的工作模式。生产与消费的机制，是无法从文本中推导出来或以想象与虚构的方式推论之的，而是需要真实地返回到生产与消费的场所之中，以窥其运行的诸种特征与复杂性。举例而言，比如现在的各种文学与影视等作品的产出（包括纯文学，及对过去的经典文学的出版、改编、上演等），已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旧日的制作模式，作家的写作意愿并不是独立自持的，而是已被纳入到了一整套文化生产的环节之中，而这又是与消费人群的需求紧密相关，也就是市场的生产与消费开始成为文本生产的导向性力量，这也可解读为是“作家死了”与“作品死了”的另一种含义。既然如此，局限于文本的分析已难以揭示出其意义的归属，进而也对文学与文化研究者在视角与方法的取用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文本分析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文本是中介，是生产的对象与阅读、消费的依据，不可能存在着没有文本的生产与消费，由此而使返回文本成为另一种必要，但同时也不可能存在独立自持与意义闭合的文本，因此而仍然需要将之置于一种更大的机制中，才能更为透彻地发现文本意义产生的诸种规则。

　　再就是文化研究的引入，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研究中长期凭依的真实性、求真性假设或信念构成了某种祛魅。基于一种普泛通行的传统意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作品（比如现实主义的，抑或象征、抽象、怪诞、魔幻类等的作品），都被看作是可以通过实证、细节、系脉等的勘探与分析而取得一种趋向于真实的结论，学术被看作是获求知识之真相的全部途径，或事实之真，或思想与情感之真等。然而，文化研究则从对历史运动的观察上看到，历史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更为深邃与错综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人们的确真实地、个体化地，或群体化地生活在历史中，但在另一方面，在历史的运行之下也存在着一种或多种支配性的、同时也是观念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诸多因素的纠缠、冲撞、整合中逐渐成型，进而支配了历史的运行或构型。从大的范围上来看也可将之称为是“意识形态”，它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任何的符号化活动都很难不受到这种观念构建的影响，因此文本不是单单反映出某一个人或群体（书写者）的想法或意志，而是同时也会接受某种观念史的形构，比如像阶级、种族、性别等的确定观念，对自然、人性等的基本认知模式，即会“暗中”支配我们的书写，支配我们对材料、主题的处理，等等。也正因此，在研究表象化呈现的“语言”的同时，也需要去发现控摄这种表象化语言之呈现的“语法体系”，从深层的观念史构成与运作的历史形态中去寻找问题意识，探查调配我们生活表象以及一般书写的隐在逻辑。从微观的角度上看，也就是将每一文本的制作均视为建构的产物（历史撰写与新闻写作），而不是简单地视为是对心灵与物象的反映，从宏观的角度看，则视之为观念史运行与对话的产物，观念史总是会通过个体而传递出它的特殊诉求。当然，在文化研究那里，揭蔽的行为还只是知识与批判工程的第一步，通过这种揭蔽更重要的是重新组合观念史的力量，借此移动、修正观念史的流动方向。言至于此，我们大体也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介入，并不是意在将之再度学科化，或单纯停留在对学科方法论模式的改造上，而是试图将文学研究与批评推入到一种有利于社会、文化与历史重建的轨道上。文化研究对其他学科的作用也可作如是之观。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当然并不限于以上所述，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知解与批评模式，但也可以有叉合或交叠，从而推动学科的更化与出新。
　　邹:尽管斯图亚特?霍尔曾明确宣称，文化研究不存在所谓确切的起源，但学界还是尝试解密英国文化研究的“源起”，并出现多种结论：有的学者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学术建制为标准，有的会追溯到战后英国成人教育，有的则强调霍加特、威廉姆斯、e?p?汤普森的三本奠基性著作为标志，还有的学者会溯及英国文学的文化批评传统，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工业革命的重要意义。其实上述因素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塑形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但是不管怎样，文学批评始终是一条无可回避的主线，您如何评估文学批评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意义？
　　黄：霍尔的确有此宣称，以为文化研究不存在所谓确切的起源，此也源自福柯对话语谱系界认的说法。怎样看待文化研究的起源与历史，取决于不同的角度。从命名的意义，甚至从机制确立的意义上看，我们固然可以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作为文化研究创建的一个主要的标杆。然而从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及其他大量文章的表述看，似又可再做前溯，将上世纪50年代后以来文化研究三大家等的工作视为文化研究确立的标志。当然其中也应当包括霍尔自己的工作，因为文化研究后来展开的许多重要话题都已在上世纪50年代霍尔所主持的那本杂志《大学与左派评论》中萌生了，霍尔在1958年发表的《无阶级感》同样也是文化研究思想创立进程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一个文本。但是即便如此，诚如雷蒙?威廉斯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一文中所云，文化研究的出现与战前，甚至更早时期左翼知识人所推动的成人教育的工作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很多人，而不是限于三大家或四大家，都将他们的经验带入到一种向前延伸的潮流中，启迪了文化的转型与文化研究的创建。进而，从“文化”这一概念的措用与表述看，这个缘起还可再度往前探寻，一直追溯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开始所发生的影响及一个多世纪以来智识群体对这种影响的反应上。如此一来，威廉斯所概括的“三大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插入到对“文化研究前史”的考察中。虽然目前我们会依据于霍尔所做的权宜性断限，将当代文化研究的一种规范性起点确定在上世纪50年代，以便有一个在学理梳理上可加辨识的“树桩”，但不应将之视为某种突如其来的事变，而是应当看作是由“漫长的革命”延续与转换而来的一个节点，从而也将后来兴起的文化研究一并视作这场未尽的革命的一部分。通过一种长时段的考察，观念史运行的环扣性就会逐渐显示出来，借助这样的视角来观察文化研究的起源与使命，将能加深对文化研究的理解。最近我所带领的一个团队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以期将后来发生的文化研究衔接到一个更长的观念史变动的序列中，希望不久能够见到这些成果的问世。
　　霍尔在其《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一文中也曾谈到，文化研究来源于多种话语，并且是由大量不同的历史观念汇集而来的。通过对文化研究前史的察析，可以看到诸多的话语是如何以缠绕的方式与文化研究勾连到一起的。毫无疑问，你提到的文学批评及其话语也是对文化研究思想之成型产生过最为重要影响的一脉，这不单是因为早期介入文化研究创建的那些人物如霍加特、威廉斯、e.p.汤普森、霍尔等都最初来自于文学学科，更重要的还是二者在观念上形成的作用与反作用。这首先与英国19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批评”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阿诺德、罗斯金，还是艾略特、利维斯等，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文学批评限定在文学自足的区域以内，而是将某种文化观，对文化的解释，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指导性理念，即将“文化”看作是评判文学的内在尺度。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均撰有专门化的文化批评著述，以形成与他们的文学批评的某种对应或呼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研究前史的推移中，文学批评实际上承担了文化解释的最重要职能，而新兴的文化研究若要对“文化”做出新的解释，也就需要通过对前期文学批评的梳理、清理与超越才能完成，这也在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的撰写中获得了显明的反映。现在我们讨论上世纪50年代后文化研究的发生，一般多会关注它对前期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清算，即新的文化观与前期文化观之间的断裂，但是这还是不够的，如果想更为全面地看待二者的关系，也应当注意到其间存在的一些承继关系，比如在文本研究的方法，批判主义的理论特征，对大众传媒的关注等方面，文化研究都对前史状态中的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有所承继，当然有些是以翻转的方式去完成的。从批判主义这点看，两者又均属基于某种边缘立场而对主导意识形态所展开的抵制，并均能将自己的思考置放于一种宏观历史即文明史变迁的背景上。

　　邹：如果追溯英国文化研究的前史，会发现英国存在一个威廉姆斯所谓的“文化与社会”传统，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和f.r.利维斯是这一传统的关键人物。“文化”被他们建构为一个有机的能指，用来抵制甚嚣尘上的大众文明。不论是阿诺德理想中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还是利维斯大力倡导的英文教育，其内在的实质都是指向一种“文学文化”，伊格尔顿曾经质疑这种“文学文化”的批判效应，对此您如何评价？
　　黄：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前史，可有两种断限，一是以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及科贝特、欧文等的社会批评为端倪，二是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马修?阿诺德为起点，这二种界分都有理据可述。但无论怎样处理这些界分，均可将之纳入两种观念传统之演进的历史框架中来考察，一即所谓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另一是“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在“文化与文明”的传统中，文化被看作是代表了人类教养之阶梯、具有“美好与光明”——从而也是“完美”质素的一种心智方式，而文明这一原来与文化几乎同义的概念，由于历史本身催发的断裂，逐渐与文化相分离，并最终成为工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现代性恶劣倾向的代名词。从观念史的角度看，这一传统在19世纪初即萌生于对现代文明批判的脉流中；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则至阿诺德处才真正全面地阐述了“文化”的要义，将文化这一概念置于思想表述的中心。在“文化与社会”的传统中，这个“社会”，首先指的是批评与阐释的活动中呈示出的社会维度，比如包括了对社会生活形态、社会机构的关注等，其次指的是批评思想中包含的对群体性社会价值（公共化或共同体等）的肯定。这一传统同样起源甚早，并绵邈流长。如果说，在前一传统中，所包含在内的两个核心观念要素是以对立的方式展现的，那么在后一传统中，两要素却是以肯定的方式交接在一起的。从总的趋势上看，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漫长时日里，文化与文明的传统是最为突显的一条主线，包括了人文主义批评家们所集中阐述的各种论域，而逐渐形成中的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则隐含在批评家们次生一级的思想形态中，并依据不同批评家的情况而有强弱不一的传达，但无论如何又都属于遭到掩抑的那种观念。两条线索明暗交叉，跌宕前行，而文化研究学者如威廉斯等则是希望通过对文化与社会传统的某种承接与改造，最终将之升华为一种更具广泛包容性的思想标识，从而以之作为对文化与文明传统的某种勘正或拨转，进而开辟出一条理解“文化”的新路，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转向”，也就是从文化与文明的传统转出而面向文化与社会的路向。其中，对“文化”这一语词的使用没有改变，但对之指意的解释却发生了变化。
　　关于“文学文化”的提法，见于利维斯的著述，如在《教育与大学》一书的序言，及其所编《细查精选读本》等中均有提及。据我上面已介绍的，在英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中，文学被看成是储存文化之最佳精华的一个容器，因此，这样的文学也就是文化的一种再现方式，必然也是一种“大写的文学”，同时也是一种高雅文学，文学与文化为此而被粘连到了一起，并构成一种可径直称为“文学文化”的传统。现在我们一般也称从阿诺德至艾略特、利维斯等一系所倡导的文学批评思想为“文学文化”，这是有特定意指的。这一提法在美国也较盛行，前可追自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新近的论述者则有理查德?罗蒂等。文学文化的批评学目标旨在建构，也旨在批判。以批判的一面看，它主要是从贵族人文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借助于“有机社会”这一守护神般的理念，贬斥工业与商业文明所造成的功利主义、大众社会及其文化消费等景观。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批判是有必要的，也获得了文化研究者有所保留的认同。然而它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如果只是独持一种精英主义的标准，那么如何看待在更为普遍的民众中所一直通行，且也作为其日用资粮的流行文学、民间文化呢？如果仅限于那种心灵感受性的原则，那么又如何能够包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社会性意义呢？如果仅仅只是将大众时代的文化生产视为负面的力量，并赋予其控摄性一切的能量，那么是否也就完全取消了在日常阅读与底层阅读中存有的多样性与抵制性潜能，进而将接受与消费行为视为一种无意义的择取呢？如此看来，在一个公众社会开始浮升并成为社会主体的时代语境中，文学文化批评尽管敏锐地发现了某种不良的走向及其对心智建构的影响，但是由于其立足点偏于狭窄，因此也就难以解答与解决各种在多样化层次上呈示出来的问题。就此而言，其批判的效果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会成为文化研究者如伊格尔顿等驳难的一个对象。从今天的角度看，既然多样性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主流，那么由保守人文主义者提出的价值建议也将重新受到我们的重视，至少可以作为新的社会文化之构建的参考尺度之一，当然不是全部！如此看来，在我们的研究中也无须整体搬演文化研究所设定那些话语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