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先生研治古代小说及小说评点、小说批评多年，他的自选集的面世可谓多年学术探讨的一个总结。该选集仿《庄子》体例，凡内、外、杂三篇，内篇是小说研究的论文30篇；外篇收了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的感想、重要的序言和金庸小说评论；杂篇则是师友唱和酬赠和记游之作。整个自选集构成了一个学者数十年进取追求的完整写照。综观全书，至少有如下几点可供借鉴并引人思考。

首先，是善于从文学史的动态演进中把握研究对象。《鲁智深形象新论》（第30～40页）从李贽、金圣叹的评点人手讨论鲁智深形象，却没有拘泥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而把笔触移到了对于评点阐释认同发挥的清初丘园《虎囊弹》传奇中鲁智深的唱段“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和《红楼梦》人物对于这唱段的激赏、解悟和共鸣上，随后又比较了元明杂剧中鲁智深性格的复杂色调及其来龙去脉，溯及《五灯会元》和董、王《西厢记》中的原型，找出性格基调、故事骨架乃至文字细节（如禅杖重量上的惊人相似）等。这样，归纳其成因上的“禅”、“侠”统一特征及其奇妙的组合，丝丝入扣，令人信服。其他如牛魔王形象的溯源等，也是如此。

其次，是注重在小说的形象类型群中把握其深层特征。农耕民族经验式的思维方式、文学的民族传统等使古代小说非常偏好类型化的创作方法。较早提出并加以探讨的是傅继馥先生，对于小说名著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也不乏探讨者。陈洪先生却不蹈旧辙，而是较多地从类型化的形象群落中把握其某些共同点，历时性地考察其异同，上面所列举的鲁智深叙事的例子就是这样。又如，对于《红楼梦》中的癞僧跛道形象的探讨，陈洪先生也不是就事论事。WWW.11665.cOm而是取一种宏通的视野，上挂下连，不仅拈出《西游记》、《济公全传》、《说岳全传》中的类似现象，而且也能拈出《五灯会元》、《宋高僧传》和唐代的玄奘故事，乃至直寻《庄子》中的“畸人”形象。这样，一个具有系列性的、动态发展的特色人物形象史便被别致而妙趣横生地勾勒了出来。

再次，研究趣尚使得著者特别注重从思想史、批评史的角度对以小说为主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发掘探析。“为帝王师”的小说人物类型探讨，是陈洪先生又一带有较多原创性的选题。这不仅是一种小说人物类型的问题，而且是传统文人人格追求和文人精神史、心态史、趣尚史等在古代叙事文学中的表现问题。著者从人们熟知的诸葛亮形象的几种思想意蕴人手，找出了类似“范型”的一批人物——吴用、吕师贞（《女仙外史》）、文素臣（《野叟曝言》）、徐茂公（《说唐》），甚至《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等等。随后，著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孟子提出的“王者师”的思想内容。

揭示现象背后的东西，必然涉及到象征意蕴的总结。著者还从众多的作品中广采约取，概括出古代长篇小说象征的主要类型——名称象征、预言象征、梦境象征、环境象征、本体象征、结构象征等。尽管古代长篇小说的象征类型不限于这六种，但这六种的确是象征类型中的荦荦大者。在此基础上，著者又演绎出象征手法在长篇小说中的发展轨迹，总结出这种手法在小说中的一个文学理论方面的大问题：即象征手法与作家个性色彩的增加同步，与作家的创作思想相关，且受题材因素的制约。这就恰如其分地把小说象征类型的研究同长篇小说史的演变实际结合起来了。

又次，是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求真辨伪。《容与堂刊（水浒传）之李批真伪辨》从小说评点史上一个较早的、极为重要的评点本人手，从李贽作品的内证、评点本身和袁无涯的旁证等多方面，系统全面地证明李卓吾的评点具有真实性。随后又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容本与袁本的不同，证其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甚至从评鲁达的不同这一非常具体的点上得出了李贽评点为真的结论，最后又缀之以袁无涯评点的疑点。如果说著者难免会受到自己研究对象的影响的话，那么这应该就是小说评点中“獭尾法”的一个具体运用。这篇文章的初稿写在1980年，而1998年又加以修订，从中很能看出著者追求的执著和学术探讨的甘苦。

最后，陈洪先生还非常注意古代小说研究的“古为今用”问题。如金庸武侠小说评论，即是他多年追求中的一种“客串”，却见解卓异不凡。他研究金庸小说所得到的体会尽管大多为随笔式、对话式，却言约意丰，举重若轻，事实上是性情中人的心声。面对金庸这样蜚声世界却颇具争议的“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著者精心设计了对话式的表述方式，如金庸小说结构的精心设计、引人人胜，是在同《红楼梦》的比较中展开的；有关金庸小说传奇故事是否符合情理的问题，是在与《西游记》、童话《狼外婆》等的参照下讨论的。这样以对话方式铺叙阐扬，使人不仅能够迅速、轻松地进入话题的实质性层面，且便于甲乙双方在“主客论辩式”的框架下充分展开话题，集散较大的信息量；还便于使人了解、受容一些相反的意见，使心智获得较多的启发。更具体地说，如结构问题，乙方就指出了《天龙八部》的“破
绽”——乔峰为什么要打死阿朱？中年人段正淳30年前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相信其能做中原武林的首领？乔峰明知段正淳武功不如自己，何以一见阿朱假扮的段正淳就痛下杀手？即使反复多次修改，何以总能让人得出黄蓉年龄比郭靖大的结论？等等。对于这些难于回答的问题，甲方在指出这不都是结构问题，有的是情节欠妥。也指出结构应该是金庸小说的“弱项”。而如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之类，其实结构上也不是完美的，情节上也不是没有矛盾，而不完美、有矛盾的小说却未必会影响它的文学价值。这样娓娓道来，令人不知不觉地既领略了金庸小说鉴赏的重要问题，并且赞同著者提出的“评价不要绝对化”的建议，又实实在在地提高了读者审美的感受力和鉴赏力。

除上述几方面外，对于学术风气、学术规范的讨论，也是陈洪先生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了解学术史，不去追踪学术发展态势，就无法遵守学术规范。因为不少题目都有人做过了，稍不注意就会重复，却又很难解释是“冥契”。对此，著者精辟地指出是由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过度私人化”造成的：一日只讲材料，拒斥思想；二日闭门造车，不问轨辙；三日无是无非，独善其身；四日自视禁脔，排斥异己。这里最严重的就是第二点：“即以金圣叹研究为例，十年间的论文百余篇，而八成以上是重复他人。”“随着大量剽窃抄袭及学术腐败个案的被揭出，人们的目光渐渐从行文技术层面转向治学态度层面，进而转向学者道德层面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层面”。不仅如此，著者还挖掘了这些不良现象产生的多种根源，总结出重要的解决办法，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办法的局限性和难于操作性。考虑到著者的这些思想是早在2001年就提出的，我们对于著者的敏感和责任感就有了更深的印象。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使是对于学术风气的反思，著者也流露出对思想史的偏重，《对复兴儒学的困惑与思考》就是一篇发人所未发的好文章。文中在“对象选择”上概括令人困惑的四点问题：笼统包容，凡张儒学旗号者皆为复兴对象者；拣择一二合自家口味而摈弃其余者；抽绎儒学之“本质”、“特质”忽略各派标新立意之点者；以“回到孔子”主张诱人者。无可否认，著者是高屋建瓴的，所拈出并加以批评的打着“复兴儒学”旗号并摇旗呐喊者，真是大有人在（有的可能还兼有其他病症）。如此从学理上指出貌似热闹的问题的实质，把“浑言之”的大问题一个个“析言之”，显得非常敏锐、及时而警醒。于是，接下来的如理想一现实两层面脱节的问题、儒学中“人格模式”之大悖现代社会趋向的问题，很自然地为人认同和叹赏。而著者提出的举凡“九流十家”有生机者均应阐释吸收的倡议，也就更显大气。

一位学者从深广的领域作出如上建树，已是令人钦敬的了，然而这里所列举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过我们仅从《沧海蠡得》一书里，也能领略到著者的学人胸襟、学术视野和多样的研究方法，真是难能可贵。尽管我们觉得著者有些精彩的论述还可以展开一些，然而正所谓“说易做难”，拙笔尚不能给这部份量颇重的论文集以足够的评说，还要在这里吹毛求疵吗？因此愚以为不若读者自身领略一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