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研究中的三大误区

　　一、对所谓“误区”的辨析
　　张红兵先生在《中国文艺学界文化研究两大误区述评》一文中指出：“首先，中国文艺学界的文化研究在发展中缺乏冷静而理性的姿态，显得浮躁。”“浮躁表现之一是研究姿态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当前中国文艺学界的文化研究既在各学科之间游走和飘荡，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又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研究对象，而难以恒定化。”“浮躁表现之二是对热门话题、文化热点的异乎寻常地‘倾情’关注。”①作者在文中对于当前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有这样的描述：“理论的随意、对象的随意、言说的随意，让文化研究走向了无序的境地。”“这也形成了当前文化研究的随意化、碎片化和快餐化。”②
　　首先，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张先生认为文艺学界的文化研究之所以显得“浮躁”，其原因之一是文化研究在各个学科间游走，没有明确而恒定的研究对象，无法定位。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现实。但是，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界定，一直没有确定的版本，文化本身的无从定义使得文化研究本质上就缺少确定的研究核心和恒定的研究对象，这是它的天性，无法改变。这多少让在传统而严格的学科制度下精心培养出来的研究人员有种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迷茫感。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值得研究的东西都必然会有一个确定的对象、范畴、目标、方法，试图寻找其中固有规律和唯一答案是保存在这些研究者们头脑中的既定程序和他们孜孜以寻的目标。WwW.11665.Com然而，对于想要逃避和突破这种相当严密和封闭的学科结构的人来说，文化研究无疑会让他们精神焕发、如鱼得水。因为这种缺乏明晰性和界定性的倾向使得文化研究者可以采取多种研究形式和方法，对于在不断变化和运动中的各类复杂文化现象和文本灵活机动地做出反应。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文化研究者们认为：“文化研究丝毫没有保证在各种既定语境内所追问之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没有保证如何回答那些问题；因此，没有任何方法论可以赋予特权，甚至也不可能完全可靠地和有把握地暂时加以运用，然而，也没有哪种方法论可以被立刻排除在外。”③文化研究的这种开放性和宽松性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于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理解：即现实自身的存在方式以及我们与现实联系的方式与其说是固定不变和遵循客观规律和真理的，还不如说是偶然的建构。这种偶然的建构与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权力系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研究不是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唯一模式，它也只是诸多话语中的一种而已。可以说，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反学科性和与生俱来的自我反思能力是它在当代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获得广泛认可和尊重的基础。
　　陶东风先生曾指出：“无论是西方还是就中国的情况看，文化研究的直接‘助产婆’是大众文化的兴起。”④大众文化即流行的文化、广受欢迎的文化，是现代工业、电子技术和消费市场不断发展、成熟的产物，不论承认与否，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种普及的、日常的文化形态。对于大众文化中“热门话题、文化热点”的“关注”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传统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阿多诺对于流行音乐的解读，洛文塔尔对于流行文学和杂志的分析，赫松格对于肥皂剧的热衷都说明了他们在进行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时就充分注意到了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对于经济和政治的重要调节作用。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也是感受到了西方商业性大众文化，特别是美国的大众文化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冲击才开始了他们对于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以及其他的大众文化形式成为他们思考的来源和研究的对象。“与西方的情形类似，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也一直是以大众文化的兴起为直接动力，也以大众文化为研究中心。”⑤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性消费社会已基本形成，大众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蓬勃发展，是值得当代文化学者们继续耕耘的一块沃土。对于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中出现的热点问题的关注和考察是每一个文化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职业敏感性和职业素养，这样才能紧抓时代发展的脉搏，与时俱进。但文化研究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也不能随意丢弃。如英国的文化研究在逐渐模糊和取消所谓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区别后，努力寻找日常大众文化中所潜藏的抵抗和批判力量一样，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也应该依托于各类文化文本，在对“热点”、“焦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批判的同时，积极干预现实，努力参与社会政治及经济变革。
　　其次，张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文化研究“理论热闹，没有形成体系性的理论，实践成果不足”；“当今的文化研究者常常不能进行理论梳理和建构”，“难于建构自己独到的文化研究理论”，“缺乏足够的耐心、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以及善于梳理理论和建构理论的素养”⑥。作者在文中几次提到“那些宣称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对文学、艺术的研究，到底运用了文化研究的何种理论，是很难明确的”，“常常形成批评实践成果的不伦不类，既好像是文化研究，又似乎是文学研究，甚至像其它研究”⑦。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学界的文化研究当然不是以文化之名无所不包的泛文化研究，从它在西方的发生和发展来看，应该有三个明显的理论来源：一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消费社会的批判；二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的以威廉斯、霍加特、霍尔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传统；三是20世纪80年代始于美国的以格林布莱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或者称之为文化诗学的文化批评理论。三者之间区别很明显，研究方法和关注点也各不相同，但是有着内在的时间连续性和理论共通性。道格拉斯·凯尔纳就曾想要努力证明：“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对立的，而且可以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接合起来。”⑧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两者都关注大众文化形式对于经济、政治的影响；都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并把意识形态批评看做是批判性的文化研究的核心；都认为随着消费社会的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文化和媒介文化正在塑造和形成新的资本主义霸权模式，等等。美国的文化诗学研究则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把整个文化当做研究的对象，而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文化中某些被我们称作是文学的东西。它热衷于还原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重估文学产生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同时，一些历史的边角余料——奇闻趣事、意外的插曲、不起眼的小人物、奇异的话题被放置在特定文化文本中进行分析，以修正、抵抗甚至改写现有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实现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这种对于正统性的反抗和强烈的去中心化、去经典化色彩，以及相随左右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无不带有明显的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论特征。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通过王岳川、陶东风、罗钢、陆扬等学者的大量引进和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当代学者一直在进行着文化研究理论的梳理和建构，且对于文化研究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有“相应的定论”和“足够的共识”。至于如何把握和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或者研究结果如何，则当然会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迷茫”也在所难免。对于“建构自己独到的文化研究理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笔者将在下文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