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汉语  别称词  显性  文化  特征
　　[论文摘要]汉语别称词的文化特征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情况。其中显性文化特征是指汉民族文化结构中介于表层物质文化和深层精神文间层面的文化，也称中层文化或制度文化。它一般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组织制度和人际关系以及依附于它们的原理、原则和规范等等，还 包括由此而产生出来的汉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群体组织和制度规范等文化特征。汉语别称词的显性文化特征集中而突出地反映在它们往往具有政治文化色彩、人性意味和民俗特征这三个方面。
　　所谓显性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文化结构中介于表层物质文化和深层精神文化之间层面的文化，也称中层文化或制度文化。它一般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组织制度和人际关系以及依附于它们的原理、原则和规范等。显性文化的存在形式既不像隐性文化那样深蕴隐蔽也不像表层物质文化那样清晰显露。因此说，所谓的“显性”其实是相对于隐性文化的存在形式而言的。
　　汉语别称词的显性文化特征，从内容上讲，主要是指由其所反映出来的汉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群体组织和制度规范等文化特征。从其表现形式看，它还包括由汉语别称词能指成分的命名理据、结构方式和结构形态等间接表现出来它们所凝聚的显性文化特征及其由汉语别称词的能指成分直接反映出其运载的显性文化特征。这种显性文化特征往往是直观外在的、可以感受得到触摸得着的，汉语别称词所运载的显性文化特征十分丰富，下面撮其要讨论之。Www.11665.Com
　　一、 别称词的政治文化色彩
　　所谓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包括社会成员所特有的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观念和政治技能等诸多方面。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的物质与精神大环境中，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表现。其中体现于别称词中的政治文化色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君主意识和等级观念强烈。中国经历了大约两千多年的漫长封建时代，封建社会所特有的宗法制、国家集权和世袭的政治结构、大一统的政体和传统等级制之特征，都在别称文化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如前所述，皇帝大臣及其家室嫔妃均有大量的别称，且全是尊称、敬称，就连死了以后，也依旧等级森严，秩序井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生世世，永无改变。所以在别称词中，这种表示尊卑贵贱的词语，也显得格外地多。同时，在其他别称中，也无不渗透着封建正统观念和嫡庶分别。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倾向上。如在夫妻称谓中，称呼丈夫的词多含尊崇、赞美之意，而称呼妻子的词却往往是贬抑和卑贱的；在妻妾称谓中，妻子的地位又显然高于妾，尊卑内外更是分得无比明细。再如，国人自古重农轻商，在别称中对农业、农民的称谓也甚高，曰“本业”、“本务”、“上农”；反之，对商业、商人的称谓则多带轻蔑之意，日 “末业”、“末生”、“奸商”等等。
　　二是工具气息浓重。语言与其他交际工具和技艺手段一样，在阶级社会中都服务于特定的阶级，是政治的附庸。只要是政治需要，不仅可以讳饰、掩盖，而且还可以人为地制造出不少有利于统治阶级一方的别称，其工具的气息极为浓重。如旧时行贿为了显得高雅一些，不那么露骨，要用 “别敬”、“别仪”等词语，而且名目繁多，夏天送礼叫“冰敬”，冬天称 “炭敬”，送给女人的是“妆敬”，给门房或仆人的叫“门敬”、“跟敬”，送给学子的叫“文仪”，喜庆为 “喜敬”，年节为 “年敬”、“节敬”，此外还有“陪敬”、“菲敬”、“加敬”等等。在这里，“敬”字含有特别的孝敬或格外的敬意之意；“仪”即礼物。贿赂还有一个别称叫“书帕”，源自于明代官场送礼为掩人耳目每每用一书一帕作为陪衬。诚如吴晗先生在《灯下集·唐顺之论明代刻书》中所言：“行贿用书陪衬，显得雅一些，有了专门词组叫书帕。”卖官鬻爵是过去贪污腐败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腐败现象由来已久，可见诸文字者，汉朝已经开始，至东汉末已达到明码标价的地步。当时汉灵帝在都城洛阳开鸿都门张榜卖官，上至公卿下至无名小官皆可买卖。由此后世便常称以财货买取官爵为 “鸿都之事”，作为不便直言其事的一块遮羞布。 
　　三是惩恶扬善观念非常鲜明。惩恶扬善观念历来都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基本政治态度，具有鲜明的是非价值判断理念。如用红色表示忠诚所形成的 “丹心”、“丹寸”、“丹抱”、“丹诚”等一系列褒称；用黑色寓示黑暗、奸邪、罪恶，产生 “黑心”、“黑手”、“黑帮”、“黑干将”、“黑爪牙”等贬称。同时，对于才德过人的忠贞贤良之士，有“美人”、“香草”、“俊艾”、“俊杰”、“俊彦”等誉称；而对于身居高位却鱼肉百姓的害民之徒，却只能被骂作 “民蠹”、“民贼”、“宵小”、“千夫指”等等，其善恶是非的价值观念清晰确切，泾谓分明。 
　　二、别称词的人性意味 
　　在书面和人际交往的使用过程中，别称词还有着自已特定的话语形式。从伦理学角度来考察，其流布、繁衍、推广和再造无不与使用者的主观情感和心理感受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了谦、敬、尊、贬、美、戏、婉、讳诸方面的称谓，别称词就会失去其多姿多彩的丰富文化内涵，变成一堆枯燥乏味、索然寡趣的 “死”词，其地位与文化作用也必将变得微不足道。故此，在考察别称词的时候，万万不可忽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人性意味。 
　　别称词的人性意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谦有敬，待人以礼。华夏文化是一种重和谐讲情感、提倡 “温良恭俭让”的文化，这必然使语言交流的情感传递与情感调控形成独特的方式。汉民族自古把“礼”看作是社会道德的标准。《礼记·礼运》篇说：“夫礼者，卑己而尊人。”就是说 “礼”的集中表现是把自己看得卑下而尊敬别人。这种 “尊人卑已”的 “礼”的观念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古至今，保留在社会交际语汇中的尊词敬语是相当多的，常见的有 “尊”、“贵”、“令”、“仁”、“圣”、“贤”、“英”、“哲”、“高”、“雅”、“台”、“老”、“大”、“上”、“先”、“阁”、“钧”、“君”、“龙”、“凤”、“玉”、“兰”、“惠”、“芳”、“琼”、“宝”、“金”、“银”等等，如 “尊姓”、“贵庚”、“令名”、“仁兄”、“圣君”、“贤弟”、“高寿”、“雅号”、“台甫”、“老夫人”、“大作”、“上姓”、“先达”、“阁下”、“钧意”、“玉体”、“惠示”、“芳笺”、“墨宝”、“华章”、“瑶函”、“光临”、“海涵”、“金枝玉叶”等。而谦称则多用 “家”、“舍”、“寒”、“陋”、“拙”、“小”、“愚”、“贱”、“卑”、“鄙”、“敝”等等，如 “家父”、“舍兄”、“寒舍”、“陋室”、“拙文”、“小女”、“愚见”、“贱内”、“卑职”、“鄙意”、“敝人”等。
　　二是委婉文雅，言之得体。古人说话，非常注重和谐有致、文雅得体，这是汉民族崇尚中庸之道处世哲学的必然反映。中庸之道的观念反映在社会人际关系方面，主要表现为要求对人要有雍容恭顺的态度、和平温良的风度和谦和忍让的性格，反对待人处事走极端和感情冲动，反对刺激和伤害他人，强调事事注重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情感，通过自身完善和心灵净化而消弥各种矛盾。中庸思想把人的七情六欲看作是破坏人的自然之性的祸根，认为人们如果对情欲随意放纵发泄，就会产生邪念和灾难。这种克己忍耐的思想造就了汉民族内向、委婉、含蓄的特定民族心态。在说话时，为了符合这种中庸和谐的要求，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语言禁忌和避讳方式。每当遇有某些不洁不雅或不便直说的词语时，总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回避或干脆用其他词语替代。这～特征在死亡、性、排泄、疾病、残疾等几个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如称大小便为 “如厕”、“更衣”、“净手”、“解手”、“水火”、“出恭”、“前后溲”，称便器为 “净桶”、“夜壶”，称性行为为 “云雨”、“做爱”“同房”、“房事”，称男性生殖器官为 “身根”、“玉茎”“阳具”．称眼病为 “丘明之疾”，称吐血病为 “亚夫之疾”，称月经来潮为 “程姬之疾”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避讳情况。例如，古代一些文人十分喜欢喝酒，但喝得酩酊大醉又是一件有失体统且极为不雅的事，故而在古诗文中常以 “中圣人”一词代指醉酒，这样一改，便变得十分雅致和诗意化了。再如，说某人怕老婆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故有人便借宋代陈季常惧内之典故称为 “季常之惧”。 
　　三是褒贬得当，恰如其分。汉语别称词的褒贬色彩是非常突出的，这是别称词人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对人对事，绝大多数别称词都含有褒义，敬称尊称婉称等自不待言，即便对于自然现象和动植物，人们也常常赋予其美好的称谓。如称雪为“玉蛾”，称露为 “灵液”，称酒为 “橄榄仙”、“瑞草魁”，称蜜为 “卉醴”，称松为“大夫树”，称菊花为 “九里香”，称兰花为 “王者香”、“千金草”，称水仙花为 “凌波仙子”，称鹤为 “仙禽”，称蝙蝠为 “仙鼠”，称大雁为 “信禽”等等。当然，一些贬称也颇有针对性，如女子别称中的 “泼妇”、“荡妇”、“冶叶倡条”等。某些别称的褒贬意味比较复杂，有的是明褒暗贬如称有机谋的女人为 “哲妇”；有的是明贬实褒，如称情人为 “冤家”、“可憎才”；有的亦褒亦贬，如对酒的称谓自古以来毁誉参半，莫衷一是。显然，在这些称谓之中更多地渗透着造词者的主观情感因素。 
　　四是君亲名讳，避忌触犯。古代汉民族所特有的避忌触犯君亲名讳的现象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尊君孝亲思想发展到极致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封建历史特别漫长，所以各式各样的避讳方法和避讳现象也层出不穷，多如牛毛。崇尚避讳在形成诸多语言文字障碍的同时，也创造和产生了大量新的别称词例如，为避秦始皇赢政名讳而将正月改为“端月”、“初月”，为避汉高后吕雉名讳而将雉鸡改叫 “野鸡”，为避汉光武帝刘秀名讳而将秀才改称 “茂才”，为避汉文帝刘恒名讳而将妲娥改作 “嫦娥”，为避五代吴越王钱缪名讳而将石榴改成“金樱”，为避五代吴王杨行密名讳而将蜂蜜称为“蜂糖”，为避唐代宗李豫和宋英宗赵曙的名讳而将薯蓣改为 “山药”等等。 
　　三、别称词的民俗特征 
　　民俗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的风俗习惯既是不同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表现民族生活方式、历史传统和文化心态的重要因素。人类的生产生活主要包含着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生活资料即衣食住行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二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种的繁衍。人类的一系列民间风俗习惯正是在这两种生产的作用下不断产生出来的。汉语别称词作为洞悉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它所透析和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俗相当清晰、典型而又系统。其民俗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别称词中的饮食文化习俗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的第一生活需要。我国自古就有 “美食王国”之誉，长期以来形成了十分丰富灿烂的饮食文化。据统计，在英语和法语中，有关 “吃”的词语各有2o余例，而汉语中的这类词却多达12o余例。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表现力特别地强。比如 “酒囊饭袋”、“吃不开”等表示人无能力；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劳保”等表示人的生活手段；“软硬不吃”表示人的处事方法；“吃闭门羹”表示遭遇；“吃惊”、“吃醋则表示心理情感。在汉语别称词中，涉及到饮食文化的词语就更多了，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其涵盖面和表现力也与共同语一样特别地强。具体说，这些词语具有如下几点特征： 
　　首先是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宽泛。从五谷杂粮到瓜果菜蔬，从山珍海味到各类饮品，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例如称粮食为 “民天”，称饺子为 “扁食”，称笋为 “玉节”，称樱桃为 “崖蜜”，称沙果为“来禽”，称鹅为 “右军”，称鱼为“喻喁”，称瓜为“土芝”，称薯蓣为 “王延”，称酒为 “瑶浆”，称茶为“芳茗”等等。 
　　其次是构词手法多种多样。有以比喻方式造词的，如称笋为 “玉婴”，称木耳为 “树鸡”；有以比拟方式造词的，如称酒为 “青州从事”，称茶为“不夜侯”；有以借代方式造词的，如称酒为 “杜康”，称螃蟹为 “尖团”；有以摹绘方式造词的，如称枣为 “红皱”，称鸡蛋为 “白团”有以用典方式造词的，如称梅子为 “曹公”，称茶为 “酪奴”；有以析字方式造词的，如称酒为 “三酉”等等。 
　　再次是命名中带有明确的褒贬色彩。在某些别称中体现着作者十分鲜明的价值取向和褒贬态度，这其中既有理性因素也有感性成分。如称枣为 “百益红”，称梨为 “百损黄”，称酒为 “忘忧物”、“销忧药”、“扫愁帚”、“钓诗钩”、“狂药”、“祸泉”、“魔浆”、“腐肠贼”，称清官为“青天”、“铁面”，称贪官为 “城狐”、“社鼠”、“民蠹”等等。 

　　2．别称词中的婚丧习俗 
　　婚丧嫁娶自古就是中国传统习俗中最重要的习俗。早在周王朝时代产生的《周礼》中就有了 “五礼”的记载其中的嘉礼和凶礼就主要是记述婚丧习俗的。可见，中国人素来就十分注重红白喜事。这种情况同样在别称词中有着非常突出的反映。 
　　在婚姻习俗中，许多别称鲜明地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间的习俗特征和婚姻制度。例如，婚姻的别称 “秦晋之好”反映了战国时代秦晋两国世结婚姻的情形；而婚姻的另一别称 “朱陈”原为古村名，在今江苏丰县附近，村中只有朱、陈两姓，世通婚姻，这一称呼反映了古时当地的婚俗状况；“丝萝”则形象地以菟丝子和女萝缠绕难分的情状来比喻形容夫妻或情侣间的亲呢。再如，媒人的别称“月老”源于民间传说中月下老人以红绳联系男女双足使成婚姻的故事，它鲜明地显现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白头偕老的传统观念和从一而终、财产式婚姻的封建习俗；“红娘”则源于《西厢记》故事，它体现了以媒成婚的婚俗。又如，称男子娶妻为 “有室”、女子出嫁为“有家”则反映了旧时代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关系以及婚姻中男尊女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现实。 
　　丧葬习俗中的一些别称也反映了汉民族所特有的观念和风俗。例如，汉族人自古忌讳死，怕说死，总是祈望长寿或长生不老，认为只要不说 “死”字，死亡就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故而常以各种委婉的词语来代替直言 “死”字。人们不仅忌说 “死”，与死有关的事物也同样忌讳，像称棺材为 “寿材”、“寿木”、“凶器”、“长生木”、“三长两短”，称噩耗为 “凶问”、“凶音”、“凶信”等等。 
　　3．别称词中的神话故事传说 
　　神话传说本身就是一种民俗事象，它同时也是别称词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许多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都是通过别称词才得以继续流传的。反过来看，许多别称的背后也都蕴含着一个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 
　　例如，称精卫鸟为 “冤禽”源自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相传炎帝女儿女娃在东海游泳被淹死，其冤魂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细木微石试图填平东海以报仇雪恨。 
　　再如，称手杖为 “壶公龙”源自费长房学仙的故事。据 《后汉书·方术传下·费长房》记载，市吏费长房在市井中见一人称壶公的老者在悬壶卖药，其壶神奇无比，变化了如同天地，内有日月，与世间别无二致，夜宿于内如居于仙境，自号 “壶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费长房便跟从壶公学习仙术。学成后壶公送给他一根竹手杖让其骑乘回家，费长房骑着手杖转眼间便到了家。他随手将手杖一扔，手杖竞化作一条龙游走了。 
　　又如，称象棋为 “桔中戏”也源于一则传说。据唐· 牛僧孺 《玄怪录·巴邛人》载，古时候巴邛人家的橘子园中，经霜后结下两个大如瓦罐的橘子，剖开之后，内有两个老叟正在谈笑自若地下着象棋，自言桔中之乐不亚于在商山隐居。 
　　其他如称太阳为 “三足乌”源于 “羿射九日”的神话，称月亮为 “嫦娥”、 “玉兔”源于 “嫦娥奔月”的传说，称银河为 “织女津”、“鹊河”源自牛郎织女的故事称螳螂为 “勇虫”来自“螳臂挡车”的典故。
　　4．别称词中的地域方言特色 
　　中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域民俗特点十分突出。因此，在一些别称词中也体现着极为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民俗风情。 
　　例如，古时候江南人将小女孩称为 “小茶”，皆因江南盛产茶花，茶花的鲜艳与小女孩的容貌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缘故。而粤闽一带称女孩子为 “珠娘”，北方则称为 “小妮子”，从中又可以窥见 “越俗以珠为上宝”的溺爱和北方民风的淳朴。 
　　再如，笔在古时各地也有不同的称谓。据东汉 ·许慎《说文解字》解说：“楚谓之聿，秦谓之笔，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 
　　其他如蟋蟀、蚰蜒、黄莺、蝙蝠、壁虎、火柴等，在各地方言之中也都有特色迥异的不同称渭。 
　　5．别称词中的隐语特色 
　　某些别称词还具有一定的隐语特色，这也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民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构成谜语的比喻、借代、比拟、析字等手法已直接演化为别称词的构成方式不少别称本身就构成谜面或谜底。例如，称扇子为 “凉友”，称伞为 “日照”，称扫帚为 “净君”，称桐树为 “琴材”，称老鼠为 “子神”，称老虎为 “寅客”，称马为 “代步”，称公鸡为 “司晨”，称银子为 “金昆”，称酒为 “三酉”，称松树为 “木公”、“十八公”等等。 
　　但上述词语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是具有隐语特点，并不等同于隐语。因为一来它们不像隐语那样隐秘费解，二来也不属于某些社会特殊群体的专用语，一般人对其意义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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