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工业” 文学论争  著作权  名誉权
　　[论文摘要]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这两句诗倒恰能形容当下以文学为名的产品在印刷工业履带的轰鸣声中和不间断的拷贝下传声里的生产状况，虽说是万紫千红，却总如粗浅小草，让人纷乱摇头，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感受。又种种以文学的名义引起的前赴后继的文坛纷争，也如迷眼繁花，徒有热闹的虚假表象，而少理性的真正论争。不能不让人感到:当下的大部分“文学”一边盗用历史上的文学名义，一边还要求新时代的赐福;而当下大部分“文学论争”，也早已脱离了漫漫复古长路时和萧萧革命征程中所凝结而成的主体担荷价值和严肃人文精神，而成为茶余饭后以资笑谈的娱乐新闻。而这，正是“文化工业”赋予当下文学论争的角色—成为“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虽然过往历史上的文学论争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们颇多政治立场、意识形态、阶级划分等场外因素的干扰，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文学本体的文学论争—古代往往和政治的党争和儒学等意识形态的纷争相连，现代和科学与革命、抗日与救亡等时代主题相连，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so年代，阶级斗争、路线划分等政治立场术语又成为那段时期的主宰—二个时代一脉相承了文学为政治、伦理、教化、风俗等服务的主流言说立场。WWW.11665.cOM但我们见到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经济利益从来没能成为文坛流行话语权的主宰或潜主宰，即使在号称半资本主义的现代中国。而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步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有了巨大改变，在当代中国文坛失去了“轰动效应”(实际也是政治效应)进人了多元化时代的同时，文学论争也进人了以经济效益占主体的多元化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趋同步，特别是以手机、网络的超常发达为显著标志，文学的商品化人娱乐化特征日益凸露并放大，成为有目共睹的现象。当下的中国文学真正进人了西人所谓的“文化工业”时代，而“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也就呈现出与前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新特征。
    “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最先为瞿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一书提出，其意本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和广播……它们称自己为工业。.,ro据归纳，“文化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倾向于反人本主义，消灭个性的存在;艺术风格趋于“同一”，是一种机械的再生产;实质是商业的市场效益和利润原则驱动着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而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为大众娱乐消遣。cz}作为文化工业生产中重要一枝的文学，于此再难顶起艺术的神圣光环，而成为“机械技术”社会背景下的“复制”品:个性泯灭，与众不同的特征消失在一片看似灿烂而实质虚无的商业时空里。更因了网络的上传下达，文学产品成为转眼即逝的东西，激动、深刻、永恒等文学曾经有过的意义已转化为即时消费，而留存、获得关注一刹那，也就完成了“眼球经济”聚光灯下的经济效益。在几乎只有广告是艺术的“文化工业”时代，文学、绘画等老牌的以艺术号称于世的、现在仍企图以艺术号召大众时，其目的也差不多就是奔商业效益而去的广告了。是故，我们总能从走马灯换将的当下中国文坛读出腻味的搔首弄姿的金钱气息，以及由此而频繁引起的喧嚣不已的“争风吃醋”风波。
    本文对“文化工业”不拟作深入的形上意义追寻(诸如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启蒙等神圣功能的丧失、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等问题)，而只谈其所影响的当下文坛和文坛纷争的特点。
    战斗了一生的鲁迅先生当初曾说，只要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漫骂，诬陷。其所针对的无疑是置身革命文学背景下他的个人和文学境遇，其背后氮氢的是文学人格严重对立下文学观念的严重对立，有着严肃深刻的思想斗争内涵。从表面看，眼下的这个文“坛”也在斗争，谩骂，诬陷，似乎也在叫嚷某些深刻的思想理念—譬如余秋雨要求的文化大散文、王朔要求的精英阅读等，然而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宣称内容中，要求的大多是个人切身利益和名誉的现代法律’l于此，观众也就立刻洞彻了在其慷慨陈词、义愤填膺的背后，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渺小:其所要求的不会是基于文学本身的艺术立场，也不会是所声称的法律和名誉，而是自称为文化人所不能正面宜扬的经济利益。进而，人们了然于当下这个文坛的论争人格之屏弱和追求之切实。
    事实如此，当下的文学论争不愿再驻足于艺术的神圣殿堂，它来到了活动的篓键人间，显现出“文化工业”下的论争本相:不再关注文学文本的形式构成、意义建构，它从对“鸡蛋”的关注转到对生产“鸡蛋”的“鸡”的关注，到这个“鸡蛋”到底是谁生的和这个“鸡”到底如何。于是当下的由所谓文学引起的论争，多是围绕作品的著作权和作者的名誉权。而无论是那种权，关涉的都是经济问题和面子问题，而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虽然迄今为止都未有一个让人满意的文学定义，但文学之于人类生活有特殊的超越意义却一直为人们所接受。只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又总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纸笔、印刷术等)、人类其他的精神活动(如绘画、书法、学术、文化等)密切相连，.以至文学的边界才显得不那么清晰。所以，如果要谈文学论争的本义，依笔者浅见，应该是争论文学的本体性和艺术性。所谓艺术，性的论争，就是要探讨文学这门特殊艺术所具有的艺术特质，也即以文学的语言为中心，探讨它如何既能亲近人类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构，又能亲近人类感性生活的安宁，以及在和人类的接触中，如何更好利用其语言为人类的精神和感性生活起更好的抚慰和提升作用。而本体性的论争，就是要阐明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极为特殊的一门，与其他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探讨文学和政治、道德、经济、文化、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边界，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纯粹的不与其他人类社会活动搭界的文学自然不存在、但文学的纯粹却一定存在，那就是它所使用的介质—语言，艺术性的区别于日常的语言，它会带来艺术对现实的疏离甚至是否定。阿多诺认为，可靠的艺术作品的特征，在于“它··一对一个有负罪感的社会和现实的否定，而这一现实却在盲目而且无情地不断自生自长;艺术作品也维护着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坚持同由诸多动机和目的性所主宰地现存社会的分离。", (31艺术成为人类唯一可能在其中获得自由的精神领地。虽然笔者对阿多诺关于艺术允诺的判断并不完全同意，但认为其对艺术特征—之于人类确有二种不同于社会现实的“分离”和“否定”特征—的归结是可信的，这可从意义、作用上去判定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
      由此，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发现当下的文坛纷争实在是与前此熟悉的文学论争有了本质的区别。文学已不再负载如古典文学时代常居主流的政治权力维护、道德风俗教化的沉重意义，也不再如负载革命、思想时代的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严肃企图，甚至它也不再负载现代主义时代所表达的与现代社会决裂的绝望，总之它确实脱离了沉重、严肃甚至是绝望。在发现无论何种个人的思想企图都不足改变外在的冰冷现实后，人们彻底投人了大工业社会的统治怀抱，把文学真正当作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心甘j清愿的谋求与社会的合作，成为大工业生产机械下必然的链条和螺丝钉。正因为如此，提出“文化工业”概念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才会说文化工业实质是“伪启蒙”，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

     于是，当中国文坛丧失了一度标榜的先锋精神后，文学也丧失起码的个性与原创力，而不得不停留在模仿煽情的出发点。
      上海的卫慧、北京的绵绵率先用身体撞开出版界的大门后，“性”成了市场的香悖悖，下半身、肉、木子美、上海美男，就一个赛一个的出炉，“快感”之后要“尖叫”，身体之中必“乳房”。当青春不小心成了可爱的字眼，大学生的校园恋情写作一路畅通，中学生、小学生也闻鸡起舞，纷至沓来。当下写作坊的招牌就像旧时没有节操、专奔钱去的妓女，一日三换宾客。区别只在于，前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泛滥的性，后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青涩的情。文坛学会了姿态不一的“秀”(show)，目的只有一个，捉住五心不定的读者不断游移闪躲的眼球。
    文坛流行的“搭车”、“跟进”、..“克隆”等现象，就是这种失去原创力之后的模仿产物。弄到极至，连作家的真实姓名也来“拓片”，金庸之后有全庸，陈燕妮之外有“陈燕妮”。而这也不止于文坛，它遍及整个文化工业领域，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这种趋势的流行。从古人论文章之三“偷”来说，“搭车”既属于“偷语”，也属于“偷意”，而从目的来说，那是“偷势”川，借别人辛辛苦苦闯出来的经济“形势”，为自己的钱财开辟兑现的道路。
    而这种情况在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日益昌明的今天，怎不引起重重官司呢?于是，自失去轰动效应后本有些寂寞的文坛就此热闹了起来。不过，这热闹里有作者们的功劳，也有所谓精英的批评者们从旁煽风点火的功劳，还有整个媒体(特别是网络)整个社会(包括观众读者等所谓大众)饱看的功劳。
   作者之为著作权、名誉权而与批评者一争似乎还可理解，如韩少功之与评论家张颐武，毕竟那关乎作者的清誉和实在的利益，而看似不相干的作者主动向另一作者挑衅，发起笔仗，如王朔之和金庸，余杰之和余秋雨，却无论如何让人联想到其动机的不纯，更何况王、金之战中王用词之鄙便确实也得罪了大批观众的视觉，二余之战中为历史问题的清算出动了大批人马，又使人感到古代文学史上以“节操”论人的生命力之顽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媒体的助威加盟和社会强烈的看客心理中上演的。而这才见出“文化工业”巨大的同化能力。
    以多事之秋的2003年文坛纷争为例。人们说: "2003年是惹是生非的一年”。对文化界来说尤其如此，“口水”惹出了要打官司的“猛兽”，“猛兽”却引来了经济效益。这“一方面是文化商人利用宣传机器与受众进行沟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一批闻风而动的文化界人士，先期制造事端沟通受众，然后守株待商的结果。于是‘口水仗’在2003年成为了沟通作者、商人和受众之间的桥梁，为各式各样的人制造着食粮，或者是精神食粮，或者是物质食粮。”下半年的四起重要战役:《沙床》炒作之争、郭敬明抄袭案、贝拉事件、新浪文化偶像事件，就是社会共谋的典型结果。(6)这种社会共谋，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断言的文化工业本性发展与控制的必然结果。他们说的“文化工业”不是像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性”，也即，商业目的通过娱乐消遣的形式收买了无目的性的王国。(7)这个“无目的性的王国”就是包括普通大众和所谓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
    对当下的文坛和文坛纷争状况，人们爱用两个词来形容飞“乱”与“烂”。但当我们用“文化工业”来解释时，就会发现这“乱”与“烂”也有一个核心的动力源，那就是文化工业本性所必然导致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工业不仅统治了作者的商业意识(主要体现为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也消解了批评者、文化媒体这些社会精选的“解释团体”的独立立场，更进一步让大众成为这些“解释团体”和创作者表演的共谋者和津津有味的看客。
    于是，“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不再是关于文学本体的艺术论争，而是为个人的商业利益而刻意演出的文坛纷争;文学创作者也不再是精神灵魂的抚慰者和提升者，而是娱乐大众感性的娱乐明星。“文化工业”在以其技术优势赢得商业市场的同时，也把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商业化了。文坛不可避免地成了金钱意识的表演台、决斗场，文学论争也历史性地进入了商业资本患意飞舞的文坛纷争时代:成为文学场的忠实搭档并点缀欺骗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