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分析台湾蓝绿矛盾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揭示蓝绿矛盾的实质和原因，认为台湾蓝绿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有各种历史因素和来源，与“统独”矛盾、省籍族群矛盾、“国家认同”矛盾等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存在差异与区别。蓝绿矛盾是由多个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种现象背后体现的是两大政治势力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键词：台湾；蓝绿矛盾；原因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4-0047-04
蓝绿二元对立及其矛盾斗争是台湾政治和社会的一大特点。蓝绿阵营各自拥有稳定的支持者和群众基础，在国家认同、意识形态、台湾未来等发展路线的各个问题上呈现出高度对立甚至对抗的局面。2004年“两颗子弹”事件以后，蓝绿对立的现象更加明显，每逢选举就会出现蓝绿阵营激烈冲突的场面，而“立法院”内蓝绿的漫骂和流血事件等则将蓝绿矛盾常态化和暴力化。
一、矛盾性质——权力之争是蓝绿矛盾发展的实质
蓝绿矛盾的实质是权力之争。这种竞争和冲突是推动岛内政治格局演变的内在矛盾。若台湾的政治生态没有根本性变革，蓝绿矛盾将长期存在。作为台湾政坛两个势均力敌的政治主体，蓝绿阵营为争夺公共权力展开激烈竞争，这种竞争集中体现在选举中。近10年来，台湾社会政治主要是围绕选举这一中心议题在运转。只要有选举，不论大小，都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舆论几乎都围绕着选举进行。为了在选举中胜出，蓝绿阵营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动员各自支持者投票，以最大可能地保证当选。WWW.11665.cOM过于频繁的选举使得蓝绿矛盾始终处于焦灼状态，也造成了台湾政坛“只有蓝绿、不分是非”的独特现象。尽管蓝绿阵营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已，但在选举中蓝绿矛盾阵线分明，“一个台湾，两个世界，成天恶斗，没完没了”[1]。从表面上看，台湾蓝绿阵营围绕民生、统独、族群等议题展开激烈斗争，然而在本质上，难以调和的权力争夺和理念冲突才是台湾蓝绿阵营竞逐的核心。形式虽变，手法没变；游戏规则变了，争权夺利的实质没变。尽管也有人呼吁“内部矛盾与敌我对峙，是界线分明的两个政治范畴，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属于台湾社会内部的矛盾，蓝绿两党的长期竞逐，是争取政治资源的对手，绝对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敌”[2]，但台湾政治发展的实际是由于权力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选票被看作是一切政策主张立足的中心所在，台湾的任何执政党都着重“防弊重于兴利、对立优于是非、选票先于专业”的考虑[3]，从而蓝绿权力之争被极端化、尖锐化。
二、矛盾关系——“纯粹竞争性”关系导致蓝绿矛盾始终无法调和
如果说对权力和政治资源的争夺符合大多数西方政党政治体制的共性，那么“纯粹竞争性”关系则是蓝绿矛盾区别于这个共性的最大特性。事实上，在西方民主体制中，政党之间虽然为争夺国家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往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充满悬念，甚至不失某种惨烈，但是各政党之间仍有广泛合作的一面，特别是在社会出现重大突发性事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和关东地区发生了里氏9级强烈地震，使得日本政坛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政治休战”。通常在选举告一段落、政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成熟的民主体制都会出现政党既竞争又合作的局面，也被称之为“互竞性”政党间的合作[4]。
台湾社会由于蓝绿势力的互动缺失了合作的一面而表现为“非典型”的政治民主体制。一般说来，选举实现和完成了公共权力的分配，议会则是各政治势力展开“公共政策之争”的主要场所，这符合“选举式民主”的共同特征。但人们往往看到，在台湾社会，无论是在选举期间还是“立法院”的政策辩论中，蓝绿阵营完全没有合作的衔接点，双方是“只能为敌不能为友”的纯粹竞争性关系，不管真假、对错、好坏就一味反对。这种极端化、泛政治化的现象把蓝绿阵营的权力之争推向极度的对抗和紧张状态，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台湾社会分裂为两大集团，互相厮杀，造成社会无序与纷争。
蓝绿矛盾“纯粹竞争性”关系的特点，不合乎宪政社会的本质规定，其发展趋势应是被矫正或否定。蓝绿之间是零和关系，一方的政治前途寓于另一方的失败之中。马英九在上任之初，试图做“蓝绿和解”的尝试，力图实践“全民总统”的理念，并将其作为执政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人事安排与布局
便力争任用 “绿色人物”，但其这些作为不仅引起了国民党和泛蓝支持者的强烈不满，也没有争取到绿营政治人物的理解与选民的支持，反而让自己陷入行政团队、国民党中央及“立法院”等相互矛盾日益尖锐的被动境地。即使是偶尔出现了蓝绿“合作”的现象，也只能算作某些政客的投机行为和政治交易。赖幸媛在出任“陆委会”主委后被迫宣布离开台联党的事例就生动地刻画了台湾现今的政治实态：蓝绿难以和解。所以，有台湾媒体称:“没有人会阻止你寻求蓝绿和解与对话的任何崇高意图，但是很抱歉，结果并不会改变任何事”[5]。
三、矛盾主体——分裂的选民政治认同与蓝绿矛盾互为因果、交织发展
作为蓝绿矛盾的主体和参与者，两大阵营支持者分裂的选民认同既来源于蓝绿矛盾存在和发酵的社会背景，又反过来为蓝绿对立提供了环境和机会。台湾民众政治心理非常复杂，在很多关键性问题上远没有达成共识，分裂的政治认同给蓝绿的政治操作提供了空间，蓝绿矛盾的加剧又造成民众心理的进一步紊乱，政治认同进一步分裂，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使得蓝绿矛盾成为台湾政治社会中一个难解的结。台湾“泛紫联盟”召集人简锡堦就直言：“当前危害台湾最大的，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信任危机。染上蓝绿颜色，则是非莫辩，也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困境。”[6]台湾虽然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选举，“政治版图或许出现某些调整，但蓝绿对立的政治氛围，却是依旧顽强地维持原状”[5]。其原因主要在于如下几方面。
首先，蓝绿互动议题的偏差误导选民做出非理性抉择，制造了新的矛盾和对立。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势力及其支持者皆遵循“以议题结盟”的游戏规则。例如，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为理念区分，在经济、社会、安全、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存在执政差异，因而各自拥有利益集团和支持力量。在通常情况下，在野一方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通过其对执政党政策的批评和辩论而体现出来。但是在台湾社会，狭隘的斗争焦点使得蓝绿矛盾无法集中在公共政策的辩论和对一般民生福利议题的关怀方面，更明显地表现出具有对抗性的议题，比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族群认同、台湾发展前途认同等涉及价值选择的问题。过于狭隘的斗争议题使得蓝绿之争没有真正发挥出民主的优势，却极尽其劣势。可以这样认为，台湾在民主法治的精神上可以号称是成熟的“民主体制”，但在民主的议题上，却一直处于幼稚的和非理性的阶段。
其次，“情感因素”占据台湾民众对蓝绿阵营认同和选择的主要成分，强化了民众的“对抗性认同”。台湾的民主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族群政治”的歧途。一些持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为获得支持，通过唤起族群集体的“悲情记忆”来动员群众，以被剥夺的危机感来刺激选民，进而将这批情绪化支持者固化为政党或政治实力的“基本盘”。在今天的台湾，“族群认同”却成了选举政治的核心，好像实现了“族群认同”，所有的利益就可以得到满足，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支持者对党派或候选人的支持主要源于情感，而不是利益和政策。特别是在台湾中南部，选举时标举“爱台湾”和“外省人滚回去”的诉求，总是能获得情绪性的回应。
再次，政治认同的极端分裂对民众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是蓝绿两大阵营的基本支持者，这些民众的情绪性和非理性色彩浓厚，对自身阵营认同度很高，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甚至出现政治参与狂热的情况。在选举动员的过程中，这些基本支持者还可以发挥带动浅蓝或浅绿民众政治参与的功能，使台湾社会被人为割裂为蓝绿两大阵营，带有温和色彩的中间选民的政治空间被大大压缩。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社会政治纷争的加剧，台湾的政治冷漠者开始增多，民众对政治不信任感增强，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视政治为畏途，消极地适应政治环境，主动地远离政治生活。当这些民众因为对政治乱象的失望和无奈而游离于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之外，不参与到维护政治稳定的进程中去的时候，台湾政治发展容易被极端的政治势力主导，必然会影响到台湾政治稳定的实现。
必须指出，西方的大多数民主体制尽管存在着阶级、宗教和社会分裂，但中产阶级化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已经大大弱化了这种纵向分裂和由这种分裂所导致的政党或政治集团间的对立。相比较于权威统治时期，台湾民主政治在向前发展过程中，蓝绿
双方皆试图突破原先以纵向社会分裂为基础的社会束缚，成为以社会群体支持和问题支持相结合的新型政党或政治势力，使自己不再是特定阶级的专有工具，同时要扩大自己的支持基础，增加各种动力去争夺“中间选民”[7]。尽管舆论对“中间路线”和“中间选民”的推崇和重视在台湾政坛存在已久，但议题和政策的分歧并没有真正取代情感和认同的分歧。究其原因，一是蓝绿双方仅仅是为了选票作了“向中间靠拢”的策略性调整。例如，民进党加紧挑拨省籍矛盾，因为省籍矛盾背后就隐含着“台独”的主张可以稳固独派票源，但同时它在表面上把统独立场向中间调整以安抚中间选民。二是台湾的“中间选民”本身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目前对台湾“中间选民”的看法众说纷纭，对台湾“中间选民”是否以求新求变、跨党派“议题取向”和中间价值（兼顾改革及稳健）为价值取向，没有基本的定论。在当前的台湾政治中，社会中间力量仍然极为薄弱，任何超越性的立场在公共领域中都难以获得政治影响力。
四、矛盾形式——多种矛盾深刻影响并共同制约蓝绿矛盾
首先，从历史因素来说，蓝绿矛盾表现为历史的伤痕、意识形态之争以及现实悲情的后遗症，是省籍、族群、南北与统独矛盾的集合体。十几年来，台湾的民主制度一直想要走向更成熟、更理性、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政党政治，可是一直无法跳脱统独及“国家认同”与“省籍情结”。这个社会基础的特质最终导致政治生态的蓝绿二分，决定了蓝绿两大阵营的政治主张。在上世纪80年代，支持在野力量和执政党的主要区別是族群或者省籍：外省族群绝大部分支持国民党，本省族群虽然未必都支持民进党，但民进党的支持者却几乎以本省籍为主，民进党主要政治诉求是“民主化”与“本土化”。台湾社会省籍矛盾产生与“二二八”事件有关，也与若干政治人物为了谋求选票私利蓄意挑起有关。近年来省籍矛盾有缓和趋势，但在重大选举与关键时刻，往往还是个敏感问题。统独矛盾虽不再是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中的核心矛盾，但统独意识将在比较长时期内充当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中的潜在矛盾。
其次，“民主化”进程中的非良性变动或者说是“异化”为蓝绿矛盾提供了土壤。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三个独特的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一，某些社会力量或组织（如“黑金”、派系和财阀）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畸变。它们和选举出来的、自恃有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拥有者互相勾结，建立了新的“统治霸权”。其二，原先潜藏在社会内部的某些冲突（如地域冲突）表面化和激烈化。这些问题的产生，反映了台湾社会基本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条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延续和非良性变动。派系和黑金的参与使得台湾的政治发展与政治运作透明度低，拉帮结派、世袭制和腐败盛行；而“省籍族群”矛盾的社会化和扩大化则破坏了社会的团结和稳定，是台湾“民主”背负的额外负担，本质上属于地域冲突的矛盾被“升华”为“国家”冲突，从而造成了台湾所特有的“民主化”误区。其三，蓝绿对峙导致台湾“司法”扮演了与其社会功能不相称的角色，从所谓社会良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变成蓝绿政争的“前线”。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特别费案”两案先后被“立案”，相关当事人被起诉，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例证。这两个案件尽管所带来的社会观感明显不同，但本质上仍是“政治性案件”。与以往选举中层出不穷的“司法提告”只是与政争伴随的辅助手段不同，这已是蓝绿对峙从行政、“立法”全面扩大到“司法”领域的明显症候。它表明，蓝绿对峙的政治僵局已不可能在现有行政、“立法”框架内获得解决，而必须借助“司法”判决的最后的和极端的形式来分出暂时的输赢。一般而言，“司法”在政争中被卷入是被动的，但目前它在台湾被赋予了裁判的角色，在影响政局方面却是愈益主动和进取。这是“司法”社会功能“不可承受之重”，更是台湾政局困境的综合性反映。
再次，从现实政策来看，蓝绿矛盾外化为台湾岛内政策的非延续性（政策冲突），严重危害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在一般民主国家或体制下，新政权基本上会延续旧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使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也不会推翻已经在体制或法制下运行的政策。但台湾不同，在完全是以蓝绿立场和蓝绿政治标准来衡量的情况下，新政府会采取完全推翻或否定旧政府的政策，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风险。最典型的是陈水扁上
后公然“违法”宣布停建“核四”，不仅引发巨大的政治风暴，而且对核电发展与台湾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在“依法”重建后又采取不积极作为或消极做法，让第四核电厂运行时间一再延后，至今无法实现商业运转。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彻底修改陈水扁当局处处限制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管制与保守政策，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合作，签署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以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分享大陆经济发展红利，并实现两岸经济的互利双赢与共同发展。但民进党则在“台独”主张与意识形态主导下强烈反对两岸经济合作，污名化两岸经济合作，回避两岸经济合作为台湾带来的巨大利益与好处，无限扩大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为了选举利益，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民进党不是积极配合执政当局共度经济难关，而是处处制造麻烦与问题，希望执政党搞不好经济，以给自己创造上台的有利时机。在这样的政治利益算计下，经济成为台湾蓝绿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五、矛盾发展——媒体影响是蓝绿矛盾斗争的加速器
台湾媒体通常有很大的政治倾向性，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各有一些倾向性明显的电视台、报纸和广播电台。它们选前没有平衡而客观的报道，这使得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政党和候选人的情况明显变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4年“3·19枪击案”，此案一发生，亲民进党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就24小时连续报道这是亲国民党人士所为，从而在选举的最后时间改变了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投票方向，致使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极微弱多数当选。由于开放“报禁”后，大量媒体的产生，加上台湾社会的泛政治化，媒体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扯不清，理还乱”，媒体与政治人物的关系也是各有千秋。正是因为受到政治力量的保护，那些故意制造混乱的媒体，从来不会受到真正有效的法律追究。
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大众传媒是导致台湾蓝绿矛盾加速发展的外部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普通民众一般都不清楚政策出台的过程，对政策的内涵也不是十分清楚，即使有所了解，多数时候也是随着舆论导向在起伏。在现代社会，舆论导向的形成最主要、最经常是由大众传媒的观点来引导的。大众传媒被称为“第四权力”，可见其在政治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当前台湾尖锐的蓝绿政治斗争面前，大众传媒很难保证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偏向性。甚至有些媒体更是赤裸裸地充当政党的工具和打手，捕风捉影，传播谣言，无中生有，恶意中伤，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不断制造震撼焦点和舆论风暴，对政治敌手狂轰滥炸，使普通民众真假难辨，是非难分。
因此，台湾媒体与蓝绿两党政治一样，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对于台湾媒体的蓝绿立场与偏好，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七分蓝”、“三分绿”，但由于绿色媒体是“真小人”，蓝色媒体是“伪君子”，从而导致媒体真正的生态是“七分绿”、“三分蓝”。高度竞选的媒体生态导致了政党利用媒体，媒体介入选举，媒体获利选举，观众少有机会看到双方同时心平气和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其结果是“蓝者愈蓝，绿者愈绿”。台湾媒体的实际社会功能是“制造了一批深蓝或深绿的人民”。尽管“不蓝不绿者当然仍是大多数”[8]，但是蓝绿的影响被极大化。tvbs的“2100全民开讲”、“新闻夜总会”、中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文茜世界周报”、“台湾大论坛”、三立的“大话新闻”等，立场十分鲜明，对台湾社会民众的影响不小，由于“名嘴取代专家而掌握话语权、民气取代专业而成为施政依归”[3]。通过传媒，政治人物和媒体精英在诱导、肢解、扭曲、阉割台湾真实民意，强迫“塑造”台湾话语和民意。这种不健康的舆论导致了不健康的民主政治，也将蓝绿矛盾推入更大的深渊。
六、小结
蓝绿矛盾是台湾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它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台湾社会母体为其提供了发展动能，而不完全取决于现代政党政治本身的竞争特质。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蓝绿对峙”实际上是以省籍族群的两极对峙为动能，也是各种外在矛盾在岛内政党政治中的反映。观察台湾政坛的“蓝绿矛盾”必须超越单纯的政治思维，要将其放到台湾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在台湾社会矛盾的变化中寻找答案。
蓝绿矛盾的演变说明，蓝绿矛盾不是由某个单一的体制性因素造成的，而是多个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一种体制性因素不仅是构成蓝绿矛盾的原因，而且是构成多个问题的原因。换句
话说，蓝绿矛盾带来台湾政治的多个问题与导致这些问题的多个体制性因素相互交织，二者关系错综复杂。
蓝绿矛盾的发展将会出现两个方向的趋势：或是带来台湾政治长久机制的革新，最终出现政局稳定的政治民主体制；也有可能重演朝野对峙和政治对立的政治生态，使台湾政治仍旧回到原点。宋楚瑜正式宣布参加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后，蓝绿矛盾似乎要倒退到“蓝党”、“绿党”、“橘党”的“多党政治”之争。面对蓝营内部的瓦解和分离，需要看到变化的只是表现形式和环境，不变的则是各政治势力对权力的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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