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音器官与语言发生

　　语言是人类发音器官发出的有意义的分节声音，语言和发音器官、听觉密切相关。然而，语言的这种生理性和物理性并不是语言的本质，人类使用发音器官和耳朵进行交际只是语言本质的外化形式。
　　索绪尔在界定“什么是语言”时引用了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的观点：“惠特尼认为人类选择发音器官作为交际工具，只是出于偶然和方便，人类原本也可以选择手势和视觉形象作为交际的媒介。”[1]（p31）索绪尔部分认同惠特尼的这一观点，即认为天赋人类的不是口头的言语活动，而是构成语言的机能或曰“语言能力”，因此这种机能选择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并不是重要的；另一方面，索绪尔并不认为选择发音器官是出于偶然，而认为“这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强加于我们的”[1]（p31），但是索绪尔没有具体说明自然是怎样强加于我们如此这般的选择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选择口头的方式来发挥我们的语言能力呢？
　　一、听觉与视觉特性对语言选择的影响
　　一般认为是人类的生理特征决定了这一选择：人类的喉、舌、齿、颚等发音器官特别适合发出复杂多变的音，人类拥有容量远远大于其他动物的发达的大脑。但是这些器官的进化到底是人类选择口头发音的原因，还是恰恰相反是结果（即人类选择口头发音后，随着语言的复杂化产生了对发音器官和大脑的进化压力，促进其不断精密和发达。）？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相关讨论可参考利奇《人类的起源》[2]），因此，拿人类发音器官天生具有适合于发音的自然特征来作为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认为索绪尔所说的“自然的强加”也不是这个意思。wwW.11665.cOM 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人类之所以选择发音器官作为“实现”语言的工具也许是和听觉的性质有关。我们知道，和视觉相比，听觉是一种相对被动的感觉，“听”是对声音的反应性行为，不具有自主性。我们耳朵的构造清楚地显示出它的敞开和接受的特性。倾听意味着善意与合作，它与“说”的主动性构成互补的关系，使得交流的双方之间构成畅通的信息回路：
　　a君 b君
　　说（主动） → 听（被动）
　　听（被动） ← 说（主动）
　　而视觉虽然也是接收信息的一种知觉，但它具有明显的主动性：我们可以调节视线，选择要看的对象——“探寻的眼睛”；我们也可以闭上眼睛，选择中止这一官能。眼睛的构造不像耳朵那样固定，它可以旋转，也可以关闭。我们的语言中有“眼光”一词，仿佛“看”的行为是一种能量的投射，这就将实质上是接受的行为转变为主动的行为了。不仅如此，视觉的主动性更进一步意味着它的进攻性：眼光有一种压迫的“力”。我们的文化有很多这样的隐喻：“看杀卫玠”——眼光聚焦的能量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弱者通常不敢与强者直接对视——老百姓被禁止抬眼看皇帝。
　　视觉的这种主动性甚至进攻性会导致信息交流难度的增大，因为眼睛是作为信息交流中接受的一方，它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就要求信息发送方加大信号强度和复杂度，只有发送方的主动性压过了接受方，信息交流才能成功。因此选择“说——听”作为交流方式要比选择手势或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方式要简单和方便得多，特别是在基本和初级的交流中，口耳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试想一群原始人在林中休息，忽然一人发现危险，他只要大叫一声，立即就会将警告传给其他成员，而如果使用视觉手段，他必须跑到每个人面前挥手比划，何其麻烦！
　　二、听觉与视觉在语言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因此我们看到，口头交流方式是维系群体合作的基础性的交流方式，在这一点上人类和其他许多动物都是一样的。正是因为这种交流是近乎本能的，所以首先选择它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大概就是索绪尔所谓的“自然的强加”。但是人类复杂的语言何以与动物的声音交流相区别呢？仅靠听觉方式人类能否从原始的同动物无差别的咿咿呀呀中发展出分节的语言呢？
　　我们认为人类复杂的语言仅靠听觉一条线索是无法发展出来的，它必须依靠视觉性交流的补充和提升。在“听——说”的反复中，交流是立即的、反应式的，容不得过多的思考。长时间浸染在这样的交流环境中，交流的人没有主体、客体区分的意识，一切都是浑然一体的，发出的声音也是成块的，思维也是整体性的、直觉式的。这样的语言和思维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