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环境比较特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官学联合。由于学术平均资源有限使得中国学者在学术上的原始积累比较困难；政府主导学术，学术与政治结合的历史性加剧导致出现官学联合。官学联合有其必然性和特殊时空下的合理性。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环境中的这个最大问题必须从理念层面、方法论层面、操作层面三个角度入手寻找对策。
关键词：学术环境，学术资源，官学联合，学术自主
abstract: it has comparatively peculiar character that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context. the biggest problem is the federation of scholars and officers. the chinese scholar's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n research is comparatively difficult since average resource of research is limited. government leading on research and science & politics union becoming more tightness leads to appearance of federation of officers and scholars. the federation of officers and scholars has its inevitability and rationality under peculiar space-time context. we must dissolve the problem from the conceptual level, the methodology level and the operational level to seek the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academic environment; academic resources; federation of officers and scholars; academic autonomy
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诸多问题的发展与中国当代现实国情密切相联。Www.11665.COM学术发展更是如此，科技经费的投入，学术资源的获取，学界与政界或明或暗的联合甚至联盟，高校体制与科技体制的改革等等许多问题往往从根本上受到当代中国学术环境的影响，从而深深打上“中国印记”。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术环境，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学术环境，可以预料，也不会同于数百年后跨越了不发达阶段的中国的学术环境。本文旨在分析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一、 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官学联合
中国学术研究存在哪些问题？这是一个一直引起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的关于“中国学术和教育:存在问题与救治之方的讨论”，从2006年到2007年，作为人文学科领域核心期刊的《自然辩证法通讯》连续发表了一组文章，探讨中国学术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想。其中徐红专和孟建伟指出我国实证化科研管理模式的弊端，追求数量、追求形式、追求齐一的价值导向不利于学术创新。[ 1 ]李宏伟在论述西方后现代理论中传统知识分子不复存在后，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更多在于自身，“当务之急就是整饬学风,规范学术。” [ 2 ]王伯鲁指出中国学术和教育的问题在于体制的弊端和竞争的加剧。[ 3 ]这些论述深刻的揭示出中国学术研究和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对解决方案在思想层面做了很好的探讨。本文无意在所有方面对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而是集中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学术环境中的官学联合问题。意图在别人论述基础上尝试稍加推进。
（一） 官学联合的表象
由于利益驱动和共同需要，任何社会机体的顶层之间总是存在或明或暗的联合、联盟乃至勾结。如商界和政界的联盟，两国政权顶端结成的同盟，两个社会组织高层之间的利益互动等等，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规律，学界和政界的联合也不例外。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联合。只不过在中国当代学术环境下，中国学界和政界的联合有一定的特殊性。
必须指明的是，学者与政界只是联合，不是联盟，联盟是签订法律和协议的产物。联合是因为有共同目的和共同利益一致而走到一起。官学联合有很多复杂的形势，但最为大众熟知的社会表象就是“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大量出现。
1. “学者+领导” 学者主动倾向于拥有“学者+领导”的身份。社会公众比较羡慕的学者类型，往往是“教授+博导+主任”之类的头衔。但学者的绝对总量是很大的，而领导的职位相比则非常少。因此，“学者+虚职”则成为大多数学者认同和采用的方式。典型的情况就是各级各类学术组织的官本位化。在一个学术组织中处于什么样地位，理事还是顾问，还是会员，说明了一个学者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地位如何。本来学术组织是学者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一种方式，是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常见形式之一，它与学术资源的争夺不可能有关联。但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环境中，在学术组织中的地位可以向公众表明自己在相关领域的学术成就和话语权，可以获得相应的学术资源。也是获得权力和权利的间接方式。因此，学者倾向于在学术组织中担任职务，除了理解为学者的责任之外，还可以理解为获取学术资源的手段之一。其社会表象就是：一个专家的名片上印有“××教授”之外，还会有一连串的各种学术组织中的头衔；学者、专家兼任很多社会职务；担任各级各类政府组织顾问；兼任不同企业、集团的独立董事或智囊团成员等等。
2.“领导＋学者” 官员们已不满足于获得一个是否货真价实的博士头衔，而是进一步因官便利进入学术圈，或者兼职教授，或者在各类学术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领导＋学者”成为官员追求的时尚。同样在他们的名片上除了政府职务外，还会有很多学术兼职。
笔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访学时，注意了一下国外学者的名片，最重要的是印上教授职衔，很少有外国学者在名片上印上在美国政府或部门兼职的情况，也很少写上在很多学术团体的虚职。但是访问他们的个人网页，则非常详细的介绍自己各方面情况。笔者由于参加比较多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所以得到很多国内外教授的个人名片。比较一下国内和国外教授的名片，真是有趣之外令人深思。笔者还没有太多国外官员的名片，不过从哈佛大学拒绝基辛格为教授和牛津大学先后拒绝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首相“荣誉博士”学位来看，国外官员很难得到教授美誉。
（二）官学联合的必然性与特殊的合理性
一方面学者拥有领导的身份，可在学术资源的积聚和分配上占有优先权。便于在课题立项、论文发表、书籍出版、成果评选、学科建设等等方面获得优势。在中国当代学术环境下，学术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会出现学者与外界的资源之争和学者内部的学术资源之争。无论哪种情况，“学者+领导”的身份将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官员拥有学者身份，最大的利益在于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大大提升了举迁的砝码。所以官学联合是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环境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学界和政界的联合成了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必然产物。官学联合有其必然性，也就有了在特定背景下一定的合理性（不管是否合法与合情）。其必然性在于，官学联合对学界来说，是获取学术资源的较好途径。从政界来说，对学者的资助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通过与学界的联合实现重点资助是政界可以接受并被认为是较合适的途径。其合理性在于，学者通过官学联合获取学术资源，可以降低学者自身原始学术积累的难度与成本，可以更快地拥有科研必要的学术资源，做出更多的科研成果。“学界与政界的通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宽。此外，学者依附于政权阶层在中国自古就有传统，实现官学联合，既有利于学术资源的快速积累，也有利于学者自身在学术圈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的提高。因此，从内外两个角度看，学者都有主动与政界联合的意愿。
（三）学联合官后走向恶性循环的表现
学者在与政界联合之后，为了达到更大的学术资源积累，很容易走向“自我套圈”的恶性循环。其典型表现为高校评价体系的不合理性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失范。表现有二。
1. 对进一步投资的渴求 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如此：要想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源，必须向投资方和主导方——政府――说明，先期投入的成果在学术上有很大收益。所以很多大学校长明知sci、ssci等指标的弊处，都大力为之。学者最主要的成果就是知识生产，因此知识生产指标化，重视定量，忽视定性，结果导致：一篇文章拆成三篇发表；博士论文既不断发表其章节，又出成书成为职称评定的重要成果；每年发表很多文章，重量级文章却很少；核心期刊分开档次；教师们整年忙于填写无穷无尽的表格，奔赴永远开不完的会议，面临永无尽期的评价压力等等。很多情况下，学者不是在钻研学问，而是在泡制学问，即所谓的“编故事、争课题”。这里面有很深刻的文化根源，并非单用“上级领导喜欢这样”就能解释得通。从逻辑上说，一定的数量才会产生一定的质量，处于创新边缘化国家在知识生产的起步阶段，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似乎是种历史的必然。只不过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环境中，这种演变更为激烈。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情况或许还要持续一个时期。
2. 个人升迁的压力 这种自我套圈的恶性循环有利于居于学界领导地位人员的个人升迁。这种个人升迁有时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要想改变一个学术环境，首先要适应这个学术环境。大学校长往往迫于多方面压力，继续推动这个恶性循环，只是在某些局部领域作些力所能及的改善。作为大学校长，不仅要考虑自身学术资源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学校学术资源的积累负责。最为合适的途径是进一步加强官学联合，迎合政界需要；同时进一步加强产学结合，又迎合产业界需求。他们几乎没有力量开风气之先。只能在某个历史时期内对这个恶性循环推波助澜，希望早日渡过这个历史阶段。
二、官学联合问题分析之一：学者生存与发展困境
任何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和体制二元因素构成的，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元素寻找答案。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人的因素，下一部分论述体制背后的因素。学术研究中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学者的生存与发展困境。
（一）中国学者生存困境
中国学者相比国外学者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必须为生存而奋斗。学者用自己的学识为社会做出贡献，同时获得补偿。按西方经济学对工资的理解——“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劳动力的价格。” [ 4 ] 也就是说，学者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获得实物和精神补偿。但从经济学的实践来看，古今中外的学者因为不直接进行商品生产，处于社会分配大体系中的二次分配环节，所以学者付出的辛勤劳动与获得的补偿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对等的。一般总是偏向于付出大于所得。
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付出与补偿总体上也处于不对等的情形，学者作为公民，这种社会责任使学者需要为生存而奋斗。目前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不仅是兴趣使然，更重要甚至绝大部分意义上是种谋生依靠和生存手段。除吃、穿、住、行这些基本的需要之外，更多的生存需求使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忙碌不停。跑项目、挣经费、填无数的表格、做不同角色的转换，使知识分子长期处于“被迫浮燥”之中，无法潜心研究，更谈不上“坐上十年冷板凳”。
中国当代学者人口总数较多，2004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2716.3万人, [ 5 ] 这还未包括其他形式的学者。一个普通的学者，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成就的。中国学者需要在学术资源的总量有限，平均的资源更少的社会背景中，找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源聚集方式。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更多的指学术资源，包括课题、项目、设备、人员编制、成果发表、职称、话语权等等。中国学者在学术上的原始积累非常艰难, 作为普通学者（官学联合中的边缘）的学术上的原始积累更加困难，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甚一筹。
对于一个年青学者，博士毕业正常情况下为27-30岁，其后10年时间为人生创造力的最高峰。而这时也是青年学者负担最重的时候，往往一个人要挑科研、家庭、行政、教学、社会工作等好几幅担子，很少有精力静下心来真正作科研，作真正的科研。日本社会常见的“过劳死”在中国出现新的形式——“英年早逝”。国内一些名牌高校的三十几岁的青年教授的英年早逝正是沉重压力的结果。“2005年1月下旬，在短短的4天时间内清华大学两位年轻教师相继去世。2004年10月20日，我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英年早逝。 2005年1月5日凌晨4时许，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32岁的萧亮中在睡梦中突然大口大口地喘气，5分钟后与世长辞。” [ 6 ] 社会公众常常感慨时下我们处于浮燥的社会，学者们很浮燥，因而难出大家和大师了。这种浮燥并非学者本身造成的，而是基本的学术资源的聚集非常困难造成的。学者们不是自己的浮燥，而是为了尽快的聚集学术资源，早日进入科研而形成的“被迫浮燥”。“现在的评价体系太急功近利了，私下评议或是同行评议时要求数量上达标，如果想在学术圈内树立起威望，质量必须是过硬的，要有创新的东西出来。但高质量的东西不是短时间能做出的。”[3]27从目前中国学术研究环境看，这种状况也许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本土未能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因众多，但“被迫浮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发展困境与“50岁光环效应”
学者不但有生存困境，而且在学术生涯中还有发展困境。学者通过自身的艰苦积累，一般要到50岁左右开始“发光了”，在本领域可以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俗称光环，不妨称之为“50岁光环效应”。比如在自然科学领域，50-60，60-70岁被选入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比例较高。[ 7 ]
从表中可以看出，51-60和61-70这两个年龄段当选院士的比例最高，但50-60这个年龄段优势明显，聚集的光环最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50岁以后，在本门学科内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和学术资源分配权。而在人生创造力的高峰30-45岁区间内，默默奋斗，辛苦积累却成了中国学者的普遍情况。
中国的学者在50岁左右开始发光以后，很快面临一个体制上的问题，到60岁就要退休。不是自愿退休，而是必须退休，以便腾出位置，使下一轮的青年学者早日完成学术积累。这会造成非常大的社会浪费和学术浪费。培养专家的社会成本非常昂贵，然而弃之又毫不可惜。专家50岁才开始发光，所以非常有必要延长退休年龄，“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蒋南翔）虽然难以达到，但是为祖国工作30-45年还是可以达到的，退休线延长到65-70岁是国外通行的作法。国内少数重点高校有所延迟，但在国内普遍实现比较困难，主要还是人事体制的障碍。“按照我国教育部和劳动保障部的有关规定，教授60岁退休，女教授可以在55岁时退休，但是50-70岁这样的年龄段正是出成果的时候。” [ 8 ]
国家每年公派和自费留学生都在十几万，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仅2004年度就多达11.47万人。然而学成回国的比例不足十分之一。其中原因很多，但是在30-45岁这段人生创造力高峰期，很多留学人员不愿花太多的精力在国内进行原始积累，而希望利用国外较好的科研条件早日完成自身在学术上的质变。可以预期，再过10-20年，国内“被迫浮燥期”过去后，大批国外已成专家的留学人员会返回国内，那么此前更多在国内必须完成学术原始积累的学者该如何处理自己面临的重重压力呢？于是学者和政界的联合就成了必然。
三、官学联合问题分析之二：学术与政治结合的历史性加剧
在前面一部分分析了人的因素后，这一部分探讨制度性因素。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体制因素或说制度性因素对中国学术研究环境的负面影响。包括前已述及《自然辩证法通讯》上许多专家和学者的讨论。所以笔者试图更深一步考虑这个问题。纵然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制度问题，但是决定制度的又是什么呢？在于制度所处的特定时空环境。很难想象在古代会出现今天的制度。同样道理，造成今天学术研究制度上的问题需要把视角投入更宽的背景。必须考察当代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学术与政治结合的历史性加剧。
（一）学术与政治结合加剧是当代趋势
早期学术的产生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两个独立的领域逐渐靠近并交叉。但学者们一直天然的抗拒着政治的入侵，以“远离政治为高尚”是大多数学者接受的信条。而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似乎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越来越靠拢。进入20世纪，尤其进入大科学阶段后，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以空前的速度加剧。
1. 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加剧 当代科学飞速发展，使其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已成为现实。“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正不断向前推演。科学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整个社会总体趋势走向科学化的社会。科学进入民主和政治领域则形成了“科学政治化，政治科学化”的世界大趋势。科学政治化，指科技越来越成为政治角逐的决定力量之一，科学实力成为综合国力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人员进入政界的通道越来越广，形式多样。科学事业成了一种政治事业，科学政治家不断出现。政治科学化，指政治本身不断走向科学，从经验型的政治运转走向科学型的政治运转，政治也越来越成为一门科学，即“政治科学”。政治不仅是“人治”，而且是“法治”，同时它的趋向是“科学治”，即“科学治理”。“近年来，‘科学与治理’（science and governance）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国际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日益吸引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 [ 9 ]
2. 学术与政治的结合 “学术政治化，政治学术化”成为世界大趋势。国家治理从经验治国转向专家治国，从二战以后国家领导人的更替来看，有军事背景出身的领导人逐渐被受过高等教育、高学历的政治家所代替，不少国家的政府领导人由专家（包括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艺术家等）担任，目前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拥有博士学历的占一定比例。中国新一届政府换届中高学历比例提高很多。“在270名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和副省长(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中，有210人为研究生学历，占77.8%，其中有58人拥有博士学位，占21.5%。” [ 10 ] 在各级政府内部，拥有科学家头衔的越来越多。科学决策在政府行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决策。在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在国家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返观中国的情况，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社会生活，国家治理以“人治+法治”为主，逐渐向法治过渡，在部分领域出现“科学治理”。“人治、法治、科学治”三者同时存在、相互影响、共同演进，是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政治环境的总体特点。学术与政治的历史性加剧使得中国学者在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多极化、多元化、分层化的格局。
在学术与政治的历史性加剧的大背景下，官学联合成了必然。发达国家也存在某种形式的官学联合，但更多限于外缘，学术内核仍然保持独立。而中国的官学联合更具中国特色，“学”主动迎合“官”的需要，外缘与内核都很难独立于官之外。造成这种特色要从当代社会与历史传承寻找原因。当代社会原因已作论述。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传承的原因。
（二）中国古代学术与政治结合的传统
学术与政治结合在中国自古有之。科学史界不少学者有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科学包含于具体技术之中，具体技术包含于巩固皇权之中，巩固皇权包含于延续封建统治之中。古代从事科技研究或学术研究的人主要存在于“士”阶层中。而“士”历来依附于统治阶级，自然会带有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治学理念。古代科学技术大多以官办为主，“士”的思想都比较务实。“在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是为统治阶级所掌握和利用的，而‘士’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 [ 11 ]319 许多著名科学家同时又是朝中官僚，官办学术远大于民间学术。如张衡担任太史令14年之久，祖冲之一生担任多种官职，沈括官至权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郭守敬掌管元朝太史院直至去世，徐光启担任礼部尚书等等。
中国古代四大学科之一天文学的发展历程很能说明问题。天文历法在中国古代精度很高，有多项成就领先欧洲数百年。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采用“古四分历法”（即取回归年长度为365-1/4日，19年7闰为闰周），[ 12 ] 235 比古罗马的儒略历早500年，比同时期的古希腊早百年。其后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天文历法一直保持世界先进水平。但天文历法以巩固皇权，延续封建统治为宗旨为目的，注重的是编写历法的准确性的这种实际问题上，对天体运行的基本规律，满足人类好奇心方面却不够重视。由于我国古代天文学是用来论证皇权的合理性,[ 13 ] 最终未来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中国古代科学之所以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忽视建立公理体系，与中国学术与政治结合传统密切相关的。探讨自然的本真，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与学术的投资者——统治阶级的要求是有矛盾的，这种传统延续到今天，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今天学术功利化很强的历史根源之一。仔细分析一下，今天在当代的中国学术研究的环境中，我们仍然重视解决近期问题和实际问题（包括学者、知识分子生存这样实际的问题），而忽视满足研究者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忽视对科学本原追求的兴趣动力。处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于学者的急功近利，包括学术投资者——政府的急功近利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最大的现实就是学术资源总量有限，学者的平均学术资源更少），使得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学者与知识分子急功近利的思想和做法远盛古代科学家和士大夫一筹。
四、解决官学联合问题的对策
我们分析了中国学术研究环境中官学联合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学术资源有限，学者的生存和发展困境较大；另一方面政治与学术结合的历史性加剧使得官学联合似乎成了必然规律。那么如何解决官学联合的问题呢？我们需要正视平均资源有限的事实和政治与学术结合加剧的趋势，理性对待官与学的关系，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这可以从理念层面、方法论层面、操作层面三个角度入手寻找对策。
（一）理念层面的对策：学术自主化
官学联合不利于中国学术发展，最重要的是解决理念问题，即学术自主化问题。要想出现思想大家和学术大家，是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往往是思想激荡、杰人辈出的时期，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数个思想解放、大家辈出的时代。分析一下这几个时代对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的自主化是有借鉴作用的。
1. 春秋战国时期 正是奴隶社会解体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尽管战争此起彼伏，但各割剧势力的君主对本辖区内部大都做到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各级官员和经济上富裕的地区豪富养士成风，每个养主家都供养了许多宾客，有的甚至有上千人，形成了特殊的学者群体。这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学术共同体，也可看作学术大自由时期。“诸子百家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繁荣，他们中也包括一批古代科学家” [ 14 ] 这个时期的思想解放深度之广，范围之大，以前没有，至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达到这样的水平。其学术成就可与古希腊时期比美。“诸子百家，学术自由”成了中国学术传统的缘起，也成了中国学术的最高标准。
2.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第二个思想大解放时期，虽然处于“乱世”，但各政权内部相对平稳，各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视科技与人才，学术自主、言论自由能够较大范围内实现。这一时期学术自主、思想自由的观念受到重视。“统治者们不得不采取一些较开明的政策，文化专制爱到很大削弱，因而各种思想比较活跃……一些君主亦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听取臣下的建议，甚至容忍臣下的指责。” [ 15 ] 129 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也取得了较大成就，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高峰，出现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3. 宋辽金时期 这一时期政权割剧，战争频繁，但战争间歇期，甚至战争期间，各政权内部都相对平稳，重视学术，重视人才，学术也比较自主。这一时期成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 16 ]321 出现了众多优秀的科学家，很多堪称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如沈括、朱世杰、毕笙等。数学家有贾宪、刘益、秦九韵、李治、杨辉；天文学家有郭守敬；地图学家有朱思本；农学家有王祯；医学家有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宋慈；建筑学家李诫；军事理论家曾公亮、丁虔等。还有其他许多优秀的人才和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等。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不在大一统的隋唐时期，却在政权割剧、战乱连绵的宋辽金时期，这从一个科学发展历史的角度说明，学术自主，自由探讨对科技与学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历史上有2/3时间是大一统的，但总观中国古代科技与学术发展曲线，往往在战乱、政权割据时期是相对高峰期。而在大一统的时期，科技发展、学术成果、科技人才都往往呈现平稳的发展态势。这绝对不是要说明“政权割据有利于科技和学术发展”，而是从历史的角度阐明学术自由、研究自主的重要性。在大一统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需要和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会控制人们的思想。而创造思想来源在于学者和知识分子，在古代即是“读书人”或“士大夫阶层”。统治阶级对他们进行压制与引导，即可控制普通百姓，以利封建统治的长远发展的需要。当代中国显然不需要通过控制知识分子来巩固政权和促进统一，所以完全可以在理念上有个质的飞跃，即中国学术必须完全自主，学术研究和学术体系的内核不受干涉。
（二）方法论层面的对策：政府主导学术转向学术自治
解决官学联合问题的第二个对策是方法论层面。即政府主导学术变为学术自治。中国是个思想和文化惯性传统很强的国家，我们从封建社会脱胎到现在还不到100年，“学术自主，自由探讨”的传统与“上侍君王, 下顺民意”的传统并存。这两种传统惯性都很强，与当代学术研究环境结合，又出现了新的不同形式，但总体来讲，我们学术自治不够强，计划经济主导的学术成份还很大。泡沫学术很多，“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 美国自诩是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国家了，各种思想都可以存在。虽然在少数领域的学术自由有一定的限制，但总体来讲，学术自治、自由探讨程度还是很高的。比如其社会主流思想并不由政府决定，政府思想不能主导社会主流思想。如对伊拉克战争，反战的思想一直是主流。返观当代中国，一般来讲“政府思想=社会主流思想”。政府思想主导社会主流思想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但是否有利于科技和学术发展则需要辩证分析。学术思想应独立于政府思想，社会主流思想即来源于政府思想又来源于学术思想才能真正促进学术自治。
政府主导学术, 导致学术的急功近利, 集中体现就是：重数量、重考核、重短期行为。学者以评价体系为指导方针，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学术自治。改革开放中，政府曾给企业松绑，现在同样要给学术松绑。考察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企业从政府的附属变成市场的主体，激活了企业的活力，政企分开有利无害。同样道理要从政府治学转化为学术治学，政府从学术的主导角色变为学术投资人的角色，这将是学术自治的大趋势，也是解决官学联合的最好方法。在政府主导学术的情况下，容易把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思想和做法带入学术管理。学术管理完全不同于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当代中国学术科层化很大程度上是行政管理方法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十年也出不了具体成果，疯疯巅巅但却获得诺贝尔奖的纳什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将无立足之地。
（三）操作层面的对策：发展民间基金和改变评价体系
解决官学联合问题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操作层面。之所以中国学者要主动和官联合而不和其他社会阶层或团体联合，在于官是中国资源分配的核心，政府是掌握财富的管理者和分配者。任何社会行为必须要有必备和基本的物质资源，学术研究需要更多的资源。在发达国家，尤其美国为代表，学者不会也不愿主动迎合政府并与官联合，在于美国掌握财富的是社会本身，或者说是民间。资源归于社会，政府只是社会资源与社会财富的公正的看护人。
改变目前学术资源的分配方式，鼓励并大力发展民间学术基金的成长，使学者不完全受利益驱动，学术研究由利益使然变成兴趣使然。中国目前有民间基金近2000家，但很多是官办基金和半官基金。这里的基金不是指股票和证券市场上的基金而是以非营利为目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公益基金。“从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到1999年底已有1801个民间基金会（其中95%以上在地方），形成了一个分布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各个社会领域的社会公益组织。” [ 17 ]但是我国促进学术发展的民间基金较少，而国外民间基金数量多而且以学术为主。美国截至2007年大约有71000家私人或公共基金，掌管310亿美元，很多基金资助学术研究, 而且私人和公共基金增长都很快。
操作层面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评价体系，比如高校中，学者和管理层应平起平坐，甚至高于管理层，分别适应不同的评价标准等。赋予高校自主的法律权利。在美国，1915年成立了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明确提出保护学术自由的“原则宣言”，主张是长期聘任制度和教授裁判制度，这实质上提出了高校自主、学术自由实现的保障机制，“aaup的目的是提高学术自由和分享管理经验，明确高等教育基本价值和标准，以确保高等教育对公共的利益。” [ 18 ] 其后aaup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原则声明”，建立了一整套保障学术自由的制度。这些“原则声明”有的曾被美国法院所援引，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中国的高校也应建立类似法律机制。
总之，解决官学联合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学术自主化的理念问题，其次在方法论上改变官对学的主导地位，调整学者的资源分配方式，第三在操作层面要具体分析不同学科领域具体问题，重视民间基金在学术研究中的积极作用，改革高校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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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m]，科学出版社，北京, 1982年第一版，319，321
[12]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m]，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第一版，235，129
[13] 江晓原,《天学真原》[m]，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1
[14] 王鸿生，世界科学技术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5月版，88
[15]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m]，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第一版，235，129
[16]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m]，科学出版社，北京, 1982年第一版，319，321
[17] 商玉生，我国基金会的现状及体制分析
/web/showbulltetin.do?id=15758&dictionid=1835）
[18]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网站,/aaup/ab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