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经历了从器物（技术）层次到制度（社会）层次再到思想（文化）层次的过程。据此，作者剖析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间中国社会之科学观的演变线索及背景乃至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关键词　近代中国　科学观　演变　器物层次　制度次层　思想层次

从1840年（道光20年）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今天的100多年间， 中国社会对科学的认识理解和学习经历了从科学的器物（技术）层次到科学的制度（社会）层次再到科学的思想（文化）层次的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及国民科学观之演变，剖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系人物的相关思想、观点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文化背景，对于考察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中国科学史，乃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科学的器物层次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唤起国人自强图存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同时，中国社会最先的反应便是激切地学习、模仿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即被自己曾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这成了当时社会各派人物为振兴中华的一致和唯一选择。早些时候的林则徐就曾主张学洋人之“船坚炮利”，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则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继承了林、魏等早期改良派的有识之见，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国内外的现实压力。当时所谓的“洋务”可以说是包括了对外交往的一切事务，除外交、契约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洋科学、购置西洋枪炮机器、开矿办厂、雇洋人按照其法训练军队等，均无一不属于洋务的范围。WwW.11665.Com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奕ｘīｎ＠①、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
洋务派提出“自强新政”以期实现富国强兵，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便是军事技术的洋化。面对另外一个强盛文明的武力威慑，在器物技术层面上优先产生认同是最自然不过的。李鸿章就曾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他主张“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习机器，制轮船”〔2〕。因此，19世纪60年代到90 年代的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便是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采矿、冶炼和运输业，包括学习洋文、提倡某些“西学”、派人出洋留学等均是围绕军事。曾国藩曾说：“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3〕可以说，在洋务派眼中，学习西方科学的最大功效便是能建立一支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而“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4〕。
但无论如何，洋务派毕竟把科学视作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并付诸行动，使国人领略了“格致科学”的巨大力量。在洋务运动中，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微积分、代数、几何、概率论到物理、化学、天文、生物、从蒸汽机、织布机到炼钢炉，从轮船、火车到电报、电话等，相继传入中国。
虽然洋务派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抨击，后者指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5〕， 但这两派思想并没有原则上的对立，洋务派中的曾、李、左及张之洞等代表人物都是传统的卫道士，他们只是在“用”的层面上来提倡西学，目的仍是为了保“体”。李鸿章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6〕与其说洋务派不忍割弃与传统的感情纽带， 更毋宁说他们对西方文明及西学的认识仍局限在器物技术层次，他们在思想深处感到孔孟之道乃治国之本，亘古未变。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倒是少数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反成了孤独者，郭嵩焘以其对“洋患”的深入研究，提出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在具体措施上，郭提出应扶植中国的商贾，反对洋务派当时垄断工业的做法，并比较了两种方式利弊，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并说，“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郭嵩焘的这些思想已经超越了当时洋务派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成为士大夫阶层中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并为维新派思想开了先路。〔7〕冯桂芬在《校ｂìｎ＠②庐抗议》中提倡“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来又提出改革内政等要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在对西学的认识层次上也有一定的高度，除技术工艺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朝野各阶层中是很难产生共鸣和得到欣赏的，并且这些人本身也仍认为技术、工艺乃至社会政治制度只是拿来便可用的“器”，至于维护中国自身生存的“道”和“本”，则还是传统的纲常名教，即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说的“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8〕。
洋务派乃至当时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对西学认识之偏执和缺陷，更意识不到中国当时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构成了学习西方真理的根本性障碍，在此意义上讲，洋务运动的流产几乎是必然的，而洋务派则成了西学传入中国后的一个畸形产物。
甲午海战（1894年，光绪20年）的失败再次警醒国人：技术工艺制造只是西学之皮毛，真正富国强兵之路在于制度变革。甲午海战，中国并非败于西方列强，而是败于几乎与中国同时学习西方的日本。尚比洋务运动稍晚的明治维新运动（1868年）提出了“和魂洋才”、“求知于全世界”等主张，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长远的制度改革，取得了惊人的奇迹，在海战中，日军以并不优于清军的实力，几乎覆灭了北洋舰队。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社会政治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对科学的认识、理解与学习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科学的制度层次
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而甲午战争又使中国社会清醒：没有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科学是不可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奕ｘīｎ＠①曾评价洋务运动说，人人有自强之心，人人有自强之言，迄今而仍无自强之实。中国人开始明白，纵使船坚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个行将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社会、改革政治，学习西学之根本成为甲午后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科学在中国，已不仅仅是器物制造之学，它有了自己更进一步的内涵。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曾亲游欧洲的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的万言书中就明言“变法成天下之治”，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度”已经完全腐朽败坏。郭嵩焘等人早已看出“政教”为西方富强之本，认为舍本逐末去办一点洋务，学一点技艺制造，并不能挽救亡国，但他并未看到本朝“法度”即政治早已腐败，也不敢提出从根本上变法和效法西方的主张。历史的担子就落在了维新派的肩上。
康有为上书中大讲变法新政，其内容一部分是洋务派早已提出的，如机器、铁路、轮船、矿山、军队等，但他认为根本不在乎此而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康氏的变法新政带有狂热的政治雄心，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争取皇帝的赞同和官僚集团的支持，从而实际参与政权，这实为传统的“圣君贤相”〔9〕主义。 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后期思想的落伍。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的变法内容更具体，他在《变法通议》中明确指出同治以来讲洋务学西学三十余年，而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变法不知本原”，而这本原并不在于“坚船利炮”，相反，“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维新派在一开始就明确借诸自己的报刊宣传思想，左右社会舆论，影响群众，这是与洋务派大不相同的。通过自己的报刊，维新派将西方的进化、演变、改良、适者生存等进步思想逐步引入中国社会，为自己的变法纲领提供了思想养料和群众舆论基础。在维新派与洋务派的论争中，虽然维新派激烈抨击洋务派之变法是“小变”，是“变事”，是“弥补”，而“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维新派自己的思想体系里面，体用的内涵，国家的概念，民权的含义等仍是模糊和矛盾的，这一点连对西方有精深认识的严复也不例外，其晚年思想的复古便说明了这一批思想者的悲剧性。
戊戌年（1898年，光绪24年）的百日维新最终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告终，但在中国社会里，变的观念毕竟已深入人心。维新派对西学之认识深度和广度比洋务派有了大的进步，他们认识到，为了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必须改造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使社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10〕
购置枪炮船舰，不如培育优秀人才，而欲此，就须变科举、改官制、开议院……这是维新派之思路，亦是其高明、进步之处。维新派的功绩之一便是以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并创设了京师大学堂，使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成为大学的主要课程，与此同时，全国上下出现了学会热、学堂热、报馆书局热、报刊热等。
就连慈禧朝廷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于1901年宣布“新政”：提倡和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选派出国留学生；改革军制。甚至在1905年开始同意考虑立宪。
洋务派的主体是传统的士大夫贵族，维新派的主体是具有新思想、有革命性的激进知识者，这批知识者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者，他们后来成了与孙文革命派对立的立宪派之主体。虽然在具体的措施落实上，维新派并没有超越洋务派多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更情绪化、更感性化，后者更注重现实社会的可行性〔11〕，但维新派之科学观及对中国社会之思想认识毕竟进了一步，他们本应扮演的理性、启蒙之角色，为后来纷乱的中国政治所抑制，对这一点，维新派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其纲领基本都是政治性的。辛亥革命也只是赶走一个皇帝而已，帝制推翻，专制仍然存在。孙文的思路似乎是先救国，后治国，但革命派与立宪派都没有真正认清中国社会之特性、中国民众之特性，因而在救国与治国、革命与建设、民主与民权等理论问题上并没有谁说服谁，只是在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形势下，“大变则大通”的观念更吸引民众。
在辛亥以后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中，伴随着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方案的失败以及仁人志士的思索探求，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之科学观又进入了更深入更内在的层次。
　　　　三、从五四运动到七七抗日：科学的思想层次
思救亡，先启蒙，启民心，开民智，重塑国民素质，这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和文化领袖们的一致认识，他们感觉找到了何以近百年来中华屡次为列强欺侮，何以科学技术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何以国家腐败无能至此的内在原因。
洋务运动提出的自强口号并没有实现富国强兵，戊戌维新提出的变法主张也没有实现国泰民安，相反，中国社会愈加混乱。在这两个历史过程中，西学对于中国国民来讲，是迫不得已“逼”来的东西。然而1915年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学子回国，这批人在西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拿到了西方科学的博士，沐浴了美雨欧风，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批人回国后开始办杂志，办社团，在国民中传播科学，也传播民主，中国老百姓开始懂得，科学可以创造发明，科学可以变革社会，科学还有自己的思想精神内涵；学习科学，首先要学习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自由、平等、理性、怀疑，这些科学的价值内涵和观念开始渗入中国社会、中国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之中。
以《新青年》为标志的这场思想革命、文化创新和民众启蒙的五四运动，无论其规模声势，还是文化拓展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五四前后，中国文化的各个专门领域都发生了内在的变化，外来的文化观念、思想方法正在取代传统的地位。新观念的启迪、新领域的开拓、新学科的创造、新方法的运用，使中国文化正突破原有格局，酝酿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结构。〔12〕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对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认识更为深入，并随着对中国国民性、对传统孔儒思想的激烈的批判，一时间，来自西方学术领域的各种主义思潮、各种名词概念、各派人物名士纷纷在中国土壤上登场和传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掀起科学思潮的是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月刊，《科学》不仅刊登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并着意宣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以启蒙中国国民。它指出，西方的强大是建立于整个科学文明之上，而“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在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科学》上经常讨论的问题涉及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道德、科学与人生观等。
早些时候，严复就曾指出，中国没有民主胚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13〕，梁启超也指出，中国思想界固有的病症，至少有两千多年了，我们应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否则，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14〕而五四运动则明确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并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15〕，蔡元培更是疾呼“欲求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并力倡科学“可以资美育”、“可以养道德”、“可以导世界观”。
紧随五四的“科学论战”已不仅仅是先驱思想者们在器物、制度层次上的冲突，更关键的是着重争论科学对于人生、信仰、道德、情感的意义。丁文江曾指出：“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世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能够真正知道生活的乐趣。”〔16〕这位科学派的主将有一个基本结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而在他的方法。”胡适亦指出：“科学的人生观即是用科学的精神、态度、方法，来对付人生的问题。科学的精神在于他的方法。”〔17〕
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后接触西学，到五四时期才真正开始对科学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于是，这以后有了中国的科学化运动，有了全社会上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教育的推广，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机构、杂志的创设，并完成了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过程，在各专门领域出现了一批有思想的大师级学者，取得了世界同行认可和欣赏的科学成果。自此至抗战前的十几年，被誉为中国科学事业的黄金时代〔18〕，甚至于在抗战时期，中国学者的出色工作也仍令中国人为之骄傲。
三四十年代的国内外战争再次使中国面临一个内忧外患的局面，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使中国科学短暂的鼎盛时期停滞，正在进行之中的科学之思想启蒙运动也自然中断。
30年代开始，日寇的入侵再次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励下，不同的政治力量开始联合，知识分子也找到与政府合作的可能与途径，“科学为了抗战”，这是战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共同认识，保家卫国，一致对外，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是民族自信心的高扬和凝聚力，当然也少不了人才、技术、设备、资源。在随后的岁月里，科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出现了一种特定的现象，即学者参政运动。如果说20年代的《努力》所呼唤的好人政治仍是源于传统的道德治国，那么30年代开始的学者参政则是现代意义下的专家治国〔19〕，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学者与政治合作的一种尝试。
于是，一批批拥有欧美大学博士文凭的名流学者和科技精英，开始相继进入政府，担任要职，直接涉政，指点江山，纵横捭阖。中国社会此时对所谓科技官僚及学者内阁普遍寄予厚望，以期能开创中国社会之新局面。〔20〕这表明中国社会的工具理性观在膨胀，一种激进的、实用主义的心态浮现。虽然，真正了解科学的学者们不断提醒民众不要狭隘地看待科学和科学家，并指出，为了中国长期的富强繁荣，有待于科学的现代化，而这又有赖于科学的方法论和相关的政治、社会条件，但对这一点仍是中国民众所未能充分理解的。〔21〕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可能提供各方面条件来允许学者们发挥其理想化的“科学救国”的计划，这一点，学者们自己也在不断探讨，以至于最终身不由己地被卷进这股社会民潮中去。直至1949年以后，在海峡两岸，这种激进的、实用主义工具理性观仍在持续，只是在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两岸的科学观演变及科学与社会政治之关系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科学观演变的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在中国经历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如何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地认识、理解和接受科学，科学又是如何对中国社会发生全方位的影响。直至今天，五四运动后70余年的今天，我们不是仍在呼唤科学吗？呼唤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呼唤提高全中华民族的科学意识、科学观念。在又一个新的百年来到之际，我们该如何以更进步的科学观引导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昌盛？历史是一面镜子。

注：
〔1〕《同治夷务》卷二十五。
〔2〕《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
〔3〕《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一。
〔4〕《李文忠朋僚函稿》卷三。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
〔6〕《同治夷务》卷二十五。
〔7〕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87。
〔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
〔10〕孙小礼、张祖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概论》，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1〕吴向红：《维新思潮中的科学理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no.3。
〔12〕欧阳哲生：《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
〔13〕《严复集》（二），中华书局，1986。
〔14〕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晨报》，1922年8月26日。
〔15〕徐辉：《五四科学思潮辨》，《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no.2。
〔16〕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努力周报》no.54—55，1923。
〔17〕《胡适的日记》（1922年3月25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18〕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no.2。
〔19〕王骏：《英雄与名士——翁文灏与中日近代的学者参政运动》，《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no.1。
〔20〕参见《独立评论》，1937，北平；《世纪评论》，1948，南京。
〔21〕charlotte furth：《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