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为何未产生近代科学？这是科学史界长期探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对国内外一部分著名学者关于这一问题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系统考察和简要分析，由此可深化我们对这类问题的认识。
【英文摘要】why did the modern science not rise in china?this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not to be answered.ln the near years,many scholars in the whole world tri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they put forward the many viewpoints for the question.these viewpoints are analysed systematically in this paper.thisresearch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deeply.
【关键词】中国/代科学/落后原因china,the inodern science,the cause ofthe backwa-rdnees of the modern science
【正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从16世纪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以致于在先进的基础上并未产生世界意义的近代科学。为什么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已成为科技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长期讨论。www.11665.COm从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专文探讨这一问题以来，这类讨论已历时近一个世纪，世界许多著名学者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尽管由于问题相当复杂，学术界至今尚未得出一致公认的合理解答，但经过国内外学者的长期努力探讨，已经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在有些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全面系统地分析总结这些观点，将有助于这类研究的深入发展。
1 思想文化因素论
一些自然科学家倾向于从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找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虽然取得了许多世界性的辉煌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决定了她不可能孕育出近代科学。
1953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威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1]显然，他认为，古希腊文化中的形式逻辑理论和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系统实验方法是近代科学得以在西方产生的两个重要条件，而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既缺乏形式逻辑理论，也缺少科学实验方法，因而根本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他的这封信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被人们不恰当地用以宣传西方中心论。对此，李约瑟曾提出过严厉批评[2]。他指出，爱因斯坦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代科学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在裁决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孰优孰劣的法庭上，爱因斯坦的崇高名声不应被提作证人。他表示自己完全不同意爱因斯坦的上述观点。我们当然反对西方中心论，并且敬佩李约瑟对东西方文明所持的公允态度和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历史地位的肯定。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爱因斯坦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知之甚少情况下所作出的上述推测，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科学发展史表明，形式逻辑是整理经验材料、构造理论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当一门科学的经验材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能否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对其加以整理概括，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对其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等人创立的形式逻辑体系为西方人建立科学理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代表古希腊数学最高成就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标志近代科学诞生的牛顿力学，都是充分运用形式逻辑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形式逻辑就没有近代和现代科学。同样，关于实验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重要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缺乏观察和实验研究，牛顿力学也是不可能建立的。物理学如此，近代诞生的其他学科门类亦如此。因此爱因斯坦强调逻辑和实验在近代科学建立中的重要性，是十分正确的。然而，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虽然我国古代提出了不少辩证逻辑思想，但形式逻辑却很不发达，始终未能发展出一套构造科学理论体系的形式逻辑方法。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实验方法也未在我国近代获得广泛运用和发展。由于这两方面条件的不成熟，中国当然很难产生近代科学。所以爱因斯坦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1979年12月12日，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与日本科学史家薮内清举行了一次关于“中国科学特点”的对话。在对话中汤川秀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古代文化的“显著区别是：在希腊产生了原子论，而在中国则没有产生原子、atom之类的思想……另一个区别是，虽然中国数学早已很发达，但始终没有出现欧几里得几何一类的东西”[3]。显然，汤川秀树所说的两个区别中，第二个与爱因斯坦所强调的形式逻辑是一致的。原子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重要理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持久而广泛的影响。汤川秀树认为，标志着近代科学诞生的牛顿力学体系就是“在欧几里得几何和原子论的延长线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概括是符合事实的。原子论思想不仅是牛顿全部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在近代培养了一大批科学家的研究风格。爱因斯坦把这种习惯于用原子观念分析科学现象的研究方法称为“牛顿研究纲领”。汤川秀树认为，原子论和欧几里得几何都是希腊文化所仅有；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缺乏这二者，所以“从中国式的自然哲学向我们所知道的近代科学或精密科学转化，不能不产生很大的困难”[3]。中国古代有无原子论？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主张中国古代有原子论者的主要根据是两个古代命题：其一，《庄子·天下篇》：“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其二，《墨经》：“非半弗＠①则不动，说在端；”“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他们认为：命题一的“小一”即是“原子”；命题二的“端”具有与原子相同的不可分割性，是典型的原子概念。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对西方原子论作了片面的理解。原子论作为古希腊一种哲学本体论，所要解决的是万物本质问题，它不仅假定原子是形体上不可分的，而且更强调原子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这是原子概念的两个基本判据，二者缺一不可。主张中国古代有原子论的人，往往只注重原子的不可分性判据，而忽视了原子的本体论判据。上述两个中国古代命题都是讨论物体的最小几何尺寸问题，“小一”是几何点，“端”是几何点或面，虽然它们具有类似于“原子”的不可分割性，但并不具有构成万物本原的本体论意义，人们至今也未发现一条明确论述“小一”或“端”是宇宙万物共同本原的古代资料。因此，说它们是“原子”，理由并不充分。李约瑟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停顿在原子论的大门口，而从来没有进去过。”[4]这种评价较为公允。中国古代确实没有形成具有原子论内涵的自然哲学理论。所以，汤?秀树认为中国由于缺乏原子论而影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
1993年4月27日，著名美藉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香港大学作了一个题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重要讲演，在谈到阻碍中国萌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时，他列举了五条原因，其中与科学文化有关的占三条，它们是：中国传统学问偏重于人文哲学；“教育制度里缺乏自然哲学”内容；传统科学“缺少准确的逻辑推理的传统”。[5]杨振宁同样强调了形式逻辑和自然哲学的重要性。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前，“自然哲学”是个综合学科概念，泛指与探讨自然界有关的各种理论和思想。杨振宁认为，在促进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的诸因素中，与技术相比，文学艺术方面的进步“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它们使欧洲文化迈入了新的时代”；但“自然哲学的进展恐怕是最匾模蛭蒲у拿妊孔急噶朔饰值耐寥馈盵5]。他的这番话是针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文化的状况而说的，但对于说明中国的问题很有启发性。中国传统学术偏重于人文哲学，教育制度轻视自然哲学的教育，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从汉代开始，统治阶级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文化政策，各个朝代始终把“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作为最高学问。各类学校多以教授儒家经典、伦理纲常之类的人文内容为主，很少设立自然科学科目，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很难对发展自然科学有直接贡献。杨振宁强调自然哲学及科技人才培养在近代科学产生中的重要作用，是完全正确的。
以上三位物理学家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虽所作出的答案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从传统科学思想文化方面分析问题。原子论和自然哲学属于古代科学思想，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属于研究方法，这些都是建立近代科学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自然科学家们之所以习惯于从科学发展的思想文化方面找原因，除了因为他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比较生疏外，还因为职业关系，他们对科学的本性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尽管他们不是科学史的专门研究者，对科学史问题的认识不一定全面，而且上述有些观点也不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但由他们所提出的或者由别人提出而被他们所认可的一些观点，却是富有启发性的，应当受到科学史界的重视。
2 政治经济因素决定论
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很多，除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外，还有社会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一种社会活动的结果，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形式逻辑理论和原子论学说早在古希腊既已有之，为何欧洲在古代和中世纪都未产生近代科学，而只有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兴起时代才能产生？可见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只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近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在中国产生，不能单纯地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内部去寻找原因，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和资本主义何以在中国始终得不到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所以，许多科学史家认为，在影响近代科学产生的诸多因素中，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最为重要，起决定性作用。
已故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是当代世界公认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权威，他虽然承认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对促进科技的发展都很重要，但强调得更多的是前者的决定性作用。1961年7月，李约瑟在牛津大学科学史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入手。”[2]他甚至相信：“如果中国社会曾可能出现类似于西方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的话，那么在那里也许本来是会出现某种形式的近代科学的。”[2]针对有人认为中国的汉字是表义文字，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个强大的障碍因素”，他指出：“我们强烈地倾向于相信，假如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像在欧洲那样允许或有利于近代科学在中国诞生的话，那么，早在三百年以前中国文字也许就会变得适合于科学的表述了。”[2]在为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而写的论文中，他同样表示：要回答近代科学为何不在中国产生而产生于欧洲这一问题，“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7]。后来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他又明确表示相信：“经过对中国与欧洲之间社会与经济类型之差异的分析，当事实材料完备之时，我们终会说明早期中国科学技术之先进以及现代科学仅在欧洲之后起的原因。”[8]他表述这类思想的言论很多，仅由上述几例已充分显示出其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决定论思想。
一般认为，国际上科学史发展的趋势是，80年代以前以研究科学发展的内史为主，即主要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历史，研究科学概念及理论产生的内部因素；80年代开始逐步转向研究外史，即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史，研究科学产生的社会根源[9]。其实，早在科学史研究全面转向好多年以前，李约瑟在前苏联科学史家黑森等人的研究风格影响下，已经从外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科学史问题了。长期以来，西方科学史界偏重于科学的内史研究[8]，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李约瑟大力提倡从社会结构和经济因素方面分析中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悬殊的原因，这是其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日本科学史家薮内清也强调社会因素的决定作用。他在与汤川秀树的对话中指出：“中国科学，由于政治情况以及各种社会情况而未能产生近代科学。通观中国全体，我想这是否和西方的中世纪相同，但又和西方不完全相同。在中国没有产生足以动摇中世纪的力量。这不正是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吗。”[3]近代西方“动摇中世纪的力量”是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薮内清的意思是说，中国近代未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那种足以动摇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力量，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日本学者汤浅光朝也同样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由中国社会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窒息在其中的中国工商业的特点所造成的。
国内科学史家多数也是主张着重从科学发展的社会因素方面考察问题。由杜石然等一批学者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即明确指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而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结果。”[6]可以说，这种观点代表了国内科学史界的基本看法，许多讨论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的文章都阐述了这种观点。
近代史表明，15至17世纪，欧洲逐步由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新兴资产阶级产生后，除了必须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封建主义和宗教势力展开斗争外，还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生产，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此他们对发展科学技术提出了空前的要求，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由此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有很大推动作用。中国近代的社会状况远不如西欧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有利。15至17世纪，中国虽然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始终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整个社会仍然是保守落后的封建社会。社会需要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由于中国近代仍处于经济增长缓慢、思想僵化保守的封建社会，缺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因发展经济而对发展科技的巨大需求，因而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研究对象、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有效的研究手段。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近代科学不可能产生。所以，科学史家们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是妨碍近代科学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毫无疑问，强调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同时也应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过分地强调外在的东西，易使人忽视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性。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其固有的内在机制，也有其必不可少的外界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无论单纯从传统科学文化方面还是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都难以全面合理地解释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单独强调哪一方面都有片面性。我们应当用辩证的综合的观点分析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3 现实条件决定论
在探讨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方面，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提出了一种新观点。他明确认为：“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也要从当时当地找原因，不必把板子打在孔子、孟子身上。”[10]从“当时当地找原因”，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事实上，前述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决定论把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中国未发展资本主义和中国近代未产生动摇中世纪封建统治的力量等，也都是从近代现实条件考察问题。不过现实条件是多方面的，并非只有社会政治经济一个方面。近代科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文化背景。立足于当时当地看问题，对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即14至17世纪）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思想文化背景和科学技术特点等作一番全面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一些具体原因。
首先，从中西方近代政治经济条件来看，如前所述，西方近代已逐步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却仍处于落后保守的封建社会。中西方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不同要求。由于中国近代缺乏对发展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因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失去了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其次，从对中西方近代各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思潮来看，西方有文艺复兴运动，中国有明清实学思潮，这二者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很不相同。文艺复兴是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统治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和科学巨人，他们赞美人生和自然，崇尚科学和理性，主张恢复古希腊学术文化传统。古希腊学术以崇尚理性、讲究逻辑和注重探索自然万物的本原为基本特征，这些正是建立近代科学所需要发扬的科学精神。所以，希腊古典文化的复兴，为近代西方造就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研究风格，培养了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正因如此，西方人在努力解决日常应用技术问题的同时，有一部分人专注于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的原因和规律问题，取得了一批基础性理论成果，使近代科学研究走上了正确发展道路。中国明清时期实学思潮盛行，以“崇实黜虚”、“经世致用”为时尚，正所谓“君子为学，要之在具夫济世之资”[11]。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只能以研究能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技术应用问题为己任，很难有人会对诸如自由落体、圆周运动、光程最短之类的现象产生兴趣并认真钻研。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一直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近代实学思潮加重了这种研究风格，以致于近代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具有明显的实用型特征。所以实学思潮虽然有其注重实际、不务空谈的合理性，但也有其轻视理论的狭隘性。可见，明清实学思潮尽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其轻视理论却不利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第三，从中西方近代哲学对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影响来看，二者的差距也很明显。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如果缺乏哲学认识论的帮助，就是一堆原始的混乱的东西。从对自然科学的作用而言，哲学的价值在于锻炼思维、启迪智慧，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帮助。西方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解决了认识的和理性的方法论问题，为近代科学认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对认识论的研究一直不够充分。明清哲学以理气之辩、心物之辩、格物致知、知行关系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的“格物致和”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重要认识论命题，但直到明清时代中国古人却一直未能解决“格物”的方法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未能对诸如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的作用、认识活动的基本程序、建立理论的一般方法等科学认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而未能形成一种对自然科学认识活动有切实指导意义的哲学理论，即未能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导，这同样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
最后，从中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二者的差距更为明显。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兴起，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在这期间，西方人取得了一系列关于自然规律的理论成果，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学、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费玛的极值原理、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和惯性运动定律、惠更斯的向心力定律、笛卡尔的动量宇恒原理、波义耳的气体运动定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等，这些成果为近代科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说明近代西方人重视探讨有关自然现象的理论问题。与此相反，中国这一时期却仍然是热衷于发展实用知识，很少研究自然科学理论问题。在明代和清代初期，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主要有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邢云路的《古今律历考》、王锡阐的《晓庵新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ｙù＠②的《乐律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这些成果具有明显的实用型特征，缺乏一般性理论研究。这种实用知识虽然能较好地解决社会生活问题，但却无法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建立必要的理论基础。所以，近代西方的科学探索方向已接近于近代科学的门槛，而中国的科学研究离近代科学还相当遥远，也就不可能产生以逻辑性和实证性为基本特征的近代理论自然科学。
明代和清代初期存在的上述这些不利因素，都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原因，由此即可说明中国为何未产生近代科学。事实表明：“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10]尽管如此，我们在强调阻碍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种种现实因素的同时，仍应认真分析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和社会状况等传统因素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科学的发展毕竟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古希腊的原子论思想和形式逻辑方法对近代科学的形成有过重要帮助。如果仅从西方近代当时当地的情况看问题，就会忽视古代科学文化成就对近代科学的贡献。同样，对于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我们也应既要作横向的静态考察，又要作纵向的动态分析，只有纵横结合才可能全面地历史地说明问题。
4 综合因素论
从目前的认识水平看，关于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问题，上述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以及近代当时当地的原因，都能从某些方面说明问题，但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片面性。若把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则会把问题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一些。
美国科学史家席文把近代科学的产生称为科学革命，因而把“为什么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中国在科学革命上未能领先于欧洲”。其实，不论怎样称谓，问题的性质并未改变。在《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一文中，席文对科学史界一些流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科学史家的一系列认识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其一，不能不加批判地认为欧洲是近代科学的根本发祥地，因为如果看不到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长期不断的交流，如果忽视外来技术和资料对欧洲经验的影响，将会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产生误解。其二，在分析科学革命问题时，如果仅根据非欧文明缺乏欧洲科学革命的某一个重要方面，就认为一切根本变革就不可能在那里发生，这只是一种“武断的假设”，因为这种观点并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其三，科学史界在评判非欧文明史成就时，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这是一种“误人不浅的观点”，因为这样做会促使人们只着眼于近代科学的直接渊源的探索和贬低对其他文明的科学探索，从而妨碍人们下功夫按那些科学探索本身的价值理解其意义。其四，科学史家企图单就智力或社会经济两个因素之一进行考察，就可说明科学革命问题，这只是一种谬论。其五，如果认为中国未能在近代科学上胜过欧洲是智力因素造成的，或者把中国科学的落后看成是社会或经济落后造成的，这两种绝对化的解释都是不恰当的，因为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区别或者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区别，并不表现在科学史事件中，而是只表现在科学史家的思维习惯和专业性联想中。他警告说，如果不能深入细致地研究与某种文明有关的各种传统，真正了解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个人意识之间的普遍关系，科学史家将会被自己狭隘的思想观点所束缚[12]。
应当承认，席文指出的这些现象，科学史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存在的。事实上许多科学史家都或多或少地犯有席文所批评过的上述错误。尽管他的言词有点激烈，但批评还是合理的、深刻的。按照他的观点，前述几位物理学家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方面找原因（席文称之为“智力因素”论）和李约瑟等一批科学史家所强调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决定论，都有其片面性。他认为，不应简单地区分“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而应全面综合地考察科学史事件的各种具体情况。
关于如何回答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席文认为，只要深入完整地了解中国历史上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们的情况，就可能使问题得到突破。具体地说，应深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欧洲的技术思想与中国的其他思想有何关系？中国历史上有些什么样的“科学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对哪些认识对象感兴趣，合理地解答了哪些问题，哪些事物尚未得到解释？这些共同体与社会其他人员的关系如何？各种学科为哪些社会目标服务？知识分子对同事的责任怎样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一致起来？如此等等。他相信，一旦对这些问题认识清楚之后，人们就不会再问：“为什么向近代科学转变没有最先在中国发生？”[12]显然，他的这套研究纲领有点科学社会学的味道。即使这种设想付诸实施，是否真的会使人们不再被“李约瑟难题”所困惑，结果仍值得怀疑。尽管如此，他的观点对于探讨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以及其他科学史问题，都还是颇具启发性的。尤其是他对科学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是相当深刻的。他主张，研究“科学革命问题”，目的不是局限于辨明其内在的是非曲直，而是促进对文明史中科学技术现象作全面研究，在未作深入具体的综合分析之前，任何急于作出结论的作法都是武断的。显然，席文提倡对问题作综合分析研究。
事实上，李约瑟和薮内清等人在强调社会外因论的同时，也未完全忽视其他方面的因素。李约瑟在《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中即指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倏然出现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东方亚洲文化在把自然知识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更卓有成效？“只有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进行分析，并且不要忘记思想体系的重大作用，才能最终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2]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他也表示：“相信不同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必须和他们之间的知识差异的各种因素一起来考虑”，才能解决上述问题。薮内清在其《中国科学文明》一书中也承认：要回答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发展起来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其原因不是单一的”[13]。同样，国内科学史家在强调社会制度这一阻碍中国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的同时，也主张“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虑”[6]。这些均表示了综合因素论的思想。
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人才培养、经验知识的积累、科学思想的启发、形式逻辑理论的帮助、科学实验方法的运用、哲学认识论的引导、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科学理论研究兴趣的培育、数学计算方法的发明等等，这些都是促进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的基本因素。因此，我们在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也应从这些方面作综合分析研究。学术界对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考察，多数是运用分析比较方法。先分析欧洲有哪些因素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产生，然后再考察中国近代是否具备这些相应的因素，从而把原因归结于那些相应的缺失因素上。这种研究方法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席文所说的缺陷，即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武断假设”色彩。这是由于许多这类比较研究过于粗略简单，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论证。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缺陷会逐步得到克服。
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的讨论，除本文以上所述及的观点外，还有从汉字结构、地理环境、传统思维方式，古人研究兴趣等方面考察问题的。这些探索都是有价值的。
全面探讨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进而作出正确的解答，这种研究既有学术价值，也对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这方面的探讨也应防止两种倾向：其一，这类比较研究多以西方传统科学文化模式为标准，因而容易掩盖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固有特点，易使人忽视中华古代文明的独特优点。其二，考察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时，不要把问题变成了欧洲传统文明的成功史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失败史，也即不要以是否有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作为评价中西方古代文明优劣的标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各自都有成功和不足之处。我国的印刷、火药和指南针三大技术发明传入欧洲后，即对西方近代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产生过重要促进作用。我们既应看到自己历史上的不足，也应看到历史上的成功，以客观的辩证的观点评价中华文明发展史，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促进当代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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