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重评介李约瑟在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面的独特贡献，特别是他的“有机的关系模式”和“相互联系的思维”的观点。本文还讨论了发展他的观点的可能途径及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的贡献　有机的关系模式　相互联系的思维
　

已故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曾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极有启发性的独到见解，很值得学术界予以充分注意。评介李约瑟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研究的贡献，不仅是对这位伟大学者的怀念，而且有助于在他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前行，进一步揭示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真谛，对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
李约瑟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中。他的突出贡献在于， 作为一位谙熟西方逻辑分析思维的学者，他能够跳出逻辑分析思维的框架，清醒地意识到中西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准确揭示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些本质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关系”与“实体”这对范畴的认识上。
李约瑟十分关注中国近代哲学家张东荪的一个论点，即“欧洲哲学倾向于在实体中去寻求真实性，而中国哲学则倾向于在关系中去寻求”。他认为这个论点“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两种文明思想的许多特征。”（〔4〕，p.509）李约瑟看到，“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关注着关系，所以就宁愿避免实体问题和实体假问题，从而就一贯地避开了一切形而上学。wWw.11665.CoM西方人的头脑问的是：‘它本质上是什么？’而中国人的头脑则问：‘它在其开始、活动和终结的各阶段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它做出反应？”（〔1〕，pp.221─222）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有的中国思想中，关系（‘连’）或许比实体更为基本。”（〔1〕，p.221）李约瑟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认识中西传统科学思维的差异，的确抓住了本质问题。
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李约瑟引用英国学者修中诚（e.r.hughes）的话说：“‘实体’这一形而上观念的背后乃是‘同一性’的逻辑观念，西方哲学家把一件事物不能同时既存在而又不存在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家则认为一件事物永远是在‘变’或者‘逆变’，它无时无刻不朝着另外的某种事物在转变。”（〔1〕，p.509）李约瑟列举了道家、名家和佛家的大量思想实例来说明这一特征。在源于西方的逻辑分析思维中，“实体”之所以成为认识的出发点，就在于认识对象首先需要从事的诸种联系中相对独立出来，从孤立的、静态的角度加以考察，这样才能保证同一性，可靠性，精确性。如果认识对象不停地变易，始终处于与周围事物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不可分离，那就不能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加以认识，而只能从关系出发来认识和规定实体（认识对象）。德国学者艾德（e.j.eitel）在评论八卦的含意时说“事物就是关系的组合”， 李约瑟评价这一观点时认为“这里他击中了要害”。（〔1〕，p.351）
李约瑟还指出：“中国思想中的关键词是“秩序”（order）， 尤其是‘模式’（pattern）〔以及‘有机主义’（organism）*，如果我可以第一次悄悄提到它的话〕。象征的相互联系或对应都组成了一个巨大模式的一部分。事物以特定的方式而运行，并不必然是由于其他事物的居先作用或者推动，而是因为它们在永恒运动着的循环的宇宙之中的地位使得它们被赋予了内在的本性，这就使那种运行对于它们成为不可避免的。如果事物不以那些特定的方式而运行，它们就会丧失它们在整体之中相对关系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得它们成其为它们），而变成为与自己不同的某种东西。因此，它们是有赖于整个世界有机体而存在的一部分，它们相互反应倒不是由于机械的推动或作用，而无宁说是由于一种神秘的共鸣。”（〔1〕，p.305）
从李约瑟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的方法，与作为认识对象的有机体模式结构是一致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具备有机的特征。它认识宇宙、生命、人类社会是逐渐进化的有机体。有机体的存在和发展遵循其内在的诫命，不需要外来的操纵者。李约瑟多次指出，有机体的活动和内部协调不需要凌驾于其上的“指挥者”，万物之道的乐章没有“作曲者”。“在理和气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宰。”（〔1〕，p.507）因此，要认识有机世界的规律，就必须遵照“有机因果论”，把握有机的关系模式。李约瑟认为，从先秦思想家直到朱熹的思想发展，正是对有机的关系模式的不断探索。而朱熹的有机主义哲学又成为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
所谓“有机的关系模式”，指的是一种决定和协调有机体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动态模式，这里所遵循的原理或法则即是“道”和“理”。有机关系模式的特点在于，其中的各概念范畴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按照李约瑟的说法：“中国人极端不愿把‘一’从‘多’中分开，或把‘精神的’与‘物质的’分开。”（〔1〕，p.38）因此， “他们对于活机体特有一种有机的概念，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1〕，p.167）朱熹强调“理”与“气”不可分，正是体现了这一特点。不仅如此，诸如“阴阳”、“刚柔”、“动静”这些对立范畴的关系，都不是能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简单加以判断的。李约瑟对这一点有很清醒的认识，并批评了一些哲学家套用逻辑分析框架来看待有机关系模式的做法。李约瑟特别指出，按照“万物一理”的观念，人类社会是整个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宇宙就具有导致产生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特性，当达到了那种组织层次时，精神价值和精神行为有可能自行显示出来。”（〔1〕，p.485）因此，如朱熹所说：“尽人道即天道亦尽，得于末则本亦未离。”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其中有不同的组织层次，而人类社会生活及其价值是宇宙中最高水平的组织。《中庸》上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无人皆有其“诚”，李约瑟说：“当它的每个机体以绝对的精确性完成了它对自身所属的更高一级的机体应尽的功能时，也就达到了‘诚’。”（〔1〕，p.500）这种从有机关系模式角度诠释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做法，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有些人主张中国传统哲学只是一种伦理哲学，认为古代哲学家把伦理概念和科学概念混淆在一起，这些看法实际上是套用逻辑分析框架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的结果。在有机关系模式中，天人本来一体，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所谓“万物一理”，是指万物在有机性上“一理”，它们都依其本性在各自的适当位置上发挥作用，以“无过而无不及”的状态保持相互关系的和谐一致，这种运作方式构成了整个宇宙的秩序，违背这种秩序就是违背了道理，违背了自然。这里不存在任何概念混淆之处，除非硬要把“天人”、“理气”等范畴作截然对立的理解，而这样做恰恰违反了作为认识对象的有机体的本质特征，以及它所要求的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这一根本性方法。
　　　　二
中国传统科学的认识对象的有机性，相应地决定了认识过程的直观体验性。直观（intuition）也称“直觉”， 是一种不经过逻辑分析过程而直接洞察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从逻辑分析的角度看，这种思维活动是难以理解的，带有很大程度的神秘性。李约瑟对此也有所感觉。他说过：“这种直觉——联想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因果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它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原始的迷信，而是它自身特有的一种思想方式。……在协调的思维中，各种概念不是相互之间进行归类，而是并列在一种模式之中。而且，事物的相互影响不是由于机械原因的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tance）。”（〔1〕，p.304）李约瑟批评了列维─布留尔（levy-bruhl）把协调的或联想的思维描述成原始思维的一个变种的观点。他认为阴阳五行理论所揭示的象征的相互联系，是把宇宙万事万物系统化为一种结构模型，由此来限定其各部分的全部相互影响。这种相联系的思维是异于西方逻辑分析思维的另一种认识自然的途径。阴阳五行理论与古希腊学派各种思想体系具有同等的原始科学假说的地位。李约瑟特别讨论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同类相动”的观点，即宇宙间凡属于同类的事物都彼此共鸣或者激励。他认为这种过程不是随便发生的。“没有任何事物是没有原因的，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是被机械的原因造成的。提词员剧本中的有机体系支配着一切。”（〔1〕，p.307）这是一种无主宰的各种意志之有秩序的和谐。“道乃是这一秩序的无所不包的名称，是一种有效验的总和，是一种反应性的神经介质；……全部智慧就在于增加这相互联系作用的宝库中被直觉到的类比对应物的数目。”（〔1〕，p.314）比较典型的类比对应是所谓“宇宙类比”，即认为地球上人类行动的伦理与天体的类似行为之间有着一对一的相应关系。宇宙类比贯穿于全部的中国思想史之中。李约瑟指出，它在本质上是以人类为中心的。
李约瑟对直观或直觉思维过程本身没有更多的专门叙述。关于直觉─联想体系的自身逻辑，也没有具体展开。然而他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对西方的有机主义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特别提到：“有机主义哲学并不是欧洲思想的产物；我们猜想莱布尼茨可能曾经受到有机主义哲学以其成体系的理学形式来施加的影响。”（〔1〕，p.366）他还认为，相互联系的思维通过莱布尼茨一直影响到马克思、恩格斯和怀特海。西方的辩证逻辑与这种思维方式是有密切关系的。李约瑟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 公元前3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12世纪的理学思想家那里得以系统化。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的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他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 施佩曼（pemann）、普朗克（planck）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 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1〕， p.538）
从李约瑟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相信中国传统的“通体相关的思维”是合理的，是有科学价值的。直觉、联想、协调、类比是这种思维类型的不可缺少的方面。这种思维对于认识有机的关系模式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对现代科学发展也有启发意义和价值。显然，李约瑟的观点完全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也摆脱了逻辑分析思维框架的束缚。这种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的公正、客观的评价，是十分难得的。
李约瑟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的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学者中山茂称李约瑟为“有机论哲学家”。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形式——物质的老二分法被李约瑟修改为组织─能量的新二分法，而这种新二分法借助新孔学的基本概念“理”（组织）和“气”（物质─能量）而体现在中国思想中。著名科学史家席文论述李约瑟的有机论自然观时指出：“它不是把宇宙看作偶然互相接触的孤立事物的集合体，而是看作由其本身所具特殊作用联系起来的宇宙实体的积聚物，因此在一点发生变动，必然会产生反响以引起全盘的调整。这种基于宇宙力学概念的历史观，特别是在它最近更多地依靠类比法这一点上，也许比欧洲思想中任何其他主调更接近目前新理论的观点。”〔2 〕美籍华人学者成中英先生在论述中国式因果律模型时特别提到李约瑟所说的“串联思考”（correlative thinking），即“相互联系的思维”。他指出：“将个别事物及事件归属于范围较广且明细的理型所表现的基本精神，就是典型的中国思考方式。”〔3 〕他还谈到：“事物固有的本性具有推动交互相关之事物的动力或力量。因为事物之本性就是以万物间的关系为根据而形成，而此关系是从万物之终极实在中衍生。”（〔3〕， p.21）显然，他是赞同李约瑟对中国式因果律的认识并有所发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在评论李约瑟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认识时，往往侧重于李约瑟引证的史料是否完全，对一些历史现象的解释是否非常确切，或者把李约瑟的观点简单地归属于现代某种哲学思想体系，却很少注意到李约瑟在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研究中的独到见解。李约瑟对“有机的关系模式”以及“相互联系的思维”的认识，从本质上说并不能简单归属到任何一种基于逻辑分析思维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去。即使是西方的各种有机论哲学观点，也受到逻辑分析思维的很大影响，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传统的有机论思维方式的问题。正如何兆武先生所指出的，李约瑟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或存而不论的问题，留得别人去解决。”（〔2〕，p.229）因此，纪念李约瑟的最好方式，是在他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研究，把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探索不断引向深入。

　　　　三
李约瑟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认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发展：
第一，李约瑟关于“有机的关系模式”的论述，能够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关系及科学方法论提供一个新视角。由于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所以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含意都必须放到有机的关系模式或关系网络中去加以把握。李约瑟认为每个机体以绝对的精确性完成了它对自身所属更高一级机体应尽的功能时就达到了“诚”，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与此类似，李约瑟还讨论了“理”、“法”、“则”、“极”等范畴在有机的关系模式中的含意。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其他范畴在有机的关系模式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具有何种含意呢？这显然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由于现代科学研究较多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往往使人们不自觉地养成一种思维习惯，即总喜欢给基本概念范畴下定义，而简单地下定义是不符合“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这一原则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一多”、“心物”、“理气”“阴阳”、“刚柔”等对应范畴的关系，如果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加以研究，当然需要先给对立双方分别下定义，再据此规定双方的关系，其结果只能是说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各自必然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对立双方相互连结，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等等。这种归于一般模式的概括总结往往失去了生动活泼的个性，缺乏唤起人们深刻体验的力量。如果把这些对立范畴放到“有机的关系模式”中去理解，情况就大不一样。这些对立范畴的关系是确定对立双方各自含意的基础，而对立双方的关系不是空洞的、完全抽象的、千篇一律的，而是生动的、具体的、无限丰富的。比如老子有“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这里的“刚柔”关系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的有机关系网络中有不同的含意，因而判定何为柔何为刚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然而总体上说，只有能“胜刚”的“柔”才是“真柔”，只有能与“柔”和谐相处的“刚”才是“真刚”。如果极其软弱，竟无抵抗能力，那就意味着柔与刚彻底脱离关系，这样的“柔弱”怎么可能“胜刚强”呢？显然，只有遵循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的方法，才能把握传统哲学范畴及其关系的本意，才能体验到其中博大精深的内涵。
第二，李约瑟关于“相互联系的思维”的论述，能够成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科学认知方式的重要基础。虽然李约瑟没有展开讨论相互联系的思维的自身逻辑，但他已接触到这种思维类型的主要方面，即直觉、联想、协调和类比。李约瑟还谈到，《易经》的“象征及其解释系统”“在任何其他文明的典籍中都找不到相近的对应物。”（〔1〕，p.330）李约瑟所说的“象征”，即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象”。它倒是诠释中国传统哲学和科学认知方式的一个关键术语。前面说过，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是不能简单下定义的，不下定义又如何“规定”呢？那就需要采取“比类取象”的办法。所谓“比类取象”，即把人们体验到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归为一类，认为它们具有同一种“象”。当要说明其中某一事物的特征时，就用另一种人们较为熟悉的事物加以比喻。这两类事物的差异应该是人们事先了解的。通过比喻去掉差异部分留下共性部分，那么人们对用作喻体的事物中体现共性的内容的体验，就可以自然地转移成对要说明事物（本体）中体现共性的内容的体验。比如南北朝时范缜对形神关系的比喻：“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后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用刃利关系比喻形神关系，目的在于揭示形神关系的本质特征。刃利关系与形神关系差别很大，但有那么一点共性。它们的差异是人们比较熟悉的，通过比喻也能在刃利关系与形神关系的共性上有所领悟，即建立一种同构的变换，使人们对刃利关系的某种体验转换成对形神关系的某种体验，而这种体验正是对形神关系本质特征的把握。比类取象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与逻辑分析的思维过程有许多根本性差别。正因为如此，李约瑟才感到它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神秘性），同时又有其特定价值。
比类取象的特点在于，它可以在不说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是什么”（即不用下定义）的情况下，也能使人们理解和把握研究对象本质属性或特征的内在涵义。比类取象取的是“关系”，是用一种关系来说明另一种关系，这中间靠的是体验、领悟和意会，这就是直觉的联想的过程。然而比类取象决非类比推理，这一点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人往往忽略的。类比推理是由两类事物在某些方面相同或相似，而推断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同或相似的思维过程。而比类取象的目的仅在于通过比喻来说明研究对象的某种本质特征，并没有据此推出别的东西来。如《黄帝内径》上说：“形精之动，犹根本与枝叶也，仰欢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五运行大论》）。“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平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践地”（《素问·平人气象》）。《易传·系辞下》“说：天地纲ｙùｎ＠①，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些比喻都是为了“取象”，并没有类比出别的东西来。当然不能否认中国传统科学和哲学中有许多类比推理的内容，如李约瑟所说的宇宙类比或国家类比等方面内容，但它们与比类取象并不是一回事。比类取象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所特有的一种抽象方式，它是在不通过逻辑分析过程的情况下仍然能抽象出事物本质属性或特征的一种特定思维活动。抓住了这一点，才能弄清楚“象征及其解释系统”的真实含意。李约瑟所说的“相互联系的思维”，主要指的是比类取象这种思维过程。它可以引发出一系列有待研究的问题，如此类取象的“类”如何划分，如何理解；“象”与“象”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它们如何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联系的思维与有机体的整体性质和内部协调机制是怎样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李约瑟在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形成的有机论自然观，能够成为观照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各领域思想特征的理论基础。有机论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医学、农学、地学、天学、工程技术、化学、物理以至数学等各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然而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依靠逻辑分析思维发展起来的，而有些科技史研究工作者又往往以现代科技理论框架为标准来选择和判别历史素材是否符合科学或有科学价值，这样来看待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势必只能给出一幅支离破碎的图景。李约瑟从有机自然观角度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的评述，是一次完整的、有机的、贯穿始终的理论综合。由于肯定了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特定价值，许多以往被人们认为是“非科学的”或“前科学的”东西，现在就显示出特有的科学意义和历史作用，并且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内在的必然性。李约瑟特别看重道家思想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意义，认为方术和科学在其初始阶段无从区别。他指出：“某些方术活动曾经不知不觉地在实际考察自然现象方面导致一些重要的发现。”（〔1〕，p.373）李约瑟曾分别讨论过有机论自然观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矿物学、医学、农学、化学等领域的影响。〔4〕、（〔3〕，第20、22、29、35章）以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还可以对相关领域开展更深入、更系统的探讨。比如，中国传统工程技术中“手艺”的形成与传授，珠算、筹算中一些高超算法的产生和应用，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观察、推理和诊治，等等，都是明显体现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特征的。李约瑟在这方面的独到见解，将不断给人们以启发和引导，使这方面研究达到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 第328─330页。
〔3 〕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第213页。
〔4〕参见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