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非达尔文革命”的概念，鲍勒对“达尔文革命”的正统形象提出了质疑。鲍勒认为：达尔文主义不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现代“综合理论”的产生相对独立于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因此进化论的历史不等于达尔文主义的历史。鲍勒对进化论历史的重建表明，以“发育”模型为基础的进化论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进步”的观念是这种“非达尔文”进化论发展的线索，《物种起源》的出版并没有阻断这个发展过程。由此鲍勒重现了“进步”的观念在19世纪的连续性。对“进步”观念和进化思想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仅对于重建进化论发展的历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是理解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非达尔文革命；“进步”观念；自然选择；“发育”模型
abstract: through the concept of “non-darwinian revolution”, peter j.bowler questions the orthodox image of “darwinian revolution”. bowler suggests that darwin’s theory should be seen as the central theme in nineteenth-century evolutionism, and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ynthetic theory could be seen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the doctrine of “natural selection” darwin propos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ism by bowler shows that evolutionism based on the model of “development” dominated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nd the evolutionism in question was grounded in the idea of “progress”. thus bowler displays the continuit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history. not only i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dea of “progress” and the thought of evolution indispensabl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ism, but it is also a key to understanding our modern world.
key words: non-darwinian revolution; the idea of “progress”; natural selection; the model of “development”
彼特•鲍勒（peter j. bowler）是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的科学史家，他对进化论的历史所做的研究已经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www.11665.cOm在《非达尔文革命——重新解释一个历史神话》中，鲍勒对“达尔文革命”的正统形象提出了质疑。鲍勒论证说：达尔文主义不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现代“综合理论”的产生也相对独立于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因此进化思想的发展线索与通常所理解的不同。本文将通过考察鲍勒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试图阐明他所提出的“非达尔文革命”的含义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还试图表明，鲍勒对进化论历史的重建显示了“进步”的观念在19世纪进化思想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进步”观念和进化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进化论的历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一
在展示鲍勒的论点之前，首先要做必要的概念澄清：当我们说“达尔文进化论”时，指的到底是什么？“达尔文主义”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理解中，又有什么区别？
迈尔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它可以分成五个部分：1，进化是事实；2，共同祖先；3，渐进主义；4，物种多样性（multiplication of species）；5，自然选择。其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即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首要机制，是通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的“进化论综合”被确立的。这次综合的产物，被称作进化论的“综合理论”，坚持这个理论的生物学家即为现代达尔文主义者。
“达尔文主义”这个词也有很多种意思。在达尔文的时代，这个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仅仅是相信进化的真实性，或许还承认人类是类人猿的后裔。但在一个现代生物学家使用达尔文主义的时候，他指的完全就是自然选择。〔1〕这也是鲍勒在《非达尔文革命》中所坚持的用法。当鲍勒说“非达尔文”时，他指的就是没有把自然选择当作进化的首要机制。
在迈尔等人的理解中，达尔文进化论的五个部分是在1859年到1939年的80年间被逐渐接受的，这构成了一场完整的“达尔文革命”。尽管现代达尔文主义者承认“达尔文革命”不是一蹴而就，但仍旧认为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是区分前后两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达尔文正是将人类精神从宗教束缚和目的论的古老迷阵中解放出来的那个人。洛伦•埃斯雷（loren eiseley）在《达尔文的世纪》中试图表明，现代达尔文主义像是一张终于完成了的大拼图，达尔文当年已经摆好了大部分，只剩下少数空白留待后人完成。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压力（或动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遗传学研究的突破，孟德尔遗传学 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而最终完成了达尔文所开创的革命。〔2〕
在鲍勒看来，这种以达尔文为中心的进化论史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好像进化论的历史就是后人为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论作注解的历史。鲍勒在《非达尔文革命》这本书中通过提出一个“非达尔文革命”的概念，试图对这个正统形象进行反驳。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用观念上的两个转变来指称进化论历史中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个转变是以物种是可变的来代替特创论（creationism）所坚持的物种固定不变，从而承认生命是进化的这个基本事实；第二个转变是接受自然选择是进化的首要机制，并且认可它对传统目的论的反驳。
鲍勒认为，《起源》的发表在较短的时间内促成了第一个观念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构成了一场革命，因为“物种转变”拒斥了特创论的某些关键内容。但是，在这场革命中，达尔文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并没有接受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控制后达尔文时代的是伪达尔文主义和反达尔文主义。而在传统上被认为受达尔文影响巨大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其实充斥的仍是前达尔文时期的进化思想。因此，达尔文主义实质上不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达尔文同时代的人普遍接受了“物种转变”这个观念，但是这个观念的确立，发生在进化的“发育”模型的统治之下，也就是说，用个体发育和生命进化之间的类比来理解进化这个基本事实。通过这个模型，他们成功地保留了目的论的观点，并且使之得以现代化。这个本质上是非达尔文的模型与19世纪盛行的进步主义世界观相一致。鲍勒用“非达尔文革命”这个词来指称这个观念转变，试图表明，在达尔文自己的时代，他促成的是一场“非达尔文革命”。
对于第二个观念转变，鲍勒认为以埃斯雷为代表的解释误解了孟德尔遗传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关系。孟德尔遗传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填补了达尔文理论的空白，在“综合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是群体遗传学；而是因为，通过表明个体发育不是理解进化的合适模型，它削弱了非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从而削弱了进步主义世界观。孟德尔遗传学和20世纪早期西方思想的其他转变一起，最终破坏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进化论对“进步”的信仰。在这个基础上，自然选择理论在“进化论综合”的过程中，作为进化的首要机制被确立起来。达尔文本人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在“进化论综合”的奠基者们那里只是残存的记忆，如果说这些记忆对“综合理论”的产生起了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它也只不过是众多力量中的一个。因此，使“达尔文革命”最终完成的力量不是由《起源》直接引发的。
从鲍勒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达尔文所促成的第一个观念转变，作为一场革命，是有限的和不彻底的，因为物种转变的观念很容易和目的论的体系相调和。而在代表“达尔文革命”最终完成的第二个观念转变中，达尔文本人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鲍勒的观点无疑会激起一些人的非议，因此，他必须提供具体论据来为自己辩护。
二
关于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在80年间未被广泛接受，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共识。在现代达尔文主义那里备受推崇的自然选择机制，在“进化论综合”完成之前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生物学家们热衷于寻找其他的机制来解释进化是如何发生的。虽然达尔文发现了现代生物学家所赞同的解释机制，但是，在达尔文向他的同时代人介绍这个机制时，他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那么，这个阻力来自何处呢？如果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首要机制没有被接受，我们就要找到背后的真正原因。
鲍勒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模型：达尔文模型和非达尔文模型。达尔文模型具有以下要点：进化是分支和不规则的；变异由随机变化产生，使个体发育转换到新的方向；相关形式的类似是因为从一个共同祖先而来。相比较，在非达尔文模型中，进化是有秩序、分等级和预先决定的；变异通过个体发育阶段的添加而来；“相关”形式的类似是因为多条分离的线路独立达到了发育的相同阶段。
鲍勒认为，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是非达尔文模型的早期代表。钱伯斯在《创世的自然史的遗迹》〔3〕中声称，在进步的法则控制之下，在时间的进程中，孕育时间的延长使个体发育添加上额外的阶段，从而转变为生命的更高形式。这个非达尔文模型的精髓是个体发育和生命进化之间的一个类比，就像个体胚胎有秩序地一步步达到完善的成体一样，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也是目标导向、逐渐进步的。当时对人类胚胎发育过程的研究和化石在不同地层中的分布被认为确证了这个类比。人的胚胎发育“重演”了从无脊椎动物，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最终到人的过程。在这个非达尔文的模型中，进化是生命的伟大行进，是有目的地向着更高等级迈进的结果。而在达尔文模型中，自然选择的“材料”是随机产生的变异，与预先设定的目的性因素没有任何关系。达尔文自己对选择的定义非常简单：自然选择就是对有利的变异的保留和对有害的变异的拒斥。像“最适者生存”一样，这很容易招致同义反复的指责。现代进化论者认为一个经验的概念可以避免这样的指责，例如，迈尔以这种方式来定义选择，他说“选择就是这个事实：在每一个世代中，一对父母的成千上万的后代中的少数个体，因为恰巧具有在它们一生中遇到的一套环境条件下对它们来说是有利的特征组合，所以生存下来和能够繁殖”。〔4〕 达尔文主义对变异随机性以及选择是群体中的统计学事件的强调，清楚地表明了自然选择机制对目的论的反驳。鲍勒认为这是自然选择机制面对的最主要的阻力。这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达尔文最使人烦恼的不是物种转变的观念或是人类可能起源于猿类，而是自然选择理论的涵义对古老的目的论的反驳，对于他的同时代的人来说，这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缺少了特定的目标，不管这目标存在于上帝之处还是自然之中，“进化”、“发展”和“进步”这些词都失去了意义，都意味着一种自相矛盾。〔5〕
《起源》的发表并没有使达尔文的同时代人接受他的进化论的要旨。达尔文的理论只是一种催化剂，促使物种转变的观点在一个本质上是非达尔文的模型中得以确立。19世纪后期的生物学家实质上采纳的仍旧是非达尔文的模型：不管是个体内在的完善的倾向，还是面对环境压力所产生的应对，都是对个体发育阶段的添加，从而攀升到更高的等级。即使他们承认达尔文模型中的分支的存在，他们也把这些分支处理为通向人类的主干 之外的微不足道的变异，或者处理为只是为了把早期形式保留到现在的渠道。鲍勒把那些自诩为达尔文主义者、但同时却坚持个体发育和生命进化之间的类比的人称为“伪达尔文主义者”，而把那些提出各种各样的其它机制、公开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人称作“反达尔文主义者”。这两类人都坚持线性进化、重演律和拉马克主义的结合，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运用“发育和进化”来进行类比的方式上：前者虽然承认分支和共同祖先，但削弱分支的意义；后者，如爱德华•库普（edward drinker cope），则明显采用以上非达尔文模型的平行进化观点。进化的一般观念就这样在非达尔文的概念框架下进入了后达尔文时期的生物学研究。
按照传统“达尔文革命”的形象，达尔文不仅改造了生物学，而且还影响了人类学和社会学，进而也影响了一般的社会思潮。鲍勒对人类进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在这个领域，非达尔文的观念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占据着统治地位，这补充了其他人从对人类学史的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文化进化的观念是独立于达尔文而产生的。在这些人类学家看来，所有种族沿着同一个文化阶段模式前进，现代的“原始人”是文化发展的延缓的线路。
另外，罗伯特•巴尼斯特（robert bannister）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也表明，达尔文在社会思想方面的影响也被夸大了。达尔文自己很少用进化这个词。“进化”起初是胚胎学领域预成论的语汇，它是被采用以上文化进化观点的社会思想家们普及开来的。斯宾塞是这些思想家中的一位，虽然他持有更灵活的文化进化的观点，但仍认为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目标。斯宾塞和达尔文都使用“生存竞争”这个概念，但使用的方式不同。斯宾塞认为，“生存竞争”给予个体刺激，迫使每个人努力学习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先天不适者只是自然手笔的偶尔失败，这些人被淘汰只是“进步”这个目标的不幸的副产品。而对于其他暂时的不适者，“生存竞争”是必要的警示和激励。达尔文用“生存竞争”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何那些偶然具有更适合的特征的个体会生存和繁殖，在这里，个体的命运由遗传来决定。相比之下，维多利亚人更加欣赏斯宾塞对“进步”的强调，认为“生存竞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激励所有个体和种族，使他们的自我发展达到最大化。鲍勒补充说，这样的观点在达尔文那儿肯定也有，“但决不在生物学家现在寻找现代达尔文主义的起源所翻阅的那些篇章里”。〔6〕 因此，现代生物学家最看重的自然选择机制并不是维多利亚的资本主义伦理在自然界中的简单投射。这样看来，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东西也许应该被叫做斯宾塞主义。
三
通过以上分析，鲍勒试图表明，非达尔文的思想来源在19世纪进化思想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达尔文主义反而没有代表19世纪进化思想的主题。那么第二个观念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呢？孟德尔遗传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鲍勒认为，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可信度在当时并不是因为遗传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受到损害的，因为自然选择没有颗粒式遗传的概念也行。所以，弗莱明•詹金（fleeming jenkin）从“混合式遗传”的角度对自然选择理论的质疑并不是致命的。事实上，生物统计学派的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使用前孟德尔时期的遗传概念同样创造出了切实可行的自然选择模型。因此，孟德尔遗传学的出现之所以被看作进化论历史上重要的一幕，不是因为它用颗粒式遗传代替了达尔文的“泛生论”所支持的混合式遗传。鲍勒认为这是因为它摆脱了遗传问题和胚胎发育的古老纠缠，从而打破了发育和进化之间的类比。特征在世代间的传递和特征在个体中的发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这在现在看来理所当然，但是在遗传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之前，这两个过程一直是纠缠在一起的。孟德尔遗传学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只限制在特征如何在世代间传递上，而不涉及特征怎样在个体中逐渐发生，后者这个更加复杂的过程是胚胎学研究的范围。 当然，孟德尔遗传学提供了达尔文所需要的“硬遗传”概念，亦即特征在世代间的传递不受父母后天“获得”的性状的影响，这构成了对拉马克式的“软遗传”的致命打击。但是对拉马克式机制的反对并不自动意味着对自然选择机制的承认。早期孟德尔主义者不仅不认为自己填补了进化论的空白，反而坚决反对达尔文的选择理论，因为他们认为内在的“突变压力”才是进化的动力。当时没有人意识到遗传学最终会使得自然选择受到欢迎。因此，在鲍勒看来，正统历史对两者关系的描述是令人误解的，孟德尔遗传学决不是从属于达尔文进化论的。
在另一方面，通过只关注群体中的统计学现象，生物统计学派也将发育问题从进化论中分离了出来。他们坚持“硬遗传”概念，摆脱了重演律固有的目的论对进化思想的控制。鲍勒认为，孟德尔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派，是世纪交替时生物学最具革命性的进展。最终群体遗传学综合了这两个进展，成为“进化论综合”的基础，它们一起彻底消解了进化的“发育”模型，破坏了“进化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的信仰，从而完成了进化论历史中的第二个观念转变。在鲍勒看来，孟德尔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都表态要接受“硬遗传”的概念，这与“遗传决定论”（hereditarianism）的社会政策在西方世界的盛行相平行。这个事实提醒我们，第二个观念转变不仅需要科学内部研究传统的转换，还发生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的背景之中。
四
鲍勒对进化论史中这两个观念转变的重建揭示了传统“达尔文革命”形象的不“自然”。那么，它是如何人为地产生的呢？鲍勒以下的分析表明：“达尔文革命”的图像是被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力量刻画出来的。
首要的力量来自于“达尔文产业”（darwinian industry）。“达尔文产业”兴起于1959年为纪念《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著名的生物学家德•贝尔（sir gavin de beer），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和迈尔开始对达尔文思想的发展产生兴趣。其中，德•贝尔和史密斯对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达尔文档案特别关注。他们和其他人一起陆续编辑出版了《起源》的集注本和导读、各种笔记 、阅读批注、《起源》的原稿，重印了他的不太著名的著作和论文。他们不仅出版了达尔文的通信选集，还计划出版他从1821年到1882年所有的通信。 基于这些原始文献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1982年为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世界各地都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围绕达尔文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商业，出现了各种普及读物和电视系列片。然而，是否所有关于达尔文的研究都属于“达尔文产业”呢？鲍勒认为不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词特指的是辉格史式的研究。“辉格史”的编史方法是从现在确立的科学“真理”出发，在历史中挑出一个发展的主线，不符合这条主线的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扭曲以适合这个发展的线索，最终不可避免地达到现代科学所站立的位置。运用这种方法，正统科学史制造了很多神话以及神话中的英雄。几乎所有的现代文明都用关于自己起源的神话来使其成员所假设的特权地位合法化，在这一点上，科学共同体也不例外。现代达尔文主义者在编史学上达成了一致：进化论史本质上就是达尔文主义的历史。但是，这个结论忽视了如下的重要事实：不仅当时自然选择机制没有被科学界接受，而且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也没有被达尔文主义所统治。虽然辉格史回避了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所扮演的角色，鲍勒认为，专业科学史家要学会从神话的正面瞥见更为复杂的现实。
第二种力量来自于科学和宗教“处于战争之中”的形象，这两个东西被认为代表了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鲍勒指出这个形象是被德雷珀（j.w.draper）1874年的著作和怀特（a.d.white）1896年的著作强烈促成的。因为他们两人都将科学看成是将传统宗教所鼓励的迷信和无知赶走的重要动力，所以宗教和科学的敌对形象将更加突出科学的胜利。在以这个形象为基础的编史传统中，进化论的出现是科学理性主义和唯物论导向的世界观取得胜利的重要步骤。《起源》引起的争论被描述成高度分化的两极。一个例子就是“达尔文的斗犬”t. h. 赫胥黎和牛津的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在1860年的大辩论。尽管当时的辩论并没有决出胜负，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和科学家还是把这场辩论漫画化，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在赫胥黎的雄辩之下大获全胜。由此可见，那些欢迎科学战胜宗教的人（包括一部分现代达尔文主义者）一厢情愿地希望科学的胜利是一举获得的。这种非此即彼的区分使得代表调和立场的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消失在其间。
第三种力量来自于那些对达尔文主义不满的人，他们认为达尔文主义是唯物论的典型。在这些人当中，最为突出的是拉马克主义的支持者，他们针对达尔文的神话，构造了拉马克的“反神话”。对他们来说，达尔文主义之所以获得中心地位，只是因为它符合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很多科学家的唯物论偏见，因此他们把达尔文主义刻画为教条权威，不允许其它机制的挑战；而拉马克主义则被看作是失去的理想，被达尔文主义褊狭的唯物论所践踏。结果，这些拉马克主义的支持者强化了“达尔文主义已经在19世纪末期统治了科学”的解释。他们忽视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的机制曾经很盛行，也没有认识到早期的遗传学家拒绝和达尔文主义者联手的事实。另外一些对达尔文主义的唯物论含义感到不满的历史学家也夸大其成功，将达尔文描绘成在19世纪思想中逐渐得势的唯物论的典型。在他们看来，现代世界的道德混乱是从唯物论的土壤中长出的苦果，这导致他们认为，达尔文主义的唯物论在19世纪的胜利可以为现代困境提供干净利索的解释。虽然这第三种力量本质上与前两种力量相反，忽视非达尔文进化论的原因也不同，但是它们一起在“达尔文主义早就胜利”的假设中达成了共识。
五
通过《非达尔文革命》，鲍勒对“达尔文革命”的正统解释提出了质疑，这种怀疑态度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达尔文的“英雄”形象掩盖了历史的复杂性，通过对这种形象的反驳，鲍勒重现了“进步”的观念在19世纪思想史中的连续性。“进步”的观念是19世纪进化论发展的线索，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对这条主线构成了威胁，但远远没有阻断它发展的进程。因此，“达尔文革命”的正统形象导致了两个主要后果：首先，忽视了19世纪盛行的进步主义对进化论历史的作用；其次，进步主义所占据的优势地位被唯物论和反目的论所取代的原因也被简单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进步”观念和进化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重建进化论发展的历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种研究也是理解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
不过，我认为仍旧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鲍勒把现代达尔文主义处理为一个均一的理论，这掩盖了它内部存在的分歧，关于“进化性进步”（evolutionary progress）的现代争论发生在“综合理论”的框架之内，并且仍在继续。其次，关于第二个观念的转变，我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对“进化论综合”还是非常重要的，两者连接的环节就是以皮尔森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派。鲍勒的论证只是表明孟德尔遗传学不是自然选择理论和“综合理论”的连接点，但是生物统计学派在这两者之间所构成的连接仍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如此，鲍勒在展现“进步”的观念在历史中的连续性以及进化论的历史不等于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等方面仍是非常成功的。鲍勒曾告诫说，不要对他在《孟德尔革命》〔7〕中的用词太当真，“孟德尔革命”的概念只是被用来表明从《起源》引起的争论到现代进化论的产生之间，一个非常重大的概念转变是必要的。同样，我们也不用对“非达尔文革命”这个概念太当真，尤其是那些容易被触怒的人。问题的关键是要关注鲍勒通过这个概念想要表明什么。对达尔文过度的专注所造成的后果已经被鲍勒揭示了出来，历史的复杂性和连续性拒绝一个人的独角戏，也拒绝相连时期的判然区别。进化论的历史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鲍勒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关于过去事件的客观的编年史，它是其观点受当前立场决定的那些人所作出的一个解释。”〔8〕 这表明历史学家在处理自己的先入之见时应该备加小心。对鲍勒来说，在考察思想观念的发展时，历史学家关于一个科学理论对错与否的先入之见对编史的影响是应该而且可以避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辉格史的局限性可能被超越。
参考文献
〔1〕 〔4〕 mayr, e. toward a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6－198, 96.
〔2〕 〔6〕 〔8〕 bowler, p j. the non-darwinian revolution: reinterpreting a historical myth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3, 14, 16.
〔3〕 chambers, r.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m〕. vestiges and the debate before darwin （lynch, j m. ed.） vol.7. bristol：thoemmes press, 2000.
〔5〕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171-172.
〔7〕 bowler, p j. the mendelian revolution: the emergence of hereditarian concepts in modern science and society 〔m〕.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