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美国19世纪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对科学研究活动本身、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科学的社会作用、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以及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许多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抽象研究”与“实用研究”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他的一些观点是当今流行的“研究”与“发展”关系理论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科学观/宗教/实验物理学/研究与发展

【正文】
约瑟夫·亨利(1797-1878)是美国19世纪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和卓越的科学领导人。他终生献身于科学事业，历时半个多世纪。亨利最早发现了电流的自感现象，和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差不多同时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电感的国际制单位就是用他的姓氏命名的。亨利曾担任过美国史密森学社的第一任社长和国家科学院院长。作为美国第一代科学领导人，他的科学组织工作为美国科学事业在20世纪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亨利在科学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他独特的哲学思想与进步的科学观不无关系。通过对亨利的哲学思想和科学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美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飞速发展的原因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
亨利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名虔诚的宗教徒，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创造万物的神创说和克己为人的道德观影响着他的整个一生。近代自然科学脱胎于宗教神学，近代科学史上绝大多数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宗教徒，这是很自然的。
作为宗教徒，亨利对上帝的存在坚信不疑。他“坦率地承认有关无生命物质的规律同样能很好地应用于所有有生命的机体，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相信有超然其上的某种神秘的东西存在。Www.11665.com”([1],p.109)他认为，物质的基本属性是“惰”性，即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它的状态不发生变化。物质世界之所以千变万化，是因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亨利看来就是“神”的力量。他觉得：“术语‘自然规律’更重要的含义是一种流行的概念，神的意志不断地按照这种概念起作用，从而产生自然现象。”([2],p.48)在亨利五十多年的科学生涯中，他的这一信念似乎始终未曾改变，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给他的朋友帕特森(patterson)的信中谈到他终生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我们在充分地思索之后发现，试图解决整个宇宙问题（对现象和它们之间联系的解释）的最简单的概念是‘神圣的上帝’存在的概念。”([3],pp.154-155)
亨利认为，物质世界的运动，包括生命体的运动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不遵循规律的运动是不可想像的。上帝不仅创造了自然界、创造了人类，还创造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按照这种规律来指挥万物的运动。他指出：“没有规律的宇宙……是没有科学的可能性和智力控制者、创造者表现形式的宇宙。”([2],p.48)上帝本身的活动也不能例外，同样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个上帝是不可变化的，条件相同，他的活动总是遵循同一规律。一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一千年后将重复发生，只要存在的条件是相同的。”([3],pp.154-155)亨利同时又认为上帝创造的这种规律可以通过人类的科学活动来认识它，探索这种规律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天职。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赐予人类以智慧，探索自然规律就是这种智慧的某种应用。他相信上帝“具有无穷的智慧、力量和天赐才艺——他使我们具有智力。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活动实际上由被称作为科学的东西展示的时候，这种智力是足以理解它们的”。([3],p.154)
可见，亨利心目中的上帝并不是普通人所祈求的上帝，而是安排自然秩序的上帝，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斯宾诺沙(benedictus de spinoza)的上帝。这种有神论采取了“泛神论”的形式，它把自然和神相提并论，上帝成了自然规律的代名词。许多大科学家，包括像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a.einstein)，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也是这样的。爱因斯坦曾说他自己的哲学是“宇宙的宗教”，是“宇宙的宗教”鼓舞他始终忠诚于他所献身的事业。他认为，“只有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才能大大超出”恐惧宗教和道德宗教的水平，达到“宇宙宗教”的境地。（[4],280页）他把信奉宇宙宗教的人所具有的宗教感情称为“宇宙宗教感情”。很显然，在亨利的哲学思想里包涵着浓厚的宇宙宗教感情。在不断的科学研究中，他惊叹宇宙的神奇和美妙，折服于大自然的和谐与统一。于是，探索大自然的运动规律，揭示宇宙的合理性成了他超凡脱俗的精神寄托。正是这种深挚的宇宙宗教感情造就了他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和良好的个人品德。亨利认为，科学是一种崇高的事业，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有为全人类谋利益的高尚情操。他觉得“充满着科学高尚精神的人是不追求因为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而带来的金钱报酬的”，而是要“让人家去收集他沿途撒下的金色果实。”([5],p.105)亨利一生发明了许多东西，可他从未拿去申请专利，总是无偿地奉献给社会。有一次，当他的朋友劝他去领取像电磁铁、电动机、模型电磁电报机这样的发明专利时，他说：“允许一个人独享科学带来的好处是和科学的尊严不相容的。”([5],p.197)他所需要的唯一报答是“发现新真理的快乐。在科学上博得的名声只是更加自觉地为科学作出贡献的鞭策”。([5],p.197)
在亨利看来，宗教信仰和科学探索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科学和宗教应当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他认为，科学和宗教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各有其不同的研究对象，各以其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实现着自己的价值，追寻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促进着人类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研究追求的是“真”，人类日益增加的科学知识可以清洗人格化上帝的渣滓，使宗教不断摆脱愚昧、无知而达到更高的境界；宗教则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们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在人的身上培养起“善”的品格。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应该发生冲突，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误会，它严重地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的更高文明是基督教义和科学研究两者的共同产物，亦即神学和科学高度发达的产物，无论是科学还是神学的落后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悲哀。在对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后，他说：“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赢得了我们的称赞，它们在人类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但是，它们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更高级的、更神圣的基督教的普遍影响；第二，关于自然规律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使得人们能在改善地球环境的过程中达到控制它的活动，利用它的能量的目的。由于没有这些进步的要素，罗马的进步不能超过有限的程度，最终成为野蛮征服者的牺牲品。”([1],p.102)
近代自然科学是在和神学宗教的斗争中诞生的，长期以来，科学和宗教之间的论战，从未停息过。达尔文(c.r.darwin)“进化论”的问世，使两者之间的论战日见升级。在这场论争中，亨利毫无疑问是个调和论者。亨利为科学和宗教之间出现的这种互不相容的局面而感到痛心，觉得“以科学的阐述者为一方和以神学的阐述者为另一方的对抗已经造成了危害”。([1],p.108)亨利是最早赞同达尔文进化论的美国科学家之一，虽然他经常被告诫不应该支持作为宗教异端的这一理论，但他的态度却从未动摇。他在给植物学家格雷(asa gray)的信中说：“我经过反复思考，对进化论得出如下的结论：它是你们博物学家得到的最成功的假说。它实际上给了你最底一层的基础，即是你曾经依赖过的、真正的科学基础。”([3],p.150)1876年，亨利作为国家科学院院长，邀请赫胥黎(t.h.huxley)来美国演讲进化论。赫胥黎的演讲在美国的影响极大，它改变了许多人对自身和宇宙的看法。与此同时，亨利又坚信进化论不会动摇基督教的根基。他不赞成“用一些思想去培养反对研究大自然现象的感情”，([1],p.108)耐心地安慰神学的阐述者们“不必担心科学研究将证明在物理学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创造出来的《圣经》的解释是错误的”，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圣经》已经揭示的东西的最好评注”。([1],p.108)
由此可见，探求宇宙的奥秘，论证上帝的存是亨利进行科学研究的强大动力，但相信科学有造福于人类的特殊功能也是他终身从事科学活动的重要原因。在亨利的时代，许多人把科学研究看成是高雅人的一种消遣，觉得只有技术才真正具有能动的社会作用。亨利却认为科学是对人类有用的知识，它有着比技术更巨大、更广泛的社会功能。亨利认为科学至少有三种明显的社会功能：(1)科学发现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它为人们提供了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作为真正的科学能给人们以控制自然力的能力的说明，我们可以谈及储藏在我国和其他国家煤田里的能量的各种应用……或者，我们同样可以说明电的结果，在科学的控制下，电将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在几乎所有地方造福于人类。能产生如此结果的知识必须有作为其基础的东西，它毫无疑问地应当被称为科学。”([6],p.94)(2)科学研究能锻炼人的思维，提高人的智慧和整个人类的智能水平。“科学不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它还有助于人们最高智力的发展。”([1],p.104)“它增强理解力，训练想像力，唤起并不断培养人们对追求的目标——真理——的热爱。”([1],p.105)(3)由于科学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的生产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现代世界上较文明的国家里，人类的这一状况——黑奴制度的废除应该归功于对自然运动规律的研究。运用这些规律，人类不仅从粗笨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获得了对生产产品的能量的控制。”([1],p.103)
　　　　二
亨利的世界观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宗教唯心主义，但在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中，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却随处可见，辩证的观点也表现得极为充分。亨利认为“科学不在于认识事实，而在于认识规律。它主要与变化有关，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2],p.46)他曾说：“我们和瞬时以前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决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呼出的每一口气带走我们身上死亡的部分；我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有助于通过摄取新物质来弥补损失。我们正在不断地消耗，不断地更新。”“严格地说，我不是在对不久前我正在向他们讲演的同样的听众在讲话，新的思想已经通过了每一个人的大脑。”([2],p.47)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说过“我们不能两次走下同一条河流。”亨利的这段话可以说是赫拉克里特辩证思想的又一种表述形式。亨利指出，“变化也许不可觉察，但不会没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规律，它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得。“在永不停息的宇宙中，任何时候各种变化都是永恒的吗？答案是变化具有规律。”“具有预言功能、在某些情况下能控制大自然运动的这些规律的知识构成最高的学问。”([2],p.47)他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认识这些规律，而实验和归纳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6世纪以前，科学研究的经验方法主要是对自然过程的观察。英国的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首倡以实验的方法来探索大自然，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galilev galilei)则为实验科学奠定了基础。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思想对早期美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亨利对培根思想在美国所产生的作用持折衷态度，一方面，他不欣赏培根对以神学为中心的经院哲学进行的彻底批判，另一方面，他对培根所创立的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归纳法又很感兴趣。亨利觉得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哲学方面，最惹人注目的早期工作者是英国的培根和意大利的伽利略”。([6],p.93)亨利的几乎所有科学成就都是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之上，但他似乎对实验更感兴趣。
亨利十分推崇古希腊人在科学上的成就，但是他常常批评他们的观察是漫不经心的，说他们的所谓术语“经验”只涉及到自然观察而不包括更有效的实验方法。自然观察只能认识那些自然界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东西。这种观察在许多情况下，除非我们充分地作好准备，及时地注意，要不然，“它可能尚未来得及记录就消失了”。自然界发生的有些自然过程往往是一去不能复返的，人们无法对它们进行重复的观察。然而，实验则不是这样，我们一般能选择时间和地点，我们可以经常重复对于观察每一个细节所必需的现象。”([6],p.92)再者，我们还可以对实验过程进行人为的控制和干预，使自然过程简化、纯化，以便进行观察。科学实验还可以使我们观察到自然界不能自发发生的物质过程和一些无法进行直接观察的自然现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亨利在研究中为了观察一些现象，揭示事物的运动规律，总是不断地设计出一个又一个实验。亨利不仅认为实验是科学研究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还把实验看作是进行科学教育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他觉得对眼睛刺激产生的印象是最深刻的，用实验来演示电和磁的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一定能使学生对电和磁获得更加明确、更加形象的认识。
在探索大自然运动规律的过程中，亨利崇尚归纳法。归纳法是根据某一类事物中许多个别事物都具有某种属性，从而推演出这类事物都具有这种属性的一般结论的推理方法，它是获得科学发现的重要手段。在科学史上，许多重要的自然科学定律都是通过归纳法获得的，亨利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也都得益于归纳法。亨利对归纳的过程是这样描述的：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猜测，亦即采用关于所研究的特殊对象的原因和规律的假说，然后从这个假说推导出逻辑的结果，再用实验和观察来检验这些结果。重复这一过程，直到假说被建立。它不仅解释了原先的现象，而且提出和第一现象相联系的一系列有关事实……假说是一种联想，它依赖于对所谈现象进行条理清楚的、合乎自然法则的类比，用来进行类比的其他现象的发生原因是知道的”。([6],p.95)由于任何个别事物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因而由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常带有很大的或然性。对这一点，亨利十分清楚，所以他特别强调对由一般结论，即假说推导出的逻辑结果，亦即推论，要用观察和实验来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不但增加了对一般结论可靠性的认识，同时也有可能获得新的正确命题。所以，他曾说“推论的方法是所有科学进步的基础”。([6],p.95)从亨利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应用归纳方法时，是以观察和科学实验为其前提的，并强调了假说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人们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感性的事实材料，然后进行整理、加工和概括，从理性思维中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达到理论认识的高度。但是，这一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在未做进一步的实践检验之前，只能对所考察的对象提出假定性的说明和解释即为科学假说。在科学理论尚未确立以前，人们利用假说来试图说明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假说再经过观察和实验的验证就上升为科学理论。在科学史上，关于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是牛顿学派和笛卡尔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牛顿的“力戒假说”曾影响着许多后来的研究者。亨利深受牛顿的研究方法影响，崇尚归纳法，但亨利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它是形成科学理论的重要手段之一。
亨利认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发现有的事实不能为原有的理论所解释或者与原有的理论相抵触时，这说明关于这一事实的规律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与这一事实有联系的许多未知事实都有可能服从于这一规律。亨利说：“未被解释的事实称为未解决的现象，几乎在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里都能找到。有时候，它们在偶然的观察中被发现，有时候，在一些其他现象的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它们作为一个未解决的事实被有经验的研究者所认识。当它们不能作为任何已知自然规律的结果被推出时，……由它能推导出一个普遍的定律。”([6],pp.95-96)这时候，为了完满地解释新的事实和现象，就必须提出科学假说。由于受到有限事实的局限，假说还不一定就是新的规律，但是在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它起着桥梁的作用。亨利强调，“科学定律可靠性的证明并不依赖于数学推导，像欧几里得从自明公理中推导出命题一样。而是依赖它的逻辑推论和实际的自然现象的一致性——不仅在程式上，而且在量度上也是一致的”。([6],p.93)假说是否可行应当由实验来验明，无论假说被证明是可行的还是不可行的，它都会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加深入一步。怎样使假说上升为理论呢？亨利概括了这一过程：
从能解释某一事实的假说，可以得到一个能够以实验进行验证的逻辑推论。于是，研究者“对自己说，如果这一假说是可行的，我进行一个确定的实验，一个确定的结果应该产生。实验被进行，但没有结果跟随。在这种情况下，假说是不可行的，或者推论是错误的，或者实验中出现一些问题。后两种情况被检查，如果没有发现错误，那么，得出下面这样的结论是确定无疑的：假说确是不可行的，或者说，这只是一种猜测。后来，另一个假说被设想，另一个推论由之得出，一个相关的实验被进行。但仍然没有获得所期望的结果。接连地变换许多次假说，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自然界仿佛被这一坚持不懈的提问所疲乏，作出勉强的答复。最后的实验给出了一个和所作的假说完全一致的结果。”([6],pp.96-97)这样一来，这一假说便解释了两个事实，当然，它还不能称为真理。
“现在，他有两个事实和一个解释它们的假说。但是，他的高兴常常是短暂的。为了扩大他的事实的数目，从他的假说中得出了新的推论，实验被尝试，明确的结果被获得。但仿佛是为了压抑他由于自己的预见性而产生的自豪感，实验结果完全不同于他所预期的结果。他的热情一度为这一结果所挫伤，但他以下面的思想安慰自己：实际上，他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现在他已经有三个事实和其中两个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假说一般地不被抛弃，但一个修正它的想法被产生以便使它包括第三个事实。于是，由这一经过修正的假说产生出另一个经过修正的推论，同样经过实验检验，得出一个可能差不多和预期的东西相一致的结果。但是，这一假说仍然可能需要进一步修正，为了展现出新的现象，所有能被得出的推论从中推导出来，每一个推论本身受到实验的检验。进程因此继续，直到经过各种修正后，假说明显地成为新的结果丰富的精确表达式。”([6],p.97)
很显然，亨利概括的只是从假说到理论的一种过渡形式。
亨利认为，“从这种归纳中成功地得出的假说被称为‘理论’，用精确的科学语言来说，它是自然界真实规律的表达，而对于先时的可能性或猜测，则应用‘假说’这一名称。”([6],p.98)
虽然亨利对假说如何过渡到理论的阐述还不是假说和理论之间关系的全部，但是，他的认识在当时来说还是相当深刻的。
　　　　三
早在奥尔巴尼和普林斯顿任教期间，亨利就已经萌发了“抽象研究”和“实用研究”应当协调发展的思想。在亨利的时代，人们把自然科学分为“抽象科学”和“实用科学”两大类，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相应地也就有了“抽象研究”和“实用研究”之分。当时，很少有人从理论上去考虑“抽象研究”和“实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科学的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亨利认为，“抽象研究”和“实用研究”保持协调发展，两者就会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就会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忽视“抽象研究”，其后果将会使“实用研究”成为无米之炊；忽视“实用研究”，则不能充分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亨利还认为，“抽象研究”和“实用研究”的协调发展并不意味着两者总是保持一个不变的比例，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应该有所侧重。在经济不发达、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应当较多地注意技术的开发和科学的应用，为科学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而在经济发达、技术领先的时候，则应该较多地注意“抽象研究”，以便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积累更雄厚的知识储备。
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经济是落后的、技术是薄弱的。这个时期，美国人注意科学资料的收集，藉助于欧洲大陆发展出来的科学原理进行技术革新无疑是符合国情的。当时，美国人在培根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影响下，取得了经验科学的巨大成功，特别是在植物学和地质学的资料收集方面，普遍得到了欧洲人的赞赏。美国建国不久颁布的专利法刺激了美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结果，涌现出一大批发明家和技术革新能手。仅1850年一年，美国就颁发了2,813项专利，平均每天6项。到19世纪中叶，美国就开始向欧洲输出技术了。([7],p.5)但是，经验科学的巨大成就和技术发明的大量涌现，使得美国大批有才能的人热衷于资料的收集和技术的改进而忽视了数学和基础理论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研究。自富兰克林轰动欧洲的研究之后70多年间，美国人在物理学研究方面几乎毫无建树。到了19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显得极不协调，但这一状况并没有引起普通人的注意。亨利在积极地从事电磁学基础研究时，美国的绝大多数人正为美国众多的技术发明和由此带来的富裕生活所陶醉，以至于认为技术发明就是科学而常常把发明家称为科学家。至于真正的科学，则由于它们不能为人们获得直接利润而受到鄙视。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普遍对理论探索者持有偏见，就是在科学家内部，也有不少人对科学的社会作用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些人放弃科学研究而专事发明，大批有才华的人因此涌向技术界。
早在1832年，亨利就在《论科学修养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了美国当时令人痛心的状况：“在通晓政治和国务的人中间，甚至在致力于文学和精湛艺术的人中间，很少有人能恰当地评价‘抽象科学’对世界文明现状的影响”。他们把现代文明“归于实际上产生次要影响的偶然情况，或者归于表面上的近因，例如科学对技术的直接作用。”([1],p.101)他还在一篇讲演中指出普通人对科学的偏见：“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理论探索者所持有的偏见，据说在我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重。”([8],p.389)“他们普遍倾向于低估科学原理的作用，认为它是纯粹的假说，从这些假说中不能获得实际好处。”([8],p.387)亨利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不正常现象，向科学界指出了这一潜在的危险：“机械工艺能够唤起所有依赖它们获得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的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人们觉得这些工艺对于国家和个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科学知识对于这一目的的应用，它们一定永远保持静止或者进展极其缓慢。”([8],p.382)
亨利认为：“在我国，整个大陆已经被征服，技术大大依赖于科学。当它们能藉助于欧洲的基本原理时，不过多地注意这些原理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在财富和智力上已经是今非昔比，这种状况就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因而，在这样的时机，呼吁公众注意‘抽象科学’的重要性和提倡对‘抽象科学’的追求是合适的。”([1],p.105)由此可见，亨利当时强调要重视“抽象科学”是从美国的国情出发的。他在强调要重视“抽象科学”的同时，也承认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重视“实用科学”的必要性。亨利的目的是要改变当时美国“抽象研究”和“实用研究”极不协调的状况。实际上，亨利在强调要加强“抽象研究”的同时，从来没有放松过科学原理的实际应用。亨利一生为基础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作出的杰出贡献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说明。在担任史密森学社社长和科学院院长期间，他大力支持全国的“抽象研究”活动是因为他十分清楚美国的专利制度和工业企业发展的需要足以刺激人们的发明创造精神，各种科学组织的主要任务不是进行这些“实用研究”，而是要为这些研究创造出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他又组织了许多不能由分散的个人和一般研究机构胜任的全国性的“实用研究”。在亨利的主持下，史密森学社曾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套全国电磁电报气象观测系统。
亨利强调要加强“抽象研究”所基于的另一原则是“抽象研究”逻辑上在先的原则。只有“抽象研究”取得巨大成就才能导致“实用研究”的持续进展。他指出，我们今天的富裕生活“表面上看来，常常归功于具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抽象科学知识的人的发明。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想到我们整个文明充满着主要是来源于科学研究的实际知识。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发明，不是产生于野蛮国家，或者不是产生于具有较高文明但没有科学的国家。如果我们希望得到文明条件依赖于经验工艺和偶然发现的事实，或者技术发明无需科学的例证，我们只能而且不得不求教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利用的事实和经验工艺都是偶然的经验或是简单的发明，结果，它们保持停滞不前达数千年之久。如果还不求助于国外的科学知识，它们一定仍然继续如此。”([1],p.104)尽管亨利当时对中国科学技术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并不完全了解，但他用中国和日本长期停滞不前这一事实来告诫美国人是颇有现实意义的，并且此后一百多年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历史也证实了亨利的预言。
亨利是美国的第一代科学领导人，他针对美国的国情，为发展美国科学事业而形成的战略思想，影响着以后许多科学界的知名人士。目前，美国流行的有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关系的理论，追根求源许多是从亨利那里来的。美国科学史家莱因戈尔德(nathen reingold)最近说：“虽然这一主张为亨利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所费解，但是直到现在，美国科学家还在暗暗地仿效他的主张，大力支持纯研究。”([9],p.280)美国二战期间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布什(v.bush)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提交给杜鲁门(h.s.truman)总统的报告中就一再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基础研究导致新知识的发现，提供科学的资本，创造储备，知识的实际应用必须从中提取。”“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19世纪美国人在机械方面的独创性大大地发展了工艺艺术，这种独创性主要是建立在欧洲科学家的基本发现之上的。”([10],p.19)“如果基础研究长期被忽视，工业研制的重大进展最终将停止。”([10],p.18)
有人认为，美国在19世纪只重视技术而不重视基础科学，基础科学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才为人们所认识，这是不很确切的。根据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至迟是在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科学界已经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点。经过亨利等人半个世纪的努力，到19世纪末，美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已经比较协调了，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日益增多。在亨利之后，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吉布斯(joseph willard gibbs)、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m michelson)等人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科学研究的新局面在19世纪末就已经打开，20世纪美国科学的高速发展可以从19世纪找到它的根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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