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是一种理智现象，诚如卡梅伦所说，科学主义也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 。概略地讲，科学主义从17和18 世纪的社会思潮，发展为19和20世纪的哲学信条。当然，这仅仅是就主流和影响而言罢了。其间，作为社会思潮的科学主义和作为哲学信条的科学主义同时共存和历时并进的现象自在情理之中，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哈克富特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科学主义的多维观点可以推出什么编史学的建议和问题呢？当我们把观念、社会利益和心理力能整合起来时，我们可以就科学主义在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发展说些什么呢？在17和18世纪，近代科学、它的边界和它的权威还正在涌现。科学在早期还嵌入在哲学之中，科学的权威支持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的权威。因此，正在出现的科学主义是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的固有作用的十分大的部分。科学与神学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神学（自然神学）和无神论也利用科学权威作为论证的论据。在社会上和心理上，哲学和科学的权威正在变化，并被新群体用来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此外，科学主义也开始被用来服务于个人和群体的心理需要（自然神学的布道可能是早期的例子）。在19和20世纪，科学主义的概念结构变化了，因为科学成长为职业化的建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被直接移植到其他领域，尽管通过哲学的间接路线有时还使用。与这个过程平行，科学的权威因为其成功（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的成功）而加强了。而且，传统宗教的局部衰落以及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兴起，大规模地转变了文化和社会的前景。作为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科学被嵌入上述各种信仰的变种。此外，科学作为宗教的完备的心理替代物的概念被系统阐明。wWW.11665.coM这个过程在19和20世纪之交前后几十年找到它的最明晰、最广泛的表达；履行不同社会功能和心理需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各种表现，构成了众所周知的例子。这位作者接着列举了科学主义的编史学要求回答两个基本的历史问题：
第一，如果我们接受科学权威是科学主义的关键因素的信念，那么就应该描述科学如何变得理智上独特和建制化，从而自17世纪以后在西方文化中获得了理智地位和社会地位。第二，我们应该描述和分析，科学的理智边界和社会边界是如何被构造为工作的科学家的行为以及亲科学的和反科学的公众关系的结果的。
哈克富特深知，由于科学主义是像宗教一样的质地丰富的历史现象，因此要勾勒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相当困难的。本-戴维曾经试图这样做。不过，迄今为止，有关科学主义的社会史方面的新文献，还没有产生出近代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主义的一般历史图像，科学主义的社会史以及思想史也没有导致长期的历史综合。 要满意地完成这一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可能可唾手而得。鉴于本章的立意以及文献搜集诸方面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只打算粗略勾勒一下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顺便涉及一下20世纪初科学主义在中国。对相关问题的解读和回答，也只能偶尔为之，难免浅尝辄止、浅希近求。
在不少研究文献中，作者往往把科学主义的思想源头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和笛卡儿（1596-1650），认为他们二人是科学主义的滥觞，乃至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主义者。这种看法是不够准确的。要知道，培根和笛卡儿所处的时代（培根与伽利略、开普勒是同代人，笛卡儿稍后一些），近代科学犹如刚刚露头的孱弱嫩芽，艰难地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还成不了什么气候。在这种与境下，根本没有科学的肥沃土壤，怎么会凭空冒出以科学作为坚强后盾和雄厚资本的科学主义呢？更重要的是，培根和笛卡儿虽然分别是经验论和理性论的典型代表，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偏执于一个极端 。尤其是，他们的科学观即对科学的总的看法，还是比较公允的和谨慎的，并没有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潭。这里仅以争议较大的培根为例加以说明。
培根固然强调人类支配自然，但是又坚持人类应该服从自然。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他说：“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 在这里，培根并不像流行观点误解的那样，是高傲地凌驾于自然之上、随心所欲地征服自然的暴君。特别需要明白的是，培根心目中的科学是慈善的科学——科学赞颂上帝的光荣，也增进人的舒适。他说：
我愿向大家提出一个普遍的告诫。他们考虑科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们不是为了心智愉悦追求它，也不是为竞争、或为比其他人优越、或为收益、或为名声、或为权势、或为这些下等事物中的无论哪一个追求它；而是为生活的利益和用处；他们作为上帝之爱的表示，完善和支配它。因为追逐者垮台总是由于权势的欲望，人堕落是出于知识的欲望；但是，关于上帝之爱，不会有过度，无论追逐者还是人，永远不会因它而陷入危险。
培根担心，新科学如果脱离博爱发展的话，会导致一种新的傲慢和新的堕落。诚如《新约》所言：“知识使人狂妄自大，爱心使人受到启发。”培根认为，人类的王国和上帝的王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科学意味着我们重新获得在第二次堕落中失去的对自然的支配权；这意味着要清除悟性中的一切高傲和谬误；这也是对自然中已经给定的一切东西的谦恭地接受，“因为进入那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类王国，与进入那只有作为小孩才能进去的天国相比，并无很大的不同。”因此，培根所提出的科学与神学的分离，绝不是指科学与宗教的分离。 培根像他的虔诚的、炼金术的先驱一样，深刻地感到上帝创世之爱，对人的痛苦的怜悯和为清白、人性、博爱而努力，他认为虚荣是最致命的罪恶。他描绘了不正当地对待技艺和科学所导致的邪恶状态：“我们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那里复制了罪恶，同时我们为此而遭受苦难。他们希望像上帝一样，但是他们的后代甚至希望更大。因为我们创造了世界，所以我们指挥自然，对自然飞扬跋扈。我们将表明，所有的事物像我们愚蠢地认为它们应该是的样子，而不像似乎是最适合于神圣的智慧的样子，或者不像它们被发现事实上所是的样子。”正如培根看到的，对所有这一切的惩罚是无知和软弱无能。培根是一个精明人，充分敏感到人的理智和精神的弱点，意识到日常思想和论说的肤浅，也不相信在宗教或政治上异乎寻常的热心人，因为这些人也能造成损害。他一生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种矛盾，并引起技艺和自然科学中的真正的和有价值的革新。对他来说，这是圣洁的工作，是与精神赎救不可分割的实际博爱的工作。
培根没有把科学与科学的有效应用截然分开。在他看来，二者如同信仰与德行一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再三强调，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的认识，就无法实现减轻人类生活的苦难这一目标。 培根虽然倡导科学的经验和功利精神，但是并未否认科学的理性和理想精神，尽管他没有认识到数学精神对科学的重要意义，也低估了想象和假设的必要性。培根也没有在科学中给予理性以惟我独尊的地位。对他来说，真正的哲学有两部分即理性的和道德的，它对应于人的两种官能——理性和意志。真正的科学把这两种官能结合起来，使它自己既不满足于被动的理性之光，也不满足于迟钝的经验。 培根注意到理性研究也会受到困扰，并揭示其中的缘由：“人的知性像虚假的平面镜一样不规则地接受光线，由于把它自己的本性与事物的本性混合起来，从而歪曲和污染了事物的本性。”“在科学中几乎所有弊病的原因和根子是这样的：在我们虚假地赞美和颂扬人的心智的威力时，我们忽视了寻求它的真正的帮助。” 当科学正在兴起时，培根就坚持认为，它的所有分支应该结合成一个基本知识的本体。而且，自然的统一性能够被证明，科学通过基本的学说即对所有科学来说共同的第一哲学，能够被结合到一个普遍的本体中。 显然，培根的科学统一并不是要把所有科学分支统一于物理学，更不是要把其他知识部门统一于科学。不管哲学眼界的巨大变化，培根指出的统一方向成为科学统一的传统进路，至今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由此可见，培根的科学视野和科学理想是比较开阔和明智的，在他那个时代能系统提出这样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波普尔对培根的科学观评价颇高：“培根的乌托邦就像许多乌托邦一样，努力把地球变为天堂。就它所承诺的，即通过自身奋斗以增长力量和财富，通过新知识以达致自我解放的方面来看，它可能是惟一实现其诺言的乌托邦。的确，它几乎达到了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 当然，培根和笛卡儿对科学的赞颂，对科学伟大复兴的自信，对科学功能的乐观预言，以及他们各自对科学方法论的两翼即归纳法（广而言之经验方法）和演绎法（广而言之理性方法）的推崇，加之其他一些具体的看法和观点（比如培根的学术分类：诗和历史是具有有限范围的第二类科目，自然科学是无比广泛、原则上更有价值的科目；笛卡儿的机械论哲学，以及关于人像机器，物理学是科学的主干的观点），都给科学主义者留下有用的口实和发挥的余地。因此，如果非要把科学主义与他们二人挂钩的话，我们也许至多只能说，培根和笛卡儿是科学主义的引线和酵素——他们本人并不是科学主义者。
准确地讲，科学主义萌生和成长于17世纪，它是伴随着科学建制化和近代科学的孕育和诞生出现的，并随着科学革命的大功告成（以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而得以确立。在这个世纪破晓，在意大利罗马出现了山猫学会（1601），伽利略是该科学学会的会员。1662年，英国国王颁发特许状，正式成立皇家学会，其全称是“伦敦促进自然知识皇家学会” ——这是科学建制化的正式标志。紧接着，巴黎皇家科学院（academie des sciences）也于1666年成立。与伦敦皇家学会不同的是，它的会员从政府领取薪俸，以研究为职业。 17世纪中期前后，是科学建制化的酝酿、准备和完成的时期，这种社会背景为科学主义的萌生和发展准备了外部条件。因为科学建制化意味着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取得了相对自主的地位，科学独立于其他探索领域，科学规范不同于其他规范，经验的科学方法是获得客观知识的有效途径。
本-戴维揭橥，在巴黎科学院成立之前，在法国就出现了一些鼓吹科学的非正式的学术圈子和学会，为设立科学院奔走呼号。这些团体赞成积极支持科学的政策，也赞成采纳新的科学哲学，要求承认科学是一个自主的、在神学上中立的智力活动领域。在这种社会与境和理智氛围中，所谓的“科学主义运动”（scientism movement）应运而生。参加该运动的一群人相信：
科学是求得真理和有效控制自然以及解答个人及其所在社会中的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尽管这些人大都不懂科学。在这种观点中，经验科学和数学科学是解决普通问题的一种模式，也是世界无限完美的一个象征。
这个运动“赋予科学以广泛的社会和技术含义”，“视科学为进步的象征”。“运动”这个词的涵义是指该集团努力奋斗以传播自己的观点，并使其成员作为一个整体被社会接受。当这个运动达到它的目标，并且社会实际上采纳了它的价值观时，体制化就开始了。但是，在科学院成立时，这个运动的代表没有进入，因为科学院的成员是一小批声望很高的科学家，而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既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也有业余爱好者和科学政治家。不过，那时人们对科学仍然抱有戒心，认为科学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颠覆哲学，必须严格控制和缩小它对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的影响。法国王室未让非科学家进入科学院，也有离间科学和科学主义运动的意图，把科学与社会隔绝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支持者有时也不得不抑制自己对科学的热情，科学方法向公众和社会的任何扩张都要冒着被教会和政府控告的危险。当时，“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科学主义运动的成员是知识分子的激进派，他们对政治和经济有实际的兴趣。他们使用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把科学作为在经济、政治等事务中提供客观而‘科学’的根据的一种模式，以证明进行他们所期望的变革的必要性，而且这种变革不可能或不会得到传统观点的支持。他们的思想常常是不严密的和肤浅的，在事实的陈述和价值的判断之间有大量的混乱。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这种混乱一直存在于关于人与社会的大部分哲学思想中。”
从上述陈述和分析来看，此时的科学主义已经初步具备了它的主要内涵、结构和表现形式。不过，它还不可能成为强大的文化思潮，更不可能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基本停留在热中科学的小圈子内。但是，
到17世纪下半叶，由于牛顿力学体系的确立，把原先视为高贵的天空的力学现象与低贱的地面的力学现象和谐地统一起来，给予宇宙以完美的因果说明。进而，牛顿力学的范式也立即被应用到有关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而且小试牛刀即初见成效。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科学的信赖和信心，同时赋予科学以超越自身的更大权威性，从而为科学主义的成长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诚如本-戴维所言，在时人看来，由实验和经验获得的科学真理的有效性等同乃至超过了《圣经》。在英格兰，这种新的科学概念和机械论的世界观，被一些最重要的科学家看做是与他们的不信国教的和自由主义的宗教世界观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产生前所未有的科学发现的杰出科学创造与这种深刻感受到的宗教结合起来，激励人们深信，科学研究能为所有理智努力提供共同的效果和视野，并可能导致基督教各个派别的再联合，甚或所有一神教的统一。科学努力在任何地方都未局限于它的建制化的学术界之内，对科学研究在理智上优于其他认知传统的信念，势必把科学方法扩展到对人类社会的探索。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在自信方面尽管有所不同，但是却被普遍地加以尝试。
本-戴维的见解与其他学者的看法可以互证。索雷尔认为，自17世纪以来，哲学家就夸大科学在学问组合中的价值和理论理性在人的能力组合中的价值。频频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哲学家要求把道德、或历史、或政治、或美学、或人的心智的研究做成科学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科目变成科学就能在世界上把它提出来。科学地位的获得总是值得向往的，因为科学的价值高于其他。 本顿也表明，以为科学应该包括社会知识和心理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分支的看法，在17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科学知识的扩展不仅会保证物质福利的增长，而且会支持成长中的美学、道德和政治的启蒙运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会随着人类本性和潜力的理性研究而出现。
可以说，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18世纪成为科学主义高扬和凯旋的世纪。在科学内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人科学家以自己创造的分析力学和天体力学给牛顿力学披上精致的数学外衣，将其推向科学的顶峰；流体力学和刚体力学是忠实模仿牛顿力学（质点力学）的伟大成果；牛顿的概念框架和范式也渗透在热学、电学和磁学的研究中。在科学外部，英国工业革命（1760-1830）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波及使科学的物质功能初显端倪，法国的启蒙运动（1680-1789）使科学的精神功能斩露头角。这一切，为科学主义在欧洲的繁荣兴旺提供了特别优越的环境氛围。
在启蒙运动故乡的法国，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成为科学主义以及各种新思潮的大本营，皇皇35卷大开本巨著《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词典》（1751-1780）为启蒙思想家和科学主义者树立起一座永恒的纪念碑，也使科学和哲学走出学者的书斋，成为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动向导。哈耶克对此评论道：法国启蒙运动的特点，在于它对自然科学表现出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热情。伏尔泰堪称牛顿崇拜的鼻祖，后来圣西门又把崇拜推到荒唐可笑的地步。伟大的《百科全书》是把新科学统一和通俗化的一次重要尝试，达朗伯为其所写的序言（1754）不仅是该书的导论，而且也是整个时代的序言。 索雷尔不仅把旧的哲学中的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与培根的学术分类联系起来，而且也认为另一种形式与狄德罗、达朗伯的《百科全书》密切相关：人们给出详尽无遗的科学描述的理性使人更有见识，从而更有德行；宗教不是反复灌输道德知识的方法，实际上激励人心的艺术是能使人开始干得多、而不是感知得多的艺术，即它们是基于科学的机械的技艺（arts），而不是美术（fine arts）。 i. b.科恩也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向广大读者赞美科学及其成就，而且18世纪的通俗杂志用显著的篇幅说明科学的样态，描述最新的科学发现。报纸也大量报道科学的信息，科学甚至成为咖啡厅争论的话题。尤其是，
科学把意义赋予进步，这在任何其他努力领域是不存在的。……科学不仅提供了人们能够在社会中和人际关系中希望的一种进步类型的榜样，而且人们也开始思考，科学及其最终应用的进展会改善人本身。这样的改善甚至可以用能度量的术语构想——无限延长寿命，摆脱疾病等。……孔多塞看到，科学与人类发展中的每一个进步阶段密切相关。多亏科学，不仅使国家变得更完善，使社会本身变得更公平，而且甚至死亡也会如此远离，以至它会被看做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偶然事件。这种几乎是永恒的生命和幸福是科学的结果。因此，在18世纪结束时，对科学和必然来自科学的好处的陈述，在这里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哈耶克揭示了科学的物质功能有助于科学主义声势的强固和蔓延。在法国大革命（1879）时期，由于科学家能够在军事和生产上提供急需而必要的帮助，导致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的赞赏态度，主要从事应用教育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1794）应运而生。这所学校招募到一批声名卓著的科学精英作为教员，仅仅在数年内就声名大噪，并培养出有自己典型观念、抱负和局限性的实用工程师类型的人才。他们具有不承认任何未经建构的事物有意义的综合精神，偏爱自觉建立的事物而不是自然生长的事物，并为他们在一切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上持有的更为简明、更为满意的解决方案而自豪。这种社会状况滋长了一种盛极一时的普遍精神，并且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人类的理性能力不存在局限性，人类有望驾驭和控制过去一直威胁和恐吓它们的一切力量。尽管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大科学家没有把他们的技能和思维习惯毫无道理地扩展到不属于它们的领域，他们也很少关心社会和人的问题，但是科学之外的知识群体却被科学主义的大潮吞没。不过，与医学院有关的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群体的科学家，却多以意识形态学者闻名于世。其中，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居维叶阐述的生物科学的进步，可能大大地助长了科学方法万能论的信念。 史蒂文森洞察到，18世纪科学的凯旋，成为科学主义兴盛的强大动力。他说，各种乌托邦思想家受到新科学在天文学和力学中的成功的激励，提出应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和控制人的行为。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在他的宇宙体系中，描述了相当刻板的机械论哲学版本。他追随伽利略、笛卡儿在上世纪预示的世界观，把物质论和决定论作为牛顿力学对自然新理解的结果。他把自然视为一个巨大的机器，人的心智无非是大脑的变型，是原子的结构和运动的结果。按照他的看法，自由仅仅是幻像：“如果人相信他是自由的，只能显示他的危险的错觉和理智的软弱。形成他的是原子结构，原子的运动推动他向前。”他提供的幸福的处方是：学会按照理性生活！
19世纪是科学世纪，也是科学主义逐渐从社会思潮走向观念体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热力学、光学和电动力学得以迅猛发展，并最终建立起严整的理论体系。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迅速传播，成为人们观察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科学的方法和思维模式也被移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丹皮尔说得好：如果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把19世纪看做是科学时代开始的话，那么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在19世纪有了迅速的发展，而在于
人们对于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以应用于纯粹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以应用。
在这种背景下，科学主义思潮也逐渐向观念体系行进。在19世纪初，圣西门（1760-1825）就推荐用科学的进路解决所有问题，例如把关于社会组织的科学概念化为所谓的“社会物理学”。他具有异乎寻常的抱负，相信可以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由科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这些社会精英组成统治中心，改组和重构整个社会。圣西门提出把万有引力作为“所有物理现象和道德现象的惟一原因”，认为社会、政治、人的生活一般地都可以还原为引力吸引。借助新的科学宗教，通过牛顿委员会的运作，人类种族可以完善社会，达到新的黄金时代。在这里，他明确地把科学作为宗教来信仰，把牛顿当做基督来崇拜。 哈耶克的叙述比史蒂文森更为详尽：圣西门以夸大的方式复活了伏尔泰对牛顿的崇拜，他设计了在各地建立“牛顿委员会”的计划，这些委员会必须组织对牛顿顶礼膜拜的仪式，在牛顿庙中从事研究和授课。他认为在科学能够组织社会之前，必须先对科学自身进行组织：“找到一种科学的综合，它把这些对新要素的信条统一在一起，成为重组欧洲的基础。”为此，他提出把牛顿委员会变成伟大的新《百科全书》编委会，把全部知识加以系统化并统一起来：“我们必须以物理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整合。”这种物理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一般科学方法，它还要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最初只适用于有教养的阶层。它要成为宗教从多神论经过自然神论向物理主义进化的第三阶段。为了伟大的皇帝拿破仑——“人间的科学教主，就像他是它的政治教主一样”——“这个时代最能动的人”，要把科学体系组织在一部与拿破伦的名望相称的百科全书中。在他的领导下，“科学教会”中的“物理学教团”将撰写一部著作，它将使物理主义条理化，利用推理和观察，找出永远指导人类的原则。除了皇帝之外，他这个最伟大的人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做皇帝的科学助理，做笛卡儿第二，在他的领导下，这个新学派的工作将会惊天动地。圣西门的著作首次把现代科学组织者的特点集于一身。对物理主义和采用物理语言的热情，统一科学并使其成为道德基础的努力，对一切神学的即拟人论的推理方式的蔑视，组织别人工作的欲望，用普遍的科学方式规划生活的愿望，无不体现在其中。他特别强调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生理学，使之能够在从猜测阶段向实证阶段的进步中跟上科学的步伐。道德和政治科学作为生理学的一部分和它的最高峰，也必须和人的科学一起成为实证科学，因此必须“从思考支配自然科学的不同分支中的现象的众多特殊规律，向思考支配所有这些现象的惟一规律过渡”。做到了这一点，从而所有的专业科学都变成实证科学之后，普遍性的科学即哲学也会成为实证的。利用这种“实证体系”的组织，我们将明确进入人类历史的第三个伟大的时代或实证的时代，第一个或初级的时代已随苏格拉底而结束，而第二个时代或猜测的时代一直延续至今。
在圣西门的科学主义思想中，已经包含了孔德实证哲学、社会和科学的改造、人类精神演进的三阶段论等学说的萌芽，也蕴涵着20世纪初的逻辑经验论的一些见解。圣西门的思想尽管是天才的、早惠的、热烈的，但却比较杂乱和松散，根本不成体系。在圣西门之后，他的秘书孔德继承和发展了老师的思想。孔德不满意他的前辈庞杂的万花筒思想习惯，他的治学风格严谨而有系统，从而把科学主义推向观念体系化的阶段——他的六卷本《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四卷本的《实证政治体系》（1851-1854）等就是明证。这些鸿篇巨制很快流行开来，不仅成为法国的正统思想，而且从1850年至少到1880年也在德国、英国、俄国等欧洲国家居于思想舞台的光环之下。孔德科学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强调，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不仅提供知识统一、认识人性和社会的惟一有效途径，而且提供社会改革的价值源泉，以物理学为范型的、对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做实证研究的“社会物理学”（社会学），是完成这一任务所必需的具体知识。哈耶克认为，孔德的全部哲学建立在他的著名的三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规律之上。他的使命是由这样的规律决定的：一切较为简单的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已经达到实证阶段，有待于孔德来做的事情，就是让研究人类的科学也达到这一完美境界，以此完成人类的理性的主要发展。诚如孔德所说：
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乃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因为我们认为，探索那些所谓的始因或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也就是说，一切无法被归结为特殊或普遍事实的简单说明的命题，都不具有真实的或合理的意义。孔德承诺要证明“存在支配人类发展的规律，就像决定石头下落的规律一样确定。”要把历史改造成一门科学，一切科学的本质是能够预测。 梯利指出，孔德的理想是要改造社会，为此得改造政治和社会科学以及哲学，以便认识社会规律。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从科学的进步看到，科学方法是新任务要遵循的方法，只有实证科学所证实的实证知识，才能成功地运用到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凡是没有把握这种知识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是要靠模仿高等自然科学所用的方法，来获取这种知识。
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观念体系，几乎主宰了19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和社会思潮。斯特龙贝格深中肯綮地评论道，西方文明此刻变得越来越具有实证主义色彩，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思维方式受到排斥。日常生活充斥着科学技术，受到机械论模式和解释的影响。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自觉的精神生活当然应该恪守实证主义的规范，反对任何没有直接经过实验或论证来检验的真理。 在这个时期，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被过度诠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加上能量守恒原理和细胞学说的发现，再次激起还原论者和机械决定论者的热情，这一切，对科学主义的观念体系在社会上的传播和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达尔文读过孔德的著作，汲取了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生物的观念，摆脱了神学的羁绊。1859年，他出版了囊括他的生物进化学说的集大成著作《物种起源》。达尔文的划时代成就，直接导致和强化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孳生的社会和文化进化理论——的兴盛。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进化学说，尤其是把生物生存斗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机械地搬运到人类社会，用来诠释或阐明其发展和结构。它不仅在科学上理据不足，更重要的是把科学思想和方法无限制地外推到社会，强行用比较简单的生物过程说明错综复杂的社会过程，轻率地断定社会进化是机械地沿着固定的直线轨迹运行的。这种率尔操觚的社会理论一度成为政治保守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产生了诸多消极后果。像斯宾塞（1820-1903）和海克尔（1834-1919），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吹者和科学主义的代言人。雅基表示，斯宾塞虽然被奉为科学的无可争辩的解释者，但是他没有在一个科学分支受过系统的训练。几乎从他成功地步入他所处时代的大智者开始，他就把科学知识视为最珍贵的知识，把科学比作最高法庭，把在所有领域中的最高权能赋予科学，甚至把科学评论为独裁者（dictator）。海克尔的洋溢着科学主义气息的普及科学，被切斯特顿看做是盲目决定论和智力帝国主义（intellectual imperialism）的先行官，即使没有明显的暴政和令人窒息的无望。
斯宾塞是像孔德一样的实证主义者，他先于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思想和适者生存的概念。他最早把进化论用于社会领域的研究，用生物机体的构造和机能类比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以生存斗争贯穿在社会的各种关系之中，并以此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也就是说，他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归结为遵守同样的原理，这在他的《社会静力学》（1850）中得以集中体现。从1870年到1890年，斯宾塞的更多地带有拉马克色彩（当然也带有达尔文色彩）的社会进化思想曾经风靡一时。斯宾塞对科学知识价值的估价也夸大其词：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所有方面得来的结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和维护生命的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那个叫做谋生的间接保全自己，有最大价值的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正确指导的是科学。为了解决过去和现在的国家生活，使每个公民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须的不可或缺的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准备的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成效的学习还是科学。
海克尔把达尔文的学说发展成一种哲学信条，建立了一种完备的一元论哲学：“全宇宙，包括人类在内，作为一个奇妙的统一体，都被永恒不变的定律所支配。”他认为有机和无机世界是统一的。碳的化学性质是生命运动的惟一原因，有生命的原形质的最简单的形态必然是碳与氢的无机化合物，经过自然发生的过程产生出来的。心灵的活动只不过是一组完全决定于原形质的物质变化的生命现象。每个活动的细胞都有心灵的特性，而由单细胞原生动物的简单的“细胞心灵”演化而来的人类心灵的最高能力，只是脑细胞心灵功能的总和而已。
进入20世纪，维也纳学派在其逻辑经验论中，把科学主义的观念体系理论化和系统化，推向哲学思想的颠峰。尽管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并不是由逻辑经验论或科学经验论开始的，但是诚如索雷尔所说，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在20世纪达到高峰，则是不争的事实。自从1920年代维也纳学派构想科学统一纲领以来，使哲学转化为自然科学的分支，要求伦理学的自然化和生物学的基础等声音不断高涨。当时，最有影响的科学主义代言人是卡尔纳普、赖兴巴赫和纽拉特。这些哲学家相信，没有一个研究领域在实证科学之外，或不能从实证科学的方法中受益。这些人坚持的科学经验论具有五个显著的特征：科学是统一的，科学没有限度，科学在预言、说明和控制中是大大成功的，科学方法把客观性赋予科学的结果，科学对人是有益的——这些特征或多或少都具有科学主义的色彩。这种新的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是一种类型的自然主义。它不是有组织的运动的教条，关注地扩展到文化的整体。它是对过时的和专横的学院哲学类型的反应的集合。对于经验证据具有清楚意义的问题，它反对对其做先验研究的假定；对于科学完全能够说明的事物，它反对为使其有意义而乞求形而上学的专横。
逻辑经验论没有公认的思想和行动纲领，在这面旗帜下聚集的哲学家亦非铁板一块，即使在维也纳学派内部，也存在诸多见解分歧。但是，在坚持和发展科学主义方面，却是取向一致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彻底的经验论原则、反形而上学、统一科学和用科学的世界概念改造社会上。在由纽拉特执笔、于1929年联名以小册子出版的维也纳学派宣言中，集中表达了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的科学主义的系统观点，提出用科学的世界概念统一科学、改造社会、塑造人生的宏伟愿景——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篇科学主义的宣言书。该宣言倡导与“形而上学思想和神学思想”对立的“科学的世界概念的精神”——“启蒙精神和反形而上学的实际研究”，“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对思辨的厌恶”。宣言指出，“科学的世界概念的特点并不在于其特有的一些论点，而在于其基本的态度、观点和研究方向。”“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上的。第二，它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科学工作努力的目标是通过将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达到科学统一的。”科学的世界概念“其目的是统一科学。”科学的世界概念认为，“没有不可解之谜。传统哲学问题的澄清使我们部分地揭示了它们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部分地把它们转变为经验问题，从而使它们服从经验科学的判断。”这种澄清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鉴别一个陈述是否能够还原为关于经验所予的最简单的陈述，从而分清有意义的经验科学的陈述和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之类的陈述。“作为并列于或超越于各门经验科学的一种基础科学或普通科学的哲学是没有的；除了经验方法以外，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达到真正的知识；经验之外和经验之上的思想领域是不存在的。”不仅要把哲学还原科学，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要“清除形而上学的杂质”，使之“净化到物理科学所达到的那种程度”。与此同时，“科学的世界概念是和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应该以其“塑造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改造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致力于人类的联合”。宣言最后这样写道：
科学的世界概念的精神正日益渗透在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学校课程、教育、建筑艺术之中，也有助于按照理性原则改造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科学的世界概念服务于生活，生活也接受这种科学的世界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基于科学的世界概念张扬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并在推进科学化 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科学主义理想。这种意向和见解在其代表人物的论著中俯拾即是。该学派的领袖石里克揭示，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它研究的问题是人的理性不可解决的，而是它所提出的问题本来就是假问题。他说：“没有什么原则上不能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原则上不能解决的课题。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回答、不能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无意义的语词排列。”他提出的意义标准是：“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 石里克在这里所说的方法，意谓逻辑分析加经验证实（verification）的科学方法，后来卡尔纳普用“确认（confiemation）代替证实” ，对经验论原则有所冲淡。赖兴巴赫则力图把哲学纳入科学的框架予以改造：“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从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时代的科学研究里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他最后的结论是：“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 卡尔纳普甚至昌言物理主义的科学统一观：“每一心理句子都能用物理语言来表达”，“物理语言是普遍的和主体间的”，因此“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遍语言” 。费格尔这样诠释物理主义的两个主旨：
物理主义的第一个论题，或关于科学语言的统一性的论题，基本上就是建议把能否在主体间证实看做有无意义的标准。在这第一个论题中，“统一科学”实质上意味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切实际认识的（即非分析的）陈述的证实基础是统一的。从这个论题中必然得出的结果，就是肯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物理主义的第二个论题断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种种事实和规律，至少从原则上说都可以从物理学的理论假设中推演出来。我们可以把这第二个论题表述为：这是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解释系统。
对此，普尔评论道：逻辑实证论振臂一呼，以科学的名义，把所有道德的、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陈述作为无意义的东西打发掉。科学被过度地奉为神明，被吹捧为能够相信的理性仲裁人。他们还把科学语言或物理语言提升到元语言的地位，所有其他语言都要以它为参照做出判断。 逻辑经验论岂止以物理主义作为统一科学的基础和元语言，它甚至以物理科学解决问题的方式寻求社会问题的“直线”解答呢。
虽然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在理论化和系统化方面达到思想体系的顶峰，但是并没有在学界起太大作用，也没有在社会上造成太大声势。其原因在于，19和20世纪之交，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迪昂等对经典力学的批判、对经典科学观的反叛以及提出的某些超越时代智慧的后现代思想 ，严重地消损了科学主义思潮 ；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的凯旋，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出现的某些新动向和有益启示 ，与科学主义形成抗衡之势；世纪伟人爱因斯坦的开明的人文的科学主义和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 逐渐深入人心，使科学主义难以俘获人们的心灵；1960 年代以来，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领域涌现的对逻辑经验论的反动，一浪高过一浪。因此，尽管逻辑经验论的科学主义思想相当严密和精致，也不可能在科学共同体和学术思想界一呼百应。同时，由于这种版本的科学主义属于“阳春白雪”之列，自然曲高和寡，亦不可能在社会上广为流行。
虽说逻辑经验论的哲学和理智上的科学主义不可能声势高涨，但是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心理厚望还是有机会找到它的市场的。从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染料工业、电气工业的发展，科学成为新工业基础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进入20世纪，科学成功地发现了许多微生物病原，又研制出新的疗法和药品。化肥、农药、作物育种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缓解了饥饿的威胁。科恩对此评论说，这一切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对科学的功能的崇拜开始发展了。这种崇拜使人们深信，科学家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只要他们把思想转向它。几乎与此同时，一种希望在人们心中骤然升起：科学家不仅在与科学的硬核同源的领域（医学、技术、农业等）能做出有益的变革，而且在人类事务中也能如此。对许多人来说，科学似乎对人类所有的问题都能提供答案，不论是住房、国际关系或城市问题。 本-戴维看到，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科学在西方变成社会的世界观的中心要素，科学方法被看做是能够处理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进路，理性的和经验的研究被视为对付经济和社会问题普遍可应用的和可接受的工具，这种工具能够在不诉诸武力和暴力的情况下，调停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并推进人们向更好的未来迈进。二战后20多年，科学被置于中心（science-centered）的世界观导致教条主义的科学主义（dogmatic scientism）。这种科学主义的要素能够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观察到，其对科学的权力和权威的信仰时常是教条的。
这种教条主义的科学主义显著不同于早期形式的科学主义。科学的有效追求与政府和经济的分散化的自由形式联系起来，而先前17世纪的科学世界观偏爱集中化的计划和权威政府。“科学作为无止境的前沿”的新培根的乌托邦也变得与自由的民主联系在一起。人们广泛地相信，通过研究，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并期望美国总统约翰逊允诺的“伟大的社会”如约而至，在这个社会中，民主的政府会对事业和研究所要求的自由提供领导和保障，以便存在不断改善社会福利的手段。在科学家和科学代言人中间，惊人地确信（在许多场合接近于过分确信和傲慢）他们在帮助导致这种乌托邦的实现中有重大的作用和能力。

这种科学主义相信科学的无限威力，存在对研究的投入必然会产生福利的信念（有时不同于对魔法的信念）。许多科学家、知识分子、报刊记者相信，科学研究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科学握着国家钱袋子的绳子，是消除贫困和教育落后的途径。与此同时，杰出的科学家被作为“明星”和“超明星”对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觉得自己是超人。科学家自己要求类似于正式牧师的特权，要求科学享有“国教的毫无窘迫的天赋特权”。这种非理性的教条主义的科学主义虽然未被精心制作成在主旨上以科学为经常的、综合的、权威的意识形态，但是在这个方向上也有一些影响有限的尝试，例如斯金纳的行为乌托邦，德夏尔丹把科学视为基督教启示的一种类型，以及更近的社会生物学。
由此可见，在逻辑经验论之后，科学万能说，起码是过分相信和夸大科学功能的社会思潮和心理倾向，还是有它的预言者和追随者。例如，德日进在1955年认为，科学研究是人的功能的最高的东西。只有通过科学，人才能够学会如何控制他自己的命运，抓住他的命运的舵柄。科学甚至会征服战争。 美国化学家鲍令确信，所有现象——包括伦理和情感——都可以简化成一些最基本的物理和化学机制。在他的“亚分子世界观”中是没有神秘、神秘主义和宗教的地位的，大千世界完全是理性的和可以认识的。 物理化学家阿特金斯1992年在《新科学家》中写道：
在历史上，永不停息的科学之流使我们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限制它的论说领域，是它的诚实的表现和它的成功的跳板。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拒绝任何研究领域脱离它的方法：它们的时机将到来。与宗教的普遍而空洞的吞食和有神论的说明的通用言辞的浮夸相比，科学公开监视啮咬宇宙小面包的谨慎是诚实得多的趋向普遍的权能。
道金斯1991年在讲演中以类似的口吻宣称：“如果科学无法言说，那么可以肯定，其他学科根本不能说三道四。” 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心理与境中，神创论者也试图用科学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学说，构造出所谓的“科学神造说”（creation science），把受人尊敬的科学作为它的标签。
尽管不能说科恩和本-戴维等描绘的现象并不存在，但是我总觉得他们似有渲染之嫌——把科学主义的影响估计得过于严重了。我以为，20世纪后半叶科学主义在西方的声势是相当有限的：既没有在学界出现像维也纳学派那样的科学主义共同体和像逻辑经验论那样的完整思想体系，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形成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除了上面所说的四个理智方面的原因继续发酵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其一是，不少人把20世纪上半叶仅仅相连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归咎于科学（当然这是没有过硬的道理的），从而使科学背上原罪，乃至蒙羞。其二是，以1962年出版的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标志，在西方社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环境保护运动，人们的生态和环境意识日益增强，而相当多的环保主义者往往把科学视为罪魁祸首。更为重要的是，自1960 年代以来，对科学的新浪漫主义批判与反文化、反科学的社会思潮和群众运动自觉或不自觉地结为神圣同盟，向科学发起猛烈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主义怎么可能畅行无阻呢？科学主义怎么会有广阔的学术平台和大众市场耀武扬威呢？
关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问题，我在这里仅仅涉及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致从19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到1923年科玄论战后）的概况。在这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例如，有人把《科学》、《新青年》视为“唯科学主义”的始作俑者，认为“唯科学主义”当时充斥整个学界和社会 。其实，这位作者的观点并非独创，它不过是郭颖颐 等人的错误判断的引申和发挥而已。对此，许良英在其文笔犀利的论文中做了有理有据的驳斥 ，我也多次就这个论题进行了必要的澄清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的倡导者以及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不分青红皂白地贬斥为“唯科学主义”，实在是对历史的误读！
其实，在科玄论战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劢就揶揄丁文江的“科学万能之语”无异于“螳臂当车之勇”，讥讽其“蟪蛄不知春秋” 。梁启超也直言：“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如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 然而，按照科学主义内涵衡量，科学派乃至它的激进主将丁文江的科学观似乎难以无条件地归入科学主义范畴。张、梁二人的断言恐怕缺乏仔细分析，仅是凭感觉走的。
丁文江的具体表述是：“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 。他后来又重申了他的观点：“在知识里面科学方法万能；科学的万能，不是在它的材料，是在它的方法”。“科学的万能，不是在它的结果，是在它的方法”。 很明显，丁文江所谓的科学万能，实指科学方法万能。而科学方法万能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知识界内”、“在知识里面”。与此同时，他在谈及“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时，他所指的“知识”是：“知识即科学知识，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结论不是知识” 。这样一来，科学方法在科学知识内万能，这又何错之有？况且，丁文江秉承皮尔逊 的怀疑的唯心论，这当然包括对科学知识自身的怀疑。进而，他还批评了张君劢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的”，公例[定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陈旧科学观。既然科学方法都无法保证科学知识绝对正确和一劳永逸，其“万能”即便在科学内部不也是有限度的吗？在科学之外，又怎能“万能”得起来呢？其实，丁文江的科学方法“万能”的真实意思是，科学方法也可以在自然科学以外的学科和领域里适当运用，凡是用科学方法研究无论什么材料而得到的结果都是科学知识。在这里，他既没有断言仅用科学方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也没有排斥其他学科特有的方法，而且他申明“科学的态度是极平等的”，“科学的态度是极谦和的”。这一切与科学主义的内涵都对不上号，怎么能断定他的主张是科学主义呢？事实上，丁文江的意图正如他自己所说：
惟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它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它做人类宗教性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
（他在这里给“宗教”下了一个定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把科学方法还是作为“工具”和“技能”看待的，没有说它能够决定和树立“求真的诚心”和“为善的意向”——科学方法岂不是又不“万能”了？至于丁文江不认为科学之外的美术、宗教等不是知识，那纯粹是由对知识的定义——知识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事实的符合——引起的。要知道，他不反对美术，也不反对宗教，而且认为美术也不是可以完全离开知识的 。不过，丁文江数次用“万能”一词是不很恰当的，起码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极易引起不加深究的人的误解，也往往会产生不必要的混乱。
在这场争论中，其他科学派的干将也没有主张科学万能论甚或科学方法万能论。任鸿隽说：“我们晓得科学方法虽是无所不能，（请读者注意，我说的是科学方法，不是科学万能。）但是它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所说的限度，就是指经过分析而确实清楚的事实。” 唐钺在坚持各科有共同的方法的同时，也承认各科有各科的方法 。章演存甚至坦言：不敢说科学方法无所不能，科学方法也不是丝毫没有改造的余地 。
另外，从当时的学术思潮和社会状况来看，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似乎也未风行一时或成为主流科学观。诚然，张君劢说过：“盖二三十年来，吾国学界之中心思想，则曰科学万能。……一言及于科学，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此数十年来耳目之习染使之然也。”“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 诚然，胡适也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或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但是，只要细心考察一下，可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物质上以船坚炮利为政策，的确可以用影响颇大、绵延多年的洋务运动佐证。但是，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实属无稽之谈。至于说国人迷信科学，对科学唯唯称是之类，无疑是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不用说，胡适的言论多少有渲染、烘托之嫌，即便如此也得不出其时科学主义流行或肆虐的结论。在这里，蔡元培1918年为科学社筹款的启示很能说明问题：“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 不难看出，这段话中的“科学万能”只是一个修饰语，并非作者当其为真，起码不会认为科学在中国已经万能。不是嘛，当时中国仅有的科学社尚且面临生存困难，惶论科学“无上尊严”，“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现代科学才正式进入国门，科学教育刚刚开始在各级学校落脚，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识只不过是首次超越“器物”层次 ，以中国科学社（1914年成立）为标志的科学建制化仅仅迈出了第一小步。尽管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德、赛二先生，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科学事业依然十分落后，国人乃至上流社会对科学了解之可怜令人咋舌。当任鸿隽1818年从海外返国，与父老兄弟相问切时，让他“始不及料”的是，就连“承学之士，知科学为何物者，尚如凤毛麟角”。 在1922年中国科学社年会上，梁启超在讲演中指出，中国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中国人今日依然是非科学的国民。其原因在于，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有三点根本不正确。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粱启超断言：“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三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永远没有学问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就在科玄论战正酣之时，科学在中国的命运又是如何呢？陈独秀给出了一个相当悲观的估计：中国还处在孔德所谓的宗教迷信阶段，全国大多数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的旧的士阶级全体，新的士阶级一大部分，像张君劢一样相信玄学；像丁文江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 胡适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黯淡的社会现实和惨淡的科学现状：
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那里配排斥科学？至于“人生观”，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曾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
确实，与陈独秀、胡适一样，当时一些知识界人士也说过一些稍为过头的话：“科学在智识界造成了真理的极则，为正确性的标准，简直支配了思想。对于实践，则自然科学为生产的向导；社会科学为其他一切行为的向导。总之，科学显出了支配整个人类生活的样子。”之所以如此强调，与其说这是宣扬科学主义，倒不如说是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做有一定客观根据的描述，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科学的精神功能。果不其然，接着话语是：“在中国，就一般的文化来说，需要提倡科学，把我们从神学、玄学的谬误中解放出来。科学不发达，文化是不能增进的。知识界中的乌烟瘴气，更无从肃清。”
中国当时落后的经济、专制的政治、愚昧的文化、僵化的思想之现实，根本不可能有产生科学主义的土壤和气候。更重要的是，科学派的代言人任鸿隽、丁文江、王星拱等人的科学观直接来自批判学派 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皮尔逊 ，尤其是皮尔逊，对他们的影响举足轻重 。要知道，活跃于19和20 世纪之交的批判学派，不仅摆脱了先前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经典科学观，而且与其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也大异其趣，是一种相当开明、先进乃至超越时代睿智的科学观，跟科学主义根本不沾边。秉持批判学派科学观的中国科学派，怎么有可能是科学主义呢？
实际上，给科学派扣科学万能论和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帽子，只是玄学派反科学的一种手段和组成部分而已。玄学派反科学既是对当时国外反科学思潮的呼应（丁文江、胡适等都揭示了这一背景），亦是西方科学和技术进入国门以来封建士大夫阶层本能的排异反应和自觉的抗拒行为的继续和延伸。梁启超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则对反科学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借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 。反科学在当时出现也许是历史的必然逻辑——诚如陈独秀所说：“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 。当然，也不能否认玄学先生一点没有私人的“小算盘”——以实证和理性珠联璧合的科学和科学方法，对墨守成规、寻章摘句的学术传统，对在故纸堆中讨学术的方法 ，给予强有力的冲击，难免使旧文人产生一种明日黄花般的心理失落感和朝不虑夕的生存危机感。不过，我觉得玄学派之所以站在反科学的立场上，主要还是对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底蕴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在他们的眼中，科学只不过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器而已——恰如张君劢曰：“电灯、电话、自来水”，“科学也” 。难怪他们把科学等同于船坚炮利、务外逐物、赚钱求利，甚至认为科学损美败德（任鸿隽和唐钺在科玄论战前就批判了科学损美说和科学败德说 ；胡适强调，科学的人生观有美和诗意，有道德的责任和创造的智慧 ）。他们不仅认识不到科学的形而上意义，反而把科学派研究科学深层底蕴的深邃洞见和发挥科学文化功能的良苦用心斥之为科学万能论或科学主义。现今有不少学人喋喋不休地批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倡导者犯了科学主义和使科学意识形态化的错误，岂不知犯错误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的错误与玄学派同出一辙！
在这里，我们就五四时期科学与文学的关系看看所谓的科学主义是否对文学构成侵略之势。梁启超说过：“科学的研究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是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他们把社会当做一个理科实验室，把人类的动作行为，当做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拿它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的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分毫主观的感情作用。”实际上，情况并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至多只不过是科学对文学的正常的乃至稍为超量的影响而已。正如有研究表明的：在五四新文学时期，尽管存在把科学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但是，无论从知识性还是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科学都没有成为五四文坛的精神“图腾”而陷入新的迷信盲从。 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听到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就惊呼科学主义入侵，只要这种应用是恰当的和有分寸的，就应该受到鼓励而不是排斥。唐钺讲得有道理：
美的分析，现在虽然不精密，但是我们知道美不一定是不可分析的。……美不是超乎理智的东西，美感是随理智的进步而变化的。这种理智的成分，可以用科学方法支配的。其不可分析的那部分，就是美的直接经验的性质；那是科学的起点，而且理智事项也都有这种不可分析的起点的。这种起点就是所谓的“所予性”（givenness），“所予性”的本身，不特不可分析，也是不必分析；我们所要分析的，是一个“所予”（datum）同别的“所予”的关系，就是要有什么其他“所予”而这一个“所予”才能发生。至于要分析“所予”的本体，是无意义的问题，好像问白色为什么是白色，或是问第一个以前还有第一个没有一样。
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后现代派和国粹派合力搭班，正在上演类似的戏剧：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结成“神圣同盟”，打出反科学主义的旗帜，实际上是在对科学进行真正的讨伐。他们或从英国的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美国的学术左派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海德格尔之辈的梦呓中摭拾一点牙花，或从老祖宗的故纸堆中翻出根本没有民主气味和科学意识的祖传秘方，把人们正在设法医治的社会现代病统统归罪于科学。反科学或走样的反科学主义在理论上是空中楼阁，在实践中是因噎废食，根本站不住脚 。可以预料，他们的结局不会比当年的玄学派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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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培根认为，真正的科学是实验与理性的结合。他说：“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纲。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院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集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实验的和理性的机能——更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未做到的），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参见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75页。笛卡儿说：“应该充分利用悟性、想象、感觉和记忆所提供的一切助力”“探求真理”。参见笛卡儿：《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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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ben-david, scientific growth, essay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thos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533~534, 536.
t.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xi, 1.
拜纳姆等合编：《科学史词典》，宋子良等译，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607~608页。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13~114页。
t.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176.
i. b. cohen, commentary: the fear and destruct of sc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yvs, summer 1981, pp. 20~24.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21~127页。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sts, values and society,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pp. 29~30.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版，第283页。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sts, values and society,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p. 30.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35~143页。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王太庆译，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25页。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17~225页。
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第553页。
斯特龙贝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97页。
s. l. jaki, chesterton, a seer of science, urba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 chapter 2.
斯宾塞：《论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1页。转引自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4页。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版，第411、424、423、页。
t.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24., 3~9, 177.索雷尔在谈到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并不是由逻辑经验论或科学经验论开始的时候说，关于科学非凡的实践有益、理智严格和科学客观性的信念，关于它在学问或文化中的中心位置的信念，早在20世纪之前好久就被哲学家广泛分享。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可以追索到近代早期的科学哲学家，诸如培根、笛卡儿和洛克所犯的相关哲学错误。使他们的心智概念适应他们相信的东西是使心智适应于科学，他们被设想受到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心智哲学中的反省的心理理论和科学哲学中夸大的理性主义的影响。
汉恩、纽拉特、卡尔纳普：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曲跃厚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1期，第16~24页。
所谓科学化，就是使科学价值无条件地上升，使科学这一价值形式在文化领域不断扩张，使科学价值最大限度地普适化。也就是说，试图以科学这一文化形式为范型，同化、重构、整合其他文化形式，使它们的特征发生某种准科学的变化。科学化主要是通过科学方法向其他文化领域渗透和推广进行的。维也纳学派秉承孔德的遗志，把科学化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哲学、数学、语言的科学化方面用心良苦。尤其是，他们几乎把哲学化掉：以科学的证实和意义标准对哲学进行清洗，使哲学的内容、性质、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参见段培君：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8卷（1996），第6期，第16~23页。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意义和证实，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10、8、39页。
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74页。
赖兴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版，第241页。
卡尔纳普：使用物理语言的心理学，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475~476页。
费格尔：物理主义、统一科学与心理学基础，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512~513页。
m. poole, beliefs and values in science education, buckingha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6.
李醒民：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意向，北京：《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79~84页。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在1994~1998年间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彭加勒》、《马赫》、《迪昂》、《皮尔逊》等专著。
李醒民：现代科学革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长沙：《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6页。
李醒民：《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版；参见其中的有关章节。李醒民：爱因斯坦：伟大的人文的科学主义者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者，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9~17页。
i. b. cohen, commentary: the fear and destruct of sc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yvs, summer 1981, pp. 20~24.
j. ben-david, scientific growth, essay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thos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528, 549~551. 本-戴维认为，这种对科学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态度是站不住脚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抛弃它。
r. graham, between science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1.
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页。
m. poole, beliefs and values in science education, buckingha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8.
顾昕：唯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2卷（1990），第3期，第28~35页。该文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请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人们就遗忘了德先生；然而，赛先生却吉星高照，中国社会不仅接受了他，而且还对他崇敬有加。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张灏曾戏称这种现象是“赛先生”变成了“赛菩萨”。当时，科学成为人们崇拜的新偶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用以取代那些被彻底抛弃的旧的文化价值。然而，尽管如此，科学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的成长，它总是摆脱不了社会导向的地位。同时，唯科学主义对知识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加深远。它使僵硬的、一成不变的一元论思想模式的风格充斥思想文化领域。唯科学主义赋予科学更广泛的社会目标，视科学为打破传统保守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社会进步的武器。科学甚至被祭为反对传统、破除迷信从而变革社会的法宝。本来就已意识形态化的科学不断地扩张它的领地，最后终于成为左右社会发展、支配中国命运的新的信仰。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许良英：为科学正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辨析，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4卷（1992），第4期，第33~39页。
李醒民：五四先哲对科学的多维透视，北京：《科技导报》，2000年第4期，第16~18页。李醒民：五四先哲的睿智：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上、下），合肥：《学术界》，2001年第3期，第7~22页；第4期，第67~80页。李醒民：科玄论战的主旋律、插曲及其当代回响，北京：《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73~77页；第2期，第62~65页。
以下段落是在下述文献有关文字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改写而成的。李醒民：科玄论战的主旋律、插曲及其当代回响，北京：《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73~77页；第2期，第62~65页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98页。
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141页。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51、53页。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第193页。
丁文江：我的信仰，中国科学文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科学与中国》，1936年，第87页。
丁文江深受皮尔逊的影响。有关皮尔逊的情况，读者可参阅李醒民：《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版。357+vi页。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第193, 205, 203页。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第127页。
唐钺：科学的范围，《科学与人生观》，第290页。
章演存：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科学与人生观》，第146页。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61~63、101页。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10页。
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村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728页。
李醒民：五四先哲的睿智：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上、下），合肥：《学术界》，2001年第3期，第7~22页；第4期，第67~80页。
任鸿隽：初版弁言，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上海：中国科学社出版，1934年第2 版。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第4卷，第10期(民国十一年)。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3页。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12~13页。
杨伯恺：科学丛书弁言，皮耳生：《科学规范》，谭辅之等译，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第1版，第i~ii页。
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卷（1981）， 第6期，第30~38页。李醒民：论批判学派，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总第53期），第99~107页。
关于这三人的科学观，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我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专著：《彭加勒》（1994）、《马赫》（1995）、《皮尔逊》（1998），以及李醒民：《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2年第1版。
李醒民：科玄论战中的皮尔逊，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1卷（1999年），第1期，第49~56页；李醒民：皮尔逊思想在中国，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5卷（1999年），第3期，第42~47页。也可参见《皮尔逊》第七章。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12页。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页。
任鸿隽明确指出，对照科学精神，反观中国学术和学界，相形见绌，其陋立现。中国学子暖姝，思想锢蔽。神州学风一好虚诞而忽近理，二重文章而轻实学，三笃旧说而贱特思。参见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第2卷（1915），第1期。梁启超揭示出，中国学术界有六大病症：一笼统，二武断，三虚伪，四因袭，五散失。参见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第7卷（1922），第9期。陈独秀也认为：“圣教量者，乃取前代圣贤之言，以为是非之标准也。圣贤之智慧，固加乎并世之常人；能谓其所言无一不周万类而无遗，历百世而不易，有是理乎？倘曰未能，则取其言以为演绎论证之前提，保无断论之陷于巨谬乎？吾国历代论家，多重圣言而轻比量，学术不进，此亦一大原因也。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参见陈独秀：圣言与学术，《新青年》，第5卷（1917），第2号。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61页。
任鸿隽：科学与教育，《科学》第1卷（1914），第12期。唐钺：科学与德行，《科学》第3卷（1917），第4期。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25页。
刘为民：《“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79、181页。梁启超的言论也引自该书第175页。
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科学与人生观》，第271~272页。
李醒民：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北京：《哲学动态》，1990年第11期（总第145期），第25~2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