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批判学派的科学哲学虽然属于前现代科学哲学，但是其中既保留了经典科学哲学的合理内核，又体现了现代科学的时代精神，尤其是包含着诸多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成分和要素。逻辑经验论的现代科学哲学忽视了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遗产，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又把这些超越时代的睿智恣意夸大，从而走向极端。
关键词：批判学派 马赫 彭加勒 迪昂 奥斯特瓦尔德 皮尔逊 后现代科学哲学
abstract：although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 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 belongs to pre-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mong it the reasonable crux of a matter in classic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reserved, the ethos of modern science is reflected, particularly it includes compositions and essential factors of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 logic empiricism neglected these post-modernist inheritances of thought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unscrupulously exaggerated these wisdoms oversteping the ages, and went to extremes.
key words：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mach；poincaré； duhem；ostwald； pearson；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批判学派 是活跃于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学派（其对立面是力学学派或曰机械学派），是20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其代表人物为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 。www.11665.Com批判学派的科学哲学虽然属于前现代科学哲学，但是它既是现代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的源泉和根基，也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素——因为其中蕴涵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向。
一、现代科学哲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特征
要揭示批判学派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意向，首先必须厘清现代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特征，并以此作为参照物。在这里，尚须留意三点：“现代”一词在本文中往往也包括中文的“近代”之意，它们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modern；“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时间性的划分，毋宁说是思想倾向或态度方面的区别；现代和后现代科学哲学流派纷呈、观点驳杂，论者对它们的特征的概括只能用粗线条勾勒其要点。
菲力浦•基彻指出，后现代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四个教条是：观察的理论负荷；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或所谓的不充分决定论题（under-determination thesis）；信念的多样性；“行动者范畴”（actor categories）与历史写作，即叙述必须根据“行动者范畴”来建构：在讲述科学发展的历史时，一定要采取那种涉及到有关行动者的概念。这四个教条实际上意味着：除非被社会接受，否则不存在什么真理；理性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的范畴。
德尔•拉茨施认为，传统的或现代的科学概念坚持，试图借助经验观察让科学的理论化客观地和理性地受自然支配。这样的概念赋予科学三个特征：缺乏任何预设或缺乏对科学过程的先验约束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把整个过程基于经验资料保证了科学的经验性；仅依赖于归纳的逻辑使科学必然是合理性的。也就是说，存在独立的和客观的实在，从而存在唯一的客观真理（一个关于实在的正确的、总括的、包罗无遗的叙述或元叙事），我们每一个人在正确条件下都可以把握那种真理的独立的和自主的理性中心，科学从而具有优越的透视，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实在的客观的和中性的知识。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宣称，这样的观点是误导，它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带入社会的、经济的、概念的、精神的灾难的边沿。在他们看来，经验的东西是人的自由构造，被有影响的社会权力驱使，而且仅被这些力量约束。在与人无涉的任何事物意义上的客观性被驱除。社会影响变得如此深入，甚至像逻辑和数学这样的在理性上纯粹的学科也受到社会的东西的污染。科学中立性观念本身仅仅是社会强加和社会制造的现代神话。合理性原来是在科学控制中流行的文化统治群体所偏爱和所主张的有局限性的特征。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坚持的科学实在论只不过“审美的”东西而已。
南希•墨菲把支配现代性思想的哲学主题概括为三。首先是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即知识只能通过那些无可置疑的基础性信念才能得到证明，这些信念是知识建构的基础。其次是语言的表象-表现理论（the representational expressive theory of language），即语言必须通过表象所指称的客体或者事实而得到自身的基本含义，否则它就只是表达了说话者的态度而已。现代思想的第三个支柱就是个人主义，这是一条通向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进路。墨菲把任何偏离上述现代思想中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思想模式定义为后现代思想模式，他集中考察了两个主要的后现代哲学立场：认识论上的整体论和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他把奎因、波普尔、库恩视为整体论和反基础主义的代表，而后维特特根斯坦则是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先行者，他的主要贡献是：语言是生活形式，没有私人语言。
以上诸家以及有关文献中的见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依我之见，现代科学哲学的核心思想强调科学的经验基础、理性品格、客观特征，并主张科学主义 （中性的和贬义的），而后现代恰恰与之针锋相对：消解经验、告别理性、抹杀客观、反科学主义。下面的论述，我拟围绕这四方面展开批判学派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意向。
二、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意向
批判学派并没有彻底抛弃现代科学哲学核心的科学概念，而是在坚持它们的合理内核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冲淡和弱化，尤其是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性新颖见解——其中富含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向。
1）经验是科学理论的唯一源泉和根本判据，但经验并不是充分的。
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程度不等地具有经验论的哲学色彩，或多或少地坚持经验在科学中的某种基础地位，但是他们在经验与理性、实验与理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在这方面，彭加勒的言论是比较典型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科学是用事实建造的。但是，实验并非总是可能的和充分的，收集一堆事实也不是科学。 实验和理论二者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脱离实验的理论总是空洞的，脱离理论的实验总是盲目的。 就连被视为实证论第二代头领的马赫，其经验论虽然激进和彻底，但并不狭隘和极端 。他完全赞同惠威尔的看法：事实和观念对于科学的形成来说是必须的——只有观念只会导致空洞的猜想，而仅有事实也不会产生有组织的知识。 批判学派在肯定经验是知识源泉和检验科学理论的根本标准的同时，对经验基础进行了适度的削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理论整体论以及内含的不充分决定性 。迪昂在1894年就提出了理论整体论的思想 ，后来又加以精心阐述。他说：“物理学家从来也不能使一个孤立的假设经受实验检验，而只能使整个假设群经受实验检验；当实验与他的预言不一致时，他获悉的是，至少构成这个群的假设之一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加以修正；但是，实验并没有指明应该改变哪一个假设。”“试图把理论物理学的每一个假设与这门科学赖以立足的其他假定分离开来，以便使它孤立地经受观察检验，这是追求一个幻想；因为物理学中无论什么实验的实现和诠释都隐含地依附于整个理论命题的集合。对不是非逻辑的物理学理论的唯一实验核验在于，把完整的物理学理论体系与整个实验定律群进行比较，在于判断后者是否被前者以满意的方式加以描述。” 理论整体论实际上已经否认原子事实和记录语句，它后来又被爱因斯坦（1949年）和奎因（1951年）发展为意义整体论 ，从而进一步软化了科学的僵硬的经验基础，对现代性的基础主义构成挑战。
约定论。彭加勒的约定论也削弱了科学的经验基础。在彭加勒看来，几何学的公理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是约定”。“约定是我们心智自由活动的产物”，但又不是“任意的”，实验事实在约定的选择中起“指导”作用而非决定作用。经验虽然是基本原理的“基础”，“可是从来也不能与它们矛盾”。（[7]，pp. 39，ii，79）也就是说，它们摆脱了实验的证实或证伪。当它们不再多产时，即可抛弃之。正是在约定论的框架中，他提出“决定论含摄自由”（[19]，p. 144）的命题。
反归纳主义。归纳法是经验论的方法论，批判学派大都不很赞成归纳主义，起码没有赋予其以重要地位。马赫不相信“发现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或培根的归纳图式即枚举相互一致的例子做出的” 。以马赫之见，三段论和归纳都不能创造新知识。对自然科学来说，“归纳科学”的名称因此是没有正当根据的。通常用不恰当的名字“归纳”称呼的这种心理操作不是简单的逻辑过程，而是相当复杂的过程。抽象和幻想在发现新知识中起主要作用。 迪昂基于历史案例的分析批判了牛顿方法（每一个命题都应该从现象引出并用归纳概括），他得出结论：“纯粹归纳的路线对物理学家来说是行不通的”，“不能用纯粹的归纳法构造理论”。这是因为有两个不可回避的坚硬礁石横亘在面前：“第一，实验定律在经受把它转化为符号定律的诠释之前，它对理论家是没有用处的，这种诠释隐含着依附整个理论的集合。第二，实验定律不是精密的，而仅仅是近似的，因此它能够容许无限不同的符号翻译；在所有这些翻译中，物理学家必须选择将给他提供多产的假设的翻译，他的选择并非完全受实验指导。”（[12]，pp. 212~222，245）彭加勒在论及数学物理学的未来时甚至点明：“物理学定律从而会采取全新的样式；它不再只是微分方程，它具有统计规律的特点。”（[19]，p.115）
观察渗透理论。批判学派率先表达了这个命题，直接向经验证据的中立性发出质疑，冲击了科学的经验基础。马赫说：“观察和理论也无法截然分开，因为几乎任何观察都已受到理论的影响”。“在实验中，理智可以在各种程度上被卷入其中。”（[15]，pp.168, 186）彭加勒表示，不可能“毫无先入之见地做实验”，因为“每一个人在他的心智中都有他自己的世界概念，他无法轻易地使自己摆脱它。”（[7]，pp.107）迪昂一言以蔽之：“不可能把我们希望检验的理论留在实验室大门之外，因为没有理论，就不可能调节一个仪器或诠释一个读数。”“把物理学理论与适合于检验这些理论的实验程序割裂开来是根本不可能的”。（[12]，pp.204）
判决实验不可能。这个命题是批判学派睿智的结晶，它也隐含在整体论和约定论中，触及了经验判据的绝对的决定性和权威性。迪昂以小标题的形式断言：“‘判决实验’在物理学中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在于，“与几何学家使用的归谬法不同，实验的矛盾没有能力把物理学假设转变为无庸置疑的真理；为了授予它这种能力，就必须完备地列举可以覆盖确定的现象群的各种假设；但是，物理学家从未肯定，他穷竭了所有可以设想的假定。物理学理论的真理从未像掷硬币打赌那样由正面或反面来裁决。”（[13]，pp.210~212）马赫在《认识与谬误》第二版的序言中对迪昂的思想表示赞赏。彭加勒也讨论了，无法找到判决实验，在菲涅耳和诺伊曼理论、在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之间做出裁决。他指出：“倘若我们在若干假设的基础上构造理论，如果实验否证它，我们前提中的哪一个必须改变呢？这将是不可能知道的。相反地，如果实验成功了，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一举证明了所有假设吗？我们会相信只用一个方程就能决定几个未知数吗？”（[7]，p. 113）
2）坚持科比较温和的科学客观性原则，并为主体的能动性和科学的主观性辟出了地盘。
科学区别与其他知识体系的鲜明标识之一，就是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是客观实在（现象、事件、实体、关系等），科学的陈述可以在主体间相互检验和相互批判，科学的理论具有普适性和预见性。批判学派在肯定科学客观性的意义和地位的前提下，也赋予主体发挥能动性的充分自由，并揭示了科学中的主观因素，避免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两个极端。
彭加勒在谈到“心智自由”地构造科学的概念框架时说：“我们希望把每一事物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构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是任意制作它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因此我们能够使事实适应它，而不改变事实中的本质性的东西。”（[7]，p.iii）皮尔逊强调自然定律与人相关：“定律在科学的意义上本质上是人的心智的产物，它离开人则无意义。它把它的存在归因于人的理智的创造能力。人把定律给予自然的陈述比相反的陈述即自然把定律给予人更有意义。”不过，皮尔逊也在主体间性的意义谈论科学定律的客观性：科学定律在独立于人的偏见和狂想的意义上、在对正常人有效的意义上是客观的。 马赫的观点接近皮尔逊，他认为自然定律在起源方面是在经验的引导下，我们对我们期望所规定的限制，是对于可能性的限制。自然定律总是符合我们心理的需要以及流行的文化状态。（[16]，pp.458~461）迪昂认为，陈述事实和阐明定律的命题具有客观含义，而理论诠释即纯粹符号没有客观含义。（[13]，pp.327~328）也许奥斯特瓦尔德的“双筛”比喻最为典型了：“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除了在形成关于世界知识中的主观因素外，或者除了依赖于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的因素外，还存在着我们必须直接加以考虑的客观特征，或者独立于我们的特征；就自然定律而言，也包含着客观部分。为了形象而清楚地描述与我们心智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世界比作是一堆沙砾，把人比作为一个比另一个粗的一对筛子。当沙砾通过双重筛子时，明显相等的大小的细粒集聚在两个筛子中间，较大的沙砾被第一个筛子排除，较小的沙砾被容许通过第二个筛子。断言所有的沙砾由这样的相等大小的细粒组成，恐怕是错误的。但是，断言使细粒变成相等的东西的是筛子，同样也是虚假的。”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学派对客观主义的反拨和对科学客观性的淡化也能够从以下诸方面看出。
关系实在论和能量论。科学实在论可以说是科学自己的哲学，但是传统的科学实在论大都建立在物质实在或实体实在的基础上。彭加勒一马当先对此加以修正：“科学能够达到的并不是像朴素的教条主义者所设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不存在可知的实在。”“实在的客体之间的真关系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实在。”他看到，在新旧理论的更替中，旧理论表达的真关系具有潜在的生命，只是表述它的语言变化了。（[7]，p. ii，119，120~121）他还说：“世界的内部和谐”“是唯一真实的客观实在”，“是众美之源”他进而表示：“凡是客观的东西都缺乏一切质，仅仅是纯粹的关系。”“唯有在关系中才能找到客观性；在被视之为彼此孤立的存在中寻求客观性，只能是白费气力。” 彭加勒的关系即客体本身、关系即实在的观点，开辟了关系实在论的先河。迪昂是秩序实在论（属于关系实在论的范畴）者，他指出：“物理学理论……变得越完备，我们就越理解，理论用来使实验定律秩序化的逻辑秩序是本体论秩序的反映；我们就越是猜想，它在观察资料之间确立的关系对应于事物之间的实在关系；我们就越是感到，理论倾向于自然分类。”（[13]，pp.29~30）马赫把物理实在限定于可观察的现象，他也是偏爱关系实在而不喜欢实体实在的关系实在论者。（[9]，pp.284~287）奥斯特瓦尔德则表明，能量比物质更根本，并建议用能量论取代物质论。
理论多元论。多元理论是数学方程相同、实验观察等价的理论家族，但是它们的本体论预设不同。彭加勒指出，在它们之中的选择是出于约定。他说：“在这些理论的前提中，真实的东西就是对所有作者共同的东西；在就是一些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的确定，至于事物的名称则随作者而异。”“倘若人们不把两种矛盾的理论混在一起，人们不在它们之间寻求事物的基础，那么它们二者都可以成为有用的研究工具。”（[7]，pp.119，154）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彭加勒对此做了最为明确的阐述：“我们称之为客观实在的东西，归根结底对大多数思维者是共同的，而且对所有思维者也应当是共同的。”“保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和其他思维者是共同的。”“客观的东西必定对于许多心智来说是共同的，因而能够由一人传达给其他人，由于这种传达只能通过‘交谈’，……所以我们被迫得出结论：不交谈，就没有客观性。”“没有什么不能传达的事物是客观的，因此惟有感觉之间的关系才会具有客观的价值。”（[19]，pp.v, 146~147）皮尔逊认为，科学的判断是“独立于个人心智的特性的判断”。“科学人的首要目的在于在他的判断中消除自我，提出对每一个心智与对它自己同样为真的论据。”（[17]，p. 9）
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彭加勒说：不同的几何学是不同的语言或符号系统，人们能够借助与不同语言的意义对应的词典把它们相互翻译，而且翻译用的词典并不是唯一的。（[7]，p.34）他还指明：“科学事实只不过是翻译成方便语言的未加工的事实而已”，“科学家就事实而创造的一切不过是他用以阐述这一事实的语言”。这种翻译的前提是“存在最低限度的人性”。而且，“翻译的可能性隐含着不变量的存在。翻译就是精确地分离出这种不变量。”“这种不变量的本性”“是未加工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而‘科学事实’之间的关系总是要保持与某些约定有关的东西。”（[19]，pp.129~130，137~138）迪昂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讨论得相当详尽：“在其起点和终点，除非翻译，否则物理学理论的数学展开便无法与可观察的事实连成一个整体。为了把实验的境况引入运算，我们必须完成用数学的语言代替具体观察的语言的译文；为了证实理论就那个实验预言的结果，翻译的运用必须把数值转变为用实验预言阐明的读数。”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给实验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物理学中的实验是对现象的精确观察，同时伴随着对这些现象的诠释；这种诠释借助观察者认可的理论，用与数据对应的抽象的和符号的描述，代替观察实际收集的具体数据。”他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洞察到认识主体和主观性的介入：“单一的理论事实可以被翻译为无限极不相同的实际事实；单一的实际事实对应于无限不相容的理论事实。这种双重的观察以十分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现出我们希望明显地提出的真理：在实验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和物理学家系统阐述的结果之间，插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理智精制品，这种精制品用抽象的和符号的判断代替具体事实的叙述。”（[13]，pp.150，165，171~172）我们知道，语言本身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带有语言翻译和诠释特征的科学自然免不了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和主观性的色彩，不用说削弱了科学的客观性。
真理观。现代性的真理观把科学真理视为命题与观察实验或理论与经验事实相符合，甚至视为理论与现象背后的实在相一致。批判学派没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抛弃真理概念，但是对它做了诸种限定和约束。彭加勒认为，“追求真理应该是我们活动的目的”（[19]，p. i）。他看到，在理论更迭中依然为真的方程，是揭示了实在的客体之间的真关系，即在这些客体之间与在我们被迫用来代替她们的图像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关系，这就是在一切装束下将总是依然如故的真理。（[7], pp. 118~119）他在把他的真理观奠定在关系实在论之上的同时，也指出约定式的公设或原理无所谓真假，“要问它们是真还是假，正如问米制是真还是假，同样是没有道理的。”（[9]，p.100）迪昂是真理的热爱者、赞美者、探求者和传播者（[14]，pp. 261~267），他的真理观基于他的秩序实在论。他把真理分为数学真理、形而上学真理、科学真理，并认为“对物理学理论来说，与实验定律一致是真理的唯一标准。”（[13]，p.23）在迪昂看来，物理学理论的真理性除了它的经验内容外，还在于它是对自然秩序的反映，这可由理论的推论与实验事实符合或理论的预言被确认而增强信心。不过，他也表示，作为普遍判断的常识定律或为真或为假，而“对于达到成熟的物理科学以数学命题陈述的定律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这样的定律总是符号的。现在，恰当地讲，符号既不为真也不为假；它宁可说是或多或少充分地选择用来代替它所描述的实在的某种东西，而且它确实以或多或少精确的、或多或少详尽的方式描绘了那个实在。但是，在把词汇‘真理’和‘谬误’用于符号时，则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实验方法在物理学中实际运用时，并非产生与唯一一个符号判断对应的给定事实，而是产生与无数不同的符号判断对应的给定事实；符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是所述实验的近似程度。”由于“每一个物理学定律都是近似的定律。因而，对于严格的逻辑学家来说，它既不为真也不为假。”他还得出一个原则性的结论：“我们能够就自称断言经验事实的命题并且只能就这些命题说，它们为真或为假。我们能够就这些命题并且只能就这些命题断定，它们无法容纳任何不合逻辑性，在两个矛盾的命题中至少它们之一必须被拒斥。至于通过理论引入的命题，它们既不真也不假；它们只是方便的或不方便的。”（[13]，189， 192，373）奥斯特瓦尔德说，科学虽然具有不完美的质，“但总是包含着部分真理，从而包含着部分有效性”。（[18]，p. 5）
3）批判学派代表人物或多或少都具有理性论思想，但是他们给非理性进入科学开了方便之门。
在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中，经验论和理性论兼而有之，只不过二者的轻重程度随问题和境况不同罢了。但是，他们也为非理性在科学中发挥作用，尤其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发明中开了方便之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多元主义方法论。马赫早就宣称：“每一个能够有帮助并且实际上确实有帮助的概念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工具而采纳”，“没有合适的方法指导我们接近科学发现，成功的发现好像要借助艺术家的成就（[15]，p.333，314）。他甚至不排除“把目的论的考察方式作为研究的辅助方法”，认为这种考察方式“往往是有用的并有启示性的” 除了津津乐道他的思维经济原理外，他还提出了实在原理、连续性原理、充足分化原理、恒久性原理、概念嬗变原理等方法论原理，以及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方法：类比、假设、思想实验、直觉、幻想、审美等等（[9]，p.111~137, 161~179），其中都包含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彭加勒的约定论在从未加工的事实过渡到科学事实、从科学事实过渡到定律、尤其是从定律过渡到原理时，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中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非理性因素会多少介入其中。彭加勒虽然认为 “拟人说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或哲学的特征的基础”，但是他也指出：“在力学的诞生中，拟人说起了显著的历史作用；也许它有时还将提供一种符号，这对某些心智来说似乎是方便的。”他洞察到：“每一个命题都可以以无限的方式概括。在所有可能的概括中，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最简单的。”（[7]，pp. 80,95）这里的拟人说和简单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东西。他还更为一般性地表示：“企图用任何机械程序代替数学家的自由的首创精神，将是多么愚蠢啊。为了得到具有真正价值的结果，刻苦地进行运算，或者拥有整理事实的机械，都是不够的；值得花时间追求的不只是秩序，而是未曾料到的秩序。机械可以啮噬未加工的事实，而事实的精髓将总是逃脱它。”“最好是既有逻辑主义者，又有直觉主义者……我们必须听任心智的多样性，或者我们必须最好为之高兴。”（[8]，15，78）迪昂看到：“发现不服从任何固定的法则。没有一种学说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它不可以在某一天能够催生新颖而幸运的观念。决断命运的占星术在天体力学原理的发展中也起了它的作用。”他还强调“历史方法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认为“给出物理学的历史同时就是对它做逻辑分析”，指出“唯有科学史才能使物理学家免于教条主义的狂热奢望以及皮浪怀疑主义的悲观绝望”。（[13]，111，301，303）在批判学派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中，包含相当多的非理性成分的直觉（或卓识）和科学审美表现得尤为显著，二者在科学发明即理论选择（发明就是选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直觉或卓识。马赫对直觉在知识的形成和科学发明中的作用估价很高，他认为：“所有知识的基础是直觉”（[16]，p.309），“只有最强大的直觉与最巨大的抽象阐述的能力结合起来，才会造就最伟大的自然探索者。” 彭加勒特别推崇直觉：“直觉作为逻辑的平衡物或矫正物”“必然保持它的作用”。直觉“使我们具有一览遥远目标的本领”，“逻辑是证明的工具，而直觉则是发明的工具。”（[19]，pp. 10~13）他阐明了对数学秩序的直觉“使我们推测隐藏的和谐与关系”，发明者“其成功之大小取决于这种直觉在他们身上发展的程度之大小”。“纯粹逻辑不能使我们评价总效果，为此我们必须求助直觉。”（[8]，pp. 27~28，83）迪昂高度重视卓识（good sense）——他所谓的卓识就是直觉的洞察力和健全的判断力——在估计实验近似度尤其是在假设的提出、拒斥、选择中的巨大作用，他表明卓识是假设的“源泉” 和裁定假设的“审判员”（[13]，p.241）。
科学审美。马赫具有诗人的气质和艺术家的情怀，他欣赏事物之美和理论之美，把思维经济原理与作为方法论工具的简单性原则和科学美相提并论。他认为，审美的愉悦发生在“物理事件的重复与感觉的重复关联起来之时”（[10]，pp. 91~92）。“规则作为理智的事情本身绝无美感效果，反之，只有由规则决定的同一感性动机的重复才有这种效果。”（[20]，p.94）他还看到美与真是相通的：“理论之美在于，它在它的外观打上了真理的印记。它不是大脑的幻影。”（[10]，p. 44）彭加勒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美学家，就科学美及其方法论意义发表了大量精辟的言论 。他说：“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他在他的工作中体验到和艺术家一样的印象，他的乐趣和艺术家的乐趣具有相同的性质，是同样伟大的东西。” 他强调科学美和数学美是深奥的理性美，它给人以雅致感，即理论个部分的和谐、对称、巧妙的平衡；一句话，它是所有引入秩序，是所有给出统一，容许我们清楚地观察和一举理解整体和细节的东西。这种审美感不仅不会使我们偏离对真理的追求，而且它也是科学发明的有力工具，起着微妙的筛选作用，因此缺乏审美感的人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创造者。（[8]，pp. 1~9, 14,25~36）迪昂对科学审美的意义和作用也十分关注。他说：“秩序无论在哪里统治，随之都带来美。理论不仅使它描述的物理学定律更容易把握、更方便、更有用，而且也更美。追随一个伟大的物理学理论行进，看看它宏伟地展现了它从初始假设出发的规则的演绎，看看它的推论描述了众多的实验定律直至最小的细节，人们不能不被这样的结构之美而陶醉，不能不敏锐地感到这样的人的心智的创造物是真正的艺术品。”物理学家在“逻辑等价的理论之间选择”时，“支配他的选择的动机将是优美、简单性和方便的考虑以及合适性的理由，他们本质上是主观的、偶然的，随时间、学派和个人而变化的”，但是由于美的理论才是逼近自然分类的理论，是更完备的理论，因此具有多产性和可预言性。（[13]，pp. 27, 33, 324）皮尔逊指出：“我们的审美判断要求表象和被表象的东西之间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往往比近代艺术更为艺术。”在他看来，审美判断的实质在于，那些伟大的创造性成果“把广泛的人的情绪和情感浓缩在简短的陈述、单个的程式或几个符号之内”，“向我们表达了我们在长期的经验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分类的各种情绪之间的真实关系”，“它的符号确切地恢复了我们过去的感情经验的无数事实”。“因此，现象的科学诠释，宇宙的科学阐明，是能够持久地满足我们审美判断的唯一的东西。”这是一种“更为真实的美”。“艺术作品和科学定律都是创造性想像的产物，都是为审美判断的愉悦提供材料。”（[17]，pp. 19，34~37）
4）开明的和智慧的科学主义以及对贬义的科学主义的反拨。
批判学派的科学主义在当时是相当开明的，富有时代的智慧，并构成对此前的18世纪百科全书派、19世纪圣西门和孔德实证论的贬义的科学主义（某种程度的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乃至此后的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论的科学主义的反拨。批判学派的科学主义思想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科学理论是暂定的，并不是绝对真理，而是处于不断的进化之中。马赫说：科学理论是“暂定的、不完善的尝试”，“科学家的最保险的和最牢固建立的观点和原理也是暂定的，易于通过经验来修正”。这是因为，“个人探究者处在正在发展的科学之中，他必须从他的前辈的不完备的发现开始，至多只能按照他的理想矫正和完善这些发现。在他为自己的工作感激地采纳这些预备步骤中的帮助和提示时，他往往把前辈和当代人的错误添加到他自己的错误中。即使重返十分朴素的观点是可能的，这也会向抛弃他的同代人所有观点的人不仅提供摆脱偏见的自由的优点，而且也提供由任务的复杂性和甚至开始任何探究的不可能性产生的混乱的缺点。”（[16]，pp. 4，17，18）彭加勒指出：科学的建筑物虽然不是“吹一口气会使之倾倒”，但是认为“科学的真理是无可怀疑的，科学的逻辑是确实可靠的”，则是“浅薄的观察者”。（[7]，p. 1）他揭示出：“每一个定律只是不完美的和暂时的陈述，它必定在某一天被另一个优越的定律所代替”。“科学理论给我们的一切仅仅是粗糙的图像。因此，它是暂定的和易崩溃的。”（[19]，pp.141，149）“科学家将只能得到不完全的知识。” 迪昂表明：“物理学理论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每一个物理学定律都是暂定的和相对的，因为它是近似的”，“不能授予它以绝对真理”。“人类将永远不具有完美的理论；我们具有的和人类将总是具有的东西，是不完美的和暂定的理论，这种理论通过人类无数的摸索、踌躇和顿悟，才缓慢地进展到自然分类的理想形式。“（[13]，pp. 9，192~193，339）皮尔逊断定：“决不要设想，科学在每一个部门已经达到或永远能够达到完备的知识。远非如此，它承认它的无知比它的有知延伸得更广泛。”（[17]，p. 26）奥斯特瓦尔德说：“科学是为人的目的而创造的，因此像人类的所有成就一样，具有不可消灭的不完美的质。”（[18]，p. 5）
科学能够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幸福。马赫说：“科学不像反复无常的小女妖，只把财宝投入所偏爱的少数人的怀抱，而是把它的财宝投入全人类的怀抱，且其慷慨与大方是任何传奇从未梦想到的！因此，她的外行赞美者把揭示感官无法看穿的自然界的无底深渊的能力归功于她，这显然是十分公正的。把光明带给世界的科学能够彻底驱除神秘的黑暗和浮华的外表，她既不需要以这样的外表证明她的目的正常，也不需要以此粉饰她的明显成就。”（[10]，p. 189）彭加勒批评了“科学不能给我们幸福”的观点，他说：“假使没有科学，人类今天便会更加不幸。”他进而强调：“只是由于科学和艺术，文明才具有价值。”（[19]，p. ii，154）皮尔逊集中论述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它为公民提供有效的训练，它对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施加影响，它为实际生活增添了舒适，它给审美判断以持久的愉悦。（[17]，p. 37）
科学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有益于道德和人生。马赫看到科学的公有性和祛利性特征：“科学事业相对于每一个其他行业而言，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即没有一个人由于它的财富的积累而蒙受一丁点损失。这也是科学的赐福，科学的慷慨和科学的保全能力。”科学并非仅仅对实际的人有用，“科学的影响渗透在我们的所有事务，我们的整个生活中；科学的观念处处都是决定性的。”（[10]，pp. 198，352）彭加勒认为科学具有普遍性、自主性、公正性、诚实性、继承性、竞争性等品格，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科学作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统一体，它能够在促进人类的精神文明中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 尤其是，他批驳了科学的发展会引起道德沦丧的观点，他在“科学和伦理”和“道德联盟”两篇文章中着力论述科学规范有助于陶冶人们的情操，使人们具有高尚的道德素养，树立远大的目标和理想。他的结论是：“科学将给论理学家以宝贵的帮助”，“我们依靠科学使道德达到不庸置辩的境地”，“科学能在道德教育中起十分有益的和十分重要的作用”。（[26]，pp. 117~136）皮尔逊揭示了科学的普遍性、客观性、怀疑性、简单性、一致性、进步性、公有性、公正性，他明锐地批判了科学败德说和科学损美说，进而指出：“科学精神”或“科学的心态（心智框架）”“特别适宜于促进健全的公民教育”，科学“能够持久地满足我们的审美判断”。（[17]，pp. 9~12，34~36）奥斯特瓦尔德也洞见到科学的普遍性和公有性。他说：艺术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而科学能够超越于民族的个性和地域的限制而进步，因此就普遍的人性来说，艺术的力量不及科学。当实用技术和应用科学发展到纯粹科学时，科学便开始保持普遍的人文意义，从而获得社会意识。
在科学的胜利进军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意识到硬币的另一面。马赫在当时就预见到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可能引起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16]，p. 58），他基于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要求科学家不要忘记科学成果可能导致的可怕应用（{10}，p. 335）。他提醒人们，在科学中“不要寻求救世的根本教义，更不必说唯一的教义了。”（[16]，p. 24）针对科学是破坏性的流行观点和对科学将要引起的毁灭的惊恐不安，彭加勒认为这种指责和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他说：“我们必须担心的仅仅是那种不完备的科学、错误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其空洞的外观诱惑我们，煽动我们破坏那些不应该破坏的东西。”他明确表示：“对科学畏惧和希望过高，在我看来同样是不切实际的。”（[26]，pp.127，131）皮尔逊虽然认为“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科学方法是通向整个知识区域的的唯一门径”，但是他也明白“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他并不认为“科学人必然是好公民，或者他关于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判断将肯定有分量”，他还说过“科学家并非好政治家”的话。（[17]，pp. 15，25，11）
对科学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马赫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解决办法是向前看而不是走回头路，他相信人类不会“遁入野蛮状态”，“人类将获得时代的智慧并学会当家”，以日趋完善的“社会文化技术”和更加发达的科学减少和防止有关弊端。（[16]，p. 58，75）彭加勒面对反科学者的“科学破产”的声浪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人生的斗争中，有两种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武器和勇气。科学给我们规定了武器。说起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运用武器，怪不得科学没有破产，破产的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周围经常反复出现的绝望的哀叹声是极其靠不住的，……”（[25]，p. 165）
三、最后的评论
批判学派的几位哲人科学家 是经典科学的缔造者和现代科学（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先驱。他们的前现代科学哲学是从立足于经典科学之上的经典科学哲学起步的，但是由于他们对经典科学即将向现代科学转型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和明锐的洞察，因而其科学哲学既保留了经典科学哲学的合理内核，又富有现代科学的精神气息。加之他们的科学和哲学造诣远远高于一般专门科学家和纯粹哲学家，所以在他们的科学哲学思想中不时迸发出超越时代的后现代睿智。作为20世纪哲学革命产物的现代科学哲学即逻辑经验论，虽然继承了批判学派的经验取向和逻辑取向，采纳了其统一科学和反形而上学立场，但是却很少接受其颇有创意的后现代意向 ——这是逻辑经验论者胸怀狭窄和眼力迟钝的表现。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尽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批判学派那里汲取了营养和灵感，但是他们却把批判学派的睿智恣意强化和夸大，乃至把它们推到极端，从而使生动鲜活的思想变成荒诞不经的呓语。要知道，批判学派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善于在对立的两极或多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一条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准则 ——而他们的后继者相形之下仿佛是理智萎缩的哲学盲人和意志膨胀的哲学狂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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