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科学家是蹩足的哲学家，这句话肯定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让哲学家去作哲学推理，又有什么不对呢?当物理学家相信他有一个由一些基本定律和基本概念组成的严密体系可供他使用，而且这些概念和定律都确定得如此之好，以致怀疑的风浪不能波及它们，在那样的时候，上述说法固然可能是对的；但是像现在这样，当物理学的这些基础本身成为问题的时候，那就不可能是对的了。像目前这个时候，经验迫使我们去寻求更新、更可靠的基础，物理学家就不可以简单地放弃对理论基础作批判性的思考，而听任哲学家去做；因为他们自己最晓得，也最确切地感觉到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物理学和实在》(1936)
众所周知，1905年9月，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年轻的小职员爱因斯坦，在德国权威性的《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划时代的狭义相对论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篇论文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在物理学领域引起了革命，而且也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传统的思维方式。
但是，为了拯救在世纪之交陷入危机的物理学，进行紧张的智力搏斗的何止爱因斯坦一人。当时，那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都做出了顽强的努力，其中声名卓著者首推彭加勒和洛伦兹。他们二人被认为是狭义相对论的先驱。
洛伦兹从做博士论文起就致力于电磁理论的研究。1892年，他针对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否定结果，提出了收缩假设。1895年，他在《关于动体电现象和光现象的理论研究》的论文中，引入“地方时”坐标，提出了对应态定理，这标志着一阶理论的完成。WWW.11665.COM此后，他接受了彭加勒关于不要滥用特设假设的批评，于1904年完成了电子论的集大成论文《速度小于光速运动系统中的电磁现象》，提出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变换式。
有证据表明，彭加勒早在1900年之前就提出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公设，批评了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定义了同时性的操作程序。他甚至在1904年还惊人地预见了新力学的大致图像：惯性随速度而增加，光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牛顿力学是新力学的一级近似，它对不太大的速度还是正确的。尤其是，他在1905年6月和1906年，先后发表了著名论文《论电子动力学》的摘要和全文。这篇论文对洛伦兹的电子论做了精心的数学改制和发展，他不仅证明洛伦兹变换形成一个群，而且为了利用在具有确定的正度规＝x2＋y2＋z2＋τ2(其中，τ＝ict)的“四维空间”中的不变量理论，使用于虚时间坐标。显然，这是闵可夫斯基1908年的工作的先导。
科学泰斗彭加勒和洛伦兹的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虽然包罗万象、富丽堂皇，但它们毕竟还是经典物理学的宏伟建筑。它们仅是在观察预言和数学形式上与狭义相对论等价，而在概念上和说明上并不等价或不完全等价，尤其是洛伦兹还迷恋以太，相信绝对时空观念。但是，默默无闻的爱因斯坦却独辟蹊径，出奇制胜，后来居上。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一下狭义相对论的诞生，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特别是在科学革命时期，当科学家为科学谋求一个立足的新基础时，哲学的启迪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拥有必要的科学知识储备，又善于博采哲学百家之长的富有哲学素养的科学家，往往能事半功倍，捷足先登。下面，我们先对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做一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然后探讨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为什么洛伦兹和彭加勒未能达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理论?
一、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认识论分析
爱因斯坦深有体会地说过：“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 爱因斯坦的天才和独创性，与他善于进行哲学思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爱因斯坦从小就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从13岁起就开始攻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奥林匹亚科学院”三年活动期间，他更是广泛地研读了许多自然科学哲学著作(例如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力学史评》，休谟的《人性论》，亥姆霍兹的一些论文和讲演稿，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等)，从而造就了他的哲学头脑和哲学眼光，使他比当时其他物理学家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使他认识到必须“对理论基础作批判性的思考”，以便弄清“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积极的哲学思维，引导他闯入前人所设置的思想禁区，开拓出新的奇妙的世界。这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哲学自学活动结束的那一年，正是他创造出科学奇迹的1905年!两者的因果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我们先扼要地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一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原因。
1）怀疑的经验论是破旧的锐利武器
在创立狭义相对论前夕，爱因斯坦由于阅读了休谟和马赫的著作而深受怀疑的经验论(即批判的经验论)的影响。爱因斯坦本人也承认，在他年轻的时候，休谟和马赫的认识论观点对他有过很大影响，并认为他当时的哲学思想有点像马赫那样的怀疑的经验论，休谟对他的直接影响要更大一些。
休谟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休谟认为，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我们的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经验。在他看来，宗教迷信的浮夸和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是危险的，应该统统加以怀疑。休谟把他的怀疑论的矛头对准了形而上学的很重要的概念即因果连结概念。休谟无可辩驳地论证说，理性决不可能先天地并且假借概念来思维这样一种含有必然性的结合。他振振有词地断言，理性在这一概念上完全弄错了，错在把这一概念看作自己的孩子，而实际上这个孩子不过是想像力的私生子，关于原因和结果的一切推理都只是由习惯得来的。休谟无情地揭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独断论的形而上学那里，理性把只适合于经验范围的、只是作为心理联想而起作用的因果概念作了超验的使用，因此以往全部形而上学的知识，只不过是打上错误烙印的普通经验而已。休谟指出：“在人生的各种事情上，我们还是应当一概保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凡是曾煞费苦心反驳这种怀疑论的人，他实际上是作了没有敌手的争辩。”
如果说休谟的怀疑的经验论的“火星”在18世纪激励康德在哲学领域里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话，那么在20世纪初，这颗“火星”也促使爱因斯坦在科学领域里掀起了同样的革命。像休谟这样的怀疑的经验论者看到人类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要求对一些传统的观念采取怀疑的批判的态度，要求一切被认为先验的东西都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这对于反对独断论的形而上学，反对教条主义的迷信和权威崇拜无疑具有积极意义。黑格尔和列宁都充分肯定过怀疑论在历史上的作用。
至于马赫，诚如爱因斯坦所说，马赫依据怀疑的经验论哲学，把那些从经验领域里排除出去，而放到虚无缥缈的先验的顶峰上去的基本观念，一个个地从柏拉图的奥林帕斯天堂拖下来，揭露出它们的世俗血统，把这些观念从强加给它们的禁忌中解放出来。马赫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大大激励了爱因斯坦，促使他大胆地抛弃传统的时空观念。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已有专文分析 ，此处不拟赘述。
在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当中，除马赫、彭加勒外，皮尔逊对爱因斯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爱因斯坦在“奥林比亚科学院”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科学的规范》，这是当时一本颇为流行的批判性的科学哲学著作。皮尔逊标榜“批判是科学的生命”。他大声疾呼：“在我们这个本质上是科学研究的时代，怀疑与批判的优势不应该被视为绝望与没落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障之一。”“科学最致命的症候就是，科学统治集团中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把对他们成果的怀疑和批判视为异端邪说，而且加以排斥。” 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机械论的界限”一节中还提出了力学定律对微观对象是否适用的问题，对经典力学的普适性表示怀疑。
从哲学讲，怀疑论只承认相对，否认绝对，把怀疑当作目的和归宿。黑格尔正确地把这种排斥肯定的否定的怀疑论斥之为偶然的、低级的、空洞的，是形而上学的虚妄。但是，在自然科学具体问题上表现出唯物论的经验论倾向的马赫、彭加勒、皮尔逊等人的著作里，并没有怀疑论的这种消极因素，至少是没有显著地表现出来，因为他们都充分肯定了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价值和效用。
休谟、马赫等人的怀疑的经验论固然也有某种建设性作用，但毕竟是一种破旧有余、立新不足的哲学，这主要因为它是一种激进的经验论。这种激进的经验论只承认感觉和经验，轻视理性和理性思维的作用，把科学仅仅视为一种搜集和整理经验材料的事业，它当然不能适应像狭义相对论这样充满思辨的理论的需要。例如，休谟的哲学虽然也有唯理论的成分，但他依然认为，人类精神所具有的创造力量，不外是把感官和经验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加以联系、置换、扩大或缩小而已。他甚至说，最生动活泼的思想还是抵不上最迟钝的感觉。显而易见，这样的激进的经验论是难以作为立新的坚实基础的。爱因斯坦认为这种怀疑的经验论只能扑灭有害的虫豸，而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有生命的东西，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爱因斯坦赖以立新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
2）唯理论的实在论是立新的坚实基础
1956年，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霍耳顿教授发表了《实在在那里?爱因斯坦的回答》的论文，首次披露了爱因斯坦1938年1月24日写给匈牙利物理学家兰佐斯的信，为深入了解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材料。爱因斯坦在信中表明：“从有点像马赫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一个信仰唯理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惟一可靠源泉的人。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2]，p. 380）霍耳顿对爱因斯坦的哲学转变作了详尽的论证，他把爱因斯坦后期(1915年以后)的哲学思想称为“唯理论的实在论”。按照传统的哲学概念，它也可以称为“唯理论的唯物论”。
许良英研究员发表文章 指出：尽管爱因斯坦在后期唯理论思想明显占主导地位，但是从已发表的文献资料来看，他在早期虽然受休谟和马赫等人的怀疑的经验论的影响，可同时也深受唯理论的影响，而且就在早期(1915年前)，唯理论思想也已经占了主导地位。许良英列举了五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例子，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唯理论的唯物论是爱因斯坦立新的坚实基础。
爱因斯坦的这种主导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在12岁那年，他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而失去了宗教的天堂。他相信，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爱因斯坦的心中。1901年4月，当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年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毛细管现象所得的推论》后，他在写给格罗斯曼的信中说：“从那些看来同直接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 爱因斯坦的这些感受、信念和认识，是同经验论格格不入的，而为唯理论所特有。在狭义相对论的创立过程中，无论从他为力学和电动力学谋求统一基础的大方向上看，还是从他采用操索性的演绎法这一科学方法来看，唯理论的思想都起着基本的作用，这甚至也表现在狭义相对论论文开头的行文中。在同年发表的光量子论文和布朗运动论文中，唯理论者所崇尚的自然界统一性思想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霍耳顿曾经指出，爱因斯坦的“唯理论的实在论”思想是由于受了开普勒和普朗克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的确，在开普勒所生活的时代，人们还根本没有确信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他在无人支持和极少有人了解的情况下，为探索行星运动的自然定律，潜心地研究了几十年，使他获得无穷力量的，是他对自然规律存在的深挚的信仰。爱因斯坦极为赞赏开普勒这位卓越的人物，他从开普勒的成就中看到：“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发明同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2]，p. 278）至于普朗克，他从献身科学的第一天起就坚信：“外部世界乃是独立于我们的绝对的东西，而去寻找那些适合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了。”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于1897年转向黑体辐射的研究，企图从黑体辐射光谱中寻找“绝对东西的规律”。普朗克全部工作方式的特点是，他总是从某些最普遍的原理出发，从它推出个别特殊结论，然后再把这些结论同经验相比较。普朗克从事科学探索的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在于，他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他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以代替经验世界。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对普朗克的思想和工作是熟知的。
许良英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主要来自历史上最彻底的唯理论哲学家斯宾诺莎。这是很有见地的。由于类似的生活经历和不容于传统的独立思想，斯宾诺莎代表作《伦理学》中强烈的唯理论思想，使爱因斯坦少年时代接受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也就是自然科学唯物论思想，它本身已存在唯理论的成分)得到很大发展。斯宾诺莎终生为之奋斗的“对上帝的理智的爱”，被爱因斯坦奉为自己生活的最高目标，这就是求得对自然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理解，因为斯宾诺莎的“上帝”指的就是自然界。爱因斯坦也坦白地说过： “我的见解接近于斯宾诺莎的见解：赞美秩序与和谐的美，相信其中存在的逻辑简单性，这种秩序与和谐我们能谦恭地而且只能是不完全地去领悟。”“斯宾诺莎的思想对我始终是亲切的，我始终是这位哲学家及其教导的诚挚的赞美者。”（[6]）斯宾诺莎的这些唯理论见解，不正是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哲学指导思想吗?
还应该看到，休谟、康德、彭加勒等人的思想影响，也有助于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休谟的著作，特别是休谟对因果性概念的分析，使爱因斯坦得出了一般概念不能从经验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结论。不过，爱因斯坦批判了休谟由此引申出来的不可知论。至于康德，他受到休谟的激励，认识到仅有经验材料，并不能形成概念的系列，如果没有因果性、时间、空间等先天形式或范畴，思维活动就无法进行，他由此得出可靠知识具有先验性质的结论。爱因斯坦当然反对康德的先验论，但康德强调感觉材料本身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供观念，却无疑会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康德对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的叛逆精神，康德用理性过滤神性，伸张人类理性的力量，提出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著名口号，使爱因斯坦得到极大的激励和感染。爱因斯坦后来谈到休谟和康德时说：“休谟清楚地了解到，有些概念，比如因果性概念，是不能用逻辑方法从经验材料中推导出来的。康德完全确信某些概念是不可缺少的，他认为这些概念是任何思维的必要前提……”（[2]，p. 6）关于彭加勒，他在《科学与假设》中对假设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以及他的约定主义和理性主义观点，无疑对爱因斯坦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所帮助。而唯理论的实在论，不仅是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指导着他一生的科学工作。
3）经验约定主义是构筑理论框架的有力工具
约定主义的创始人是彭加勒。彭加勒是在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约定主义的。他通过对几何学不同体系的考察得出，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原来都是约定。彭加勒发现，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
彭加勒认为：“约定是我们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彭加勒解释说，这里的“自由”“并非任意之谓”，约定的选择除受到逻辑无矛盾要求的限制外，还要受到实验事实的引导，特别是在物理学等与经验相关的学科中更是如此，彭加勒说：“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引导科学创造者采用约定的实验，尽管这些实验多么不完善，足以证明约定合理而非任意的了。因此， 人们最好时时注意这些约定的实验根源。” 他阐述了实验在选择约定时能使我们辨明最容易的路径。由此可见，彭加勒的约定主义是与他的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妨称其为“经验约定主义”，这样似乎更能概括出它的特征。
彭加勒还阐述了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物理学中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的概括，它们对于相对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的公设，它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他认为，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定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圆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享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于是提出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孔德、马赫的狭隘经验论，又要求摆脱康德的先验论，它反映了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科学与假设》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极深，爱因斯坦当时和他的“奥林匹亚科学院”的同伴们花了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它。爱因斯坦1921年1月在题为“几何学和经验”的讲演中表示，他赞同“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也认为“公理是人思想的自由创造”。他还表明：“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彭加勒是正确的。”（[2]，pp.139~140）在同年5月的一次报告中，他在谈到关于空间的概念和判断时说：“这里也必须密切注意经验对于我们的概念的关系。我以为，彭加勒在他的《科学与假设》这本书里所作的阐述，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真理。”（[2]，p.157）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他认为科学赖以建立的原则“本身却不是来自经验”，而是“纯粹的约定”，“就像词典里词的排列那样”。（[2]，p.192）
爱因斯坦不仅赞成彭加勒的经验约定主义，而且根据他的科学实践，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地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充分肯定子约定在构筑科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认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由基本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有效的基本假设(也称基本原理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构成的。其中在逻辑上不能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是理论体系的根本部分，他们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基础或逻辑前提。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来，而必须自由地发明出来”，它们“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2]，pp.315~316）
2．明确提出了“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范畴是自由的约定”的命题，阐述了从感性经验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非逻辑途径和二者的微妙关系。爱因斯坦认为，要从经验得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此外，他认为也可以通过“探索”、“猜测”、“大胆思辨”、“创造性的想像”、“幻想”、“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自由选择的约定”等来达到。因此，基本概念和原理在逻辑上是独立的，二者的关系不像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
3．明确提出了选择公理基础或理论框架的外部标准(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矛盾)和内部标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自然性”或“逻辑的简单性”)。爱因斯坦这样概括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从逻辑观点看来，这个体系的逻辑基础以及它的内部结构都是‘约定的’。它们之所以能站得住脚，在于这个体系在事实面前的有效性，在于它的思想的统一性，也在于它所要求的前提为数很少。”（[2]，pp.368~369）
无论是从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经过来看，还是从狭义相对论论文本身来看，人们不难发现，经过爱因斯坦发展了的经验约定主义是他构筑狭义相对论的公理基础的有力工具。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就是爱因斯坦以不充分的经验材料为指导，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所作出的约定。后来的有关论述，只是他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而已。爱因斯坦后来明确指出，相对论是说明理论科学在现代发展的基本特征的一个良好的例子。初始假设变得愈来愈抽象，离经验愈来愈远。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即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者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概括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同时，从公理引向经验事实或者可证实的结论的思路也就愈来愈长，愈来愈微妙。
二、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方法论分析
一切理论探索，归根到底都是方法的探索，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也不例外。狭义相对论不仅以其革命性的新观念和卓有成效的理论成果为人津津乐道，而且它所体现出的科学方法的新颖、精湛以及理论逻辑结构的严谨，也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当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物理学家所用的科学方法大相径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别具一格的科学方法，就没有举世瞩目的相对论。
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运用了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准美学原则和形象思维等行之有效、颇有特色的科学方法。关于探索性的演绎法，我们前面已涉及到了；关于逻辑简单性原则，也有人做过比较详尽的论述。我们仅着重谈谈后两种方法。
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本质上是美学的(因此可以称其为准美学方法)。在构造一种理论时，他采用的方法与艺术家所用的方法具有某种共同性，他的目的在于求得简单性和美(而对他来说，美在本质上终究是简单性)。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他把准美学原则作为构造科学理论体系的有效工具和评价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准。
有理由认为，爱因斯坦也读过彭加勒的《科学与方法》。爱因斯坦看来十分赞同彭加勒关于科学美的论述，他也赋予科学美以“统一”、“和谐”、“对称”、“简单性”等含义。尽管爱因斯坦用不同的词语来阐述科学理论的美，但是也许可以认为，“统一”、“和谐”是从理论的内容角度讲的，“对称”是从理论的形式上讲的，而“简单性”则是针对理论的逻辑基础而言的。
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十分关心各种物理理论之间形式上的不对称。他发现， 电动力学和力学之间关于运动相对性不对称的。在狭义相对论论文的开头，他就揭示出，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应用到运动物体上时，就要引起“似乎不是现象所固有的”“一些不对称”，他引用了导体和磁体相对运动的例子。为了消除该例中理论解释的不对称，他把力学中的相对性原理提升为公设，推广到电动力学。在光量子论文中，他为了消除力学和电动力学二者在各自的实体(粒子和场)方面存在的不对称，而提出了光量子假设。这种准美学原则，可以称之为定性概念形式的抽象对称法。用这种方法建造的理论在内容上是统一、和谐的，在逻辑上是简单的。在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后，特别是在闵可夫斯基的工作(引入了一种形式体系，使定律的数学形式本身就保证了它在洛伦兹变换下的不变性)之后，爱因斯坦又把定量数学形式的协变对称法作为他的准美学原则之一。爱因斯坦的准美学原则，为许多后继的著名物理学家(海森伯、狄拉克、杨振宁等)所推崇。
爱因斯坦集科学家和艺术家(不要忘记，他从6岁起就学音乐，是一位高明的小提琴手，并且深谙古典音乐大师的名作)于一身，他特别擅长于形象思维。他的每一项科学创造，都带有强烈的形象思维的色彩。
关于形象思维，爱因斯坦主要受到玻耳兹曼，尤其是亥姆霍兹的影响。亥姆霍兹的“感性知觉的来源和正确解释”(1894年)的论文可能强烈地影响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后来在《自述》中对思维的描述与亥姆霍兹的话有类似。在爱因斯坦看来，思维绝大部分不用符号(词)也能进行，它是一种形象的活动，因为概念没有必要非同词联系起来不可；而且，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
爱因斯坦这里所谓的“思维”，主要指的是形象思维。现代科学表明，大脑左半球的机能是进行受语言和逻辑支配的抽象思维；右半球的机能主要是进行要求同时或相继把感知的元素联结成某种整体的知觉，这时语言不起主要作用。因此，心理活动主要由大脑左半球主管的人，他的思维属于思想家类型，这样的人爱好形象思维，即符号的语词的和逻辑的思维。而心理活动主要由大脑右半球主管的人，他的思维则属于艺术家类型，这样的人喜欢整体的、综合的和形象的思维。在科学研究和艺术实践中，爱因斯坦的大脑两半球都得到锻炼，他既善于抽象思维，又长于形象思维。
音乐对爱因斯坦科学创造活动的影响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大。音乐帮助爱因斯坦掌握了作曲家的创作方法，学会了作曲家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地训练了他的造型艺术。他通过音乐了解作曲家探索的实质，力求勾勒出反映自然界的宏伟蓝图。
世纪之交，在德语国家，有教养的科学家在科学工作中广泛使用形象思维，但是在爱因斯坦之前，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有效地把它与准美学概念和思想实验结合起来。
思想实验是按照真实实验格式展开的一种复杂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活动，它通过创造有假想主体干预的变化着的假想客体的形象，来揭示事物的内部规律。思想实验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形象思维积极地参与其中。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多次运用思想实验，使他的思路步步深入。在阿劳中学时的“追光”思想实验，培育了狭义相对论的萌芽；导体和磁体相对运动的思想实验，揭示了电磁感应中并非现象所固有的不对称；两个观察者同步钟的思想实验，帮助他定义了同时性。
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从方法上讲，探索性的演绎法起了主要的作用，其他三种方法是对它的补充和强化。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关键在于，用非逻辑的方法从为数不多的经验材料中构想出可供演绎的逻辑前提；在这里，形象思维中的直觉、想像等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思想实验则把直觉顿悟到的不甚肯定、不甚明确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通过形象的运动和逻辑的引导，加以肯定和明确；在思想实验过程中，直觉、想像等又积极参与到构思活动中。但是，直觉、想像等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构想逻辑前提，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可以揭示出旧理论体系的基础的不简单、不统一，各理论体系之间的不对称、不和谐；它在形成新的逻辑前提时起指导和制约作用，即必须形成符合这两个原则的逻辑前提。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也是互相沟通的，因为简单性也就是美。而且，在通过思想实验确立了新的逻辑前提后，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还起着选择和评价逻辑前提的作用，因为经验检验在这里往往一时还是无能为力的。庄以这两个原则为指导而构想和评价逻辑前提的过程中，需要思想的自由活动，需要科学的审美判断，不用说是离不开形象思维的。爱因斯坦正是把这四种科学方法有效地结合起来，最终创立了狭义相对论的。
三、一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洛伦兹和彭加勒未能达到相对论?
洛伦兹和彭加勒未能达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科学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哲学和认识论方面。
从方法论上看，洛伦兹和彭加勒基本上采取的是经验归纳法，而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顺应科学发展的趋势，大胆地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因此，他们最终的努力结果只能是像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这样的构造性理论，而不是像狭义相对论这样的原理理论。
从自然观上看，作为19世纪的经典物理学家，洛伦兹和彭加勒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墨守于机械自然观，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们迷恋以太上。后来，他们虽然倾向于电磁自然观，但仍然认为力学应在整个物理学大厦的逻辑结构中占据首要地位。而且，电磁自然观也不能作为统一物理学的基础。
我们主要从认识论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从认识论上看，洛伦兹之所以未能达到相对论，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这条认识路线，固然促使他把经典物理学发展到它的终极形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认识路线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因而在世纪之交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基本丧失了其积极意义，在一定的程度上变成妨碍物理学进一步发展的阻力了。正是在这种认识论的制约下，洛伦兹把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基本观念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当一系列新实验与这些基本观念发生尖锐矛盾时，他不是积极谋求变革经典理论的框架，而是通过增加辅助假设，修修补补，力图把新事实纳入旧框架之中。
要从认识论上找彭加勒没有达到相对论的原因，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彭加勒一方面断言，物是感觉的恒久结合，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因而他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者)；另—方面，他又承认认识来源于经验，科学由事实来建造。在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问题时，他始终坚持自然科学家的传统，直率地用唯物主义去议论，是一个唯物论的经验论者。经验主义是他的哲学基础，这是一个坚实的基础。经验主义不仅表现在他的大量言论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科学活动中。彭加勒没有达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理论，关键并不像有人所言，在于他的所谓的哲学唯心主义；因为彭加勒在科学探索活动中始终坚持的是唯物论的经验论原则。
彭加勒没有达到爱国斯坦那样的理论，是因为他过分拘泥于经验论。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彭加勒并不是一位十足的狭隘经验论者。他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崇尚理性，承认科学理论和理论思维的重要作用，主张“为科学而科学”，是—个热情的理性主义者。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理论科学的学者，他的理性主义的确是够“热情”的，但是当碰到具体的科学问题时，他的理性主义马上就跌落到坚实的经验主义基础上。在某些场合，他的经验论似乎还有点“激进”。例如，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关系的系统”，“科学仅仅是分类而已”。他虽然承认“数学物理学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编辑目录”，“目录编得再好，也不能使图书馆增加财富”。而“实验物理学负买书之责，所以惟独它能使图书馆丰富”。（[9]，pp.349, 351, 127, 130）他还认为：“数学物理学的作用只是提出问题，只有实验才能回答问题。”
在行动上，彭加勒就更是如此了。在世纪之交，他虽然敏锐地觉察到物理学的危机，并第一个对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但是，彭加勒把物理学危机主要看作是围绕着实验困难而发生的，因而既不包含认识论的重新定向，也不包含本质不同的理论定向。这与爱因斯坦对物理学危机的看法截然不同：像迈克耳逊-莫雷实验这样的新的实验发现并没有使爱因斯坦看到危机，也没有给他指出新方向；但是马赫对经典力学的批判以及力学和电动力学之间的不协调却使他洞察到经典理论基础的“危机”；尤其是普朗克量子论的提出，使他突然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他看到旧地基给挖掉了，必须抛弃过时的机械自然观和行不通的电磁自然观，使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来一个转向——向唯理论回摆，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
彭加勒在口头上也曾表示，相对性原理是约定，但在心底深处，他仍把它视为经验定律。他心目中的相对性原理在力学中已为大量的实验所确立。在电动力学中，暂时还没有实验否证它，而且相反的假设又难与我们的思想相容，所以他怀着某种保留接受了它，但总期待着新的实验证实。对于彭加勒来说，由于相对性原理本身是一个“事实”，是实验证明的课题，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未来的实验否证，只要有一个真实的反例就会迫使他对相对性原理发生怀疑。果然，考夫曼1906年发表的实验数据(后证明有错误)就使得他开始怀疑相对性原理的价值。关于光速不变原理，他说罗麦在测定光速时已暗中假定它是一个“公设”，因为没有这个公设，便无法测量光速。但是，在彭加勒看来，这却是一种奇特的公设，因为它虽不能被实验证实，但是如果各种测量结果不一致，它就会与实验相矛盾，即可以被实验否证(奇怪的是，彭加勒在哲学上则认为，公设是约定的结果，而约定而成的公设是既不能为实验证实，又不能被实验否证的)。彭加勒认为，我们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这种矛盾并没有出现，而且可能出现的一点点不一致也能很快地加以解释。按照彭加勒的观点，光速实际上不是普适常数，它仅在绝对的以太参照系中是常数；在其他惯性系，人们会期望发现顺着运动方向和逆着运动方向的光速的差别，人们之所以检测不到这种差别，是由于伦洛兹-斐兹杰惹收缩的补偿效应的结果。由此可见，彭加勒实际上把这两个原理看作是从实验归纳出来的陈述。他未能像爱因斯坦那样，把它们提高到公设的高度来看待，并以此作为新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彭加勒的经验论的某种狭隘性也表现在他对同时性概念的理解上。在彭加勒看来，局域同时性和远隔同时性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认为同时性问题是以感觉为基础的，因而是定性的，而定义时间的问题则是定量问题。对爱因斯坦而言，定义同时性和时间的问题都是定量问题。正是彭加勒过于拘泥经验论，成为妨碍他达到相对论的重要原因。要知道，在世纪之交，物理学已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
有人认为，彭加勒之所以没有达到相对论，关键在于他坚持唯心论的约定主义。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彭加勒的约定主义是否是唯心论的问题，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只要阅读一下彭加勒的原著，是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我们只想说明，我们的观点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彭加勒之所以没有达到相对论，恰恰在于他没有把他的约定主义贯彻到底。从哲学上讲，彭加勒认为像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这样的基本原理都是从经验定律提升为公设的约定，它们不需要实验证实，也不能陂实验否证；可是，从物理学上讲，他又把这两个原理视为经验定律，总是对它们放心不下，期待进一步的实验检验。戈德堡在描绘彭加勒的这种矛盾处境时所说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当谈到物理学的本性时，尽管彭加勒可以很好地利用约定主义的立场，但是在他本人的理论物理学工作中，他却不是一个约定主义者。作为哲学家的彭加勒十分正确地认为，相对性原理可以看作是在先的约定。作为物理学家的彭加勒确实却要求这样一个原理通过经验归纳来支持，人们也可以说是‘证明’。他的哲学和他的物理学的这种矛盾渗透在他的电动力学工作的其他方面。”
以往，人们在谈到科学家的成就和他们的哲学思想时，往往简单地说他们的成就是坚持自发唯物主义的结果，把他们的失败或失误统统归之于他们的唯心主义(如果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话)。洛伦兹和彭加勒的情况为那种“贴标签”式的简单化作法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强有力的反例。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和他们本人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复杂的，决不是从原则出发所能奏效的。只有实事求是，下苦功夫详细地占有材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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