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库恩在科学论中实现了一场变革。这一变革的实质是用实践的科学观来取代表象主义的科学观。本文通过对认识论、权力与实践关系的阐释，对知识的构造及其与情境关系的探讨，为重新理解科学构筑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关键词：实践；认识论；权力；解释学

abstract: kuhn realized a revolution in the theory of science. the essence of this revolution is replacing representism’s conception of science with practical one. through 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pistemelogy, power and practice, discu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and its relation with context, the paper constitute a valid platform for re-understanding science.
key words: practice; epistemelogy; power; hermenutics

一
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于自然科学在理智与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技术创新的应用已使地球表面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Www.11665.Com
这些重大的转变无疑会引发众多对科学知识及其本性的反思。事实上，对知识的反思早在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了。亚氏将他的工具论分为分析和论辩。在分析篇中，他创导了普遍性证明的逻辑手段，并将这种知识确立为分析的、确定的和普遍有效的；但同时他也为我们留下了“修辞学”与“论辩篇”（“topica”，指有立场的论辩），以这种方式确立的知识是一种实践的知识，即“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通过商谈和论辩而达成的一致。我们称前者是know that的知识，后者是know how的知识。
笛卡尔以后的近代哲学家都在试图为know that的知识奠立牢固的基础。这一对阿基米德点的笛卡尔焦虑引发了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哲学探讨，与此相关的合理性话语（discourse）几乎支配了之后所有为科学奠基的哲学思考。20世纪初兴起的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约定论、逻辑原子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沿此思路发展的。这些学派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学和自然科学，诸如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理论等发展的推动，并最终促成了逻辑经验主义这一20世纪初英美科学哲学的公认观点。
但是，由于奎因对其两个教条的批评，逻辑经验主义走向了衰落。这一批评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自我批判和“语言游戏”理论，以及波普尔对归纳逻辑的批判中得到进一步加强。1960年前后，皮特•温奇（peter winch）出版了他的社会科学著作，伽达默尔出版了关于哲学解释学的著作，意义的确证观念和说明的普遍法则（covering-law）的观念均受到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挑战。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的理解具有不可或缺的解释学维度。这一论点很快就为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应用到自然科学中。1962年，库恩出版了其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这本在科学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书中，库恩以范式为中心展开其观点，将历史和概念的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从而标志了对科学的理解已经从know that转向了know how——实践的知识。引入“实践”问题，可以说是库恩区别于以往科学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他对当代科学论转向的一大贡献。然而，真正的实践论转向并非库恩一人所为，而是一个由诸多思潮共同汇集而成的潮流。其中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言语行为论和解释学，以及稍后兴起的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之后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文化建构论者、众多解释学家和人类学家正是在这一转向的基础上谈论科学的。
其实，实践的科学观念并非什么新东西，它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实践的观点在欧洲大陆哲学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黑格尔早就提出过替代康德先验论的辩证法。根据辩证法，知识失去了其无时间性的特性，并在辩证过程中不断生成、被中介和进化。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进一步明确声明，以往的哲学都试图解释世界，而新的实践论哲学则以改造世界为宗旨，该宗旨要求我们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理解。之后，在尼采主义者那里，实践则更明确地作为权力的形式表现在对知识的理解中，因为只有实践才具有支配的力量，而支配就意味着权力的介入，从而有效地拒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知识、真理或合理性的基础。20世纪以后，实践的观念在大陆哲学中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作为尼采的后继者，海德格尔告别了胡塞尔的科学主义迷梦。在其后期的实践解释学中，他将科学知识看作是历史地形成的，并根植于语言体系中的世界观结构，即将科学知识实践地纳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来理解。
本文所涉及的实践问题，既与历史上的实践概念有联系，又具有当代语言学转向所赋予它的新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的“实践哲学”（philosophia practica）就已经超越了伦理学的范围，而进入政治学、经济学等实际问题的领域，“实践智慧”则是我们面对具体问题做出明智决断与妥贴应对的能力。马克思对实践的强调是想弥合近代认识论在自然的本质与人类历史的本质之间所造成的断裂。在这之后，尼采与福科等人则力图展现一个通过权力而不断打造的新的世界。而60年代以来的库恩、哈金、戴维森、罗蒂以及拉托尔等人则是在反表象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引入实践概念。这个概念首先体现了言语行为论的成果。正如奥斯汀所说：“说话就是做事”，话语能引发行为，并能产生效果，说话获得他人的实际认同才叫有效。其次，实践是一个参与的概念，是科学家、工程师们置身于科学实验室、田野等场所构造科学事实的行动（action）本身。另外，实践的概念也体现了一种解释学的观念。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那样，对行为的理解只能通过行为者对自身的不断追问来进行，因而，理解行为必须在一定的情境中才能实现；理解行为与理解整体的情境之间的循环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在此意义上加以改造的实践概念，为我们在表象主义之外寻找到了一条重新理解科学的途径。

二
在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知识就是世界的表象。科学作为“被大量书写的常识性知识”，是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手段。科学哲学的任务是为成功的描述做出解释、说明和辩护。科学的成功通常是这样完成的：先观察对象，记录其相关特征，进而检验其理论表述，随之对那些与观察不符的理论进行修改或替换。当然，科学的表象主义模式无疑也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世界的存在方式与我们对其的表象是有差距的。正因为世界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象，我们的表象也可能并未正确地描述世界，因此，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用不断积累的经验事实来弥合这一差距。
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两点结论，这两点结论事实上对这种表象主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是，用于获得和积累经验事实的观察必须是中立的、客观的或无偏见的，否则这些经验事实就不可能为理论提供独立的、唯一合法的检验标准。可是这种“中立的”观察者毕竟是理论上的抽象。任何实际的观察者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多少要受到历史、文化情境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表象主义是一种“无主体”的哲学。二是，除了在主体间的交往中征得他人的认同外，一个人凭什么说自己感觉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在这里，表象主义封闭了自己，很难摆脱唯我论，至少是卡尔纳普所谓的“方法论唯我论”的困境。
如果转换一下思路，我们也许会提这样的问题：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其目的何在？如何达到目的？科学研究的成就如何得到公认？等等。当这么思考时，我们已经转换了看待科学的视角。事实上，并非所有有关自然世界的真理都有科学的意义，都能引起科学家的兴趣。科学史上，有多少正确的，已经证实的观点被人遗忘，悄然消失，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而只是由于对当下的科学事业来说显得不那么重要罢了。试想一下，哪一种规划是值得实施的？什么样的结果和效果是值得重视的？哪些实验和计算工作是必需的？何种设备和技能是必需具备的？什么样的成果才值得推广、出版？“除非我们了解了科学家是如何区分什么是值得去知道，值得去做，值得运用，值得考虑的，什么是无关紧要，无用的和无意义的，否则我们将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1]
如果科学不再被看作是客观世界的表象，而是一系列实践过程的集合，又会怎样呢？首先，你不必再为证明或者证实一个命题而颇费苦心，因为科学是一个尚未被给定，或者说是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与之相关，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能产生效果的施行过程。其次，这个过程不只是某一个体或抽象的类主体的实践，而是不同文化群体公共地参与的社会行为。对这样一种科学实践的研究与其说是哲学中的知识论问题，不如说是与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乃至与权力相关的政治学（福科与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密切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引入了实践，才使我们摆脱了纯粹思辨的束缚，使科学论进入一个更广阔，更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
用实践的观点如何看待认识论问题？早在黑格尔与马克思那里就已提出，认识论不是独立于本体论，而是与本体论相一致，联接二者的纽带就是实践。在他们的理解中，本体论不是世界本身是什么或存在着什么，而是存在着的感性的人具有改变对象的物质力量，这使认识论与本体论得到统一。因而，马克思指出，实践不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能力，更是改造世界的能力。确切地说，认识与改造是同时进行的，认识就是改造。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一种感性的活动、物质的力量，是力的较量和碰撞，体现了认识主体与对象间的力量对比。而实证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将本体论与认识论割裂开来，从而在认识主体与对象间建起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尼采、福科、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劳斯那里，实践则体现为权力问题。认识论也是与权力相一致的。劳斯将构造科学现象、生成科学知识的实验室理解为一个权力关系场。他认为，实验室小世界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空间：有工作台空间、材料处理空间、设备运行空间、储藏空间等，这种被分割的空间使得其中发生的事件被监视与跟踪成为可能。在福科的军营、监狱、学校、医院等规训机构中，人们被监视、封闭、隔离和分割。这两者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从而“实验室里对现象的构造、操作和控制的策略必须被视为贯穿现代社会的权力网络的一部分，使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生成的实验室活动也直接包含着对人的强制（约束）形式。”[2]鉴于权力在实验室里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劳斯将权力刻画为场本身的特征，而不是场中的事物或其关系的特征，这一点与福科的“权力之网”是一脉相承的。在劳斯看来，既然对实验室中权力的说明不能脱离人们的行为与实践，那么说实践包含着权力关系，权力对实践有极大影响，也就是说“实践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塑造并限制着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人们可能行动的场”[3]。总的来说，一方面，权力本身只有付诸于实践，才能显示出力量，才能控制与改造外在事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而这也正是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本意所在。另一方面，对权力的任何言说与讨论，仅停留在说的阶段是不完整与不充分的，只有身体力行，对权力的充分诠释才是可能的。

三
在实践的科学观中，实践的解释并非只是对科学知识做出辩护与奠基，而是通过实践本身来实际地构成知识。因为只有实践才直接相关于知识的发生，我们不可能脱离知识的发生来构成独立的辩护理论，发生本身已经包含辩护了。前边我们提到了“know-how”，这很重要。早在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明白，所谓“episteme”（知识或科学）就是，知道x意味着知道如何把x做出来，当时的工匠，乃至诗人只有在干活时才显示出知识。同样，在马克思及其尼采、福科、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解中，对知识的认识就意味着改造、权力的较量，或对自身的追问。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不应只看到那些文本的，业已形成的知识，而应该回到知识实际发生的情境中去构造并理解知识。在1975-1977年期间，拉托尔（bruno latour）和沃尔加（steve woolgar）着手尝试这样的工作。他们直接参与萨克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活动，亲自体验构造科学事实的全过程，并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描述并分析科研活动的实情。他们发现科学知识与其说是自然规律的表象，不如说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相互协商，通过说服政府和企业获得经费资助等一些微不足道的活动过程构成的。[5]1987年，拉托尔出版了《行动中的科学：如何通过社会追踪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该书中，他带着读者直接跟随科学家本人进入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中去。发现科学领域并非一片圣土，这里的争论比在其它日常生活中的争论有过之而无不及。持不同观点的人经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甚至列出一大堆数据、资料和文献，以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正如拉托尔所描述的：“当我们从‘日常生活’进入科学行为，从街上的行人到实验室人员，从政治学到专家意见，我们不是从嘈杂走向安宁，从激情走向理性，从热烈走向冷静。我们是从争论走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6]只要我们仔细想想那些铺天盖地的科学论文、不可计数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这样的争论和说服行为在科学中是极为普遍的，更不用说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实验室中所进行的磋商行为，以及两个反对的实验室之间为证明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所做的一切辩论了。科学事实就在论辩、说服、协商这样一些“行动”过程中呈现出来了。
行动中的科学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它是一项集体参与的行为。参与科学活动的主体既包括科学家和研究者，也包括科学研究的对象、仪器设备以及以往的科学研究成果，甚至还包括学生、投资者等。因此，主体并非传统意义上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共同体，所研究的客观世界也不是被看作与主体对立的客体。相反，这里的主体是一个扩大了的共同主体，在这个共同主体中，所有参与研究的人与物都被纳入其中。其次，科学不再被理解为对客观世界的表象，而是所有参与者——共同主体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磋商和谈判在情境中共同构造出来的。最后，行动中的科学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科学永远处于进行中，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并持续重构的情境之中。
说到底，科学不是描述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是操纵并介入世界的方式。科学家不是对所看到的东西作中立的记录，而是以感兴趣的方式直接介入科学实践的活动。因此，我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实现，科学知识的性质直接取决于构成它们的情境条件的性质。我们知道，在解释学中，若想揭示个体的行为，必须揭示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的整体情境；反过来，对整体情境的揭示也须通过个体的行为进行。这就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解释学问题。解释学是欧洲大陆哲学发展的，但却对英美哲学，尤其70年代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库恩就是最早在科学哲学中提及解释学的哲学家之一，他曾说：“不管自觉不自觉，他们（历史学家们）都在运用解释学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解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更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作用。”[7]
然而，这里所提的解释学概念与狄尔泰意义上不同。在狄尔泰眼里，解释学的方法只适合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但不适用于自然科学。因为人文科学所研究的社会、文化行为本身就具有反思性，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指望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具有这样的特性。其实，作为实践的科学并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或与认识相割裂的本体。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它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因而本身就具有反思性。海德格尔将这种解释学称为“实践解释学”，关注的是事情的发生，或者行为所引发的现状的变化。

四
刚才已经提到作为实践的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本身就具有反思性，因为我们在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在反思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这是科学的实践活动与其它躯体（body）活动的重要区别，也是科学之所以成为典范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科学实践活动如何在情境中加以理解和解释？它与整体情境的关系如何？
首先，在实践的解释中，解释不是别的，而是解释的行为本身。事物是什么，如何存在，这些都是通过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处理而揭示出来的。参与世界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世界会成为什么，以及事物在世界中如何存在的解释。从而，我们理解世界的情境不再是“信念之网”，而是“生活形式”，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在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情境，即生活形式是我们所不能选择的，我们只有，并且必然已参与其中了。例如，在燃烧理论中，拉瓦锡抛弃了传统的燃素说而选择了氧化说，但是实验所用的材料、操作程序以及表达新学说所用的语言等都是他从前人那里承袭下来的，“生活形式”对拉瓦锡实验来说不再是假设，而是别无选择的前提。[8]
其次，解释的情境并不是既定的，而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情境是不断变动更新的，我们找它却无法找到，因为它处于不断扩展、变迁与修正之中。”[9]事实上，情境不是一种理论，也并非外在于实践活动而存在，它本身就是由各种科学实践活动构造出来的。因而，一旦构成情境的这些要素发生变化，整体情境也就随之改变。劳斯将这种科学的实践活动比作“叙事”。叙事就是讲故事，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我们总是已经被置于故事之中了，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包括讲述者在内的故事。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共同叙事”（common narrative），我们总是依赖于与他人共同构成的情境来叙述他人，同时也是其他人所讲述的故事中的角色。在互相讲述中，我们与他人一起构成并共享这个新的情境。[10]
第三，情境不仅是变迁的，而且还是重构的，是“持续重构” （continual reconstruction）的过程。叙事并不是已经完成的（completed）行为，而是正在进行中的（ongoing）。“我们与各种正在进行着的故事生活在一起，这是我们能够讲述它们的情境条件，或者是做其它任何可称之为行为之事的情境条件。”[11]科学的实践活动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与批判，同时也包含对自身的辩护。正是批判与辩护的统一，使我们不致简单地认可，并委身于一种既成的情境，而是不断地重构它们。这样一来，科学知识就不存在确凿无误的意义，意义也始终处在重构和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科学知识的可理解性、意义和合法化均源自于它们所属的不断重构着的，由持续的科学研究这种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叙事情境。”[12]也正因如此，科学研究才能吸纳来自各个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并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更具开放性。
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到，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已经不是一套信念或对象的规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认知”，而是内在于我们身体中的全部技能（即实践的知识），只有将我们、实践的对象以及物质环境一起置于一个实践的解释的情境中加以构造，才可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世界，同时我们的解释性行为也才是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实践知识的获得同样也不是通过学习和使用规则或依据信念行事，而是通过库恩所说的范例的学习。这样所获得的技能或实践知识才具有创造性，具有向外延伸和发展的可能性。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之所以能从所教会的单个的词句中衍生出无穷多的句子，既不在于先天的深层结构，也不在于一个被给定了的文化与历史的语境，而是由于他们一开始就已经实践地参与了生活。同样，只有实践地解释并参与科学，科学对我们才是开放的，其自身才具有不断发展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2] [10] [11] [12] joseph rouse: “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in: inquiry, vol.33, 1990, 186,183-185,181.
[3] j.habermas:“交往能力的预备性考察”，i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 1971, 118,120.
[4] joseph rouse: knowledge and pow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53.
[5]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london: sage, 1979.
[6]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30.
[7] t. s.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v页。
[8]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new york, 1969, §167.
[9]william macomber: the anatomy of disillusion,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8, 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