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提升到现代文明的“价位”，它的补救功能和导引功能才能得以发挥。比如，和谐思想是儒学乃至论文联盟http://整个国学的核心理念和精髓。儒学的和谐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客观地说，儒学的和谐思想又具有二重性，它发生和发展于农业社会，因时代的局限而带来保守性和封闭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进取性和开放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学追求“天人合一”，却以敬天、顺天为前提，过分强调人类适应自然的一面，遏制了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主动性、积极性，天人和谐不过是建立在低水平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学主张群己和谐，却强调群为己则，群重于己，以致个性自由被压抑，个人权利被消解，从而窒息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儒学和谐思想的缺失，直接妨碍了古代社会实现真实的合理的和谐，更乏力有效解决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基于对儒学和谐思想的反省，我们应当将“现代性”的血液注入传统的和谐思想，促使二者发生化合反应，从而催生出一种新型的现代和谐之道，在更高级的形态上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身与心的平衡和协调。
　　关于儒学现代化的路径，各派学者尤其是现代新儒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笔者认为，以下三条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双重批判。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其生命力主要不在于它曾经拥有多少真理，更不在于它拥有不可亵渎的神圣光环，而在于它始终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地在肯定中自我否定，在保留中自我更新，在传承中自我创造。而批判恰恰是思想文化在扬弃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批判包括外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两种基本形式。考诸儒学发展史，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曾经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下将儒学推向启蒙的高峰，应视为儒学第一次带根本性的自我批判。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则是第一次带颠覆性的外在批判，并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儒学现代化的起点。因为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外在批判，从反面启示、逼迫和激发了现代新儒家提出“返本开新”的基本命题，对儒学产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应。正如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所说：“五四”时期中国一批最杰出的知识精英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对儒家传统的继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种严格批判，不把儒家的阴暗面暴露出来，它的真正价值就难以体现。故此，杜维明提出了儒学的“深度反思”和“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等观念，彰显了海外当代新儒家的某种现代眼光和前沿视野，并为儒学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动力。如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儒学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如此：对它的缺失了解得越全面，它的正面价值就越能确切地把握和充分地开发；对儒学的批判越彻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
　　第二，文化对话。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互相撞击，互相交融，跨文化对话成为一大趋势。面对这种格局，儒学决不能独守一隅，自绝于世界潮流，远离当今文明，甘当“失语”的思想孤儿，而应冲出历史的尘封，扑向浩瀚的世界，担当文明交流的使者，在与当今各种进步文明的对话、交融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自我现代化。儒学历来倡导和而不同，鼓励思想流派交融，尤其是宋明理学，既以孔孟为宗，而又杂糅佛老，纵横千古，会通百家，终将儒学推向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而今，西方文化固然需要儒学，但儒学更需要西方文化。儒学在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征途中，要积极回应各种挑战，自留精华，自弃糟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用西方的智性理性弥补自己德性理性之不足，用西方个体本位、感性本位、权利本位的人文主义弥补自己群体本位、理性本位、责任本位的人文主义之不足，等等。如此，儒学才可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保持和展现自己的活力和魅力。
　　第三，现代阐释。王夫之诗云：“六经责我开生面。”对儒学经典进行现代阐释，是儒学现代化的又一路径。所谓现代阐释，即运用现代观念、现代方法、现代话语对儒学文本作出创造性的解读和阐发，对其范畴、逻辑、意义进行重组重构，而又不完全游离文本原意，从而在古代儒学的母体中诞生现代儒学。或如一位学者所言：“经典诠释，意在转达古人的意思，保存文本的原意，使之代有传接、勿令断绝；更在于立足不同时代，应对环境变迁，掘发新意，逼显所蕴，发扬光大其精神。”此即儒学诠释学的基本意义。从孔孟的原典儒学到汉代儒学，再到宋明理学，就是古代儒学通过阐释不断演化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儒学的现代阐释，则由熊十力开启先河，唐君毅、牟宗三等接踵光大，杜维明、刘述先等再谱新篇。虽然现代新儒家能否完成儒学“返本开新”的使命，尚是一个未知数，但他们的创造性阐释，却为儒学现代化拓展了一个并不狭小的空间，预示了一种并不暗淡的前景。
　　总之，儒学应该而且可能现代化，整个国学都应该而且可能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国学则构成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深厚基础。
　　
　　三、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三维格局与发展趋向
　　
　　重建文化，再造国魂，是近百年中国的光荣梦想和一大主题。“五四”及其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现代新儒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输入和流行，都各自以不同分量，从不同层面和不同途径，对中国新文化建设贡献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此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仍然是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大文化思潮，构成当代中国文化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而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立足于此，坚持三大文化思潮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进行科学的整合创新，应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有关整合创新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笔者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民族传统文化(亦即以儒学为主干的国学)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
　　民族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之根基。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基础，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和演进，是创新和发展了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血肉联系是无法割断的，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才能走向现代文化，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现代文化要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不就滑向文化殖民主义的深渊。历史学家罗荣渠指出：“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息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显然，只有以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基，才能建设既具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
　　面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需要民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