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杨向奎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中，易学研究是一个重要内容。关于《周易》的来源和性质，关于《周易》和易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影响，关于中国易学的发展等问题，杨先生都有所探究、有所创获。杨先生的易学研究是多视角、全方位的，既有对《周易》和易学文本及其相关材料的具体而微的开掘、考证和阐释，又有对易学史及其相关问题的宏观认识和总体把握。杨先生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象数与义理之分，而是将二者熔为一炉，融会贯通，综合超越，始终注意将易学问题置于宏大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流变中来系统考察，将易学研究建立在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从而更好地展示了易学演变的脉络和规律。
关键词：杨向奎；易学；周易；中国思想史
on mr. yang xiang-kui’s achievements on the yi learning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the yi learning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r. yang xiang-kui’s profound and extensive academic system. mr. yang had explored and achieved in all the following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the origin and quality of zhouyi, 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s of zhouyi and the yi learning in the chinese ideological cultur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yi studies, and so on. mr. yang studied the yi learning in all domain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e not only had made a concrete and complete exploration to, textual research 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 learning text as well as materials related, but also paid attention to a macro-understanding and total seiz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learning and issues related. not rigidly adhering to the traditional division of the yi learning into the school of image-number and that of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but fusing them into one and making a transcendence over either, mr. yang would put the yi learning in a magnificent ideologic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evolution to make a systematical observation, and based the yi learning studies upon the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to reveal the traces and rules for the yi studies development better.
key words: yang xiang-kui; yi learning; zhouyi;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
众所周知，杨向奎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他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清儒学案新编》等著作，他的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都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www.11665.Com作为经学研究的一大重镇，对居于六经之首的《周易》和易学，杨先生也在各种著述中多有探析，其研究方法和成果在20世纪中国易学发展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笔者不揣谫陋，撰成本文，藉以表达对杨先生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景仰。
一、关于《周易》的来源和性质
杨向奎先生指出：《易经》是卜筮书，但其中蕴涵着深奥的哲学理论，《易传》则是前期儒家本孔子意旨而发挥。在《易》卦起源问题上，杨先生赞成以张政烺先生为代表的数字卦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们……曾经看到在卜骨上的筮卦，即在卜骨上表示卦义的数字，这是古文字学家的发现，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为什么在卜骨上有筮卦？这数字究竟是记载筮卦的数字，还是和卜骨本身有关，如果是筮卦数字，为什么刻在卜骨上？这些刻字都和其余卜辞不相干，那么只能说它是记事，即记筮卦于卜骨上。如果不是记事，即卦数与卜骨有关，也就是由卜而逐渐有卦的内容，即筮出于卜，筮出于卜后，然后筮成《易》而前进；卜则限于骨甲，无发挥余地而渐衰，是龟短而筮长。战国而后卜几乎消灭，而卦普遍流行。《易经》外有《易传》，《易》亦由筮书变为有丰富理论的哲学典籍。殷人已经用筮，说明宗周继承了此一传统……。”［1］（第216页）《周礼·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2］汉代人提到《归藏》为殷易，而近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也证明，殷人已经用筮，殷易之说是有根据的，杨先生此论也是深中肯綮的。
古往今来，关于“周易”之“周”何指，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或说为周普、普遍之义（郑玄、陆德明等），或说指周代，《周易》即周代之《易》（孔颖达、程颐、朱熹等）。杨先生同意后一种说法，并从图腾崇拜的角度加以论证。他说：“周易”之“周”是指周朝，宗周是黄帝一系的正统，他们的图腾崇拜是龙，这与《周易》之以“龙”为主要象征是有关的。同时，杨先生又论及刚柔与中这《易》中“三德”的来源，指出：“‘三德’的命题不是来自宗周正统派的思想体系中，而是来自申楚系统的南国文化。这个系统出自古老的炎帝一支，齐许申吕是炎帝后，与楚为邻，申为楚吞并后，两者为一，而楚国文化遂多申的色彩，可以称之为‘申楚文化’”。“南国多申巫，而申巫是古代文明的载体及传播者”。“孔子时申楚尚多巫卜”。由此入手，又通过分析《尚书》中的《吕刑》、《洪范》与《易经》的内在联系，杨先生认为，《易经》与申楚关系密切。［1］（第398-399页）的确，近年出土的简帛《周易》及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表明，《易经》是南北文化系统综合融会的结果，《易传》和易学是以儒家、道家为主而又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杨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
与此相联系，杨先生注意从社会信仰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易》之起源。他说：“因有信仰而祭神，因祭神而有明堂、太室；祭神为了祈福，因祈福避祸而求神先知；因求神示乃有贞卜；贞卜有术，在商则为龟甲兽骨之卜，西周逐渐由贞卜而转于筮占，于是《易》卦兴而有《周易》，遂为经书之首，由卜筮书转为哲理古籍，《易传》不同于《易》卦，非卜筮所能范围者。卜筮神秘，理解其内容为巫祝专职，演为哲理亦多不可解，千百年来注解者繁，王弼注代郑玄后，《易》为三玄之一，后来中国传统哲学各流派多与此书有关，由巫祝而哲而玄，乃《易》之三变也。”［1］（第210-211页）这些论述皆颇具卓识。
在《汉书·艺文志》中，承于《易传》及司马迁等人关于《周易》产生过程的说法，班固提出了“人更三圣”的观点，认为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爻辞，而孔子则作《易传》（十翼）。后来马融改造、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说法，并为后来的陆绩、孔颖达等人所接受，以至于宋代朱熹又概括、总结出了“人更四圣”之说。在杨先生看来，这一说法虽不能完全信以为实，但也绝非毫无所本、毫无学术价值的向壁虚造。他指出：“文王演《易》之说，虽有争论，但《易》之来源甚古，殷商已见端倪，宗周之初有所发展当无疑问。其初因奇偶而有八卦，八卦不能尽变化，重为六十四卦，而加卦辞、爻辞，初为巫祝专职，西伯幽囚演《易》而有所推演”。“原始卜筮都为巫祝专职，他们是古代最渊博的学者，八卦之重，爻词、彖词之设，没有他们的参与，无法完成。他们多是无名专家，孰为《易》之加工者，当无可考。但文王演《易》之说，被轻轻否认亦无据，巫祝卜筮都为王家服务，以文王、周公之才而习《易》，因习《易》而演《易》而重卦，舍巫祝而自为之，此所以有文王、周公之参与。文王、周公固饱经忧患者，‘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正合符者”。他还称引高亨先生之说，认为平实近理，最为得体。［1］（第109-111页）论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杨先生不同意所谓《鲁论》之说，肯定孔子学《易》乃史有其事。《论语·述而》记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为政》则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杨先生将这两段话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总结何晏等《论语集解》以来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知天命’与‘学《易》’是相通的，学《易》然后知天，故云‘五十而知天命’。”［1］(第289页)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的记载以及近来一些学者所作的相关考辨，已经基本证实了杨先生的结论。
二、关于《周易》和易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影响
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干，《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和易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至深，在中国学术史、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杨先生对此也有所论述。他说：“《易经》学者之注释多本于《易传》，而《易传》乃前期儒家本孔子意旨而发挥。后来变作儒家的正统思想，随着孔子儒家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取得正统派的地位，这种传统思想变作我国正统思想，它教育着我国人民，陶冶着我国人民的情操。”［1］(第398页)孔子“刚健中正”的思想，主要是在继承《周易》之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庸》是子思撰述的书，正是他理解了孔子对于‘刚健中正’的评价而有的著作。《中庸》之道源自《易经》，所以子思依傍《易传》而著书。在十翼中《文言》、《系辞》发挥儒家的《易》理最多，而《中庸》无论在义理在文辞各方面都与上述两传相近，完全可以纳入《易传》的行列中，变作‘十一翼’，不会有‘非我族类’之感。”杨先生还列举了李心传、朱熹、项安世等前贤以《中庸》说《易》的例证。［1］(第404-405页)确实，直到近世，熊十力先生还在强调“《中庸》本演《易》之书”［4］(第313页)。杨先生的观点正是在对前人之说加以综合创新而成的。由《易》《庸》关系出发，杨先生肯定了易学在儒家自身改造过程中的作用。他说：“《中庸》是发挥《易·乾》当位、刚健中正之德的大著，因之列它于《易传》中，不会有生疏之感，在哲学上它完成了《大易》刚健中正的道德哲学体系，这种道德哲学是儒家的‘本体论’。本体是恒量，表现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上，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表现在个人身上它也是完整的中庸之道。在儒家本身的改造方面，它使一个以相礼为业而乞食的团体变成一个刚健中正的君子儒。”［1］(第406页)
杨先生还高度评价了《周易》和易学的宇宙观，特别强调了其在自然科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他说：“《易》以奇偶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遂为中国传统哲学最古老的宇宙观。在世界科学史上原始阴阳说，盖优于原始原子说；无阴阳奇偶之辩证发展，则原子说亦无能为力。宇宙渊泉，必须有正负能量之载体，古代哲学家名之曰阴阳，阴阳变化无穷，则宇宙之所由生。”［1］（第109页）“‘一’代表阳而‘六’代表阴，符号是‘—’，‘--’；阴阳的发现及其无限的发挥在中国社会思潮中有无比的作用。我们以为，宇宙的动力是阴是阳，当然阴阳不是无物质的力，它们有载体，也就是任何具体事物都有阴阳两性，不能有脱离具体事物的阴阳‘离子’，但人们可以概括宇宙为阴阳组成。阴阳的发现，早于西方的原子说而优于西方的原子说。到现在为止，在哲学上、在基础科学上，正负、阴阳的概念永不可少，没有它们的存在也就没有宇宙，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平衡’。”［1］(第212-213页)“在《易》卦中，有乾坤六爻在变化不已，以‘—’为乾，以‘--’为坤，在世界数学史上，这就是‘1’与‘0’的二进位制，在现在科学上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在先秦儒家的理解中，其中的意义远不止此，他们于其中发现自然万物发生发展的道理。他们以乾‘—’为阳，以坤‘--’为阴，阴阳两者而成一体，有此阴阳二体的交互变化而生万物，生生为‘易’。因此他们为《易经》定性，这不仅是一部卜筮术，它是在模拟自然的变化、生生。现在的自然科学家以大功率的粒子对撞机模拟自然的演变，因而探索宇宙的起源。我们古代的《大易》学者也是在作这种探索，他们有图有表，在《皇极经世》中，邵康节试图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自然界的发展。我们不能说他们是‘白日做梦’，他们的意图明确，要探索自然，自然不是神造，《大易》是一部模拟宇宙的‘圣典’，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1］(第411-412页)我们知道，杨先生是一位对自然科学深有研究、颇有建树的史学大师，他对《周易》和易学的上述评价，是很有说服力的。
三、关于中国易学的发展
关于中国易学发展史，杨先生也曾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主要集中在汉、宋、清代易学方面。关于汉代今文经和古文经在易学上的分野，杨先生通过分析《汉书·儒林传》、《艺文志》等文献记载，认为《周易》的今古文学派与其他经典有所不同。其原因，“一来是《易经》没有经过秦火，文字和师说都可以流传下来，没有训诂章句上的显著区别。二来《易》是卜筮书，多讲阴阳灾异，而这些是西汉今文经师的特色，就此而论，易学诸家都属于今文学派。费（直）、荀（爽）讲阴阳变化；孟（喜）、京（房）更是讲阴阳变化的大本营。就文字论，他们都可以传授古文，古文一直在流传下来，所以刘向可以看到中古文，因之各家都有古训。《易经》的今、古文学派，不同于其他经典，西汉所有易学都保存古文，而所有易学也都同于今文学派讲阴阳灾异。”［5］(第903页)
在研究中国易学发展史时，杨先生注意从天人之学的角度，将《春秋》和《周易》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春秋》和《周易》都在儒家经典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人们可以从中更好地了解、把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得到更为重要的教益和启发。早在春秋末年，《周易》与《春秋》的原型《鲁春秋》就为人们所并重。《左传》昭公二年载晋国韩宣子来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6］这里的《易象》就是《易经》。在群经中，《春秋》是以人事体现天道，《周易》则是以天道推衍人事；《春秋》是借助史实的记述来表达其中隐含的微言大义，《周易》则是依据普遍的思想原理来揭示具体实际所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所以，入汉以后，《易》与《春秋》并重仍是经学领域的一个特点。董仲舒明确将《周易》与《春秋》并列，谓“《易》、《春秋》明其知”［7］(《春秋繁露·玉杯》)。司马迁也是《周易》与《春秋》并重，立志“正《易传》，继《春秋》”［8］(《史记·太史公自序》)，认为立足于人事的《春秋》是通过史实的记述来反映其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本于天道的《周易》则是依据普遍的思想原理来推出具体实践所应遵循的规律和准则。也就是说，《周易》为本，《春秋》为用，二者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周易》和《春秋》都曾推究宇宙万物生成的根源，《易传》提出了太极之说，而《春秋》则提出了元（元气）的概念。西汉末年，刘歆还在《三统历》中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通过分析这一思想发展进程，在谈到《公羊》学派时，杨先生指出：“他们是以《易》代表天道，以《春秋》专讲人事；《易》以道天地的变化，《春秋》以辩人事的是非，而人间是非是与天道变化分不开的，这样天人的相应，也是《易》与《春秋》的结合。这就是他们的‘天人之际’，也就是‘天人之学’。”［9］(第126页)受董仲舒影响，此后不仅治《春秋》的学者往往兼重《周易》，而且治《周易》的学者对《春秋》也极为重视。杨先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如在谈到宋代司马光时，杨先生就指出：“他的《潜虚》继承《太玄》和《易经》，而《资治通鉴》继承了《春秋》，这仍然是《易》与《春秋》的天人之学。”［10］(第149页)又如关于清代惠栋，杨先生指出：“惠栋亦多讲‘天人之道’。他希图沟通《易》与《春秋》，以为《易》是‘天学’，宇宙万物之成长，实与《易》之成长相因，乃二而一者。而《春秋》纪事，效法《易经》，以人事结合天道，所以他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杨先生认为，根据惠栋的理论，“天地万物发生发展即《易》的发生发展；万物的发展，是宇宙的实体，而《易》是宇宙实体的表德。《春秋》纪事，效法于《易》，历代以纪“元”开始，即为效法《易》以太极为首。《易》为天道，《春秋》为人事，天道与人事结合，正好是‘天人之学’”［5］(第906-907页)。
与此同时，杨先生又注意从儒家仁诚理论的发展来把握中国易学发展的线索。杨先生认为，孔子、子思先后提出的仁与诚，是儒家的道德哲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仁与诚皆源于《周易》“生”的哲学，源于其生生不息的思想。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哲学与科学》等论著中，杨先生对此多有阐释，并用以考察中国易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杨先生指出：宋代程颢借助《易传》“生生之为易”和“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理论，从而使“仁”与宇宙本体更好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发展了仁诚理论。［11］(第29页)至清代，“戴东原发展了这种思想，以生生为仁，有仁则有诚，既仁且诚，而生生不已”。与程颢等人一样，“东原在名义上说《易》，其实借《易》以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12］(第624页)。这些都称得上是易学及其相关研究的不刊之论。
清代易学是杨先生用力较多的研究重点之一，其中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的易学理论更是受到杨先生的特别重视。在研究惠栋时，除了考察其天人之学，杨先生又分析说：惠栋专宗汉学，力求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通过古训以明经，此乃古文经学的体系，但其说《易》又采取今文学派的学说，多阴阳灾异之说，而且“汉代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不离谶纬，《易经》更多纬书，于是惠氏著作中亦多谶纬思想。汉末道教的形成本来和今文谶纬学有密切关系，在惠氏《易》学著作中，援引道书随处可见。儒与佛、道，在魏晋以后互相排斥，两宋理学乃排斥佛学而引进道书，惠栋既张‘汉帜’，遂仍与道教合流”。惠栋曾引《周易参同契》、《阴符经》以及《抱朴子》、《灵宝经》等以解《易》。汉学本来是与理学对立的，但二者又通过《阴符经》等道教经典而结合起来。杨先生特别强调：“汉学家而有浓厚的道士气息，是评论清代汉学的人，所未曾注意过的事！”［5］(第905-909页)正因为惠栋易学中存在这些杂质，杨先生又充分肯定了王念孙、王引之对惠栋及其所本的汉代荀爽易学的批驳。杨先生曾以《经义述闻》卷一中的一条训诂材料为例，指出：“他们驳斥了惠定宇说，同时也驳斥了荀爽说。这不仅是个别文字的解诂，而是有关整个易学的看法，荀爽易学是惠栋所遵守的汉易学说，这是一个西汉图谶之学的流派，……王氏父子虽然是个别训诂的驳斥，但也触动了荀、惠易学的全身。惠氏易学，当时是没有人驳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论，可见一斑。《经义述闻》中更有长文驳斥虞氏易。他们没有从思想的角度出发进行批判，但他们实事求是的态度，起了驳斥乌烟瘴气的汉易学的效果。”杨先生还高度评价了王氏父子在易学上的考据成果，如《经义述闻》卷二所说：“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杨先生认为，他们的有些结论已经接近历史的真实，并给人以清新的启发。［5］(第1002-1003页)对焦循易学，杨先生则颇有微词。他说：“清人说《易》，不识大体，《易经》为卜筮书，各种变化，都为卜筮服务，社会人事，变化无端，《易》之占卜，必须有以应之，故亦多变。经中之有义理可言者，为分阴阳，宇宙二分为阴阳，是其卓识，因阴阳而有奇偶，因奇偶而有变化，是谓之易，易即变易，有变易则宇宙生成。这宇宙论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易传》循此路发挥而抛却占卜，遂使《周易》哲学具有完整体系，元和惠氏，及甘泉焦氏皆治《易》世家，但不足语此。……焦里堂之说《易》，永不能脱离卜筮本身，交易止于八卦中，不能脱颖而出，并《易传》不解，难与言《易》。”［13］(第218-219页)杨先生的这些论述，无论对研究清代易学，还是对探讨整个清代学术、清代思想文化，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
中国易学史上的冲突和争论，往往是在义理之学和象数之学这两大流派之间进行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一传统的分野来看杨先生的易学研究，似乎杨先生倾向于义理之学，是义理派。但实际上，致力于求真求实的杨先生对象数易学并无反感，也不排斥，甚至还有较高评价。例如，他肯定了朱熹以《易》为卜筮之书且不忘卜筮亦谈义理的做法。［11］(第35-37页)他对张惠言易学理论的评价，更表现出对象数易学的充分重视。作为深受惠栋影响的乾嘉学者，张惠言为学渊博而精于《易》，于《易》主虞氏，谈象数自其本色，《易图条辨》是其代表作。易以数的变化解说象之发展。张惠言曾说：“康节之言曰：两仪，天地之祖也。太极分而为二，先得一为一，后得一为二。二谓两仪。四象者，阴阳刚柔也。有阴阳然后可以生天，有刚柔然后可以生地。夫所谓分而为二者，何耶？其谓气变之始耶？太极未分也。其既分矣，非天非地，非阴非阳，而别有二物耶？且曰：先得一为一，后得一为二，则太极生一，而一生二也，又不可言分也。”［14］杨先生指出：“先一为一，后一为二的提法，有深刻意义。在数学上，以‘一’为生成元素，故一可生二，‘二’为后继元素，而‘一’为唯一的非后继元素。当《易传》分宇宙为阴阳两半，而以‘一’为阳、‘二’为阴的时候，‘二’也是唯一的非后继元素，故《易》为二进位，一、三、五、七、九与二、四、六、八、十，各居一方。在不统一的宇宙中，数永远是二进位。‘太极生一，而一生二’，‘一’代表阳，‘二’代表阴。这代表‘二’的后继元素，此时也是生成元素，而不是后继元素，我们不能违反这种原则。……阴阳合而生万物。这样，用数的变化来说明宇宙生成次第是可以成立的，我们不能说‘它是中古的胡涂概念’（傅孟真先生语）。在哲学上，这样来说明宇宙模型是允许的，数学永远是科学的有效工具。”杨先生认为张惠言是同意邵雍“先得一为一，后得一为二”之说的，是值得肯定的。杨先生强调：“张惠言的《易图条辨》是一部有用的书，他对于宋人宇宙模型的解释有恰当处，不能指之为任意胡说，或者是‘胡涂的概念’。”［15］(第211-213页)随着易学研究的深入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杨先生的结论已经得到普遍认同。
四、杨向奎先生易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在杨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中，易学研究是一个重要内容，并与杨先生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相互呼应、密切相联。纵观上文所述杨先生的易学研究成就，笔者以为，杨先生治《易》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杨先生的易学研究是多视角、全方位的，既有对《周易》和易学文本及其相关材料的具体而微的开掘、考证和阐释，又有对易学史及其相关问题的宏观认识和总体把握。第二，杨先生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象数与义理之分，而是将二者熔为一炉，融会贯通，综合超越，始终注意将易学问题置于宏大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流变中来系统考察，将易学研究建立在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从而有所创获、有所发展。如他从社会信仰的角度来认识《周易》和易学的起源，以天人之学，以仁诚理论的发展为线索来揭示、把握易学演变的脉络和规律。当然，杨先生易学研究的这两个主要特点，在杨先生的其他研究领域也同样有所体现，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可以说，杨先生的易学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杨先生学术理念、学术成就及治学风格的无穷魅力和巨大影响。
我们注意到，易学研究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研究方法和成果众多，但其中的缺憾也是明显存在的。比如，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研究每每只是在传统经学的范围内周旋，把注意力放在典籍授受、经传注释、学派演变等问题上，关心的是历史上那些专门的易学著作，那些专治易学且有著述传世的易学家。所以，如何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有所深化、有所拓展、有所突破，保持一种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断超越的势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实现易学研究的多视角、全方位、立体化展开，就应该紧密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氛围进行探讨，充分借鉴、利用所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手段，将考察范围、研究对象扩展至受《周易》及易学启示、影响的全部历史过程和文化现象上来，包括曾经研究易学、运用易学的所有重要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主张，而不管这些人物是否是有所师承的易学家，不管这些著作是否是专门的易学著作。在这方面，杨向奎先生导夫先路，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我们进行易学研究，一定要珍视杨先生留下的这份宝贵的学术遗产，不断加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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