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中叶，中国易学史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勇敢地破除汉唐以来解经注经、章句训诂之学的传统，他们疑经改经，主张重新解释易经，大力提倡自由解经，强调发挥易经的经义、义理，所渭“经以明道，文以通理”①。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恰恰发生在庆历前后，《周易》也就自然地同庆历新政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关系，《周易》以改革派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为物质武器，而改革派则以《周易》作为针砭时弊、变法革新的精神武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交相辉映对宋代的易学以及后来经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变易是易经的核心思想，可以说，《周易》就是一部讲变化、发展的书。庆历改革派们是把握住了易经的这一基本精神的，并且经过他们的解释和发挥，更加适应了时代的需要。11世纪中期的赵宋王朝，离太祖赵匡胤立国已有七、八十年，统治者政治不修，吏治腐败，他们耽于表面的太平与繁荣，骄奢注侈，守内虚外。一方面，对外用重金换来对辽、夏的休战局面，另一方面，在国内又大行封禅，大兴土木，增设官吏和扩充军队，滥施恩荫，仁宗庆历和皇佑中，内外官员增至2万多人，军队从开国初的37万猛增到125万。正如《宋史·食货志》记载的：“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藉益广，吏员益众。www.11665.cOm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丁财矣”。内外的大量耗费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朱熹说“历代刻薄之法，本朝皆备”②。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农民起义之频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国家陷于积贫积弱，内外交困而不能自拔。范仲淹尖锐地指出；“今四方多事，民日以穷困，将思为盗；复使不才之吏临之，赋役不均，刑罚不当，科率无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乱所由生③。面对这种困境，他认为，不改革，不革其弊，”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振兴和拯救，这是“国之深忧”，“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④。怎洋革除弊政?韩琦提出先行“七事”，即一清政本、二念边事⑤、三擢材贤、四备河北、五固河东、六收民心、七营洛邑田，范仲淹条陈“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这些可以看做是改革派的政治纲领，特别是范仲淹的“十事”，实际上是庆历革新的总政纲，而这个总政纲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周易》关于变易的思想。
    范仲淹认为，《周易》的“大旨”就在“变易”二字，他说：“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其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怍易之大旨”⑥。他还说：“天下之理有所穷，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我国家……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⑦，直接由《周易》的变易理论引伸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北宋中期深刻的社会危机决定了的，但是，《周易》确实给改革派增添了理论的力量和政治上的胆魄。范仲淹喜渎《周易》和《春秋》，他谈改革的文章和奏疏，几乎都要引易以为据，始终把《周易》作为改革的理论武器，他的《易义》、《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等篇更是集中阐发了《周易》的义理。他说：“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通幽洞微，极万物盛衰之变，钩深致远，明二仪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圣微旨，神则不知不识，化则无终无始，在乎穷之于此，得之于彼”⑧。这里把变易看做无穷无尽、无始无终’，并且认为是一条客观规律，而且这条规律载入易经、经过“先圣”肯定，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大哉乾阳，禀乎至刚。……中含变比，知从革之靡常。原夫圣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为宪”⑨。这就是说，变易、变革是先王、圣人确立的普遍原则，这条普遍原则是百代万世不衰的。《周易》下经中的革卦、鼎卦、艮卦，渐卦；睽卦都是几个言变革的卦，范仲淹一解释。革卦，“离下兑上”，上卦兑，是泽，是“悦”，下卦离，是火，是明智。范仲淹说；“革，火水相薄，变在其中，圣人行权革易变之时”⑩。泽中应有水，而革卦中泽有火，水火相克相生，范仲淹说，这“是反常”，而相反相成，才必然产生变革。“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乱，以天下之说(悦)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不道”[11]。鼎卦，“离上巽下”。卦辞说鼎卦的形状象鼎，上卦离是火，下卦巽是木，木放火内烹饪。古代的鼎不但是煮食物的器具，而且也是君王权威的标志，又是祭器和供贤士的器皿，圣王用鼎烹饪以祭祀天地和顺养圣贤。同时；内卦(即上卦)“巽”是顺：外卦(即下卦)“离”是目、明。鼎卦的“六五”即第五爻一一，相当于鼎的耳目，象征内心顺从，耳目聪明。鼎卦来自巽卦，第四爻(阴爻)即“六四”升进到第五爻即“六五”，占有中位，又与下卦的，“九二”即第二爻(阳爻)相应，是一吉卦，所以“元亨”即大有亨通。范仲淹在分析革卦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鼎卦”以木顺火，象征“圣人开基立器”。他说：“天下无道，圣人革之。
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12]。他以殷汤王；周武王革命为例，认为汤武顺应天时人心而取代夏殷，接着“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厉行新政，他说，这就是所谓“革去故而鼎取新”，是“天下治”又“盛乎”的根本原因。。
    欧阳修论易不仅敢于打破传统，不囿于前贤旧说，第一次提出《系辞》非孔子所作，而且特别注重发挥《周易》的变易思想，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认为这是处理人事问题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在解释恒卦卦辞时说，“恒之为盲欠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14]。接着欧阳修用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娈化造成宇宙的长存来证明这条普遍法则，进而得出“圣人者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的结论[15]。根据著名易学史家朱伯 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欧阳修“将变通解释为‘尚消息盈虚’，将变动不息解释为对立面转化的过程”，这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之说[16]。易经的剥卦 ，艮上坤下，阴盛阳衰，欧阳修认为这是“君子止而不住之时也”，但物极必反，“剥尽则复(卦)，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17]圣人纩(据“天道”法则，能顺应时势，该止就止，该进就进，然而，静与止并非绝对不动不行，而是待时以动。在欧阳修看来，“天地之心见乎动”，“动”是“天地所以生育万物”的根本原因，这一反王弼以静止为天地之心之说，也摒弃了老庄玄学观点。历史上“文王之 里，箕子之明夷”，就是君子固穷不失去信心，“困极而后亨”，“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的明证[18]。这样解释《周易》的变通思想，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易学史上是一大贡献，对后来者有很大启发，直接为庆历新政提供了哲学理论根据，也表现了改革派不怕困难，对改革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精神状态。

二、“损上益下”，厚农兴商、减赋役、裁冗员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知苏州，他在南园买了一块地，本是准备建房安家，阴阳说风水好，是块宝地，要世代出公卿，而他却因此改变了计划，在这块地上盖起了学舍。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19]不愿一家贵，而愿天下人都贵，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崇高情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光辉典范，永远令人崇敬。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大多出身基层，对民生疾苦有切身感受和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把保民、富民看做是维护封建国家的稳固的根本，而这也恰恰是《周易》经纶治国的重要思想。 
    《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辞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民本思想，“顺乎天而应乎人”是这一重要思想的高度概括，而“汤武革命“则是”顺天应人”的典范。宋人的历史感很强，“堂上绘昔贤，阅古以儆今”[20]。“顺天应人”是历史的总结，改革派们以此为据又去总结新的历史，作为革新除弊的理论根据。在改革派的论著中，比较多地吸收和发挥了易经中损卦与益卦的卦辞中阐述的保民、养民、富民思想。损卦，艮上兑下，艮为山、兑为泽。这是个吉卦。范仲淹根据卦辞与传的解释，他又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下卦二阳，上卦二阴，取阳资阴，”[21]即损下益上。“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即邦宁。今务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22]可是，治理国家，又不能不取之于下，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他认为，统治者要依据形势变化，取之有时，要考虑到人民利益。“损之有时犹说也，损之无时泽将竭焉”，反对竭泽而鱼，“故曰：川竭必山崩”，“下涸而上枯也”，然后得出历代进步思想家共同的结论：“百姓不足，君孰与
足”[23]。他对益卦的解释把这个原则阐述得更充分。益卦，“上卦阳多，故曰育余，下卦阳少，故曰不足”，因此“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补不足”[24]，他说，这个卦象告诉我们，治国有十条原则，就是“自上惠下”，流治者减损，使人民增益。”天道下济晶物咸亨，圣人下济万国咸宁”，是“为道大矣”[25]。为什么是一条大原则?因为“益上曰损，损上曰益。何也?夫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是故谓之损；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是故谓之益。本斯固
矣，干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长矣”[26]。范仲淹把“民”当作国家的“本”、“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上与下、统治者与民之间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下之益上则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则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27]如果无限制地搜刮人民、减损人民，统治者不过是收一时之利。相反，如果人民富庶，“君育黎庶如彼身体”[28]，民富则国强，统治者就可永享太平，其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益卦的上卦是“巽·，是木、风，下卦“震” ，是动、雷，因此，“木以动也”(上木下动)即木在水上飘浮，发挥了功用，“涉大川而无患，雷风与也”(上风下雷)，即风雷相互助长，气势增益，有利涉过大河而不出现凶险。因此，这个原则无论从长远或现实看，对统治者都是有利的，“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29]欧阳修也是这样解释损、益卦辞的；“童子问曰：损，损下益上，益，损上益下。何谓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语曰百姓足君孰与足，此之谓也”[30]。李觏特别强调统治者要“损
欲”，损欲无祸，“圣人寡欲，故能得所欲，众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夫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其谁曰不可?”[31]
    怎样去损上益下呢?庆历改革派们主张养民、安民，重民兴商、减赋役、裁冗员。范仲淹在《陈十事》中说，“臣观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盲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善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体肤，爱体肤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寇盗自息，祸乱不与，是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故诗有七月之篇，陈王业也”[32]。他还说，“善民而可取，必重谷而无抬，惟农是务，诚天下之本与[33]。食惟民天，“民食为贵，王者崇本”[34]。这是说，农业发展，民有粮有食，知礼义廉耻，自觉守法，社会安定，统治稳固。把农业当作是立国安邦的基础，经济变革的核心，因此，统治者要“重农”、“爱农”、“劝农”，建议设专职大臣领管农业。北宋中期，不仅“国家不务农桑”，消费大大超过生产，而且继续推行秦汉以来的榷卖重税制度，商品经济受到极大的压制，结果是经济不活，人民生活不利。庆历改革派肯定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怍用，“昔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藉，岂云逐末人[35]，没有商，就没有货物的流转；没有货物的流转，就没有社会的正常生活，因此，商业利国利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商品市场经济对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同秦商鞅的极端重农主义有了一定的区别。他们要求改革禁榷制度，欧阳修揭露了禁榷专卖制度的“五害”，而最终的受害者是广大农民。范仲淹认为现有的禁榷法是“绝了商旅之路”，建议“驰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请求“诏天下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万一也”[37]。
    赋税、差役，历来是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剥削人民的手段，《周易》卦辞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38]，就是剥削要有节制，赋税适中，反对超经济剥削。庆历改革派以周易为武器，揭露北宋中期赋役制度违背“下者上之本”的原则，“务取其下”，造成赋税不均，科率无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范仲淹指出，这是“伤其本”，是“危之道”[39]。赋役适度，“损之有时，民有说(悦)也”，赋役无度，“损之无时，泽将竭焉”[40]。因此，他们主张减轻赋役，通过“减县并省”来实现“平差役”、“减徭役”。同时，希望统治者“节用”、“节俭”，即“损上”，从而削减耗费，减轻人民负担。
    冗官、冗员是赵宋王朝政治体制的一大难题，机构重叠、臃肿，人浮于事，尸位素食，这对节人民自然是沉重的负担。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主张裁冗，“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41]，庆历新政“十事”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覃恩信”、“重命令”等七事都直接关系到裁冗及其官吏制度的改革，这个问题成了庆历革新的中心内容，这当然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但与改革派从《周易》吸取思想营养和力量也是分不开的。

三、“乾坤定、贵贱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易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传》作者给自然界赋予尊卑属性，然后比附和说明社会的贵贱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这是适应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而杜撰的一种理论依据。范仲淹等继承并发挥了这个理论，庆历新政的目的也正是要通过改革，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北宋王朝的封建等级秩序；按照《周易》的思想，天之体是阳，阳为刚健，地之体是阴，阴为柔顺。乾为阳，其爻全是阳爻，“夫乾，天下之至健也”[42]。坤为阴，其爻全是阴爻，“夫坤，天下之至顺也”[43]。在万物生成衍化之中，乾阳起创始作用，居于主宰地位，因此，乾为天、为父、为君；而坤元则有完成的功能，居于被支配地位，因此，坤为地、为妻、为臣，“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错[44]，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就建立起来了。在八卦之中，震、坎、艮等阳卦均是一阳二阴，阴爻多，“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45]，即一君统治二民，君权集中，而民归心，这是有德的君子选择的道路。相反，巽、离、兑等阴卦均是一阴二阳，阳爻多，“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46]。二君统治一民，君权削弱，必然混乱，这是无德的小人所走的道路。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就必须君权集中，阳道盛行，卑者贱者要安于自己的地位，不能潜越妄动，庆历改革派特别强调乾阳的地位，“大哉乾阳；禀乎至刚，统于天而不息”[47]。范仲淹在解释恒卦时，把这个思想表述得更明确，恒卦，上卦为震，下卦为巽，他说；“震阳也，刚动乎上；巽阴也，’柔顺于下”[48]，因此，“阳动阴顺，刚上柔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时也。天尊地卑，道之常也，君处上，臣处下，理之常矣”[49]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上阳卦，天与君之道也；下阴卦，地与臣之道也”。又因“震为长男，巽为长女”，所以?男在外，女在内，义之常矣”[50]。卦象讲“应”，即内外卦(上下卦)各自的第一爻、第二爻、第三爻，亦即“初”与“四”、“二”与
“五”、“三”与“上”爻有对应关系，要阳爻相应阴爻，相反才相成。恒卦正是“六爻皆应”，象征“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51]。统治者如果能自觉顺应阴阳刚柔对应关系，顺应天地之道，维护夫妻之义和君臣之理，就无往不利，国运永祚。范仲淹结论说；“士之常也，在于已不在于人；诸侯之常也，在于政不在于怜，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尧舜为仁，终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52]古人圣人包括尧舜正是因
为他们依循这个法则，坚持正道，而能教化天下，建立起恒久的秩序。当然阴阳刚柔不是绝对静止的，宇宙世界生生不息，但如果阴阳失衡，刚柔不调，贵贱不一，那就要出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这就需要调整、改革，因此，由恒卦进入卦(即遁、退避的意思)、大壮卦、以至损卦、益卦、革卦、鼎卦，革故鼎新，日新而新。
    如何调整北宋中期社会的矛盾，怎样维护与稳固北宋王朝的统治秩序，庆历改革派提出德力论，这也是他们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第一、实行德治；他们认为儒家“六经”的中心就是德礼，“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
道，复何求哉广[53]范仲淹说：“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尧舜以德，则人爱君如父母，秦以力，则人视君为仇雠。”[54]他们用历史教训说明了力好弃德必然亡国，“服民以德，渐民以教化”为安国之道舒，“德败则祸起萧，治理国家，“德可凭而力不可恃”。因此，为政要行“克己之仁政”，“顺民”，“用天下心为心”，“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56]，提倡“崇俭”，反对“烦苛”[57]。第二、德力并行，宽猛相须。改革派们的德治同历代儒家学者一样，德治并不是放弃暴力镇压，而是德刑并用，礼法结合。德礼虽然重要，但刑杀亦不可缺，所谓“御百姓于五刑，罔敢作乱”[58]欧阳修说，自古以来，“禁暴必以兵，防民必在刑”[59]。
    当然，这并不是儒家德刑论的简单重复，而是结合北宋社会现实的新的发挥，特别是他们自觉地运用易经阐发的德力论，就使得其理论性大大增强了。比如睽卦，上为离卦，下为兑卦，即上火下泽，火炎向上烧，泽水向下浸，表面看二者相反相对，“不相入”[60]，实际上二者却是统一的，即异中有同，“而相资”，，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贯之，居惟异，动必相资”[62]。他们认为，相反相成是一种普遍现象，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金木水火土“六府”之盛德，国家社稷“九鼎”洽大亨之惠，都是“分而为二，曲直相入”。这实际上是对对立统一思想的一种天才猜测，他们由此得出：从政者“宽猛相须，礼兹至矣，”[63]的结论。 

注：

 
①⑩[11][12][13][19][21][22][23][24][25][26][27][29][39][40][50][51][52]《范文正公文集》卷五“易义” 
②《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3]④⑦[6][41]《范文正公文集》奏议“奏乞择臣僚令举知州通判”“答手诏条陈十事”、“上执政书”
⑤《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五 
⑧⑨[19][20][28][32][33][34][36][37][53][54][56][58][60][61][62][63]《范文正公文集》别集“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附年谱，文
集卷二“阅古堂诗”、别集“君以民为体赋”、奏议“奏灾异后合行四事”、别集“稼 惟宝赋”、文集卷一“四民诗”、卷九“上
时相制议书”、卷七“奏上时务书”、卷二十“用天下心为心”、别集“六官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
[14][15][17][18][30]《欧阳修全集》“易童于问”卷一、卷二
[16]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中册，第78页 
[31]《李觏集》卷二十一 
[55][59]《欧阳修全集》“三皇设言民不违论”，居士外集卷九“本论” 
[38][44][42][43][45][46]《周易》“节卦”、“序卦传”，“系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