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禧元年（1017），王旦薨于相位。寇准与王旦之间的恩恩怨怨，都随王旦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寇准以使相出掌外藩，地位已高于一般的执政。因此，其能否再度成为宰相，已不需要谁来特别推荐了，而是要取决于朝廷中政治角逐及其平衡的结果。而处于政治失意之中的寇准，虽然吟诗作文，声称习老庄隐林泉，但实际上一刻也没忘重返朝廷，再执政柄。他在判永兴军期间，正如自己在诗中所吟:“终年深隐养天机”，[85]一直在等待机会。
寇准在永兴军等待了整整四年，到天禧三年，终于机会来临了。这是一个人造的机会。永兴军内有个叫朱能的巡检，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了天书。寇准为了迎合热中此道的真宗，上奏云天书降于乾佑山中。
关于这次天书出笼的经纬，《长编》卷九十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条有明确记载 :
入内副都知周怀政日侍内廷，权任尤盛，附会者颇众，往往言事获从。……性识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单州团练使田敏家厮养，性凶狡，遂赂其亲信得见，因与亲事卒姚斌等妄谈神怪事以诱之。怀政大惑，援引能至御药使，领阶州刺史。俄于终南山修道观与殿直刘益辈造符命，托神灵言国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时寇准镇永兴，能为巡检，赖准旧望，欲实其事。准性刚强好胜，喜其附己，故多依违之。是月，准奏天书降乾佑山中。
寇准上奏天书始末，史籍颇有聚讼。www.11665.coM《宋史·寇准传》载 :“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颁，命准上之。’准从，上其书。”以前，我研究王旦时，对这条史料颇为怀疑。因为以王旦之为人及其处事作风，似不至如此行事。后来读到李焘对此事的辨误，其惑始解。其云:“刘攽作《寇准传》云，朱能献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寇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乃使周怀政谕准。准始不肯。而准婿王曙居中与怀政善，曙固要准，准乃从之。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正月，而准上天书乃三年三月。攽误甚矣。或钦若实为此，非旦也。”[86]由此可知，《宋史·寇准传》源自刘攽所撰，其时已将时间弄错，故将说真宗之事误植于王旦头上。据李焘推测，其人可能是王钦若。这种推测不无道理。王钦若在大中祥符之际，为天书的始作俑者。此人又与寇准不和，知寇准素不信天书之类的把戏，故意让寇准奏上，以此来羞辱寇准，让寇准难堪。
而对于寇准来说，则有自己的打算。他没有拒绝奏天书，或许如刘攽所记，有其婿王曙说项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他也不想拒绝此事，而是打算以此事为媒介，重新获宠于真宗，与真宗达成新的统一战线，从而再次成为宰相，入主中书。我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是有类似的事可以举为旁证的。早在天禧元年，判永兴军寇准就上言说：“部内民稼，蝗伤之后，茎叶再茂，蝗多抱草死。”[87]或许有个别一两处这样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是不经之谈。寇准之所以上奏汇报，不外是想取悦于喜好怪力乱神的真宗。不料真宗只关心能有助于说明其正统地位的怪力乱神，对蝗虫是否抱草死并不感兴趣。因而，寇准的上奏也就没了下文。但此事毕竟反映了寇准的某种用心。而这次又冒出一份天书来，寇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我想，即使没有王钦若的小动作，没有周围人的劝说，寇准也会主动上奏的，而不会理会是否真伪。
不过，“趋时事已非”，[88]天禧已非大中祥符，早年间闹哄哄的降天书，封泰山，祀汾阴，搞得劳民伤财，人心已倦。所以，这次天书一降，“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89]但由于寇准以其使相的地位奏上天书，与真宗站到了同一立场，等于在重新入相的政治角逐中争取到一个举足重轻的筹码。加之此时的宰相王钦若由于颇致人言，因而真宗也变得不大信任他了。“钦若恩遇浸衰”。[90]当此之时，寇准一上天书，果然奏效。十来天后，即被召赴阙。[91]这次寇准进京，可不是像他罢相一年后真宗把他召来聊天解闷然后又打发回去那样，而是将要委以重任。果然，到了六月份，前脚让宰相王钦若走人，后脚任命寇准为相，前后相隔不到四天。
五
天禧三年（1019），寇准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这是他三起三落之后的再度出山。或许他暗自得意略施上天书之小技而智取相位，殊不知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大的跌落，更大的悲剧。这次的跌落将使他一落千丈，直至人生的谷底，凄凄惨惨，远流他乡，成为孤魂野鬼，大起大落的一生，以悲剧落下帷幕。这一切，均为寇准所始料不及。
寇准此次入相，已届真宗末期，中央政治的安定程度已远非他以往出入中枢时可比，几近于混乱状态。帝政、后党以及执政集团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势异常复杂。此时搅进去，犹如林冲误入白虎堂，悲剧便已注定。因为局势远远不是政治家智商较低的寇准所能周旋应付得了的。其实，在这次寇准应召进京之前，已有谋士帮他进行了分析，作了劝告。史载:“寇准自永兴来朝，准将发，其门生有劝准者曰:‘公若至河阳，称疾坚求外补，此为上策：入见即发乾佑天书诈妄之事，尚可全生平正直之名，斯为次也；最下则再入中书为宰相。’准不怿，揖而起。君子谓准之卒及于祸，盖自取之也。”[92]这里，谋士为寇准设计了三种方案，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应召途中称病不进京，要求做地方官，避开朝廷的是是非非。中策是赴朝后主动承认奏上的天书是假的，做个系铃解铃人，从道义上保全晚节。下策乃是入朝为相。结果，一心想要东山再起的寇准根本听不进谋士的意见。所以，人们认为寇准后来的悲剧是祸由自取。
政治家的能力与智商固有高低，其实对于政治家的前途来说这并不至关紧要。因为在政治家的周围总有许多谋士幕僚，只要不刚愎自用，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总可以弥补政治家本身在智力与能力上的不足，甚至可以挽回一些行为上的失误。前面说过，寇准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政治家，尤其不适合做政治领袖。早在“澶渊之盟”以前，寇准的谋士就认为他不宜为相。不过那时是从寇准处理不好君臣关系的角度说的。这次谋士劝阻其入相，则完全是从回避朝廷矛盾，保全晚节而言。上次寇准未纳忠言，尚能称赞谋士有“深识远虑”。这次寇准不受忠告，居然怒气冲冲。其刚愎自用的程度，正应了以前真宗在罢寇准枢密使时所说：“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
不能说寇准是官迷心窍，利令智昏，应当说长期的政治生涯已将其人性扭曲变形，而本人则毫无意识。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发明了工具，到后来工具却改变了人，即所谓人性的异化。在寇准的思维中，直到生命的终点，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此外别无选择。当然，寇准的再度出山，也不尽是出于个人得失之考量，从积极的角度看，似乎可以说还有一种试图挽回王旦死后朝廷颓势的责任感在内。这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不顾个人安危，再夺相印。
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谓亦再次进入中书成为参知政事。本来，对寇准来说，在朝廷最大的政敌应当是王钦若。当年他曾以孤注之说向真宗进谗，将寇准扳倒。后来两人势同水火，在朝廷你来我走，互相回避。以前，寇准罢枢密使，王钦若接任，本当一同拜谢真宗。但王钦若则提出各自分别拜谢，以避免见到寇准。 [ 93]这次在寇准拜相之前，王钦若已被打发走，远离朝廷，对寇准已构不成威胁。然而命运似乎偏偏与寇准作对，又给这个本来就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蹩脚政治家树立了新的对立面。当然，这也不能全然抱怨天道不公，路毕竟是寇准自己走的。
寇准作为政治家，却素无知人之明，观察人仅停留于直观表面，而自己对人的喜怒好恶，则每每形于颜色。丁谓其人，的确有才干。少时曾以文谒著名文人王禹偁，“禹偁大惊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始有此作”。[94]入仕后曾出任三司使，作《景德会计录》，亦颇见理财之绩。也许是看重丁谓的才干，寇准当年与丁谓关系很好。在他的同年李沆为相时曾屡次向李沆推荐丁谓，而不为李沆所重用。《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载:“寇准与丁谓善，屡以谓才荐于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准后为谓所倾，始伏沆言。”古来向有相人之术，尤盛于魏晋之间。即由人的骨相、面相即可推知其人品及命运。这也许并非全然属无稽之谈，没有道理。正史野乘的记载，似乎也并不尽是载笔者的渲染夸张。对某个人，往往在没有充分观察某人的言行之前，有人就推知其人品以及将来的作为与命运，而经后来所证实，居然每每若合符契。没有记载证明李沆精晓此术，但《宋史》却的确记载“钱若水有人伦鉴”，[95]一见王旦，就惊其有宰相器。后来，王旦果然在真宗朝为相达十二年之久。可见无论魏晋，于宋亦流行此术。李沆与寇准一席话，看似轻松，实际上说得相当沉重。而当寇准与丁谓共政之时，丁谓已被公论冠以“五鬼”之一的恶名。此亦可见李沆当年之明察。而寇准后来为丁谓所迫害，更令人惊服李沆之先见。
寇准当年欣赏丁谓，与之关系不错，本可以在同一个执政集团中和衷共事。不过，寇准却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耿直之辈。以丁谓之言行处事，很快为寇准所看不惯。而以寇准的性格又不可能掩饰其不满。丁谓倒是在共事之初对寇准恭敬有加，但这样做有时反而更增加了寇准的鄙视。史载:“谓在中书事准甚谨。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96]同样记载此事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莱国寇忠愍公》说寇准“恃正直而不虞佞巧”。寇准如此羞辱丁谓，确实会在丁谓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可以想像，在寇准与丁谓在中书共事期间，类似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件。仇恨由积累到爆发有一个过程。经过了一定过程，遇有适以爆发的机会，就会爆发，这是势所必然。
丁谓报复寇准的机会是伴随着一场宫廷政变来临的。就在寇准入相的天禧三年，真宗患上中风，不仅说话不利落，而且神智也有些恍惚。因此，在真宗不能处理日常政务的情况下，“政事多中宫所决”，[97]即政务在经过皇帝这道必要的程序时，多由真宗刘皇后代为处理。这就使颇喜欢干预政事的刘皇后权力骤然增大，而且也给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与重新组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可能。
寇准不是看不出刘皇后权力增大的政治形势，但寇准似乎有些瞧不起这个出身寒微的女人。当年，真宗准备立刘氏为皇后时，寇准就提出过反对意见。史载:“真宗将立刘氏，莱公(寇准)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98]这件事肯定已使成为皇后的刘氏怀恨在心。偏偏就在刘氏权势日增之时，寇准又做了件蠢事。“刘氏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上以皇后故，欲赦其罪”。这时寇准则坚持要求法办。结果，“重失皇后意”，[99]深深地得罪了刘氏。本来就有龃龉，现在又如雪上加霜。新仇旧恨，彻底把刘氏推到了寇准敌对势力的一方。说寇准做蠢事，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而言，从道德上说，寇准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错。但政治斗争并不以道德人格论是非，而是以成败论英雄。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处。
当时朝廷的政治形势，尽管刘氏权势增大，但毕竟处于宫内，在发号施令上，则不如宰相有力。因为从业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上，宰相主政，皇帝则基本上是实施名义上的裁决权来支持宰相主政。在皇帝与宰相之间，很少有尖锐对立。因此，当时中书内寇准与向敏中两个宰相，在权力上足以敌过刘氏，至少可相抗衡。但暂时的平衡很被打破了。首相向敏中于天禧四年（1020）三月薨于相位。[100]向敏中当是寇准重要的同盟，寇准的再入相，因为并不是真宗一个人能完全做主的事，至少是得到过宰相向敏中的首肯，甚至是推荐。而向敏中的去世，则使政治天平开始倾向于寇准敌对势力一方。从寇准入相到罢相整整一年期间，朝廷执政大臣状况如下表（据《宋史·宰辅表》制作）:
人 名
中 书
枢密院
就任时期
备 注
向敏中
首 相
大中祥符五年～
天禧四年三月卒
寇 准
宰 相
天禧三年六月～
天禧四年六月罢
曹利用
枢密使
天禧二年六月～
天禧三年十二月前知枢密院事
李 迪
参知政事
天禧元年九月～
丁 谓
参知政事
天禧三年六月～
天禧三年十二月后为枢密使
任中正
同知枢密院事
天禧元年九月～
天禧三年十二月后为枢密副使
周 起
同知枢密院事
天禧元年九月～
天禧三年十二月后为枢密副使
曹 玮
签书枢密院事
天禧四年正月～
对上表中的执政大臣，我们姑且以对寇准的态度为标准，略作分析。
向敏中，如上所述，当属拥寇派。
曹利用，早在“澶渊之盟”时，寇准就与其有过从。不过，对曹利用来说，那是并不愉快的过从。“澶渊之盟”时，曹利用作为和谈使者出使契丹军中，当时为宰相的寇准曾威胁曹利用，说如果应允岁币数超过三十万就杀了他，吓得“利用股栗”。就是这个曹利用，十年后寇准再入朝廷任枢密使时，居然也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与寇准共事。不过，寇准一直瞧不起这一介武夫。史载:“准为枢密使，曹利用副之。准素轻利用，议事有不合者，辄曰:‘君一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利用由是衔之。” [ 101]所以说，曹利用对寇准积怨颇深，是寇准反对派的主将。
李迪，《宋宰辅编年录》卷三说：“李迪与准同在中书，事之甚谨。”而且，在当初真宗立刘氏为皇后时，同寇准一样是个反对派。史载:“初，上将立章献后，迪屡上疏谏，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献深衔之。”[102]由于这个因素，李迪当可以列入寇准阵营。
丁谓，自不待言，是寇准反对派的主帅。
任中正，“素与丁谓善，谓且贬，左右莫敢言，中正独救谓，降太子宾客、知郓州”。[103]由于有这一层关系，任中正当属于寇准反对派。
周起，与寇准过从甚密。“起素善寇准。准且贬，起亦罢为户部郎中、知青州”。周起“尝与寇准过同列曹玮家饮酒，既而客多引去，独起与寇准尽醉，夜漏上乃归”。[104]因此，周起当为拥寇派。
曹玮，明确被丁谓指为寇准党。“宰相丁谓逐寇准，恶玮不附己，指为准党”。[105]
归纳上述分析，寇准阵营：向敏中、李迪、周起、曹玮；丁谓阵营：曹利用、任中正。此外，代掌王言的翰林学士杨亿与钱惟演，分别属于寇准阵营和丁谓阵营。
从表面的力量对比看，似乎两个阵营彼此彼此，难分轩轾。但寇准阵营在向敏中死后则势力大失。最主要的是失去了与皇权的平衡，这就给了反寇派以可乘之机。而朝廷中一些见风使舵之人，也纷纷投靠向丁谓阵营。史载:“翰林学士钱惟演，见谓权盛，附离之，与讲姻好。而惟演女弟实为马军都虞候刘美。时上不豫，艰于语言，政事多中宫所决。谓等交通诡秘，其党日固。”[106]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
在相权与皇权的平衡上，向敏中死后，由于真宗病重，刘氏势力日增，明显失衡。由于缺少制衡刘氏的力量，又由于寇准阵营往日与刘氏的纠葛，使刘氏自然倾向了丁谓一方。因此，寇准阵营决计建立新的皇权与相权的联盟，以期达到新的平衡。
寇准行动的第一步是利用真宗尚能起到的作用。他找机会与真宗单独谈话，来说服真宗请年幼的皇太子监国，或是让位于皇太子，以便他们利用皇太子的名义来制衡刘氏及反对派，挟天子以令诸侯。史载:“准尝请间曰：‘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上然之。”[107]虽然此时的真宗，神智时而清醒，时而胡涂，但人对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大事是会永远铭记的。直至生命的末期，真宗也自然会记得当年寇准向太宗推荐他继承皇位之事。这是他对寇准信任的源泉，也是他虽不满意寇准的性格，但又终不见弃的根本原因。尽管身患重病，但真宗也不满刘氏干预朝政。“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太后渐预朝政，上意不能平”。[108]有鉴于此，并且在与真宗谈话后，“上然之”，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寇准集团的计划是，“废章献，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如果事情成功，不仅会打败敌手，平弥朝廷政争，而且寇准也会因此而成为拥立两朝君主的元勋。这对他权力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寇准联络了不少人，“引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勖等协力”。在“处画已定”之后，“凡诰命尽使(杨)亿为之”。[109]“亿畏事泄，夜屏左右为之辞，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110]
尽管事情进行得如此隐密，最终政变还是功亏一匮。问题就出在寇准身上。他在饮酒忘情之际，不慎失言，泄漏了机密，被丁谓的党羽听到，立即跑去报告丁谓。丁谓则慌慌忙忙半夜坐牛车赶到其党羽曹利用家商量对策。“且将举事，会公 (寇准)因醉漏言，有人驰报谓。谓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第二天，“利用入，尽以莱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111]《长编》卷九十五天禧四年（1020）六月丙申条记寇准事败罢政之事颇详:
谓等益惧，力谮准，请罢准政事。上不记与准初有成言，诺其请。会日暮，召知制诰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职也。”乃召惟演。须臾，惟演至，极论准专恣，请深责。上曰：“当与何官？”惟演请用王钦若例，授准太子太保。上曰：“与太子太傅。”又曰：“更与加优礼。”惟演请封国公，出袖中具员册以进上，于小国中指莱字。惟演曰：“如此，则中书但有李迪，恐须别命相。”上曰：“姑除之。”殊既误召，因言恐泄机事，臣不敢复出。遂宿于学士院。及宣制，则非殊畴昔所见除目。
由这段记载可知，寇准罢相，是丁谓集团反击的结果。代王言的钱惟演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据宣制与晏殊最初所见除目不同这一点来看，钱惟演在其中又搞了名堂。同时他还试图说服真宗，乘机将丁谓推上相位。可见，笔杆子的作用亦不可小视。
丁谓、钱惟演等人对寇准进行了激烈攻击，攻击的阵营中恐怕还包括刘皇后在内。在这种形势下，不管真宗是否与寇准有成诺在先，也无力扭转局势向有利寇准的方向发展。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维护寇准的一部分利益。比如，钱惟演请求授寇准“太子太保”，真宗则提议授以“太子太傅”，并要求“更与加优礼”。寇准被罢相后，也没有立即让他离开朝廷，仅是以太子太傅归班而已。由此均处处可见真宗对寇准的回护之意。真宗的态度以及寇准尚在朝廷的现实，都令丁谓集团不安。他们担心寇准会卷土重来。因此，加强了对寇准的攻势。“翰林学士钱惟演又力排寇准，曰:‘准自罢相，转更交结中外，求再相，兼亦闻有人许以再用，不如早令出外。准朋党盛，王曙又其女婿，作东宫宾客，谁不畏惧？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准矣。’”在钱惟演等人的压力下，真宗只得“以李迪为宰相，冯拯为枢密使”。但“迪既为宰相，准为太子太傅、莱国公如故”。后来，真宗在受到更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尽管对丁谓一党的主要人物，“擢丁谓首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然所以待寇准者犹如故”。
面对丁谓一党的攻击，寇准尽管处于不利地位，但也并不是束手就擒，毫无反抗。从上述钱惟演对寇准的攻击中，亦可略见寇准四处活动之一斑。此外，史载:“谓等谋益深，准亦对上言谓及利用等交通踪迹，又言臣若有罪，当与李迪同坐，不应独被斥。上即召迪至前质之。二人辩论已久，上意不乐。迪再三目准令退。及俱退，上复召迪入对。作色曰：寇准远贬，卿与丁谓、曹利用并出外。”看来，寇准困兽犹斗，目的就是要玉石俱焚，大家一起离开朝廷。真宗在召见李迪之后，“更诏谓入对。谓即除准节钺，令出外，上不许”。由上可以看出，丁谓等人一系列行动的目的，就是想把寇准逐出朝廷，但真宗就是不为所动，丁谓一伙也就迟迟达不到目的。在朝廷中，寇准的存在，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威胁。
现在，无法弄清的是，导致寇准彻底被远贬的原因，究竟是出自寇准集团自己的行动，还是出自丁谓等人的陷害。即在真宗召见李、丁二人后的第三天，“杨崇勋等遂告变，入内副都知周怀政谋杀谓等复相准，事觉伏诛”。但即便如此，寇准在又过了三天才被贬出朝廷，降授太常卿、知相州（今河南安阳）。
寇准被贬出朝廷后，丁谓便开始着手清除朝中寇准一党。“朝士与寇准亲厚者，丁谓必斥之”。周起、曹玮相继被罢执政。同时，“谓等不欲准居内郡，白上欲远徙之”。于是，“上命知小州。谓退而署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对于丁谓公然篡改圣旨，当时朝廷中地位最高的寇准一党的代表人物李迪抗议说:“向者圣旨无远字。”丁谓则气势凶凶地说:“君面奉德音，欲擅改圣旨以庇准耶？”史载“二人忿斗，盖自此始”。而后寇准又相继由知相州徙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又贬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在真宗去世后，又被贬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最终死于被称为天涯海角的烟瘴之地。
从寇、丁两党的激烈角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政治的派阀性的一面。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主要特征之一。过去，我也屡屡言及皇权与相权之争[112]。其实，这种权力之争，远不如党争之酷烈。而且，即便是皇权与相权之争，隐伏着的依然是党争，是党争的曲折的表现形式。在党争中，皇帝并不能超然物外，也不能主导党争，而只能为党争所左右，成为某一派阀的利用工具。正如寇准权盛时可以左右真宗一样，丁谓权盛时，同样也可以左右真宗。史载:“自准罢相，继以三绌，皆非上本意。岁余，上忽问左右：‘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莫对。”[113]在党争中，可以说许多事“皆非上本意”，皇帝处于被动地位。尽管如此，皇帝却是党争中一个举足重轻的砝码。谁与皇帝结成同盟，谁掌握了皇帝，谁就在党争中获得了主动，增大了取胜的机率。寇准几起几落，在党争中取胜或失败，无一不是与皇权的结盟或脱节有关。寇准最后这次惨败，则是在真宗病重的特殊情况下，由于历史上的纠葛，无法与皇权的实际代理人刘 皇 后结成同盟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决定了他无法获得击败对手的“尚方宝剑”，而对方则用这把“尚方宝剑”，将其轻而易举地击败。
结语
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的正史中，便很难再见到有血有肉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了。历朝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或是善的天使，或是恶的魔鬼。总之，大多成了载笔者的某种道德说教的过去时的现身说法。即便是收入一些不善不恶之辈，亦不过是干巴巴的生平大事记，毫无一丝生气，活像出土的“木乃依”，很少能见到鲜明的个性。我想，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史学史的角度，去探讨史家的笔法。但似乎也不能把原因完全归咎于历代的史家。这里似乎还有一个社会因素。自汉以后，儒家说教伦理定于一尊。正面教育也好，潜移默化也好，都把全社会的人向温文尔雅的方向引导，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规范。人们只能在规范内，行不逾矩。如果哪个人个性过强，则很难为社会所容。而在传统的派阀性政治的环境下，无论是皇帝也罢，大臣也罢，都不容有太强的个性。寇准是在传统社会中生出的例外。他个性鲜明，无论是长处还是短处都同样突出。事物的辩证法常常如此，众人皆醉我独醒，变例有时较之常例反倒能在一时成就大事。比如，“澶渊之盟”，如果放到循规蹈矩的王旦身上，则肯定成就不了寇准那一番事业。不仅是王旦不可能有寇准那样的作为，就是比王旦有魄力的大臣，也难以像寇准那样挥洒自如地“左右天子”。所以，张咏曾如此评价寇准说：“使公治蜀，未必如咏。至澶渊一掷，咏亦不敢也。”[114]寇准与真宗之间，得君与失君，皆主要由其个性所致。从根本上说，有太强的个性是不可能在派系丛生的政治角斗场上站住脚的。寇准在特定的时期内可以屡屡得志于一时，但一生却吃尽了苦头，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然而，抛开寇准个人的遭遇，从客观上说，在真宗作为第一代正常继统的皇帝君临的时代，寇准以其强烈的个性，我行我素的作风，有力地左右了君主的行为，为后世的君臣关系作了规范。使得后来的宰相大臣，温文尔雅也罢，专横强权也罢，都有成规可循，不必从头做起。这似乎也可以说是寇准的个性所带来的客观意义吧。而寇准之所以能以正面形象厕身于宋代士大夫之列、厕身于当世与后世的史册中，也正是由其性格所致。前面提到的张咏，与寇准是同一年的进士，他在比较了他的各位同年的作为之后，说：“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115]这当是因个性而在政界吃尽苦头的寇准，足以感到宽慰的评价吧。
注释：
[1]《寇忠愍公诗集》，常见版本有《四部丛刊》三编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册卷89～91收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寇忠愍公诗集》卷上《述怀》。
[3]参见现存两种宋代进士登科录《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
[4]《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点校本。
[5]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四部丛刊本。
[6]此据《东都事略》卷四一《寇准传》载“五年不得代 ”，然《名臣碑传琬琰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 年影印本) 上集卷二载《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则记作“三年”，疑误。
[7]《长编》卷三○，端拱二年七月己卯。
[8]《长编》卷三○，端拱二年七月己卯记作 “ 左正言 ” 。
[9]《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二载《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
[10]《寇忠愍公诗集》卷上《述怀》。
[11]《寇忠愍公诗集》卷中《书怀寄唐工部》。
[12]《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
[13]《长编》卷三八，至道元年八月壬辰。
[14]《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15]《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四月辛巳。
[16]《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17]《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六月壬申。
[18]《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乙亥。
[19]《长编》卷三七，至道元年四月戊子。
[20]《宋史》卷二八一《吕端传》。
[21]《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22]以上引文均见《长编》卷三七，至道元年四月癸未。
[23]《长编》卷四○，至道二年七月丙寅。
[24]以上引文均见《长编》卷四○，至道二年七月丙寅。
[25]《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七一，中华书局影印本。
[26]《寇忠愍公诗集》卷中。
[27]《寇忠愍公诗集》卷上《秋夜独书勉诗友》。
[28]《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
[29]《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五月丁亥。
[30]注文见《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十一月甲午。
[31]《长编》卷五五，咸平六年十一月己亥。
[32]《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
[33]《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
[34]《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乙亥。
[35]《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36]《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37]《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38]《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39]《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丁酉。
[40]《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41]《涑水记闻》卷六。
[42]《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戊戌。谢安事迹见《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43]以上均见《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
[44]《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
[45]《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46]《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丁亥。
[47]《旧五代史·晋书》卷七八《高祖本纪》内《旧五代史考异》：“(会同二年)八月己丑，晋遣使贡岁币，奏输戌、亥二岁金币于燕京。”
[48]《长编》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
[49]《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
[50]《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十一月辛卯注。
[51]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1989 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52]《范文正公集》卷五《杨文公写真赞》。
[53]《宋会要辑稿·帝系》九之二七。
[54]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
[55]《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戊戌。
[56]《涑水记闻》卷六。
[57]《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58]《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59]《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五月己未。
[60]《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三月己巳。
[61]《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戌。
[62]《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十月戊辰。
[63]《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
[64]《长编》卷六四，景德三年十一月己未。
[65]《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三。
[66]《寇忠愍公诗集》卷中。
[67]《寇忠愍公诗集》卷中《夏夜闲书》。
[68]《寇忠愍公诗集》卷中《秋》。
[69]《寇忠愍公诗集》卷中《初到长安书怀》。
[70]《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二月载：“戊寅，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来朝，召之也。留浃旬，还任。”
[71]降天书封禅的起因，参见《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条记载。
[72]事见《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一。
[73]《长编》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亥。
[74]《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戊戌。
[75]《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癸酉。
[76]《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己卯。
[77]寇准何时迁兵部尚书，《长编》未载。《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载：“祀汾阴，命提举贝、德、博、洛、滨巡检捉贼公事，迁兵部尚书。”
[78]《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丙寅。
[79]《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载：“(毕士安) 凡交游无党援，唯王佑、吕端见引重，王旦、寇准、杨亿相友善。”由于毕士安的关系，恐怕寇、王二人很早即是友人。
[80]《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
[81]赵善璙《自警编》卷一。
[82]《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
[83]以上引文均见《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
[84]《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之四《丞相王文正公（旦）》。
[85]《寇忠愍公诗集》卷中《和赵渎监丞赠隐士》。
[86]《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李焘注。
[87]《长编》卷九○，天禧元年七月庚戌。
[88]《寇忠愍公诗集》卷中《和赵渎监丞赠隐士》。
[89]《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
[90]《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甲午。
[91]据《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记载，寇准三月末上天书，四月丁酉(十日)即被召进京。
[92]《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五月甲申。
[93]事见《宋会要辑稿·礼》五九之四。
[94]《宋史》卷二八三《丁谓传》。
[95]《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
[96]《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戊戌。
[97]《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
[98]《涑水记闻》卷七。
[99]《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
[100]事见《宋史》卷二一○《宰辅表》。
[101]《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
[102]《宋史》卷三一○《李迪传》。
[103]《宋史》卷二八八《任中正传》。
[104]引文均见《宋史》卷二八八《周起传》。
[105]《宋史》卷二五八《曹玮传》。
[106]《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按，刘美为章献皇后之兄。传见《宋史》卷四六三。
[107]《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
[108]《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109]《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110]《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条。
[111]《宋朝事实类苑》卷一一《寇莱公》。
[112]参见拙文《论宋代相权》(《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论宋代皇权》(《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以及以下日文杂志所载《皇帝权力再论——兼答富田孔明》(《东洋文化研究》1999年创刊号) 、《皇帝权力再论(之二)——思想史的视角》(《东洋文化研究》2001年第3号) 。《“祖宗不足法”——论王安石新法》(《中国》2002年第12期) 、《徽宗与蔡京——缠绕的权力》(《亚洲游学》2004年第64期 ) 。
[113]以上引述均据《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三。
[114]《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115]《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