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同样都是“主流哲学”，斯多亚派走出了一条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同的路向，却在希腊化罗马时代获得巨大的成功，影响压倒了古典哲学，而且渗入基督教范式和现代社会。许多现代哲学家认为斯多亚哲学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外的一个重要古典哲学思想资源。如何理解斯多亚哲学与众不同的本质，历来众说纷纭。从斯多亚哲学自许传承了“苏格拉底道统”这个角度入手，不仅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斯多亚哲学这种独特地结合了“治疗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思想类型的本质和内在张力，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清理和发现整个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些关键症结和发展方向。

　　【关 键 词】斯多亚哲学/苏格拉底/道统/犬儒派/柏拉图

　　斯多亚哲学是主导了希腊化罗马七百年之久的主要哲学，其价值在当代也受到不少人的重新肯定。比如当代著名哲学家纽斯邦就自称“新斯多亚派”（而不是“新亚里士多德派”）。①然而，自古以来，人们就感到难以把握斯多亚哲学的本质。这个哲学以喜爱“悖论说法”著称，西塞罗和普鲁塔克都对这一嗜好感到头痛，著文抨击；②使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这个哲学又突出强调自己“首尾一贯”、“一个字母也不能改变”（卡图的说法）。这种“充满悖论——又自称逻辑一贯”的特色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什么重要的哲学启迪，它由何而来？对此回答，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它与古典哲学的关系，本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思路来尝试解题：斯多亚哲学究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哲学，还是传承了几乎失传的古典哲学——苏格拉底哲学——的真正道统？

　　“道统”之说，本来是中国哲学历史中的一段大事。wwW.11665.CoM但是，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泰西学界。在古希腊，有一个没有写过一字的哲学家，被雅典民主政府处死后却被许许多多的人在许多世纪中当作宗师争夺，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到底谁拥有“苏格拉底道统”？在传统的哲学史看来，当然是柏拉图得了衣钵。至于其他众多追随者，色诺芬显得土气，不懂苏格拉底的真谛；“小苏格拉底三派”既然是“小”，那就不是长子，是别子。

　　但是，这幅图景未必得到公认。在古代，小苏格拉底派就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小”派（这个“小”字是后人加的）；相反，他们经常斥责柏拉图和“柏拉图老学园派”歪曲了苏格拉底。色诺芬也未必会认为自己是没有品位的哲学家，不懂苏格拉底；同情色诺芬的现代学者斯特劳斯已经在试图为他平反。③与柏拉图老学园派有学术和利益之冲突的亚里士多德更是激烈批评老学园的斯彪西普们的“数论”走上了邪路，旁门左道而已，怎么配得上是道统的传承人。④如此看来，自许名门正派者，未必没有可能其实是利用体制的声势而“别子为宗”？毕竟讲“道统”的人往往把“真正的学问”说成是一种奥秘，只有少数人才知道；而且这些少数人往往受到拥有学术资源并与社会统治习俗密切合作的“正统”的压制，在压制下默默传着不公开之心教。这就是“希腊化时期”（大约公元前4世纪早期）开始时的雅典的基本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多亚哲学登场了。

　　一
　　斯多亚哲学的创始人是塞浦路斯的“腓尼基人”芝诺(zeno of citium)。这位青年航海商人兼业余哲学爱好者进入专业哲学圈子、并最终开创了希腊化罗马时期最大的一派新哲学的故事颇富传奇色彩，而且隐约指向着“苏格拉底道统”：

　　芝诺是这样巧遇（犬儒派的一引者注）克拉特斯的：他带着一批紫袍从腓尼基航行往拜里厄斯，途中遭遇了海难；于是他登岸去了雅典，并在一家书店坐下，那时他正好30岁。读到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第二卷时，他极为兴奋，向人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恰好这时克拉特斯从旁经过，于是书商指着他说：“跟着那个人去吧。”从那天起，芝诺就做了克拉特斯的学生。⑤

　　克拉特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小苏格拉底派”中名气最大的“犬儒派”的三杰之一。在公众中的影响可能仅次于那位与亚历山大大帝顶撞的第欧根尼。犬儒派哲学所注重的，与其说是构造抽象的理论，不如说是塑造“哲人”（贤哲）的形象。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斯多亚哲学被许多人视为标准的“哲人”典型，而这可以溯源至犬儒派。什么是“哲人”的“形象”？未必是满脑子玄思的理论家，而应当是能够充分蔑视人间遭际的自足贤哲（这是康德的说法）。芝诺的逸事告诉人们，斯多亚哲学的创始人芝诺的“哲学发蒙”并非首先来自对大自然的惊讶（亚里士多德说这是“哲学的起源”），而是来自对“人的优异”的惊讶，对人的道德气象和人格高度的惊讶。⑥因此他追随犬儒派。芝诺后来名气大了，甚至被人视为开创了一门“新哲学”时，从当时一位喜剧家的不无调侃的颂诗描述看，显然是一种犬儒类型的哲学：

　　这个人提出一种新哲学；

　　他教导人们挨饿，竟然也有门徒。

　　他的食物只是一条面包，

　　最好的点心是干无花果，

　　白水当饮料喝。⑦

　　这门新哲学的名字通称为“廊下门派”(stoic)，来自于芝诺及其战友经常在雅典老城区闹市中的“王宫柱廊之下”而非郊外清静超脱的“学园”聚谈讲道，这样的自觉态势应当让人想到犬儒精神——从而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积极“在市场中”刺激民众的良知。犬儒派反对“正统苏格拉底派”的柏拉图哲学，他们当然不会接受“小苏格拉底派”的贬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才是苏格拉底心传或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在犬儒派的傲视遭际和世俗价值的“极端行动”中，体现出了一种对自由意志的张扬。“自由”本来体现的是希腊强者政治学的大传统。但是它的提纯状态——纯粹的个人理性可以与天地抗衡——却是苏格拉底才发现的新事物，而犬儒派对这一内在本体尤其加以突出和维系。

　　希腊化哲学现代研究专家朗格(a. a. long)在他最新结集的《斯多亚研究》中开宗明义就摆出了一篇讨论斯多亚与苏格拉底的关系的论文。在其中他说：“从芝诺到爱比克泰德，也就是说贯通整个斯多亚派的历史，苏格拉底是斯多亚哲学家最为密切认同的哲学家”。⑧英务德在为《剑桥斯多亚哲学指南》写的编者导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斯多亚主义的根子在苏格拉底的哲学实践中。”接下去还说：“但是它的历史历程开始于苏格拉底去世之后几乎一个世纪，芝诺在接受其他影响的同时对苏格拉底传统的丰富化，这一历程在芝诺所建立的学派的发展起伏中延续着。”⑨自古以来人们就注意到，芝诺及其道友最爱称自己为“苏格拉底派”。至于“芝诺派”和“斯多亚派”等名称，可能直到芝诺去世后相当时间才出现。⑩现代学者们最近在研究中的共同倾向也是日益把芝诺描写为一个苏格拉底派。(11)

　　不过，正如朗格指出的：“苏格拉底对于斯多亚哲学的重要性一般被人们所公认，但是从未被详细研究过。”(12)朗格对此中原因的分析是，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专利品，而早期斯多亚哲学对柏拉图是敌对的。斯多亚哲学能够绕过柏拉图，得出自己的“原原本本的”苏格拉底诠释吗？“绕回到原点”当然是一种理想，其实任何“原点”都已经是经过诠释的了。不采纳柏拉图的诠释，就只有采纳色诺芬的或者犬儒的。芝诺采取的正是犬儒派的苏格拉底。那么，犬儒传统与柏拉图传统的苏格拉底解读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最为明显的不同是他们眼中的“哲学”是不一样的。犬儒派根本不承认自然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他们只承认伦理学。而这被视为苏格拉底的道统：苏格拉底的“第二次启航”正是因为领悟到必须放弃自然哲学和认识论——一个超出了我们人的能力，一个对我们人的真正利益没有帮助。塞克斯都·恩披里克说：

　　根据其大多数朋友所言，苏格拉底只承认有伦理学部门；因为色诺芬在其《苏格拉底回忆录》中明确地写到：“他因物理学超出我们的认识能力之外而拒绝它，并且因伦理学的对象与人相关而完全献身于此。”(13)

　　事实上，犬儒派的伦理学对于“自然”是充满敌意的。斯多亚派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分类体系把自然发生的一切都划归为“无所谓的”(indifferent)即无所谓好坏的、中性的，在这样的“价值分类学”中，难道不能觉察出犬儒派对对象世界的蔑视和敌意？

　　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在更深处涉及柏拉图类型的哲学与犬儒派类型的哲学的根本性分歧：柏拉图哲学是一种以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哲学。追根寻源，柏拉图最为关切的问题首先是这位青年贵族投身政治时所遇到的政治伦理学问题——智术师鼓吹的非道德主义的严重威胁（参看“第七封书信”、《高尔吉亚》和《理想国》）。他一生的工作，包括他的纯粹哲学理论，都是要回答—反驳这种虚无主义对于政治的威胁。但是，芝诺所为之震撼和叹服的“苏格拉底”——犬儒眼中的苏格拉底，却本质上不是政治哲学的，而是治疗性哲学的。对于治疗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作恶者(agent)邪恶欲望的膨胀和克制，而是如何克制受害者(passion)受到邪恶伤害时的“过激反应”。一个是一阶性的问题，一个是二阶性的问题；它们虽然同是哲学，却是完全不同的哲学。

　　再有，与此相关的是，在对待道德问题所采取的心理学解释上，苏格拉底采取了一元论的解释，他只承认人有理性的方面，不承认人有非理性的部分，因为他把“非理性”欲望和激情都分析为理论理性上的认知错误；相反，柏拉图却承认心理中的非理性部分，主张一种理性、激情和欲望分立的“三元论”的心理学。斯多亚哲学在此传承并大力张扬苏格拉底的强“唯识论”，而不取柏拉图。

　　二
　　芝诺最初拜入的是小苏格拉底派的犬儒派门下，这还不能就说他已经在公开有意识地与“大苏格拉底派”的柏拉图争夺苏格拉底的道统。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狭隘的人，他没有门户之见。他不仅也去另外一个“小苏格拉底学派”麦加拉学派学逻辑，甚至还去柏拉图的“学园”中跟当时的学园领袖、“老学园派”三杰之一的波莱谟(polemo)学习。可想而知，这会引起师门不安，史书曾经记载犬儒派老师克拉特斯去麦加拉学派“抓逃徒”。而且芝诺在“廊下”的亲密同道们也未必能够理解他的做法。波莱谟在教授自然哲学中，断言自然中的某些东西比如健康和财富虽然不是“好的”（善的），但是也是“可取的”，而不是完全“中性的、无所谓的”。芝诺居然接受了这些“让步”。芝诺老战友阿里斯顿(aristo)感到气愤。认为他背叛了苏格拉底道统，投入到“别子为宗”的柏拉图阵营中。

　　但是，柏拉图派一方也并不领情，他们并没有开门纳降的欢迎意思。

　　当时的“柏拉图老学园派”正在有声有色地展开一个大型科研课题，即“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所谓“unwritten teachings”，据说来自晚年柏拉图密不宣人的口传教义——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奥秘”从而“道统”的味道？）。据学者考证，其主要宗旨就是结合毕达哥拉斯的数论而阐发宇宙创造学说之自然哲学。指导这一课题研究的总体思路是拉开存在大序的等级。比如，在“相”（理型）的上面再设立一个“不可言说的太一”，在宇宙的背后再设立“一”与“不定之二”，然后再派生出各种“数”；这些数又产生万物，并构成感性现象质素“背后”的本质。(14)

　　然而，芝诺所主张的“斯多亚派的自然哲学”与此思路正好相反，它不是拉开本质与现象的距离，形成“二元论”或“多元层级论”，而是主张一种本质即现象、神即自然、逻格斯内在于质料之中的一元论。断然肯定现象界，肯定宇宙本身就是神性的。这种贬低神—人距离、压缩凡—圣张力的新自然哲学引起了柏拉图学园派的地震般的反弹（我们不妨想想现代基督教神学家对于儒家的“内在超越”式的“宗教”的狐疑和抵触）。事实上，柏拉图学园甚至整体停下了“存在等级和宇宙创化过程”的学园级重大课题的研究工程，暂缓结项，全力以赴来反驳这个“异端”。这一停就停了几乎两百年，直到后来罗马的“中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才重新拾起线索，再次铺陈该课题的研究。看来古代人不像今人那么浮躁，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把问题搞清楚。

　　在学园派的思想家中率先投入反击“斯多亚派异端”的，是芝诺的同学阿尔凯西劳斯。他曾经与芝诺一起师从波莱谟。他奋起反击老同学芝诺的时候，也甚得波莱谟等学园前辈的嘉许。要知道这样的嘉许不容易，因为阿尔凯西劳斯发起了一次重大的“哲学转向”，把整个学园派转到了怀疑论方向上去了，然而老学园派却是典型的独断论的。由此转向开始，整个柏拉图学园派由“老学园”阶段进入所谓“新学园”阶段。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道统之争”：谁真正懂得柏拉图的道统是什么？是独断论的还是怀疑论的？而这样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还是在争论如何解读苏格拉底道统的问题，因为对于学园派来说，“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阿尔凯西劳斯以及后来的新学园派优秀领袖卡尔尼亚德认为自己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怀疑论理解，才是得了他们的道统，柏拉图只写“苏格拉底对话录”，而不写“哲学全书”；对话录没有一篇当真给出了终极答案，相反我们听到过“最大的智慧就是自知无知”的夫子自道。故而后人对柏拉图思想的各种独断论式的理解，包括积极建立“柏拉图相论体系”的老学园派，乃是从根本上就误解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奥秘。传承了苏式最大智慧的新学园派哲学家们于是在希腊化罗马开出了与斯多亚派并列的一个重要哲学流派——怀疑论。由此看来，在公认为晚期希腊时期出现的三大新哲学派别——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怀疑论——中，至少有两派是通过自认为传承了苏格拉底道统而出现的。

　　三
　　芝诺对于自己的既定方针大策毫不动摇，他认为来自学派内部和外部的质疑都还浅薄，没有接受。

　　就学派内部更接近于犬儒路线的阿里斯顿的批评来说，芝诺的反应是：只有将我们的学派发展为一个全面的、包括各种哲学部门的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包括自然哲学和逻辑学——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大气象的哲学。按照古人的记载，

　　斯多亚派认为，哲学学说分为三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基提翁的芝诺是第一个在其《论学说》中作这种划分的人，而克律西波在其《论学说》第一卷和《物理学》第一卷中也作了同样的划分；……他们说哲学就像一只动物，逻辑学对应骨骼和肌腱，伦理对应血肉部分，物理学对应灵魂。他们使用的另一类比是鸡蛋：外壳是逻辑学，其次是蛋白：伦理学，而处于中心的蛋黄是物理学。他们还把哲学比做肥沃的土地：逻辑学是环绕周围的篱笆，伦理学是果实，物理学是土壤或树木。此外，他们还把哲学比做一座城邦，这座城邦为理性所牢固守护，并受其统治。(15)

　　这样一来，斯多亚哲学就是三个部门齐全的完整哲学，超出了严守伦理学一个部门的犬儒派。事实上，犬儒派在古代一直影响范围有限，而斯多亚哲学终于成为希腊化罗马世界中的主流学派，这与芝诺不向阿里斯顿妥协有关。在芝诺看来，也许不能简单地认为犬儒的傲视世界的意志力就是苏格拉底的真谛；苏格拉底确实对于人生遭际取岿然不动之心，但是这应该不是来自这种非理性的冲撞意志，而是来自于纯粹理性的“知之则乐之”的唯识论。这样的识见与早年芝诺所震惊并衷心崇拜的犬儒派相去已经太远。也许，青年芝诺具有青年人通常具有的喜爱“极端性”、喜爱悖论性说法的特点；然而当芝诺后来从青年反叛期走出来后，终于在中老年平衡期中创立了一种综合了各方多种因素的哲学。

　　然而，这就意味着斯多亚派内部必然有较为紧张的张力。这种多重元素并存的情况，使得斯多亚哲学在发展中呈现出丰富和摆动的样态。英务德说，与其把斯多亚哲学描述为一个“理智运动”，不如把它描述为一场特殊的旅程或思想的奥德修历险更为准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学派的历史发展充满了岔道、叙事性的色彩、奇异的关联，但是最终还是朝向一个可以理解的终点。(16)实际上，当时斯多亚派的开创元老之一、芝诺的老战友阿里斯顿就自成一派，反对斯多亚哲学接受自然哲学和逻辑学，根据塞克斯都的记载：

　　开俄斯的阿里斯顿不仅因为物理学和逻辑学对研习者有害而拒绝它们，而且禁止伦理学的某些部分，如劝告和责备；因为他认为这些是保姆和儿童教育的事情。为了确保人生的幸福，只要有这样的教义就足够了——这些教义能够引领人们到美德上、疏离恶行、贬低那些令庸众羡慕并损害其生命的“中性事物”。(17)

　　看来，阿里斯顿不仅反对自然哲学和逻辑学，甚至反对伦理学中的“应用伦理学”。这些主张纯粹伦理学的人体现出了对于“理论”的特有怀疑和不信任。阿里斯顿曾经说：“辩证推理就像蜘蛛网，尽管看起来好像显示了某种技艺，但却毫无用处。”(18)这样的犬儒派斯多亚精神虽然在斯多亚传统中不是主流，受到芝诺派的压制，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是经常冒出来。几百年后中兴斯多亚派的罗马人爱毕克泰德对于犬儒哲学家和苏格拉底就极为推崇。他虽然也同意逻辑学对于伦理生活的义务有影响，但是他还是提醒人们：逻辑只是手段、通道、旅馆。如果人停在这里不再向前走，那就喧宾夺主了。毫不奇怪的是，那些罗马晚期斯多亚哲学家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伦理学上。然而，为斯多亚哲学定型的，是学派的奠基人芝诺和克吕西波。对于这些大师们来说，自然哲学和逻辑学都是与伦理学一样不可缺少的哲学部门。这一基本格调一旦被早期斯多亚哲学家奠立下来之后，就没有被彻底推翻过。

　　至于来自外部——柏拉图学园派——的批评，众所周知，早期斯多亚派在回击新学园怀疑论的攻击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各种理论观点。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防御性的反击并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斯多亚对于柏拉图学园派中正面的理论——老学园的那个大型科研项目“柏拉图晚年未成文学说解读”——的态度。斯多亚哲学家的基本立场是：你们这些柏拉图的徒子徒孙们整天在那里注疏解读“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但是你们究竟是否知道这一学说的真正奥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了如此“高明超脱”的相（理念）世界的理论后，却在后期又提出不同的学说？而且，柏拉图中期和后期的思想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未成文学说的来源除了一些柏拉图讲座记录，“柏拉图第二封信”，就是《蒂迈欧篇》。这一篇对话是讲自然哲学的。人们立即可以提出几个疑问：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不是已经公开宣布要专门搞政治哲学，放弃自然哲学的研究？(19)怎么又搞出这么一个系统庞大的自然哲学？其次，作为自然哲学著作，为什么《蒂迈欧》开头的场景要说是接续着“前一天关于建立良好城邦的讨论”（即《理想国》的讨论场景）？让我们回顾一下《理想国》。“苏格拉底”在雅典城外与公然主张“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智术师展开了理论激战，竭尽全力重建正义的尊严，其基本理论是以塑造新的大公智慧政治家为核心，在其教育培养政治家讨论的高潮部分，是对哲学的著名的“洞穴比喻”，启示政治家明白作为真正的强者，他们应当追求的“好”（善）不在这个世界洞穴里，因为“相”高于影子的世界，精神高于自然。当然，这一理想教育方案历来遭到人们的质疑：真的有可能造就具有如此深远视野和完善美德的政治家吗？柏拉图自己当然决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重重困难。

　　《蒂迈欧》一上来并没有径直开讲自然哲学，而是首先托埃及祭司之口讲了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远古的雅典确实实现了这样优秀的政体，具有完善美德的雅典人曾经率领希腊联军打败了“大西岛”的入侵大军，大获全胜。但是，后来发生了地震，一切都沉入海中。

　　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放在“自然哲学”对话录的开头部分又是什么意思？历来学者们争论不休。我们不想把事情弄得玄虚晦涩。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叙事表明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依靠逃避洞穴的政治哲学方案终究是不行的。放弃自然、与自然分离(xristo)和对峙并不是最佳的路向。政治哲学回避自然哲学，“自然”还是会来找政治哲学的麻烦。不要说《理想国》已经在后面用“生育时机难以掌握”来表明对德性的培养终究受制于自然过程，困难重重而几乎不可能，而且，即使可能，即使造就出来了十全十美的德性政治家，如果自然对于人的价值是充满敌意或是漠然的，那么自然（地震——以及“雅典的瘟疫”？）还是可以毁掉所有的政治哲学努力。

　　所以，政治哲学必须重新研究自然哲学。像早期相论（理念论）那么完全抛弃自然—现象界，造成本质界与现象界的绝对分离，看来是过分了。(20)换句话说，自然哲学最为中心的主题——宇宙演化论(cosmology)——还是要讲；本质与自然之间的接续性一面值得探究，必须探究。

　　柏拉图在晚年的“未成文学说”中尤其关心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正是因为毕达哥拉斯的“创世数论”有助于把纯粹本质的“相”与完全物质的世界接续起来（这里能够看到后来康德的范畴与现象之间的“图式”的某种意旨），这样，柏拉图就不必在向自然做出某种低头的时候，向唯物主义（原子论的构造主义）完全投降。

　　如此看来，斯多亚哲学才是接续了这样的道统。斯多亚自然哲学的“一元论”强调的神性内在于宇宙之中，命运就是逻格斯，就是神意，自然是神意与质料的同一。(21)用柏拉图的术语说，这就是在为“洞穴”平反：洞穴不是洞穴，而当下就是神。神与自然不仅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甚至可以说过于连续，以至于“合一”而无差别了。这当然是柏拉图向自然走得再近也不会接受的，但是至少它反映了柏拉图“未成文学说”道统的“向自然走近”的基本方向，这是没有错的。众所周知，斯多亚自然哲学使用的几乎全是赫拉克里特哲学的语汇和宇宙论图景。但是，赫拉克里特貌似自然哲学，其实是一种宇宙顿悟类型的神秘主义。一个具有深度的神秘主义往往是以宇宙悲情意识为标志的，因为它的前提就是对日常世界的极度失望。斯多亚哲学中的犬儒的、苏格拉底的成分（阿里斯顿—爱比克泰德路线）坚持内圣对外部滚滚洪流的蔑视，确乎令人想到傲慢哲人赫拉克里特；但是，斯多亚哲学中的柏拉图成分和自然哲学成分使它最终对自然大化认同和留恋（“普遍同情学说”）。生生之生意盎然是斯多亚主流派的基调。芝诺的基本口号“顺从自然而生活”可能更多地指的是顺从这样的自然节奏。(22)有时人们几乎不禁感到它是不是忘记了：对于赫拉克里特来说，这一个的生就是那一个的死。宇宙的生就是大火的熄灭：“有死的是不死的，不死的是有死的，一个的死就是另外一个的生，另一个的死就是这个的生”（赫拉克里特残篇67）。正如某位现代赫拉克里特所说的，宇宙是在酒神的眼泪中诞生的。(23)斯多亚自然哲学由于放弃了这种宇宙悲情意识，就与同样走向“自然”的晚期“未成文学说”的柏拉图派在实质上是合一的。这一点，终于在“中期斯多亚哲学时期”被当时的柏拉图派意识到了。实际上，西塞罗的老师、学园派的新领袖安提奥库斯已经代表柏拉图学园派接受斯多亚派，说过去学园派对斯多亚派的长期批评都是冤假错案，完全搞错了；大家是一家人，芝诺不是弃儿，学园派和斯多亚派传承的是同一个道统。于是，柏拉图学园派也彻底结束了两百年的“新学园怀疑主义”，转回到继续搞“本体—自然大序层级”的重大科研课题上去，围绕着出现了“中期柏拉图学派”（菲洛，努美纽斯，普鲁塔克，阿尔比努斯等）和“新柏拉图主义”学派（普罗提诺，杨布里丘，普罗克洛等）。(24)

　　综上所述，斯多亚哲学“成功”的原因可能与它较好地传承了几种道统，继承了希腊哲学大传统中最精华的、也许是隐微的要素。这些道统未必完全一致，但是因此保持了斯多亚哲学的火一般动荡不定的张力和活力。其中一种是犬儒派为代表的“苏格拉底道统”，基本格调是对客观世界的蔑视、不认可从而哲学的宇宙悲情意识，其理论表达锋芒锐利，充满有意挤压常识的悖谬极端性；另一种是晚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自然哲学的“未成文学说”，充满客观性和温润感，具有至大中正的广阔气象；这种张力共存使斯多亚哲学在坚持心体的高贵性的同时，能够开出人间职责和各种道德行为；这使得卡图、西塞罗这样的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家终于感到亲切和认同。我想，也会得到《西铭》的作者的认同。斯多亚哲学于是从治疗哲学走向（容纳）政治哲学，能为天地立心，为万灵立命，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广泛确立人的普遍性人格价值，从而也受到现代思想的关注和认可。

　　注释：
　　①参看纽斯邦：《至善的脆弱》，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序言第12页。有关当代“新斯多亚主义”的情况，参看l. c. becker, a new stoic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②参看柏拉图派的普鲁塔克的檄文《论斯多亚派的悖论》，载于plutarch, moralia, vol.13, part 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③参看刘小枫编：《色诺芬的品味》，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④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卷第9章。

　　⑤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卷，第2-4章。

　　⑥有关苏格拉底与“人的优秀”的关系的讨论，参看包利民：《生命与逻格斯》，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章第2节。

　　⑦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7卷，第26-28节。

　　⑧a. a. long, sto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p.16.

　　⑨b. inwood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to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

　　⑩philodemus, de stoicis, xiii3，转引自b. inwood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toics, p. 11,note3；并参看a. a. long, stoic studies,p. 3.

　　(11)b. inwood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toics, p. 235.

　　(12)a. a. long, stoic studies, p.16.

　　(13)sextus empiricus, against the logici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vo. 1, 8.

　　(14)参看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卷，第26章。

　　(15)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7卷，第38-41节。

　　(16)b. inwood(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toics,p.1.“理智运动”的说法是泊任茨(max pohlenz)在1948年的一本书中提出来的。

　　(17)sextus empiricus, against the logicians, vo.1,12-13.

　　(18)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7卷，第160节。

　　(19)参看柏拉图的《申辩》和《菲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菲多》是柏拉图的晚期对话录。

　　(20)有关讨论见《巴门尼德篇》开头部分。陈康等人对于柏拉图是否主张过“分离”的讨论，如果放在这样的政治哲学视角中进行，就会更富于成果了。

　　(21)参看c. j. de vogel, greek philosophy, vol.3, leiden: e. j. brill,1973,pp.51-122.

　　(22)f. m. cornford,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speculation, dover publications,2004,p.167.

　　(23)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41页。

　　(24)当然，柏拉图派毕竟与斯多亚派不同，对于精神本体的“分离”的底线是坚持的，这使得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们，尽管受到斯多亚派影响很大，一旦有机会还是要出来澄清一下自己与斯多亚派的过分的圣俗一元论的立场的差别。参看普罗提诺：《九章集》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