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及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反思的论文_美学论文

中国现代美学及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反思

　一、学术研究者的主体性定位
　　
　　所谓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也就是学术研究应有个“我”在，即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这是听钱理群先生关于《与鲁迅相遇》的讲演之后“进一步”认识的。鲁迅关于“伪士”的论述，非常深刻。鲁迅讲：“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伪士”其实就是表达了鲁迅这样一种思想：就算你的那些新说都是正确的，可是因为没有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没有从个人最深切的体验出发，不过是唯顺大势而发声，所以是靠不住的；而且正因为那些思想是正确的、新颖的，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所以，这样的随波逐流者应该称之“伪士”。对于鲁迅的这一思想，我深受触动。因为在此以前我一直有一个较为模糊的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疑问，即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作为研究者主体性的问题。虽然说从哲学的意义上，尤其是近现代西方哲学来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念已经刷新了以“客观”、“真实”为鹄的传统历史学写作，但真正具体到个人的学术研究中，仍然不能很好地端正研究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尤其是对于似乎已成的“经典”或“定论”来讲。
　　因此现在重新回过头来阅读鲁迅先生的《破恶声论》，领会鲁迅对“伪士”、对“唯顺大势而发声”、对“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的批判，指出“伪士”们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强调“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感触甚深。WWw.11665.coM面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实在也是创造。我们面对研究与思考的对象时，最根本的是要有个人的深切体悟，将心比心，甚至站在对方立场上去体会、理解和思考。而不是简单套用时兴的理论、观点，“唯顺大势而发声”。这样从个人切身感受表达的观点，也许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偏颇的；但即使有一点点有价值的地方，也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所谓“三分学问，七分人品”吧。这在深处的某个点上应该和艺术创作是相通的，正如歌德所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自己的这一行业里从来不追问群众需要什么，不追问我怎样写作才对社会整体有利。我一向先努力增进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把我认为是善和真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当然不否认，这样工作会在广大人群中发挥作用，产生有益的影响，不过我不把这看作是目的，它是必然的结果，本来一切自然力量的运用都会产生结果。作为作家，我如果把广大人群的愿望当作我的目的，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我就得像已故的剧作家考茨布那样，给他们讲故事，开玩笑，让他们取乐了。”周作人所谓越是个人的，越是全人类的；正因为是个人的，所以更是全人类的。如果真是能够把学术研究和写作当作是表达自我，寄托个人精神的一种事情，而非其他，那么学术之与人生，也算差强人意了。
　　
　　二、客观、历史、科学地对待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学术研究
　　
　　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学术研究都几经曲折，而尤其是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中，有许许多多非学术性因素和影响渗入其中。
　　针对文革以及文革以前就已存在的极端意识形态、政治对于文学及其研究构成的一种困境，80年代的研究者为了打破文学史和政治史等同的事实，注重和强调纯文学，强调“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等等。老一辈的学者如唐也呼吁：“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因此才有后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现代性”的强调、“二十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勃起。所有这些在当时是有着非常积极意义的问题，它策略性地表达了那种对政治性压倒一切的反抗，对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学术自律性的重申和诉求。
　　但是，我们看到一方面“重写文学史”以“纯文学”作为旗帜，恢复了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必要的文学史地位；另一方面最终却同样以政治正确性作为单纯的评价标准，以对“政治”距离的测量来确定文学史地位的高低，同样也以政治性的评价代替了文学性的评价。“自由主义作家”由于“远离政治”而得到高度的评价，左翼作家因为政治而被取消了“艺术价值”。“自由主义文学”逐渐凸显成为文学史的“中心”和“主流”，而左翼文学则不断受到贬低和排斥，且大有被放逐于现代文学史之外之势。80年代这一姿态事实上已走向了它的另一个极端。
　　刘再复在世纪之交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文中写道：“80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教训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政治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着敬意与爱意。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80年代的这种思路，到了90年代，似乎又中断了。大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现在真需要对90年代大陆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有个批评性的回顾。”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刘再复的这一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刘再复对于80年代“审美主义”和“纯文学”的观念仍然深信不疑，但是他对于90年代文学史写作所表达的不满及其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思索。同样的，“20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者钱理群也一再强调：“自己作为当年纯文学概念的鼓励者，为什么现在率先反过来对此进行反思。这是因为它遮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权力的关系。那么，这个背后其实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党内的改革派的一次合作，这本身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在哪儿呢?特别是，当我们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派，包括20世纪文学这个概念逐渐被学术界接受，成为主流派，甚至进入教科书，通过文学它影响了下一代，但这个影响不一定好。我很紧张，因为当时我们遮蔽、忽略的东西可能给年轻的一代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即是本来“决绝”政治而义无反顾地自愿走上“纯文学”道路的文学及文学研究在90年代以后面对论文联盟http://“权力、资本、新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的对文学对社会的一种破坏性作用”反而束手无策，这批80年代的弄潮儿和始作俑者突然有了一种局外人的感觉。
　　反思走过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怎么处理它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当今社会生活的关系?以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是为是，“唯顺大势而发声”，实在和学术自身求真的原旨相违。正如30年代的沈从文当时文坛“差不多”现象所说：“为作家设想，为作品的自由长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响设想，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个对社会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团团转)。理由简单而明白，实行家是有目的而不大择手段的，因此他对人对事是非无一定，好坏无一定，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今天拥护明天又打倒，一切惟看当前情形而定。他随时可以变更方法而趋向目的，却不大受过去行为的拘束。文学家照例得捏紧一枝笔，不幸这枝笔另一时也就缠缚着他。他若跟着‘政策’跑，他似乎太忙一点，来不及制作什么有永久性的作品。不管他属政府派还是属反政府派，奉命执笔既必然常常得变更其毁誉目标，所说的人事是非无固定性，违命执笔则不可能，稍受压迫且特别容易转变。转变又转变，人转变了文章却好好的摆在那里。一个稍有记忆的读者，试来对照对照，就可看出有多少作家去年的文章却骂了今年的本人，当前的行为倒嘲讽了先前的作品。结果恰好两两抵销，本人的文章行为在社会上皆无从引起信仰。对革命言只是化‘悲壮’为‘幽默’，对文学言只是从‘有为’变‘无为’。”从60年后的今天看，这段也是“沉痛恳切”的论述，真同谶语无异，因为60余年前的沈从文不仅回顾了过去，阐明了现实，而且竟能预言数十年后的将来，怎不令人叹服!怎不令人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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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对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作情绪化的疏离，无视它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美学的密切关系，显然也非明智和科学之举。正如王瑶对此一现象的质疑：“你们讲20世纪(文学)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在整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不同社会阶层从不同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寻求社会和民族出路，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等等非常复杂的情势下产生、发展的。所有这些注定了它与政治、与国家意识形态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文学艺术也许是个人化的，“唯顺大势而发声”所带来的作品的确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但艺术家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而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学史和美学史也不能对一个时期文学和美学现象的研究作随意的取舍。
　　
　　三、慎作道德评价
　　
　　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作为研究者，不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讲话，而是应该时刻反省自己的立场，在保持这一清醒头脑的前提下去思考，去写作。比如在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批判的时候，言词不妨可以尖锐一些；但在批评具体的人，特别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时，则要谨慎，要充分地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复杂性、多面性，批评要有余地，不要只图自己说得痛快而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厚待人。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美学史，这一点尤为重要。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我们更注重学术自身的价值，注重创作主体创造在文学史、美学史的纬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尤其那些对我们今天的学术事业和建设仍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但由于现代史作为历史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而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又是那么繁芜和复杂，加之长期以来各种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张和斗争，对一个人及其学术成就的评价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废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来源于研究者不同的道德评价。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左翼文学”或“纯文学”的过分褒贬，其中许多存在这一因素。
　　
　　四、“新世纪美学与信仰启蒙”和沈从文美学思想研究
　　
　　最近学界一批学者包括潘知常、刘再复、林岗、阎国忠、杨春时、张弘等人关于“新世纪美学与信仰启蒙”的笔谈。潘知常提出在中国现代美学中，王国维、鲁迅第一次从个体的角度思考美学问题，王国维是立足于个体的“痛苦”，鲁迅则是进而立足于个体的“绝望”。但是，未能为“痛苦”、“绝望”的承担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则是他们的共同缺憾。因此，“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应该是我们进行美学新千年的追问的起点。刘再复则称从不同的问题出发，竟然得到(与潘知常)相近的结论。“文学也许有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学的根本使命却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文学是探究个体生命的，而个体生命天生是属灵的。如果不探个体生命，文学就不能透彻，就有‘隔’。在人类意识发展史上，生命个体的成熟是和追问‘不朽’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产生了对灵魂的思索。人对神的崇拜，事实上是对灵魂永生的崇拜。有了永生的追问与渴望，才有生与死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此岸与彼岸的冲突，也才有对灵魂的叩问，对天堂与地狱的叩问，对神秘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叩问，以及对命运与存在意义的叩问。这种叩问是个体生命与神秘世界的对话，其问题不是属于社会，而是属于个人。换句话说，其灵魂对话的内容是个体化的，而不是群体化与社会化的。对文学这种本性的认识一直只是涓涓细流，中国文学多在感时伤世，背负国家、民族、社会巨大包袱的传统下发展过来。尤其在上个世纪，这传统几乎笼罩一切。今天正是适当其时，重提文学的个体生命本质，并以此来批评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为文学、美学探讨的深入进一新解。”其他参与讨论的学者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阎国忠“有关美、爱、信仰的理论思考”，杨春时强调“世俗的美学与超越的美学”，张弘提出要“返回开端与美的信念”等等。
　　众多学者关于新世纪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思考，给我一个久久想说而终“未敢”说出的想法，这就是沈从文的美学思想以及许多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家的美学思想，尽管它们曾经是那么的不合时宜，并且既不能和鲁迅之与“绝望”的深刻比，也不能和西方具有宗教情怀的托尔斯泰们比，但他们毕竟思考过了。而尤其是强调把文学作为宗教和事业对待的沈从文，他对支撑其文学创作的关于“人性”与“神性”、“美”与“爱”、“抽象”的美学思考，不正是给人一种超越现实、走向“神性”的启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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