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实践美学失败了。实践美学不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错误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表现在：一、在解答“美是什么”的问题上机械、教条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二、在阐释美的根源问题上拘泥于现行哲学教科书，只讲物质实践，不讲审美实践，从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固有精蕴，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高度和水准。实践美学实在只是中国当代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上失败的记录。

关键词：实践美学    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    审美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

发轫于五、六十年代，形成于八十年代的实践美学，在我国当代拥有最大量的研究者和拥护者，其著作、文章也洋洋大观，难以计数。但尽管如此，象历史上所有的美学理论一样，实践美学也没有正确地解决和回答“美是什么”以及“审美如何可能”等的美学基本问题，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关于美和审美 的科学和真切知识。

实践美学的失败，不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错误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具体表现在：一、在破解“美是什么”的问题上机械、教条地运用和对待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二、在揭示美的根源问题上拘泥于现行哲学教科书，只讲物质实践，不讲审美实践，从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固有精蕴，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高度和水准。以下分别论述。

一

实践美学在开初破解“美是什么”的问题上机械、教条地运用和对待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造成了对美的根本误解。wwW.11665.Com

后起的实践美学的反叛者“后实践美学”种种，不论所谓的“超越美学”，还是所谓的“生命美学”等，一般都是紧紧抓住实践美学对“实践”的误读误解而开始对实践美学的质疑和发难的，这样做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实际上，仔细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实践美学并非从在美学研究中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才开始没入歧途的，而是远在初期开始破译“美是什么”的问题上就已从根本上偏离了美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对“实践”的误读误释，只是实践美学在对美的理解上错误的必然延伸，对美的误读误释，才是造成实践美学对“实践”误读误释的根本原因。因为，不能正确地理解美、审视美，必然看不到美与实践之间的实际联系，而看不到美与实践之间的实际联系，怎么可能不影响和损害到对实践的科学把握与深入理解呢？由此，要批评实践美学，要对实践美学进行根本清理，就必须从批评实践美学对美的错误认识开始，不如此，就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实践美学的理论根基。

美是什么？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初始。期间，大家基本上围绕着“美是什么”展开了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美学大讨论。讨论中，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普遍影响，大家几乎都把一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转换为一个美学上的基本问题，从而不约而同地在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以及客观与主观的统一问题上开始了自已美学的深入研究和苦苦求索。

通过讨论，虽然诸家蜂起，形成了很多的思想和观点，但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武器，以李泽厚等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提出的美是客观的，是社会的，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才广为人们所接受，并产生了广泛和深远影响。

然而，美是否就是客观的和社会的，是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呢？

在实践美学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是客观的，第一性的，所以美也就是客观的，第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主观的，第二性的，所以也就自然有了美感，“美感是对美的反映”，这样，美感就是主观的，第二性的。李泽厚就讲：“必须承认，美具有不依存于人类主观意识、情趣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质。美感和美的观念只是这一客观存在的反映，模写。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观的；美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主观的。承认或否认美的不依于人类主观意识条件的客观性是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分水岭。”①

表面看来，由哲学到美学 ，这之间的过渡转换是自然的，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似乎天经地义，毫无疑义。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不为这些形式上的唯物主义套语所迷惑，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问题就大为不同了。因为，历史唯物论承认社会存在是客观的，第一性的，并不导致一定要在美学领域承认一个美是客观的，第一性的。说实在的，承认社会存在是客观的，第一性的，这与在美学研究中承认一个美是客观的，第一性的，到底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和关系呢？著名美学家朱狄在《当代西方美学》中曾指出：“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美学上的客观论之间，在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美学上的主观论之间并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②这话是正确的，是深刻的，讲到了问题的症结，可谓震聋发聩，具有警世作用。不客气地讲，由社会存在的客观性，第一性，便确认美的客观性，第一性，这实在是一种极为糊涂的做法，说白了，这就是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了马克思主义，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朱光潜先生曾指出：“正确的美学必定要建立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现在一般美学家们之所以走到死胡同里，都是主观意图上虽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在思想方法上却都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③对实践美学而言，朱光潜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击中了要害。

应当承认，在哲学上，认为观念的根源在于客观世界，实践美学论者确实是一些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但是，一个哲学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一进入美学领域并不一定成为一个美学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这也是事实。那种认为一个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一进入美学研究领域就一定成为一 个美学上的唯物主义者的看法显然是简单的，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肤浅认识。实际上，如果在美学研究中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唯物主义，那只能走向唯物主义反面，而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理论，就是中国当代这种“反面”的一个典型例证。

 

二

在揭示美的根源问题上，实践美学拘泥于现行的哲学教科书，只讲物质实践 ，不讲审美实践，从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固有精蕴，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那样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准。

美来自哪里呢？如果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践美学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武器，提出了美是客观的，那么进入八十年代，实践美学就主要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开始解决美是由什么决定的，即美的来由或根源问题。也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实践美学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并赫然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大潮或主流。

在美学研究中引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突破了原初的认识论，扩大了 美学视域，开启了一个从实践角度审视人类审美活动的新时代。但是，为什么引进后大家由开始时的兴致勃勃、满怀期望很快就变成了兴味索然、大失所望呢？

本来，美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也就是说，一个客观对象，或具体事物，总是人认为它美，人评价它美，而美相对于人而言的这种本质特点，必然客观地决定了，一个客观对象，或具体事物，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或审美事物，绝不是脱离人而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与人密切地相关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与人之间具有着、存在着一种客观的、现实的联系和关系，正如吕荧先生讲：“美不仅关系着物，它也关系着人……问题不在物与物的关系，而在人与物的关系。”④前苏联著名美学家列·斯托洛维奇也讲：“没有对人的关系，物本身就无所谓良莠好坏。”⑤试想，如果它是脱离人而孤立地存在的，它与人是无关的，那么它对人而言就是“无”，即没有意义，它还怎么可能给人带来一种美感愉悦或精神满足，人还怎么可能喜欢它，欣赏它，并给它以美这样由衷的认识、反映、判断或评价呢？所以，还是吕荧先生讲得对：“论美，论美与好，论及人与事物的关系，就必须考虑到人与事物的 实际上的联系。”⑥而客观对象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与人之间的这种客观的、现实的联系和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所认识、反映、判断或评价的具体实际内容即审美价值，就必然客观地决定了，在美学研究中引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反映了美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实践才能赋予客观对象与人之间的这种客观的、现实的联系和关系 ，正如革命导师列宁讲，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⑦，实践才是“事物同人所 需要它的 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⑧。

进一步讲 ，因为并非所有实践都具有审美意义，即都能创造审美价值，所以，象马克思，相对人类的物质实践，把能够创造这种审美价值的社会实践明确地确定为审美实践，就是我们美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必然的，也是合乎实际的选择了。

审美实践具有什么本质特点？与物质实践不同，如果物质实践从根本上讲是人创造物质财富，谋求生存，求得温饱，那么，审美实践从根本上讲就是人追求自我，在大千世界实现和敞亮自己生命的伟大价值和崇高意义。试想，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这个大千世界不反映人的自我，不反映和体现人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人就会感到自己活着的空虚和无聊，精神就会失去依靠，人还怎么可能面对这个大千世界，并从这个大千世界获得一 种实实在在的美感愉悦和人生的幸福体验呢？马克思讲：“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的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⑨这就明确在说，所谓的审美实践，不是追求什么物质利益，功用价值，而是意在人的自我，意在人的生命表现，意在人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又讲：“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⑩这就是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 的，它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人的生产则不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一方面，人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这就是所谓的物质生产 、物质实践；另一方面，人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这种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马克思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讲这种“真正的生产”是什么生产，但它实际上指的就仍然是这种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所以接着马克思就直截了当地讲：“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1)马克思还说：“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 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2)这就是说，通过这种生产，即审美实践，自然对象与人之间才统一起来，即建立了一种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就是审美价值。因此，这时的自然对象即“劳动的对象”就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即原始的自然或生野的自然了，而是一种具有了审美价值、审美意义的自然，是审美实践即“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审美实践的具体内容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自然作为客体与主体—人之间在现实性上、在本质性上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而正是有了这种审美实践，即“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作为审美主体才可以从这种凝结、负载着审美价值的自然对象中由于感受和体认到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获得一种极大的美感愉悦与精神欢畅。

遗憾的是，基于对美的误读误解，实践美学根本看不到美与实践之间的这种实际联系 ，从而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实际联系出发来科学地理解实践，审视审美。拘泥于现行哲学教科书，实践美学只讲物质实践，不讲审美实践，从而使得实践美学表面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为基础，实际上却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

实践美学的拥护者和研究者张玉能先生讲：“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确实是从生产、劳动、物质的生产活动（劳动）这个‘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出发来谈‘实践’的，因此，作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或逻辑起点的‘实践’就只能是：物质的生产活动，即劳动。”（13）抛开审美实践，只讲物质实践，这能说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具体实际吗？直率地讲，这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固有精蕴，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高度和水准，从而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倒退了。

进一步讲，既然有审美实践，既然审美实践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我们的美学研究抛开审美实践，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物质实践，并把物质实践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情况还正常吗？

再说，物质实践在根本上只是创造功用价值，而不创造审美价值，它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堂而皇之地成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础或逻辑起点呢？

张玉能先生还讲：“马克思正是从这种劳动的自由创造性的本质上论证了‘劳动创造美’，即美内在地生成于人的劳动之中。因此，那种指责实践美学把生产活动与审美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的论点是未明白这种实践本体论的含义，即审美活动是生产活动（实践）内在生成出来的、派生出来的，后者是前者的本原，二者根本不能等同。”(14)实践美学只讲物质实践，不讲审美实践，故此，在它那里，所谓审美就是单指审美欣赏，那种指责实践美学把生产活动与审美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的论点诚如张玉能所言是错误的。但是，审美活动是物质实践内在生成出来的、派生出来的吗？这一观点，仍然似是而非，不伦不类。

物质实践，仅仅追求一种物质利益，满足人的肉体需要，象马克思所说，这种“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15），它怎么可能给人带来一种美感愉悦和精神满足呢？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讲：“终日劳作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这就是说，仅仅满足于一种物质生产实践，贪求于一种物质利益，人就必然会沦落到一种精神麻木和昏庸猬琐的境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将不人，人还有什么自由、什么审美可言呢？

实际情况是，象艺术源自非艺术一样，审美实践是由物质实践内在地生成出来、派生出来的 。而有了审美实践，创造了审美价值后，这种具有独立意义上的审美欣赏才开始不断生成，不断展开。实践美学看不到审美实践，只是生硬地、偏执地从物质实践角度为人类审美欣赏寻找根据，把审美欣赏毫无根据地建立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之上，这实在是不得要领，无异于缘木求鱼。

不讲审美实践，一厢情愿地把物质实践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或逻辑起点，这使得实践美学虽然如日中天，称雄当代，但实际上，它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学，没有进入到美学所应该面对的“事物本身”，审美活动在它那里反被作为一种“他者”或“异在”而遭致抛离。

当然，否定实践美学讲“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错误的。但我们必须弄清楚，因为它讲“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仍然限于一种物质实践，因而，它讲的这种“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非但与我们所讲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具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是明显错误的。物质实践对人而言往往是外在的，是非本质的，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说法，它只是一种“谋生的劳动”，只满足人的肉体需要，只是人们谋求生存、维系生活的一种途径，一种手段，它怎么可能成 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呢？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明确讲，这种实践不仅不是什么“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且恰恰相反，它往往消解人的本质，扭曲人的本质，使人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并且正因为实践美学错误地把“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视为物质实践，看不到“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根本上正是人通过与自然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达到和实现一种自然对象与人之间的现实的、本质上的统一关系，从而求得人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在对“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理解和诠释上它总是脱不开物质实践的功利性，而当它一旦脱开了这种物质实践的功利性而开始专注于一种对审美的特殊性的探讨时，审美的特殊性的内容就往往落不在实处 ，让人无从理解了。比如张玉能先生就讲：“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认为，实践，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的人的 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主体以物质条件为依据，诉诸对象世界这个客体的感性活动，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是人类自我生成 、人类社会产生的 根本。正是在这个社会实践过程中，人将自然‘人化’了，获得了自已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人也将自己‘人化’了，使自己成为了区别于自然界的‘自由自觉’的生命存在。因此，人在这个社会实践长期过程中，自身的内在需要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缺乏性需要伸发出发展性需要，由物质性需要引发出精神性需要，其中就生成了‘审美需要’。这种审美需要，使人在实践中由实用目的进发到审美目的，在运用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过程中逐步超越了实用的、直接的功利目的，而且这种转变和超越不仅仅是在少数个人的 圈子内，而是在一个群体（社会）之内普遍实现的，因此，人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这样，在人的这种一定的实践自由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现实）就产生了超越实用关系的‘审美关系’。这种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指的就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象有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人也要求对象成为审美需要的对象的人对现实的特殊关系。这种审美关系体现在客体形象上就是美（广义的），而体现在人这个主体意识上就是美感（审美意识）。”（16）看了张先生如此艰深晦涩的长篇大论，我们对美及审美的本质能获得哪怕一点科学和真切的了解吗？

把“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视为物质实践，这在实际上还使得美学在一片无以抉择的窘迫和玄惑中迷失了自己。把“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视为物质实践，这使得人们既不能正确地理解“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也不能科学地审视和把握物质实践，其结果，人们根本弄不清实践与人类审美之间到底具有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和关系。大家觉得，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解读审美，认为审美欣赏由来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似乎有理，但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审美，认为 审美欣赏产生于物质实践，这又太离谱，无理可讲，美学就在这 种一片无以抉择的窘迫和玄惑中迷失了自己。

三

张玉能先生讲：“实践美学的最大历史贡献就在于为中国美学找到了最具有超越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于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传统美学的超越具体化为中国美学中的一次巨大的超越，那就是超越以认识论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中国当代近代传统美学，特别是对于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的总体性超越。它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出发，既超越了单纯认识论的美学框架，又超越了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建立了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以人类学本体学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为哲学基础的实践美学或实践派。”（17）但是，通过上述我们对实践美学的甄别和剖析，我们能同意张先生的观点吗？ 我认为，建基于实践之上的所谓实践美学，表面看来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引进美学研究从而推动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深入发展，但实际上，由于它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引用实践论上又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那样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准，所以它把美学对美、对审美的研究只能非常错误地限制、框定在人的物质生产实践领域，从而使美学从根本上丧失掉了自己固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使美学丧失掉了自己独特的学科性质和理论本性。而这样的美学，实际上连美学也算不上，还能称之为一种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吗?如果一定要讲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关系,那就恕我直言，它实在只是中国当代美学界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上失败的记录。    

 

注释：

①③《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一集，重庆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第119-120页，第334页。

②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版，第232页。

④⑥《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513页，第531页。

⑤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31页。

⑦《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⑧《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⑨⑩⑾⑿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一版，第37页，第96--97页，第97页，第97页，第126页。

⒀⒁⒃⒄《云梦学刊》，2000年第二期，第61页，第61页，第61--62页，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