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在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中，就推出了沃尔佩的《趣味批判》，但是这一本重要的美学论著，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篇研究性的论文。这本美学论著的重要性在于，作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位著名理论家，它的这一著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语言学转向”中的一种代表之作，从中可以窥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语言学转向”中的认识和作为。     20世纪西方美学文论发生语言学转向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在整体上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适应这种变化，在坚持对艺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思考时，也产生关注对艺术文本的读解和接受的美学。在现代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美学兴起以后，这些美学潮流所提出的艺术形式和结构的自足性、整体性问题，也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中，最为突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转向。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思路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称之为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沃尔佩的辩证语义学美学具有十分突出的实证主义色彩。     沃尔佩不同意以卢卡契、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潮流“回到黑格尔，就是回到马克思”的看法。在意大利，享有盛名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也是一种有着浓厚主体性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wWw.11665.coM葛兰西说：“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实践哲学等同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1](p88)而沃尔佩则在1947年至1960年间，在意大利掀起了一种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并且形成一个所谓“德拉·沃尔佩学派”。     20世纪西方学术思潮的“语言学转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理性认识论的批判。德拉·沃尔佩的主要哲学著作《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1950)，也体现了这种倾向。在这部著作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不直接归结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追溯到亚理斯多德、伽利略和休谟的建立在经验归纳上的科学传统。沃尔佩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是对黑格尔的继承，而是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明确反对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搜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量材料，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茫然、静止的汇集上，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对经验材料进行选择性研究，进行理论概括，创造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趋势、劳动力性质、阶级分化、革命等科学理论。“它们对搜集资料和事实的效用，是以它们的历史具体性为基础的：他们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而不是根据事物所非的面目来认识事物。”[2](p221)这就是沃尔佩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的抽象论”。     这种“决定论的抽象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地确定的和面对事实的，因此它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沃尔佩说：“这意味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增长使我们能够肯定不仅科学逻辑的统一，而且还有逻辑的科学的统一和——简而言之——逻辑的统一。因此，事实上再也不可能提出一种与‘科学’的逻辑不同的‘哲学的’逻辑。”“正是在历史——科学或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这个特定意义上，我们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发现了马克思第一次概括阐述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认识论——科学的基础。”[3](p199)这个认识论——科学基础，也可以叫做“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道德的伽利略主义”。[3](p199)正如马克思和伽利略认识到的，科学需要理论和事实。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相同的逻辑。科学的逻辑是归纳和演绎这两个原则的复合物。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的逻辑。它关于深刻认识事物的一系列理论假设，都是建立在特定历史环节的事实上的，是从中推导出来的。经验事实和理论思路的结合与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逻辑。     沃尔佩认为，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黑格尔主义的困境，时常让马克思在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之关系中感到困扰。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明确为逻辑方法。他说：“按照唯物论所理解的历史，也就是说，根据其事实的本来面目而理解的历史确实是一种histoire raisonnée（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历史）。”[3](p59)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都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努力阐扬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而沃尔佩在《关于1843年和1844年的哲学遗著》(1955)一文里，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广为人知，但是马克思在1843年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却很少有人注意。而“我们认为，这两部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3](p154)“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包含着以批判黑格尔逻辑学（通过批判伦理——法的黑格尔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最一般的前提。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的而且一般说来思辨的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这些神秘方面是黑格尔的基本的逻辑矛盾或实际上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毫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它们来自这种辩证法的概念结构的类的（先验的）特征。与此同时，马克思创立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辩证法’。”[3](p15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亚理斯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伽利略的“对一位真正的耶稣教徒和学究式的天文学家”辛普里丘的批判，“有着重大的、根本的一致”。[3](p158)这种批判把自身同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的反教条主义的批判联系和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所批判的那种不完善的［错误的］、否定的循环被认为是所有先验的推论的结果。”[3](p161)只有理解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革命精神，才可能认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类历史和自然史统一的思想，才不致于对这一思想作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歪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p128)沃尔佩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逻辑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哲学的文化的革命”。[3](p164)这一革命就是“从‘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辩证‘神秘化的’或神秘辩证法向‘科学的’，亦即分析的辩证法的革命转变，也就是从实在到假设、从先验的主张到经验的预测的过渡”。[3](p181)     沃尔佩认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决裂的代表作。这种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低调评价，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也值得我国学术界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按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全面肯定，发掘其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国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观点，的确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整体思想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决裂和批判。沃尔佩并不全盘否定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1957年写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引述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实证科学从哲学中逐步分化出来的论述，用以说明科学和逻辑的统一的方法论。这在当时西方学术界一片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呼声中，显得格外突出。他的这种科学求实学风是值得注意的。     沃尔佩提出，从逻辑学基础、认识论基础和科学哲学传统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辩证法来源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传统的实证逻辑。科学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与逻辑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的新成果相结合。20世纪西方哲学在语言学转向中，十分强调对事物客观性的认识，其间逻辑学、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都有很大发展。沃尔佩的思路显然是与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趋势同步的。如果没有语言学转向，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中，就不会出现像沃尔佩、阿尔都塞这样的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理论形态。     沃尔佩奠定了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时他又把这一理论方法广泛地运用到伦理学、政治学、科学和美学、文艺学当中。他的《趣味批判》(1960)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都是一部重要著作。戈尔曼说，“他关于美学的著作——《趣味批判》是其最高水平的代表，许多哲学家认为这部德拉·沃尔佩思想最深奥的著作——既强调艺术对象的技术方面，同时亦突出其非直观的一面。”[2](p219)戈尔曼在一部传记辞典中所作出的这个评价，体现了国外学术界的某种认识。     《趣味批判》的卷首有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的一段话。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谈到马克思和他自己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学说时，在论述上也有忽略、欠缺之处。恩格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5](p500)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开创之初，也是为了同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划清界线，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应有的面向社会历史、现实生活的唯物主义方向，强调艺术作品的唯物主义内容。这在当时也是必要和正确的。但是，沃尔佩感觉到，虽然有普列汉诺夫、卢卡契等人的努力，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长期以来都“只顾考虑艺术品到底源自‘基础的经济事实’还是实体结构，换言之，只顾考虑艺术品的‘本质方面’。”而忽略了艺术品的形式方面。“在所有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此类分析迄今一直十分欠缺。”[6](p12)沃尔佩写作《趣味批判》的目的是在语言学转向的新的学术环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美学观。     他感觉到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虽然有其长处，但是在对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考察时就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在20世纪中叶，西方美学文艺学在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的推动下，人人皆谈文本、符号、形式的时候，在意大利新文体主义从语言学前提中获得“美学——方法论的、历史学——文学的初步成果”时[6](p211)，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还仍然主要在艺术的内容、意识形态等问题上进行探讨，可以说在学术思想和学术问题上落伍于时代。因此，他认为“语符学（即哥本哈根学派的结构语言学）代表着现代科学（索绪尔派）语言学最为完整的发展结构（因此亦不可谓其为最基本的语言学说）。我使用语符学方法的目的，是想在着手描述一种基础审美符号之前，首先为文学诗歌打下坚实的语义学基础”。他把《趣味批判》看作是“研究语符学理论本质特征的专著”，“分析考察诗歌与艺术的语义或语言方面，便成为本书的主旨之一”[6](p2)。把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视为当代学术文化的先进方向，自觉利用现代符号学原理，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升到现代科学水平上，沃尔佩的这种努力，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历史上是应当有重要学术地位的。     沃尔佩用当代语言学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是他的科学辩证法在美学文艺学上的展开和运用。他认为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都是一致的，都必须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相统一的科学分析方法。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指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思维的科学方法在当代就是语言学分析方法。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与以德国洪堡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语言学的决裂，是现代科学方法同黑格尔主体性、浪漫主义思想的对立。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说明“像最出色或富有创造性的隐喻或其他诗歌象征也不过是一种义素或有意义的因素而已，属于先存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语言系统；因此，它具有语法价值，否则，它将没有表现性（即不可传达性），缺乏诗歌价值（思想）”[6](p112)。     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尔姆斯列夫针对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出现了多种理论思路而出现混乱的情况，进一步发展了结构语言学。他在1935年指出：“音位作为语言学元素不可能正确定义，除了按照语言学标准，即借助其在语言中的功能。没有语言外的标准可能是适当的，不论是物理的，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标准。”[7](197)对于语言学，声音的物理、生理因素和词汇的心理因素都是外在的，只有把音位当作语言结构的组成要素，才是语言学自身的标准。哥本哈根学派确定语言学的科学基础惟一性上所作出的努力，受到雅可布森的赞同。索绪尔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价值“在于发现了语言学即科学的‘第一原则’”，[6](p167)“没有别人，惟有叶尔姆斯列夫向认识论者提供了这一严密的、完全的和一元论的语言符号概念。”[6](p275)这恰好与沃尔佩在整体科学上寻找一个惟一标准的思路相通。于是，他在《趣味批判》中具体运用了这些语言学的结构要素理论，作为分析文学作品的出发点。     在《趣味批判》中，沃尔佩对文学作品文体进行的语言学的美学分析，主要有这几个观点：     1、把文学作品当作话语来认识和分析。这是一种语言学的文学观。这个观点与黑格尔的主体性美学、文艺学不同，主体性美学把作品视为一种表现心理的“直觉”、“意象”或“形象”。对作品的分析，就是形象或意象分析。而在语言学的美学、文艺学中，作品都是语言的本文。但狭义的结构分析就是从音位层直到句段层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分析。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诗学是一种狭义的语言结构分析。而沃尔佩则把文学作品从篇章和本文的角度去进行认识和分析，这是广义的语言结构分析，即话语分析。他说：“诗歌像历史或一般科学话语一样，也是一种话语的必然结果。”[6](p11)“诗歌作为话语，也像其他任何一种话语一样，其真实或认知价值源自概念意象或逻辑——直觉合成意象：在所有诗歌生产或‘虚构’中，无处不在的结构（理智性）或意义便是确证。”[6](p88)由于话语具有明确的结构，所以话语具有感知和理性等基本认知因素，文学文本话语也不能例外。文学文本话语分析的辩证法在于，从话语入手揭示其理性的认知方式。

    2、马克思主义文艺是唯物主义美学，因此也是现实主义美学。文学作品话语的理性核心是表现一定时代社会作为意识形态和各种事实广泛总体的现实，即这一社会的历史基础。沃尔佩说：“由于任何一种意义直接或间接地回溯到经验与历史，或一种社会问题的原因，它自个便奠定了诗歌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其科学的、反教条主义的和反而形上学的特性，转而使其成为惟一可以批评接受的意义。”[6](p89)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艺术价值论建立在社会学基础上，文学作品的理性意义在于表现社会的历史事实。当然，马克思论述了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的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在于它们为什么在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消逝以后，还能给予现代人以艺术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艺术的典范和不可再造的范本。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应当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不去研究、探讨文学作品表现历史时代的理性意义，而是要从文本话语角度研究这种表现的复杂性。“马克思的阐述表明，一件艺术作品的历史与社会联系，并非是以机械或外在的方式对其产生制约的作用，相反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艺术作品——并非别的其他客体——所给人的特种享受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会汇入艺术作品本身的各个要素之中，或者说，汇入艺术作品的理智与结构实体之中。”[6](p13)     3、沃尔佩认为，“要证明诗歌的明确性与特殊性，只有借助分析诗歌的语义（词语）成分，……以期表明诗歌话语如何有利于科学话语，从而使我们能把一种更为确切的意义附加在所用的语词之上，譬如像客观与历史感受（情感）。与此同时，我们应对几种基本的文学诗歌手法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这几种手法是隐喻与夸张、象征与讽喻。这将允许我们建立文学真实即文学抽象的概念，一种隐含在文学或诗歌话语之概念中的东西。”[6](p89)在沃尔佩看来，文学作品表现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事实，现实主义的表现，必须通过文学话语表达出来。要把握文学的这种特殊性，必然要进行具体的文学话语分析。文学话语和科学话语一样都应当表现历史事实，而在话语的构成上的特殊性是具有隐喻和象征的手法。     隐喻在逻辑上是一种相似性联系。虽然它在科学话语中也存在，但是在诗歌中，它揭示的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相似逻辑性，是依靠种或类的审美经验的抽象综合性。比如《奥德修记》里有一个句子：“我的船在此站立。”沃尔佩对此分析说：“那只船‘站立’的隐喻在一种条件下是起着隐喻的作用，而非枯燥无味的抽象物的作用。就是说，它所代表的那种界说（正如卡斯特尔维屈诺所言），即以类（estanai——站立）喻示种（ormein——抛锚）的界说所包含的不是纯形式的抽象关系，而是一种不同种（ormein——抛锚）与其类的逻辑直觉关系。”[6](p94)在逻辑学上，类概念大于种概念。科学话语在概念使用上要严格区分这两种概念，不能混淆。而文学话语的隐喻的相似性，往往就在于用类概念词语来指称种属事物，使所描写事物既生动地呈现出事物的面貌，引起直觉体验，同时又使直觉体验从一个种属事物扩展为延伸到多样类属事物的想象之中。这是文学话语隐喻关联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关系，从科学方法论来看是逻辑一直觉的复杂关系。理性主义文艺学重视隐喻的相似性，而浪漫主义美学只关注隐喻的差异性，都是片面的。而把相似性与差异性结合起来理解隐喻，就克服了这两种片面性。     文学象征也是一种文学话语形态。马克思主义美学把典型性作为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文学作品的高度成就在于具有典型性。沃尔佩把艺术和科学统一起来，认为“有艺术典型性，也有科学典型性。它可以被界定为一般和专门特征或历史与社会本质的一种集合体。”而文学的典型性“必须将其理解为某种激发美感的、具体的或独特的东西。因而，典型性可以通过一种一般与专门特征的联合体，而非一般与普通特征的联合体予以表达。简言之，它是一种独特的典型性。”[6](p99)文学象征就是一种“独特的典型性”。文学象征是在特称命题里凝视全称命题。当然，诗歌在表现一个特称命题，并不专注于要表达全称命题，但是如果是以生动的方式把握住了特称命题，与此同时这种表达也会获得全称命题的意义。沃尔佩说：“象征中包含着思想，包含着那种整一性或全称命题，与此同时，还包含着生动的特称命题。”[6](p104)象征是特称命题的具体性、生动性和全称命题的概括性、深刻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就达到了典型性高度。“从《奥德修记》到歌德的《浮士德》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的《这种爱情》，它们均是真正的诗歌有机体的重要活细胞，但各自依然包含着丰富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一眼便可以看出相关社会文化与生活方面的反映：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的古风时期，贺拉斯的拉丁世界，中世纪，歌德的资产阶级时代（法国革命后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等等。”[6](p102-103)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     于是     这第一次高喊     “同志！”——     将飞遍整个地球     诗句中的“第一次高喊”发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同志”的称谓“将飞遍地球”的描述，有一种生动的、激发美感的、具体的或独特的运动感，这种特殊称命题恰好表达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这种一般和专门特征或历史与社会本质的集合体，达到艺术典型的高度。     4、诗歌和文学的鲜明特征是一种语义特征。文学语义特征是具有与科学文本不同的有机语境范畴。对这种有机、总体语境的分析，非常关键。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不断对词语进行修改是语义机制的表现性发展所特有的过程。沃尔佩说：“思想和情感的语言调节发展过程本身，趋向于不断提高的诗歌的真实性，对于相关的本文来说，它是一种内在的过程。也就是说，它关系到和有赖于作为语义机制或确定性语境的生成（历史）与个性化。”[6](p124)科学论文文体词语的语境因素，具有精确特征，“本文语境最起码应和先存的许多其他本文语境（不只是‘思想’），以及其中所表现的不同历史经验，结成相互依赖的关系”。[6](p124)比如，你要写作一篇论述诗歌特征的科学论文，这一论文文本语境在西方起码就要置于从柏拉图以来的文论对诗歌特征的若干论述、观点、思想的语境之中，特别是置于当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展的语境之中。科学论文文本的语境受制于相关论题的历史、文化语境，其文本语境没有自足性。而文学文本语境则不同。文学文本的一切因素，包括语境因素都是与文本不可分割的，完全包含在文本之中。沃尔佩指出，“诗歌文本在语义上是自发的，如此以来，在其表现价值中它只是以自身为前提——换言之，至多是以包含在‘修辞’变异中的自身历史为前提，这些变异使其在语义形式上构成诗歌话语。”[6](p125)比如彼特拉克的诗：     …si dolci canti     di vati augelli,e tant'altro diletto     che dal mondo m'avean tutto diviso,ets.     （……百鸣呜啭是多么甜蜜，多么欢畅，把我整个同这个世界隔断。）     沃尔佩在分析这几句诗的有机语境时说：“利用这种方式，凭借一颗充满爱的心灵，便可将大自然神秘化，使其受到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和彼特拉克时代的其他传统观念的影响，正是由于该段文字的内在语境‘风格’的语义蕴涵，上述促成作用或贡献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在彼特拉克的诗行（以及一般的诗歌话语）中，实现思想的客观化，是通过一种有机语境的语义范围的传达媒介”。[6](p126)这种范畴相对于科学论文文本无机（依赖性）的语境的语义范畴，具有语义的自发性。     5、文学文本的有机语境的语义范畴具有丰富意义内涵。话语语义机制在科学话语和文学话语上有一种内在区别，科学话语的语义是单义，而是文学话语的语义是多义。沃尔佩对此专门作了分析，他说：“我们所说的有机语境或多义词的语义章节，是指具体的语言单位，即词组或名词词组，它不仅不是偶然的本文成分，而且其表现价值语言形式（或思想）意义取决于自身能力：它本身或者构成一种语言形式或表现复合物，从而足以达到个体化，可以有机地作为各个因素（即组成词组的各个因素）的必要性和强迫性语境；或者成为一种表现机制或语境的有机部分，其核心存在于词组本身或其他可以确定的单元之中，即那些对语境来说是结构意义上的词组或命题。所有多义表现价值就在于此。”[6](p134)这种多义性在于文学文本自身的词语和词组能够在文本结构中自动衍生出多种自发性意义，往往超越文本固有总语境，成为日常话语意义的剩余部分。这样文学文本的语境是一种开放的语境，在一些看似确定的语境中，又衍生出新的多种语境，“不计其数的语境，它们相互依赖，构成一种开放的语境”。[6](p134)比如彭斯有诗曰：     暗淡的月亮落入白浪之中，     时光随我一起消逝，嗨：     沃尔佩根据多义语义结构理论作了分析，指出：“这里，诗中的忧伤效果产生于月落与我的时光消逝两者之间的含蓄而多义的关系，在我们看来，通过转化，‘流逝’成了‘时间’的标志，从而使（落）月与（落月时）浪在字面上所表明的暗淡与苍白的情景，延伸和转化成富有人情的东西，它们因此也渐渐地暗淡消失。”[6](p145)月亮的落下和人的生存时光的消逝，在科学上，特别是天文学上没有任何关联。科学的命题只有单义的指向。但是在文学文本中，这两者就有着内在意义上的多种联系。而当“暗淡的月亮落入白浪之中”之时，人的生命存在的度量在发生变化，时光消逝，人的存活的岁月也在消逝。人生的感伤使月亮变得“暗淡”下来，掉入苍白茫然的浪花之中，种种语境和语义油然而生，形成诗意的忧伤。     以上几个方面基本上构成了沃尔佩的语义学美学理论。应当说，沃尔佩的探讨有其成功之处。他的确运用了当代语言学成果，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对文学文本进行语义分析的美学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西方一般语言学的文学分析方法，它始终坚持文学是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文学文本的语义分析中回答作品与特定历史时代的必然联系。他说：“没有歌德时代（及自由企业产生的相应经济）唯心主义泛神论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语言，没有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及其社会主义经济），《浮士德》与《列宁》都不可思议，无从谈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语义辩证法的分析如果真正能够正确地阐释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那么“复杂的唯物主义语义辩证法，可以取代毫无必要的‘镜象’和‘反映’的隐喻”。[6](p203)他试图用他的语义辩证法理论来取代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特别是带有浓厚黑格尔主体性色彩的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这是语言学转向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中的一个突出表现。以卢卡契为代表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往往从宏观范畴上来审视文学作品，作思辨性、心理性的主观阐释，虽然有其长处，但是使人感到有些空疏和玄妙，不够贴切和实在。沃尔佩的语义分析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然而，沃尔佩在语义辩证法理论的建设上，还有不少缺陷，值得商榷。比如，他在哲学方法论上形成的新实证主义方法，主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只有一种统一的科学逻辑方法。但是，它在分析文学作品文本话语时，虽然也时时强调科学文本和文学文本都是话语这一点，而在具体展开文学话语分析时又不得不反对问题的探讨建立于文学话语和科学话语的语义、语境区别这一坚实基础之上。他在文学话语语义分析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哲学方法论思路存在着较大矛盾。而这种方法论上的矛盾，使他的研究和阐述时常徘徊于哲学方法论和文学话语特殊性的两种思路之间，思路和论说都有不够清晰之处。这直接影响到他研究这个问题的深度和论述的明确性、准确性。不过，沃尔佩是一个有高度文学修养和广博语言学知识的理论家。他在对若干文学作品的个案评析中，显示了文本阅读的才能，有许多精彩、独到的见解，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1]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     [2]　［美］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出版社，1990.     [3]　［意］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6]　［意］沃尔佩：《趣味批判》，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7]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