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本性的事实中和人的生活的事实中引申出来，要注重人的经验事实。譬如，培根批判说，以前的思想往往从先验的一般孤立原则出发，用演论文联盟http://绎推论的方法得出特殊行为的准则。显然，这没有遵照自然规律和生活的实际经验，把理性和经验密切结合起来，用观察和归纳的方法，从道德生活的特殊事实中引申出普遍公理和原则，用以指导生活和行为。正因如此，古典自然法哲学在其研究进路方面也完成了一个从对人性的目的论知识进路到因果论和经验论知识进路的转换。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等人的自然法都是建立在一幅人们努力奋斗使自身完善的图景之上，人的本性或多或少被认为是人的最大的潜力。然而，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以及孟德斯鸠等人却以对人的特性的考察和对决定或影响人的行为的因果律的研究为基础来形成一种关于人的观念。正因如此，学术界就逐渐撇开了人性的本质探究，而是专注于对特定时期下的人性进行观察，并以此为前提来构造理论大厦。但显然，启蒙运动之后，随着对物质利益的强调以及工具理性的膨胀，人类的功利主义日益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逐渐把人设想为自利的，这也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假设前提。一方面，在人性假设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接受了英国传统来源于经验主义的自利人假设；另一方面，在研究思维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又承袭了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大陆传统的理性主义思维。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就演变为理性地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
　　四、尾论：经济人的思想渊源及反思
　　西方社会的认知思维来源于古希腊的自然主义思想，这种自然主义的思维与基督教的启示观相结合进一步先验化了。而且，文艺复兴之后，抽象的客观主义哲学和世界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偏盛，这不仅影响了对自然世界的观察，也影响了对具体的人类生活的认知。正因如此，整个西方学说都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思维特质。事实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使用石弩和水钟，但文艺复兴后机械的使用和制造已经成为每日生活的特征。正如柯林伍德所说，古希腊是通过内省来对大宇宙的自然和小宇宙的人进行类比，文艺复兴时期进一步把作为上帝手工制品的自然和作为人的手工制品的机械进行类比，而现代自然观则把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自然界过程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人类事务的兴衰变迁进行类比。一般认为，在欧洲思想史上，自然科学对哲学发生过三次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古希腊的生理主义学说。它“把主体自身放置进未经加工的感官特质的材料中”，由此开启了注重认知对象客观化的超验哲学。第二次是17、18世纪物理学引领的自然科学。生理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尽可能地将世界观还原为一种测定值(即实验所测定的材料)的比较，还原为这种经过加工的理论(也就是定理系统)，也使包含有事态、程序和问题的浑然一体的事物从被感知的状态中剥离出来，并以全然赤裸的贫乏的现实——无特性，无形状，按我的感觉理论，它们构成处于事物和半事物状态的部分一孤立地确定下来”，从而演化为个体性理论。第三次是19世纪的进化论。“进化论把一切生存和文化的表现，都归结为那些在原初状态下就已经起作用的基本元素的变化”，例如，“精神分析学认为，一种包括某些局部本能——按弗洛伊德的观点，它们在反常的儿童那里就以多样性的表现出来——在内的独特的里比多，应当以融合的、揭示性的或升华的形态，成为人类所有追求和欲望的根源”。显然，基于自然主义的思维，产生了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工具理性。而且，“随着人对世界的认识力量的日益扩展和完善，人也能日益有效地控制人的实践的周围世界，而这个周围世界也在无限的进步中不断扩大。这也涉及对属于这个实在的周围世界中的人类本身的控制，即控制他自己和他的伙伴。人拥有了更大的驾驭自己命运的力量，从而能获得更加完善的、对一般的人来说可理性地思考的幸福”。
　　正是基于这种思维，社会科学逐渐把这种理性行为视为人类社会中的“万有引力”，并把它作为分析的逻辑前提或核心假设。这正是经济人的内涵，它是受自然科学思维的影响以及受三次浪潮鼓舞的还原主义对丰富多彩的人性进行简略的必然结果。可见，经济学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的流行是与西方基于自然法的社会哲学观相适应的。西方社会观首先观察自然规律，发现了普遍主义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并发展为与其一神教的宗教观相结合，把自然规律视为上帝意志的体现，因此，在研究社会关系时，也就想当然地把从自然界中观察到的特征运用到人类社会中，并以上帝的旨意进行解释，产生了先验的人性观。实际上，个人主义与先验主义本身就存在密切的联系，辛格认为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个人主义的存在往往被视为自明的理性主义；二是将个人主义的权利视为任何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所具有的，并先于而非依赖于共同体而存在。譬如，诺齐克在《无政府主义、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认为，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假定。正因如此，爱尔维修认为，自身利益原则在人类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就如同万有引力在物理世界中所起的作用；而贝卡里亚也宣称，人完全是自私而以自我为中心的，丝毫不关心他人(或共同)的利益。事实上，即使是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也源于这种社会哲学观。熊彼特指出：“功利主义只不过是另一自然法体系。这种说法不仅在以下两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一是功利主义者是十七世纪自然法哲学家的历史继承者，二是功利主义体系源于自然法哲学家的体系。而且在以下重要得多的意义上也是正确的，即功利主义在研究问题的态度上、在方法论上以及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性质上，实际上都是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自然法体系。运用理性从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不仅是自然法哲学家或经院学者的行动纲领，也是功利主义的行动纲领”。
　　正是基于这种先验观，西方主流社会极力维护个体的自然权利，把个体的自然权利置于社会共同善之上。.权利对善的优先性意味着人们不能借普遍的善的名义来牺牲特定个人的权利，也不能从某种特定的幸福生活的观念中推导出正义原则。不过，罗尔斯等人对正义的首要性以及权利优先于善的论证并不充分。例如，桑德尔指出，要使个体权利优先于共同善，就有必要使主体的存在独立于他的意图或目的，即需要这样一种主体，他能先于其所选定的价值和目的来定义身份。但显然，个体永远不能具有那些构建其身份的目标，从而决不可能参与到一个共同体中，从而权利优先的主体观念把共同体排斥在道德之外了。正因为权利的存在和正义的观念不可能限于或独立于具体的社会共同体，也只有在一个具备一定制度的特殊的社会类型中才有拥有权利的个体存在，因此，当前的一批社群主义者都对这种过分注重个体权利、把个体权利置于社会之上的正义观进行了激烈的反思和批判。例如，泰勒认为，自由主义关于主体的观点是原子论的，它肯定了个体的自我.充足特征，但在早期社会如亚里士多德的眼里，人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和社会动物，人作为政治动物和社会动物只有在社会的怀抱中才能实现其人类本性，因而自由主义的那种主体建构思想太过贫乏了，正是这种个人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公共生活的解体；相反，人类理性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揭示善的道德主体，正是由于他参与到了一种语言共同体之中，并参与了关于公正和不公正、善与恶的交互性对话。再如，麦金太尔也指出，尽管现代西方社会对人性及伦理探究的理论林林总总，色彩纷呈，每一种伦理学理论都宣称以为道德提供一种合理性证明为己任，并通过各种证明或论证方式来申言自身的真理性，但是，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其后果是各种道德争论非但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是自然主义的、先验的，但显然，原子主义的人性假设也缺乏社会经验的基础。正如赖肖尔指出的：“我们把个人在上帝、法律和社会面前的独立这个概念过分理想化了，以致把我们自己看成是远比实际情况更为自由和独立的个人”。正因如此，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的社会科学理论往往会把人们的行为与伦理分隔开来，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不仅表现在当前西方道德生活的无序和错乱上面，更深刻地体现在整个西方的现代性伦理学观念的无序状态。所以，胡塞尔强调，欧洲“理性文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不在理性的本质之中，而仅仅在于它的外化，在于它在‘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中作茧自缚”，从而无法真正理解人的主体性内涵，也无法确定人的意图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