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巴赫金 狂欢化理论 《第二十二条军规》 异化 原因
论文摘要：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解读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揭示狂欢化理论在此小说中的异化现象，并分析这种异化产生的深层原因。
美国当代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黑色幽默”流派的奠基之作。海勒怀着一种深刻厌恶以至绝望的情绪，借战争这个极端混乱的舞台，用诙谐幽默的笔法，写出了荒诞社会中的荒诞人生。
在巴赫金看来，“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整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不敬和狠裹，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两种生活都得到了认可，但互相之间有严格的时间界限。;[1](p184)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作者首先就给小说安插了一个战争的背景，“二战”本来就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时期，在皮亚诺萨岛上执行飞行任务的日子更是充满了恐惧、死亡，让人联想到巴赫金语境中的那个黑暗而严肃的欧洲中世纪。WwW.11665.COM穿插在其间，类似于巴赫金的“第二种生活”应该算是执行完飞行任务和下次飞行任务之间在罗马妓院度假的生活。在这里，可以暂放下执行飞行任务时的恐惧感，找到自己还是活着的气息。约塞连在妓院里通过肉体上的放纵，以肉体最真实的感觉来告慰孤独而悲哀的灵魂。作品用一种蒙太奇的电影镜头，在皮亚诺萨岛和罗马城之间切换。但是约塞连的狂欢缺少了狂欢的力量，并没有体现一种更新和创造的精神，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得到重新的建构。无论是在第一个世界里，还是在第二个世界里，他自始至终都是孤独的。
在第一个世界里，他是孤独的。他清醒地看穿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实质—不过是用来维护“沙伊斯科普夫、佩克姆、科恩和卡思卡特之流”的工具，在这里没有所谓的正义，只有对利益的追逐。因此他竭尽全力地保全自己，不至于稀里糊涂地送了命:他以各种理由住进 医院 以求在医院里度过战争的余下岁月;为了不去博洛尼亚执行飞行任务，他深夜起来偷偷地移动轰炸线，在食物里面掺人肥皂水造成集体腹泻;他赤身裸体活动于营房四周，更一丝不挂去领奖。但是他却被那些没有认识到自己悲惨命运，沉沦于“第二十二条军规”淫威中的浑浑噩噩之辈称作“疯子”。
在第二个世界里，他依然是孤独的。在罗马妓院的日子可以让他暂时放开死亡的恐惧，但是他和妓女一起放纵的生活并不是一种狂欢式的性爱过程，他只是以这种肉体的纵欲摆脱一种孤独恐惧的情绪。当约塞连向他喜欢的妓女提出结婚时，妓女说他疯了，竟然想和她结婚。因为在这样的地方不会有真正的爱情，除了性欲，他们两个不可能真正的结合。小说最后约塞连乘飞机开小差到瑞典，瑞典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文化乌托邦思想，和巴赫金的“第二种生活”带有的乌托邦性质一样。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即便是约塞连逃到了瑞典，他也没有对现实作出什么更新和创新。对于约塞连来说，他最好的选择就是逃避，因为他无力改变荒诞的社会。所以说他依然是孤独的，有狂欢化的外衣，却没有狂欢化的力量。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体现了一种高度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内核，而《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狂欢则是在象征着统治阶级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权力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钳制下一种孤独，悲哀，恐惧，以至绝望的体现。
三、异化的原因
狂欢节源于欧洲中世纪时期，它体现的是一种民主自由的精神，在笑声中颠覆一切专制、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欧美一向有狂欢节的传统，在美国本土更是有着幽默的文化渊源，从欧亨利到马克吐温，无不用一种喜剧性的笑颠覆嘲解专制和落后传统文化。但是到了海勒，情况却发生了异化:虽然《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依然有着喜剧性的笑，但喜剧因素却掩盖不了作品中浓厚的悲剧色彩。这里不再是一种明快的颠覆性的笑，这是一种自我嘲解，面对荒诞世界时无能为力发出的一种绝望的、含泪的笑，所以这种笑也被人们称为“绞刑架下的笑”。形成这种异化和美国当时的社会 政治 环境、法国存在主义 哲学 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疯狂残酷彻底撕下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美丽面纱，美国对外穷兵默武，国内法西斯式麦卡锡主义盛行，这种种经历，人们清醒的认识到现实社会中荒谬的赫然存在。在当时美国大众心中，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加之二战后兴起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美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如此荒诞的社会现实时，严肃地思考着这样一个无从把握的现实世界人的处境，他们感受到的是深深的痛苦。然而，他们无力改变这个荒诞的局面和现实，他们也只能以幽默讽刺的笑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一种慰藉和平衡。
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被誉为“美国六十年代史诗”，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影子，带有那种绝望无力的情绪。所以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带有了狂欢化的形式，但缺少狂欢化的精神和力量这是不无缘由的。
总之，《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一部讽刺性极强的小说，展现了荒诞的美国现实，抨击了官僚机构的荒诞、疯狂和不可理喻。作者采用了寓悲与喜的新手法，用喜剧的笑来表现悲剧的悲，使其作品披上了一层狂欢化的外衣，但实质却是绝望的低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