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甲午战后，中国国内要求改革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西方传教士在斯时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广学会传播西学，推动了维新思想的兴起和发展；他们结交朝中权贵和维新派，鼓吹变法，对变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传教士的努力，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摘 要 题】戊戌变法

【关 键 词】传教士/广学会/戊戌变法

【正 文】
对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育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少涉及他们参与中国政治改革层面的研究，且评价也有欠公允。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开始，西方传教士就在舆论工具和私人关系两个层面上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当中。作为旧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试图以戊戌变法为切入点，探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参与及影响，并对其活动作一客观的评价。

　　　　一、广学会和西学的传播

早在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就开展了西学的宣传，广学会是当时传教士传播西学的重要机构。它于1887年11月在上海成立，初名同文书会，1892年改称广学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实为该会发起创办之第一人。广学会的创立有其特定的目的：会中本旨，期取各国至善之法，以及国势盛衰之所系，著书立说，明告中国官吏绅士：“特别注意感劝一般有学有位的人，早行改革，而谋维新。”[1](p235)
1890年，韦廉臣死后，英人赫德推举本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督办，掌管整个会务。此后李一直担任此职，直到1916年辞职，长达25年之久。WWw.11665.Com
广学会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翻译出版了很多西学书籍，具体来说分为如下几类：[2](p452—453)
1.史志，有艾约瑟：《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慕维廉：《大英国志》；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东方交涉志》、《列国岁计政要》；裨治文：《联邦志略》；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列国变通兴盛记》、《欧洲八大帝王传》等。
2.学校，有花之安：《西国学校》；林乐知：《文学兴国策》、《七国兴学备要》等。
3.法律，有丁韪良：《万国公法》等。
4.农政，有李提摩太：《农政新法》等。
5.矿政，有傅芝雅：《开煤新法》、《冶金录》等。
6.商政，有丁韪良：《富国策》；艾约瑟：《富国养民策》等。
7.报章，有《中西教会报》、《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西国近事汇编》等。
8.西人议论之书，有花之安：《自西徂来》；韦廉臣：《治国要务》；李提摩太：《新政策》等。
其中影响较大的书籍有2本，即《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前者“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2](p455) 后者“命意所在实欲中国之行新法，学西学以克自振拔，为自强而借日本以自镜”，“其有益于中国非浅矣”。[3](p398—399)
广学会的书籍在当时很受中国开明绅士和官员及一般知识分子的欢迎。一个自称为古吴居士的人对传教士的书大为赞扬，说：“中国之为政者读之，可晓然于治国临民之本，以宏其帝德王道之新模；中国之为师者读之，可恍然于辅世育德之源，以扩其守先待后之新学；中国之为士者读之，可穆然于尽人合天之诣，以求其黜伪崇真之新道；中国之为民者读之，可洞然于经营制造之端，以得其农工商贾之新法，其裨益于吾华之国计民生者，岂浅鲜哉？”[4](p215) 有资料显示其书销售额：1893年收书价洋银800余圆；1895年收书价洋银2000余圆；1896年收书价洋银5000余圆；1897年收书价洋银12000余圆；1898年收书价洋银18000余圆。[1](p217) 短短的5年，售书之收入增加近23倍左右，其书籍影响之深和中国追求改革人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甲午战后，盗印传教士编译的书籍之风愈演愈烈，虽经清政府干预禁止，也无济于事，几乎“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现在都在被人非法翻印”。[5](p632) 前文提及的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的《中华战纪本末》尤为突出。据记载：本会（广学会）各书屡遭书贾之翻刻，他省不及察，所察而知者，四川一省翻版至十有九种，虽属大干功令，而人多喜阅，实为信而有徵。[1](p217) 盗印之风的盛行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广学会的书籍深受国人喜爱。
为了扩大西学的传播，传教士还进行了大量的无偿赠书活动。赠书一般选择于科举考试之时，在考场外分发。书中内容大多接近于考试的时务策论，偶尔也会带有宗教宣传品。
对于政府官员，“广学会不时赠送书刊给他们，部分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及总署大臣等均常收到广学会出版的名著……总署并以之《进呈御览》”；“甚至华亭知县葛培义，亦曾接到西士步君赠送李提摩太的《西铎》”。[6](p113)
据统计，戊戌变法前后赠书大致情况如下表：[3](p404)
年份 书报册数 小册子和单张册数
1988  2000      10000
1889  2204      10000
1892  5000      1000
1893  62000     不详
1894  3000      20000
1897  121950    不详
1899  30847     不详

广学会的这种工作得到了清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如1894年张之洞捐助1600元，山东的聂道台也捐助银两，招商轮船局的职员，购去泰西新史揽要百部，分赠他的朋友。[1](p236) 1895年张之洞曾赠银1000两请广学会译一部西国通史。成书后，又赠银两3000两为印刷之费用。[1](p237)
广学会还主办了不少报刊：如《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和《女铎报》等。其中《万国公报》影响最大。《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闻》，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1874年改称《万国公报》，1883年因故停刊，1889年作为广学会的机关报再次复刊，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主编。它起初只印1000份，直到1894年因刊载甲午战争的消息和评论才引起士大夫们和上层官吏的重视，销售量陡增至4000份，1897年发行量增至5000份。到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时激增至38400份，达到空前高峰。[7](p161) “当时光绪帝也阅读《万国公报》，还向广学会订购了八十九种书籍（书目刊载在一八九八年《广学会年报》附录内），可见广学会在当时的名声和影响之广了。[7](p162)
传教士在出版物上宣传普及西学，客观上培养了有利于改革的气氛。尤其是《万国公报》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传媒工具，“销行最广，感力伟大，中国维新份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1](p235) 它大大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和变法阶层的崛起。范文澜先生指出：“变法成为一个运动，《万国公报》是有力的推动者。”[8](p296)

　　　　二、鼓吹变法，结交权贵和维新派

戊戌变法前后，传教士提出了许多改革中国的主张。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中国有四事焉，皆应亟行改革者：一日教民之法，二曰养民之法，三曰安民之法，四曰新民之法。具体而言，养民之法分为立报馆、译西书、建医院、增科目；养民之法有十：通道路、捷信音、开矿产、垦荒田、劝工作、造机器、开银行、铸银元、保商贾、刻报单；安民之法包括和外即通好立和约、建立万国太平会、联交。保内即化偏私、筹款项、修武备、劝新法：新民之法有多见西人，素谙洋务之员、阅已译之西书、阅日报、派学生出洋、派使臣、给京师同文馆增添专精学科。[4](p233—239)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上中朝政府书》中认为：一曰养民有要，二曰教民知本，三曰和睦有序，四曰武备亟讲，五曰养民教民和睦武备诸大端各宜变通新法。养民有要即讲农政、尚工艺、通商贾；教民知本即畏天命、正人心、端学术：和睦有序即和上下、睦邻封；武备亟讲即有备无患之意。[4](p249—250) 另外他在《改政急便条议》中提出：一曰重农以奠民食；二曰建学以储人才；三曰取人才以获实用；四曰专任以定趋向；五曰制禄以劝官吏；六曰设法以励操守；七曰举善法以公仕路；八曰经武以备不虞。[4](p252—254) 在用人方面，李佳白认为“宜用西国大有声名中外推服之人、专家之学、通达之士、正直之人、诚挚之人。”[4](p257—258)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其著作《文学兴国策》中提出五条建议：一曰内外政事，决于公论；二曰上下一心，以谋富强；三曰文武并重，各遂其志；四曰一洗旧习，而归正道；五曰广求智慧，不分中外。[4](p261)
传教士除了间接地发表言论，鼓吹变法外，还直接结交朝中权贵，劝说变法。早在1876年，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时，他就向巡抚丁宝桢提议：“由朝鲜、日本及满洲运粮赈济，同时劝他建铁路、开矿、以养民富国。”[6](p27) 1882年，张之洞出任山西抚巡，曾要求李提摩太放弃传教工作，参与清政府改革事业，遭其拒绝。1880、1886年李提摩太两次会见李鸿章，建议政府出资100万元进行试验教育改革。1884年，李提摩太在上山西按察使的一文《富晋新规》中提出，改革应先从统治者着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6](p29) 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败迹之象渐露，他曾向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人游说，速和日本，早行变法。
1895年帝师翁同龢邀请李提摩太面会，李陈述了中国改革的条陈，“中国急需的改革，有四大要端，一曰教育维新，二曰经济改良，三曰平息内乱并辑睦邦交，四曰道德复兴”。同时提出七点具体建议：（一）朝廷当聘两位西人为顾问；（二）设议政部，满汉人员四位，另聘四位西人，熟于政治学识者为陪员；（三）币制改良，有确实的金位，不滥发纸币，使经济破产；（四）筑路开矿举办实业；（五）改良教育，多设各级大中学校，仿行西法；（六）扩充新闻报纸，以开民智，聘西人辅助，中人为主撰；（七）整顿海军陆军，使收实用，可以平内乱而御外侮。[1](p232) 翁极力推崇，并转奏光绪帝。翁同龢在日记中这样评价李提摩太：“豪杰也，说客也。”[2](p513) 1896年，李提摩太离华回国前，翁同龢亲自到其寓所送行，李特别感动，“没想到首相是亲来送行，已到大门之外。这是特别致敬的大礼，从来不曾有一次首相亲为教士送行的。谈一点多钟，多论及宗教当任人自由信仰，政治当及时改革”。[1](p232) 由此可知，翁李二人交情超乎寻常。
李提摩太与孙家鼐也有很深的交往。一次，李提摩太拜访孙家鼐，孙告诉李说：他曾把李翻译的马垦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每天同皇帝阅读，已经有两个月了”。这次交往，李对孙的印象特别好，把他看作是“中国官吏中文化最高，并且最温和的一个人。”[4](p557) 强学会被封后，改为官书局，孙家鼐奉旨管理。当时李离京返沪，即将回国，孙家鼐“传电上海黄道台，敦聘先生（李提摩太）入都襄办局事，如必欲回国，请开示章程。先生即得电音，穷日夜之力，酌拟草稿……酌改大定，至香港而再缮发。”[4](p387)
多年后李对他这份与清廷要员的情谊还津津乐道：“他（翁同龢）告别不久就送来四片绸缎，八盒点心，给我送行，这些连同孙家鼐的瓶子，我很珍贵它，因为这表示了他们的友谊。”[4](p559)
另外李提摩太还会见了张荫桓等人，甚至连顽固派重要人物刚毅，李也去游说。在与刚毅的会见中，刚毅急于想让李提摩太知道：“阻碍分子是汉人官吏，而不是满洲人，汉人是怙恶不悛地排斥外国。”[4](p558) 李事后回忆：“虽然他（刚毅）有反对外人的感情，刚毅的友好态度和其他满洲人行为，是显然相反的。”[4](p558) 由此李乐观地认为顽固派所注重的只是手中的权力而已，并不反对变法。
李提摩太在京游说活动取得了很大成效。他“日以新学之益，遍告达官贵人，诸君皆乐与之游，聆其议论，靡不倾到。而京师名下士，及外僚之入觐者，如王爵棠方伯之春，程从周军门文炳，龙觐臣军门殿扬诸公，簪裾盛会，无虑百数。”[4](p386) 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不辞辛劳地宣传变法，并取得了显著绩效，应当给予正面的肯定。
传教士在结交朝中显贵的同时，也加强了与维新派的联系。1895年7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强学会，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等传教士加入此会，“中国士大夫与西人通，自此会始也”。[4](p134) 为了增强彼此间的感情，维新派人士常邀请他们吃饭，传教士也回请维新派。在每次宴会上，他们互相讨论如何改革中国，并请传教士指导他们的工作。当时李提摩太在京要聘一位临时的中文秘书，梁启超自愿前去服务，大受李的欢迎。1895年10月，康有为遭守旧派攻击，被迫离京南下。康在离京前，拜访李提摩太，李后来回忆：“在客厅里我看到这位著名学者穿着黄色丝制的袍子，他在明天离此回南之前，带着一本自己的著作送给我。他告诉我，他相信我们出版物里所说的上帝的慈爱及国家间的友爱，并且他希望与我们合作来改造中国。”[4](p554) 通过这次会面，李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无怪乎他来访问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7](p180) 随着变法的进展，康有为对传教士越来越来信任，以至于后来，康有为打算请李提摩太去做皇帝的顾问。[4](p563) 因后来政变发生，计划未能成功。1898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时，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紧急会见李提摩太，商讨营救光绪帝的办法。“我们决定了容闳去见美国公使，因为他是美国籍民，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而我（李提摩太）自己去见英国公使，使他们立刻设法去保护皇帝。但是不幸得很，美国公使已去西山，而英国公使在北戴河。”[4](p565) 故营救计划无法实施而告终。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传教士鼓吹变法，四处游说，其宣传的重点已不再是以前的普通民众，而是上层同情变法的高级官吏和立志改革中国的维新人士。这种方式的转变，再加上传教士的孜孜努力，对戊戌变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变法的迅速开展。

　　　　三、怎样看待和评价传教士的作用

传教士的活动对戊戌变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把传教士参与戊戌变法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表现，片面地夸大了其消极作用，忽视了积极的一面，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思想的启蒙是变法兴起的前提条件，戊戌变法自然也不例外。当时的清政府虽然早在鸦片战争后就被迫打开国门，但中国主流阶层的思想仍徘徊于传统儒学的怪圈内。全国上下，西学知识普遍缺乏，甚至视西学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竟然不能敌蕞尔小国日本，再加上战后巨额的赔款及割地，深深地刺激了国内士大夫阶层。中国人逐渐苏醒过来，寻求变革之心日益高涨。如何变革，怎样变革，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富强之路必将跨越以前设定的门槛，由器的层面转化到道的层面。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国人对西学不明其真谛。而传教士的出现，却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首先，英美传教士有较高的学历，适合于传播西学；其次，传教士来华经过差会的严格遴选，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任何缺乏责任心或有过其品德受到怀疑纪录的人都是不合格的。如果他们参与传教活动，将是传教事业的耻辱。他的名声必须达到如下程度：当他被选为传教士的时候，所有与他相识的人都会一致认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3](p14) 因而英美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人“其在华也，久则四五十年，少亦一二十年，不独通晓中国语言文字，且能洞悉中国政教之本末，风俗之纯疵，民间之利弊，其殷殷为中国求益之心，有求华人之所不能求者，其劝劝为中国剔弊之意，有剔华人之所不能剔者。”[4](p215) 从这种意义上说，在中国维新思想兴起的早期过程中，英美传教士扮演了思想启蒙者的角色，是毫不夸张的。当然这种启蒙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传教士向中国兜售宗教救国论，试图改变中国人的信仰，用基督教作为中国改革的精神动力等等。这与传教士自身的特殊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不能一概加以文化侵略的罪名，从而抹杀英美传教士对戊戌变法的贡献。
总体而言，传教士在戊戌变法中的积极作用可归纳为：传播西学，批评时政，诱发了中国人寻求变革的意识，即“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的自己的方法、思想和甚至世界观”。[5](p632—633) 最后英美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等人间接或直接地卷入了戊戌变法，提出了种种主张和建议，不但推动了维新变法的进展，而且为维新派的改革蓝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参照模式。
费正清先生对传教士的认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5](p584) 这样评价传教士，虽然也带有一些溢美成份，但也算较为公允之辞。
综上所述，西方传教士成立广学会传播西学，鼓吹变法，结交权贵和维新派，一方面促进了维新思想的兴起，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变法的深入。他们的努力是值得肯定赞扬的。在肯定英美教士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对其消极作用的批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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