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是去年学术出版社的成功之作。首先是在2000年出版（平装本出现在2001年八月），已经重印了十版——即使以商业的新闻标准来说也是一枚重型炸弹。它被翻译为五六种语言，对它的讨论跨越了学术书评到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的时尚摘引。

    这本书的成功应该部分归功于它庄严的名字——全球化的本性与轨迹——部分归功于它的作者之一安东尼奥 奈格利所带来的对危险的迷人的暗示，作为一位帕多瓦的前政治学教授，他与1978年谋杀意大利首相奥尔多 摩罗的事件有所牵连。据说奈格利是恐怖组织“红色旅”的智囊，这个组织绑架和杀害了摩罗甚至给摩罗的妻子打过羞辱性电话。经过一系列漫长而复杂的司法程序，他所得到的处罚足以让伽利略妒忌，他被拘留在一个房子里，仅仅以“武装团伙成员”的名义。他的合作者，迈克尔 哈特，是杜克大学（这所学校曾经处于文化研究前沿阵地）的一位文学教授。哈特带来了美国知识分子愿意听到的相关知识以及在学院中被认为是优雅的对英语的亵渎。

“帝国”是哈特和奈格利对控制全球化信息、资金、人群流动的系统所起的名字，是“统治世界的专制权力”。更直接的，他们把“帝国”称为敌人。对象哈特和奈格利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从后结构主义的巴黎借来一套修辞方略装饰他们旧的政党路线)来说，全球化就像一记丧钟，至少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中央集权国家计划和政治压抑的胜利。然而，他们想传达的信息，是某种革命的希望。因为“帝国”既依靠于人们从旧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也依靠“对规则的去中心和去边界机制”，这个最终的、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压迫形式也终将自掘坟墓。wWW.11665.cOm

包含了种种流行和理论的刺激（如《国家》杂志所说的，“一次从已有教条中迁移的大胆努力”），这本书是极为引人的不连贯的一堆废话，包含了1960年代的乌托邦主义，对苏联的护教学，十足的妄想和纯粹的性冲动。对于本书所应涉及的领域，他们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知识准备，对经济学分析，哈特和奈格利手头只有最粗糙的马克思的样板文件。对有关全球化文化影响的丰富研究成果，比如文化理论家约翰 汤姆林森或社会学家罗兰 罗伯逊的著作，他们几乎一字未提。

但或许，哈特和奈格利并不感兴趣于被那些试图真正理解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时代转变的人们过于认真看待。这不是一本献给历史学家、政策专家或经济学家的书。社会学家斯坦利 阿罗诺维茨充满钦羡地告诉纽约时报，“关于《帝国》最重要的是哈特宣布了人文学科的危机，这个危机在于陈腐已遍布整个领域。”这个危机并非如阿罗诺维茨所说的那样，而是在于左翼教授，他们甚至已经开始相互厌烦，尤其是当他们在挑拣文本或社会实践来作为种族主义、阶级主义或男性中心主义的标志时。

很显然，水池里最大的鱼都已经上岸。正如阿罗诺维茨所注意到的，对《帝国》的热情或许很大程度上是沮丧的学院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种典范，可以使他们重返阅读米歇尔 福柯时的颤抖。不管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这次的成功的病因学原理何在，哈特和奈格利已从中偶然发现了人们想听什么。因此推断学院左派越来越超然物外，显然是一种轻信。

如果人们想要抓住贯穿全书的中心错误的话，那么第一章出现的费尔南 布罗代尔的一段话将是正确的选择：“资本主义只有在它与国家一致，在它就是这个国家的时候才会胜利。”在《帝国》中，对自由市场的运作和政府及其代言人插手市场的努力之间没有作出任何区分。对哈特和奈格利来说，这两个相反的力量都属于资本主义，单纯而简单。在这个方面，他们与那些抗议者分享了共同的概念混乱，那些抗议者以为当他们抗议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超国界的调控组织时他们就是在抗议自由贸易。

作为一个结果，作者将资金与政府的关系往后推。他们宣称政府除了限制一些特定的公司外无所作为，他们称之为“集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真正利益的抽象化身。因此，在美国，税率改革以来国家给资本的服务就是反托拉斯法、更高的税率、更高的关税和调控代理处。

但事实上，这个观点将资本主义自身与某些公司为自身利益与政府商议的策划混淆在一起，这些策划通常以对手的或有可能成为他们对手的利益为代价。公司的运作并不限定于资本主义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则受限于受到优待的公司的利益。商业机构与政府的暧昧联合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基石——自由市场。但不要把这些道理告诉哈特和奈格利，他们相信资本主义之所以从上个世纪死里逃生是因为对国内的积极干预和国外的帝国主义行径。

虽然没有任何经济学知识的左派人文主义者将没有异议地接受这些神话故事，哈特和奈格利还是花了大量时间挖掘马克思主义文集以提供跟他们自身一样没有论据的丰富的观点——总而言之，为了给不知情的读者造成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虚假印象。

比如，为了往资本主义以不发达国家经济为食这样的旧瓶里装新酒，他们满意地引用了罗莎 卢森堡稀奇的格言，资本主义是“第一种不能自存的经济，它需要其他经济系统作为媒介和土壤。”既然意识到他们的目标读者在潜意识中会信任象卢森堡这样一位烈士的话，两位作者本应该花点功夫用严肃的经济学分析（更别提统计学）去论证这样重要的观点，但这本书中没有一张表格或图。

在一段令人困惑的加标点的论述中，作者问道，“如果资本没有插手于大政府并且让它为其独占利益运行了几个世纪，那么资本是什么？”是什么？到底？911之后，把资本主义与其国家划等号的论调已经显得不那么滑稽而带有更多的恶兆色彩。他们展示的逻辑与本拉登相同，后者认为世贸中心是战争的合法目标，因为工作在里面的人们促进了资本的流动所以他们不是普通平民。

但你不用深入他们的著作寻找他们对暴力的合法性证明。他们对暴力的信念是公开的，开始于书的第一行字，一句来自安妮 迪弗兰珂的歌词：“任何工具都是武器，只要你把它握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