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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源及内发:民族传统文化重构反观

由外源及内发:民族传统文化重构反观

文化重构是指一个民族对文化观念的改造和对文化因素的重新建构。[1]文化的重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是一个关键问题:一条道路是获得外援论文联盟http://即外源式发展,也叫参与式发展道路,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自力更生的内源发展道路。参与式或内源式发展是卓有成效的,内源即强调发展的内发、内生性,但并不排斥发展干预。在民族地区乡村,由于发展的滞后或信息不畅,需要外来的者进行发展干预,也就是说大多的发展是外源性的,是需要外界参与的,但是最终走的发展路子必须是内源式的,即把当地人的发展积极性调动起来,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发展。其实发展应是由内部发生的,因为一个社会要发展,就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应从它的文化和固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中汲取力量。内源发展并不意味着内源因素和外源因素之间的两极分化和对立,而是内外力拧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发展。
  一、布傣奇葩:天琴文化
  天琴是壮族一种弹拨乐器,又名 “鼎叮”,由琴杆、琴筒、弦轴、琴马、琴弦组成。天琴为龙州地区及左江流域所特有,属巫文化的范畴,存在了一千多年,从唐代开始,巫师借助天琴说唱的曲艺形式从事各种巫术活动,且流传至今。在壮族民间故事《妈勒访天边》中就有对天琴的产生、制作、传唱的生动描述。所谓天琴文化,可界定为凡以天琴弹唱为载体,以喻天为目的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和以娱人为目的的文娱活动,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一切文化形态。天琴产生于中越边境金龙镇的布傣族群中,以天琴为符号的天琴文化,是布傣族群最能作为族群识别的文化因素,是多姿多彩的壮文化中的一朵奇葩。www.11665.cOM
  作为法器的天琴,它赋予了弹唱的天琴艺人们“巫”的身份象征,相应的天琴师就是巫师的象征,他们会“喻天”,通过酬神为村民消灾祈福。在喻天为宗旨的法事活动中,主要由天琴、法事操持者、弹唱经书和法事活动仪式四大要素构成。法事操持者通过天琴弹唱和对法事仪式的控制来实现人与天的沟通,达到祈福禳灾的目的。天琴弹唱的活动内容包括:求务、求花保花、婚礼、祭祀、婴儿满月、过桥、生日、上梁、接新娘、入新房、安龙、度戒、供玉皇、带花入房,以及驱邪赶魔、送火鬼、送昏神,赶鸡鬼、封村封寨,等等,几乎涵盖了布傣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喻天是古老天琴的原生文化,娱人是天琴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天琴文化经历了从乡土社会到都市社会的传播过程,已形成为一个系列的文化形态,从娱神到娱人,无不体现着当地布傣人的智慧。
  “文革”时期天琴弹唱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所以出现了中断,布傣人将没有被没收的天琴藏起来,直到“文革”结束方才重现。之后被学者范西姆发掘,但是对于已经受到工业文化冲击的布傣族群来说,天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已明显不如从前,而且年轻一代已经忽视了天琴文化的传承,因此天琴文化的重构迫在眉睫。在政府、学界、本地文化精英以及当地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天琴从一个民间法器转变为民间乐器,最终走向国际舞台,这足以证明天琴文化的重构是成功的。为此,笔者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中越边境金龙布傣天琴文化的重构为例来进行剖析,通过对金龙布傣天琴文化概貌、天琴文化的重构与扩展以及在重构过程中不同力量的介入进行调查,分析天琴文化重构的外源性因素和内生性因素,以探讨民族传统文化重构模式或内在规律。
  二、外源性——于外界得重视
  民族传统文化重构的外源性,在学术界一般称为参与式发展。尽管人们对“参与”的含义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基本认同“赋权”是参与式发展的核心理念,即对参与和决策发展援助的活动全过程的权力进行再分配,特别是增加社区穷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2]
  参与式发展强调跟当地的人们建立伙伴关系,同时尊重所要参与发展气度的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和技能,所要重视的是发展项目的建设过程,而不仅仅只是看重结果。鼓励和带动当地人,由外来者协调和帮助他们参与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和延续中来,才是最终的目的。在民族传统文化重构过程中,有三个发挥重要作用的主体:村民、学者和政府。
  (一)学界参与
  当前,专家、学者参与到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的例子多之又多。分析其原因或者说优势,总结起来有三点。第一,从自身优势来看,专家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有较浓的兴趣和较深的了解,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有较系统的认识,不仅可以重新挖掘那些受环境或者现代化影响而被迫暂时性消失的文化因子,而且在对民族传统文化恢复与重构的方法上比较独到。第二,专家学者们有较高科研水平和能力,因而可以将具体的某个地点某种文化的重构事项作为案例,分析、研究其实施的可行性、特殊性以及代表性,结合实际情况,为重构民族传统文化提供具体的项目计划。第三,专家学者们的社会资源一般比较丰富,不仅可以激励学生们参与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中来,而且可更有效地通过其自身影响力发动社会力量的参与,通过多种方式引起外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并配合政府组织参与到重构过程中来。
  如今,天琴能在公众面前进行弹奏,天琴系列文化能在当地被重视以及在台前的展演,主要归功于被誉为“歌海之子”的广西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范西姆教授。广西壮族自治区被美誉为民歌的“歌海”,民族民间音乐丰富多彩,例如那坡的高腔、苗族的细声歌、侗族的大歌等都是广泛流传的,可以说是是深藏在高山里的文化瑰宝,而范西姆就是掘宝人。在这些文化瑰宝中,天琴文化是目前发展状况最好的。
  (二)国家在场——政府的革新与造势
  在民族传统文化重构过程中,国家在场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有着牢固的现实基础。地方政府不可能人人作为学习者来参与重构,而是从整体上对民族旅游村寨的建设进行规划引导、招商引资、宣传推广并扶持帮助其进行文化经营。
  1.平台搭建。龙州天琴文化的重构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都做出了很多工作。在2003年范西姆发掘了天琴文化后,龙州县文体局就展开了天琴弹唱的培训。韩醒用“摹仿速成法”教琴,使她们只用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在龙州正式演出。时任南宁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侯海江赶到龙州观看了天琴的演出,立即向当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系列晚会的“东南亚风情夜”制片人推荐了天琴组合。一炮走红的天琴组合立即受到了《中国文化报》等众多媒体的广泛赞誉,四面八方的邀请也接踵而至。
  2.招商引资。在为天琴文化的重构与保护工作上,崇左市政府和龙州县政府通过直接投资或者招商引资的方式,为板池屯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一期工程是为天琴的重构打好基础,二期则是主要针对于板池屯村民的吃、住、村容风貌进行改造,两期投资近150万。这些工作为培育天琴文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形成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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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天琴文化为核心,开发板池屯为旅游村之初,村民对于旅游的概念很模糊,金龙镇镇政府领导就经常到屯里为村民开会讲解,并组织部分村民到旅游开发成功地参观学习,为村民树立了信心。
  3.传承与推广。当地文化局也很注重天琴表演人才的培养,选送有关人员到相关院校深造,在龙州县开办天琴艺术培训,成立天琴研究培训机构等。同时还筹措资金建设天琴文化展现的场域,如传习馆,包括在“美女村”建一栋有本地民族特色的天琴文化陈列馆和固定的表演舞台。现在,龙州县文化局专门成立了天琴文艺队,规划了具体的发展方针,挖掘拯救天琴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联盟http://体系。要求进一步加强天琴文化对外学习交流,拓宽天琴文化发展空间,提高天琴文化在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争天琴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随着天琴文化的传播,全国已经有10多所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开设了天琴艺术课程,如广西民族大学、张艺谋艺术学院等。另外南宁市第十四中学、龙州县民族中学、龙州镇新华中心小学等也开办了天琴兴趣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民间艺术协会于2007年授予龙州县“中国天琴艺术之乡”的称号,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三)旅游推动——“美女村”的打造
  旅游开发如今也成为重构民族传统文化的参与因素,许多暂时性消失的或者不被发掘、重视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旅游开发中得以再生。各级政府往往把旅游业作为当地的重要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地挖掘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由“自在”转为“自觉”状态,文化的拥有者便感受到自己文化的价值,这不仅有助于唤醒当地人的民族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培育了民族传统文化得以重构的氛围。
  对于天琴文化的重构来说,“美女村”的打造是其最好的发展机遇。当然,“美女泉”的由来只是一个神话。神话传说旅游资源具有文艺、伦理和宗教三大领域的功能,通过文学的审美、道德的教谕和宗教的迷醉等形式而节节攀升,可按照需求心理因子做出旅游细分市场的预设,据此以精品意识和创新意识为先导,确立系统性、层进性和综合性的开发策略。[3]这个神话作为一种旅游资源,为这个民族旅游村寨的建设增添了神秘性,因而吸引了远近众多的游客。无论是外来的远客还是附近的游客,都是慕“美女村”、“美女泉”之名而来,这就有利于塑造更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社会环境。“美女村”的打造也可以视为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这是一种在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模式,既是一种能够促发展的理论,又是一种可以不断探索的实践。这种模式以文化为核心,既能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又能够促进和谐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三、内发性——于生境求发展
  
  无论是社区建设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与保护,外源的力量尽管重要,但最终还是需要激励内源的力量参与进来。“内源”是引自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只有肌体内部的自身能量才能有效刺激细胞再生,进而实现肌体再生。内源式发展也称“内生式发展”。[4]发展应是由内部发生的,因为一个社会要发展,就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应从它的文化和固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中汲取力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也一样,需要内部力量的参与,因为他们是最了解自己文化也是最需要这种文化的人。
  (一)民间艺人是天琴文化的“活宝库”
  民间艺人的发掘和培养,是为了继承祖国优秀的民间文化传统,促进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民间艺人不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其本身也就是一种需要受到保护的文化。天琴文化的重构,至少要有天琴艺术品的制作、天琴弹唱唱词以及弹唱技术的传承以及天琴艺人的培养。
  1.天琴手工艺的改良与发展
  天琴从被范西姆发掘出来到现在走上台前面对观众,作为一种民间工艺,不仅制作技术上需要改良,外观和质量上也有更高的要求,因而天琴的制作必须有专门的人来负责。天琴工艺品改良。天琴从被范西姆发掘出来到现在走上都市大舞台面对观众,作为一种民间工艺,不仅制作技术上需要改良,外观和质量上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龙州,秦华北是在制作天琴方面有巨大贡献的天琴师,从事民族乐器演奏的使得他接触过很多乐器,这为天琴工艺品的改良提供了参考。经过仔细思量,他将天琴琴头和琴杆分从三节杆改为一节贯通;两根琴弦变为三根琴弦;音高由演奏者随意定弦的反四、反五度改为按正四度固定音高定弦;音域扩展到四个八度,可任意转调;将手拨弦改为用拨片弹拨;天琴琴头本是将葫芦上下正切的,容易破裂,他将之改为从葫芦中间横切;原来的发音孔是开在葫芦的背面正中心的,怀抱天琴弹奏时声音容易被堵住,传音效果不好,为寻找最佳的发音孔,他试着在琴头和琴杆的结合处开两组各为七个孔的发音孔,试弹后发现声音果真清晰而响亮。改良后的天琴不仅发音更好,外形也更美观,成为了不仅有收藏意义,而且有实用价值的壮族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为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提高天琴文化的知名度,龙州县文体局还将天琴赠送给了2010年参与东盟博览会的各国元首。将民族传统文化工艺品纳入旅游消费品中,既保护好其原生态的鲜明特色,又融入了现代时尚,使天琴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借市场发展。
  2.天琴艺人传承模式
  文化的传承性是其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如果一种文化不具有功能和传承的意义,也就无法延续下去。重构民族文化,离不开民族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承人。文化传承人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从广义上讲,文化传承人泛指一切传播人类文化、承接人类文化的人,即人类文化的传承者。从狭义上讲,文化传承人特指专注本民族文化收集、研究、传承、传播、创新并在文化发展中起着与众不同的重要作用的优秀分子,也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人。[5]
  一是亲缘传承——“天琴世家”
  亲缘传承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传承方式,“天琴世家”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种家庭里,其祖祖辈辈都有学习天琴的传统。具体条件有:祖辈学习天琴并取得法号,传子孙辈三代或三代以上,才能被人们恭称为“天琴世家”。在传统古代社会,女性地位低,天琴世家是只传男不传女。现已不受性别限制,一旦被称作世家,子孙后代中就必须有人传承,否则会神人共怒,家中不得安宁,直到家中有人愿意学为止。基于这种严格的师承或家承关系,天琴艺人才能被赋予喻天的身份和特权。一般而言,天琴师父在收徒时都较倾向于选择天琴世家的后代,或生辰八字带有“五行政命” 或“华盖命”的阴官人。而对于其他人当地或慕名而来的外地人,出于对天琴文化的兴趣和爱好来学习天琴的,只能被称作是天琴爱好者。
  李绍伟,56岁,法号慧王兼广明,是天琴发源地板池屯较为有名的天琴师,其祖辈都是天琴师,因此李家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不仅被当地人尊奉为“天琴世家”,龙州县文体局还将“天琴世家”的牌匾镶嵌在其大门上方。按他的话来说“继承先祖们的天琴事业在论文联盟http://村里是不仅光荣而且相当受人们尊敬。”每逢节日或红白喜事,李绍伟都会被请到各家弹奏天琴做法事,为当地人们消灾祈福。在家中,前来“求花”、“招魂”的村民络绎不绝,有的是本屯本村的,有的是邻镇邻县的。
  李海燕,李绍伟之女,现在供职于龙州县文体局,专门负责天琴文化的开发与传承。1996年广西著名音乐家范西姆教授第一次去金龙镇板池屯采风,巧遇李海燕正在弹唱天琴。从小对天琴弹唱耳濡目染,所以特别擅长文艺,因她音质韵圆润轻快、清脆激昂,范西姆认为她是一棵唱歌的好苗子,便将她介绍到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南宁创艺艺术学校民族歌手班学习,进行系统的声乐训练。后来她演唱的《跑马》、《送情鸽》、《春燕寄情》等歌曲被收录到《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广西卷》中。

从此,天琴父女俩一个在村里继续弹唱天琴,为一方百姓平安祈福,另一个则通过歌舞表现的形式在各地不断演出向更多的人展示充满魅力的天琴文化。天琴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涵化和濡化,布傣人形成了开放的文化心态,使得天琴文化才得以在当地得到较好的保护与传承,并进入到都市社会进行传播。
  二是业缘传承——收徒授艺
  收徒传艺就是一种业缘传承。要成为一名正式的“天琴师”,除了会弹唱天琴、恪守各种禁忌外,还需要举办一次庄重、严肃的出师仪式。例如在金龙镇的板池屯,只要有兴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拜当地的天琴师父为师学琴。但是要被人们称作天琴艺人,则需要布施“连宵三昼”的出师仪式即“授戒”仪式,才能得以获取师父授予的法号,成为一名职业的天琴师。只有“授戒”仪式完成后,作为“巫”的身份的天琴艺人才会被外界认可。
  出于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人会对天琴文化的不同内容产生兴趣,有的村民追求的是天琴文化中的“巫”的身份,而更多的年轻人则是出于对于音乐的爱好而希望学习并作为天琴文化的传承者的。无论是何种原因选择传承天琴文化的,这对于天琴文化的重构都是有利的。只有当地人有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自觉,这种文化才有存在并发展下去的价值和可能。
  (二)全民参与建构天琴文化乡土传承场域
  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族群来说,其文化的延续需要每一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文化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生境,本族群的成员自小就学习、接受了自己族群的文化,并且会一直遵循着,理所当然会成为本族群文化的最佳传播者,像父辈教导自己一样去教育和模塑自己的晚辈们。只有如此,民族传统文化才能世代不息的延续下去。一种文化所在的当地村民才是自身文化的最好传承载体,他们既是文化的接受者,同时又扮演着教育者、传承者的角色。在板池屯,天琴文化的重构能够得以顺利进行,主要得益于当地村民的积极参与。除了重构天琴文化能够给当地带来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就是天琴文化的功能。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信仰民俗自发产生并长期积淀下来,形成各种各样的神灵观念,并产生一套相应的仪式。这一整套仪式规制贯穿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从而得以流传。天琴文化的传承之所以成为了布傣族群的集体行动,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的信息与他们的生命过程是息息相关的。生老病死所涉及的仪式都需要天琴,因而当地才是天琴文化的传承的最适合场域。即使科学发达了,医疗卫生意识增强了,村民依旧会相信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天琴文化,可以庇佑他们。有孩子晚上睡不着觉,面黄肌瘦,在医院检查没有病症,于是村民们说这孩子是失了魂,医生是医不好的,只需要邀请天琴师傅为孩子做法事招魂即可。这不是愚昧,而是村民对于自己族群文化的一种认同。就如马林诺夫斯基曾经说过的“文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是人类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天琴文化最初只是一种“巫”文化,是为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而产生的。
  全民参与节日盛典是对文化场域最好的诠释,这种参与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和节日中,例如正月的“侬侗节”、三月的“歌圩节”。金龙布傣人一年之中有好几次群众性的娱乐聚会,其中规模最大、最热闹、最隆重的是每年正月十一的“侬侗节”。这个节日群众都会积极参加,各乡各地的人都能聚在一起,互换信息、往来贸易、探亲交友、联络感情。在板池屯还自发形成了天琴表演队,参加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隔日都会在传习馆弹唱天琴,享受的是本族群的文化所带来的自豪感,营造出的是一片良好的文化氛围。由于出色的天琴弹唱,板池屯举办的侬侗节最热闹、最有名气,每年都会吸引附近村屯的人及越南的傣族参加,金龙镇上的小商小贩也赶来摆卖小商品。近年来随着天琴名声的远播,也有一些如日本、泰国等国内外的游客或学者慕名前来。
  在日常生活中,族群成员对重建传统文化以及重现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持有积极的态度,并将外来文化以及社会变迁等影响加以变化纳入本族群文化之中。有的村民虽然住的是两层现代楼房,但是大门上依旧贴着古壮语写的对联,如“美女露笑脸笑迎四面嘉宾,天琴开祥光祥临八方贵客”等。在金龙镇,“美女村”的打造离不开村民的大力支持,而且当政府投入资金建设民族传统文化传习馆的时候,村民自发的投入劳力修建传习馆、天琴文化展演大舞台,自主修缮“美女泉”。我们所提出的民族传统文化重构,并不只是说让博物馆、图书馆之类的机构把有形可见的物质文化集中到城市社区进行收藏和研究,也不是说只是鼓励学者学子们通过调查研究来描述、解释这些文化,而是提倡“就地重构、就地传承”,天琴文化的重构就没有脱离其产生的生境,更没有脱离它的创造者和拥有者,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群众而非外来者,来进行这种文化的重构、保护和传承。
  四、由外源及内发,内外合力促重构
  任何社会,任何民族都不是其文化遗产的被动汇集点,在其历史的任何时刻,它都创造性地从事这一遗产的重构工作,将其表现出来并加以改变,以达到所肩负的这一时刻崇高的社会和文化目标。[6]中越边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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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布傣天琴文化的挖掘、重构、保护和传承是成功的,在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总结其规律,就是一种“政府领导、学者引导、村民为主导、社区积极参与”的模式。这种重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捍卫了村民在天琴文化领域论文联盟http://的主人翁地位,能激发他们对于这种文化的热爱,更有利于天琴文化的重构和发展。当然,其中既含值得参考的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我们反思并思考出路。
  值得借鉴的经验是:由外源及内发,内外合力促重构。外源性和内生性因素之间并不是两极分化和对立的,而是以在追求发展的目标上建立的内生、外源因素的和谐为基础。我国具有丰富多样的民族传统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现代化的冲击出现暂时的“冷静期”,需要学者专家的发掘,还应设立必要的主管机构去考察规划,并配备相应的手段使得规划得以执行。这种规划必须建立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实际情况之上,因为只有重视了发展项目的文化特性,才能让人民大众从其自身发展的旁观者真正转变为参与者、主导者。如果是政府、学者专家,或者是其他外来市场、旅游力量成了主导,就会存在“文化入侵”,造成文化体系内部结构的破裂,使当地文化失去生命力,从而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的失败。就如在天琴文化的重构过程中,学者范西姆是让天琴文化得到发掘并走出板池屯重新开放,政府主要是进行规划引导、招商引资、宣传推广,最终整个重构的过程还是由当地的村民自己加以导向和控制的,既包括对原有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在生产生活中的运用和传承,例如求务等仪式,也包括建设对对外传播天琴文化并得到认可推广有利的设施,例如修建天琴传习馆、天琴弹唱大舞台,修缮“美女泉”等。外源性和内生性因素之间的结合机制完全是敞开的,各因素之间的作用往往是相互渗透、相互掺和,其逻辑也会发生组合的。虽然内生性并不排斥发展干预,但是无论是参与式还是内源式发展的主题都是当地人,因而最终走的发展路子必须是内源式的,即把当地人的发展积极性调动起来,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发展。
  但是,综观前人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研究,天琴文化整个重构过程中也有一些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第一,我们应该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在很多时候,参与式发展是建立在被发展地区是封闭性的基础之上的,认为没有外源因素的参与,当地就不可能发展。二是有的学者认为以传统文化为资本的旅游开发往往会破坏这些民族文化的原真性,实际上,文化一直都是在被建构的,我们不能将哲学上对真理的追求等同到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要求,在民族文化的重构中,我们需要满足的只是当地人的需求真实性和游客以及外来者的感官真实性。例如天琴文化的重构,无论是在当地传承,或是在异地舞台上进行演绎,不同的形式中都尊重了天琴文化的原真性,即使天琴工艺品本身有了改良,天琴弹唱者的服饰或者声音与最初有不同,抑或是弹唱方式有变化,这些变化都是进步,是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破坏文化本身的原生态,而且能够给观众和游客甚至文化拥有者带来“原真性”的感观,这恰恰是民族传统文化能够顺利得以重构的关键。二是尽管现在天琴文化的重构是成功的,不仅在当地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而且从乡土社会传播到了都市社会,但是我们不得不时刻警惕,当地在经济上是相对比较弱势的,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一种情况是找到文化自信从而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同时伴随着旅游大潮的推促,当地人也有可能迷失方向。因此应该把握好外源因素的介入度,让当地人通过自己的实践走出适合自身文化发展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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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秦红增等 [标签: 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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