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具体说作为“儒家文化区”的东亚，传统文化对这个地域的政治发生何种作用？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政治特质，既被经济形态决定，又被文化形态决定。通常讨论多的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近年来东亚经济进退涨跌，戏剧性地影响着“亚洲价值”的荣辱浮沉。然而，同样是“亚洲价值”，制造与维护着一个怎样的政治模式？文化与政体的关系如何？直面这个问题，将使我们对东亚传统有一个建筑在合理基础上的新认识。

    日本战前尊奉“儒教”与国学，这些学说加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制造出日本近代“超国家主义”、“全体主义”的专制帝国。这是战前日本思想界一个受约束的话题，战时更噤若寒蝉。而当日本战败之后，学者们终于得到一个难得的自由言说的空间。在丸山真男的首创带动下，一股“日本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风潮席地而起。 这是一个史学思潮、社会思想思潮，就其本质而言，更可以说是重新认识儒学、国学及一切国粹的反思思潮。参与其中的包括松本三之介等一批比较年轻，堪称丸山弟子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都在说明，日本现代的专制政治与传统文化及对待它的态度有关。

    松本三之介写有《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叙说》一书。本书内容最初发表于《国家学会杂志》。当时有一个题目是《近世日本国学的政治课题以及它的展开——关于幕末国学的考察》。 认识松本学术，或可对上面说的那个史潮的观点理路有一个大致了解，提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吸收与阐扬是对的，而另一方面，又要对其内在的非合理的“前现代”因素有所警戒与克服。wwW.11665.cOm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最深重，因此松本等人开展传统研究所得的有益结论也最值得中国学界留意。

    一、国学研究的前提，对朱子学的理解

    日本江户时代堪称理学时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牢固占领思想领地，开展日本精神史研究无法绕开历史上着实存在过的硕大理学世界，更何况它至今还在发挥影响。任何一个学术思想都不孤立存在，而与周围思想环境密切联系。尽管各学术派别的代表常会否定这种联系，甚而对相关派别不惜诋毁。然而“联系”的存在终究无法否定。再则，开展比较是进行思想研究的重要方法，既然国学与理学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将它们做并列比较也就很有必要。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松本先去理学世界做一番巡游，化不少笔墨，阐述对理学的理解。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基本特质是“政治哲学”那么到了宋明以后，儒家思想则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在阐述原有政治原理的同时，更加深对心灵世界的注目，精神内容由此改观与扩大。 松本说，为理解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当先窥探朱子学的人生奥里。朱子在论证人生观时，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是突出人性论与宇宙论的连贯性与一体性。宇宙具万物本原即“理”。由此本原，产生“气”。理乃“绝对”，气则回流不停，创造宇宙万物的特殊群像与个别特征。理与气合，以成世界。 作者引用江户时代著名理学家林罗山的话说，天地未开，只是一个“理”，理为“太极”，一切由理而生，生于太极。

    人既有作为理的善的一面，又有附着于形的，以气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恶的一面。什么是理，什么是气呢？依林罗山的解释：理的表现形态是仁义礼智等行为规范。气与其相反，大体与理不合。理表现为道德原则，又可以说是善。善为一气质，恶也为一气质，气质可以转换，唯一途径是对理的理解与服从。     

    因有气的存在，引出“物欲”。如朱子论：人有本来的善良心性，只因物欲的蒙蔽，各向君子与小人的不同方向发展。人们只有依照四端与五伦的要求，对气质做不断的改造，将蒙蔽善良之心的物欲逐渐去掉，方有可能恢复善良本心，成为君子。

    松本在进行国学研究的同时，开展理学思想研究是有原因的。松本在他的另一本书《天皇制国家与政治思想》中曾提出过“公的世界”与“私的世界”这样两个命题。公的世界在意义界定上说是区别于个人世界的政治社会。“私的世界”则强调个人利益，是具有独立价值判断的，自然、自立与自由的“个人世界”。   

    松本多年来在思考着：“公私未分”的前近代的社会，“私的世界”，即“个人的世界”被压抑与泯灭。他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私的世界从“公”的世界——政治与社会的世界里分离出来，具有独有的价值与思考样式。现代性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人的“自然、自立的个人世界”的建立。一个社会倘若组成它的“个人”还没有建立这样的“私的世界”，这个社会不配为现代社会。

    天皇制国家强调“灭私奉公”，“公的社会”（政治社会）建立在“灭私”，即消灭“个人”利益与个人自觉的价值体系之上。人们的私人世界被充分淡化与否定，而成为徒有其名的子虚乌有。因此，一旦日本战败，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当务之急就是全力建立起与西方价值衔接的，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的“私的世界”。就象一个新建筑的矗立，要有支撑它的新地基，现代性民主社会的建立急迫等待广大人民全新意义上的“私的世界”的竣工。

    战后的日本能否建立起这样的“私的世界”？面对这样的问题，松本思想的深处存在着疑虑。总体上说，战后日本人确实得到了解放，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进入民主社会。然而面对社会“公”的激变，日本人“私”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同时“解放”，发生变化呢？抑或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在松本看来，日本人经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在长时间的中世纪岁月里，已经建构出一个“否定私”的“私”的世界。让日本人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段时间，曾积极吸取西学，西方价值观进入日本人民的心扉。然而当 19 世纪80 年代后，国粹主义盛行，日本逐渐走上“超国家主义”、“绝对主义”、“全体主义”的道路。如果说“超国家主义”这个概念表达日本专制主义政治结构的特点，那么“绝对主义”与“全体主义”则强制个人对“全体”（“国家”）的“绝对”尊崇、“全体”（“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支配。

    我们要继续研究的是日本人何以被“教化”出集体的“无私”的 “世界”？回答是在整个的德川时代，朱熹的理学思想全然占领了精神领域。 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的教条成为束缚日本人思想的紧箍咒。日本人的私欲受到封建伦理力量的严苛压抑，而无“私”可言，绝对服从纲常礼教的失去个体灵魂的躯壳。应该说松本在研究国学与政治关系的同时，对理学思想做深刻剖析，对日本“无私”的“私人的世界”作实质性揭示，客观上促使日本人从自我限制的思想牢笼中挣脱出来，为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及早实现人的现代化。

    二、松本的国学比较论与日本古代政治特质论

    国学是江户时代的学派。其主要学术特点在于观摩古典，提倡古道，探究由阐发民族精神。18 世纪有契冲、下河边长流等人倡言此学，力主更新理念，发掘《万叶集》等古典的特殊价值，从中领会日本精神的固有内涵。荷田春满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学术思想，并糅入神道思想。贺茂真渊则说明古代精神乃日本之道，比儒学更加优越，主张恢复日本古代精神。本居宣长著有《古事记传》，集复古思想之大成。平田笃胤继承宣长古道观，强化了神道与国粹色彩。明治维新时期，国学鼓吹尊王攘夷，成为维新的精神引导。

    松本对幕末国学作了评价：国学发展到幕末，原有注重民间生活的思想进一步充实，而具“实用、实事、实德、实学”的特色。成员组成中的社会层面也在逐次下降，武士成分慢慢减少，如宣长门下武士只占百分之十四。学术界有“草莽的国学”的称呼。国学倡“家职勤勉论”，劝导人民用勤敬的心情从事耕作、负担租税、整齐家事与维持村落生活，显示倾心民间道德教育的思想趋向。
 
    松本感到国学思想中有着明晰的政治论。在宣长那里政治就是“事君”，换言之是“臣的服从”。宣长说：为君者，重要的事是祭神，大臣的责任则在于服务天皇，“奉天皇之大命”，各司其职。 宣长论列他的“服务政治论”，强调对“支配”概念理解的重要：“支配”由两个要素组成：“命令与服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讨论支配者的意志，而在于强调被支配者必须以支配者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这样天皇的“大御心”就是“被支配者”的绝对行为原理。不可将天皇的 “大御心”说成是“命令”，“命令”由上而下，毕竟是客观理念，接受命令难免有被动心态，因此应将原本是“命令”的天皇的“大御心” 视为从天皇那里领悟到的“心”，以天皇之心为本人之心。

    松本将国学与理学做对比说：理学在论说“士”的精神构造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宣长突出的不是这些，是以绝对服从为基干的“被治者”（被支配者）的心情构造。理学与国学的区别、国学的特殊“实践意义”在这里被明白突现出来。宣长塑造的是“天皇观的政治理念”。天皇有绝对的权威，政权担当非天皇莫属。一切胜利与光荣属于天皇。一切失败与缺陷与天皇无关，也与“为政者”无关。失败与“缺陷”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被支配者那里出了问题。 宣长还论证神道与理学的区别。理学强调教诲，神道不轻言“教”，而重视“事实”，主张以事说理。笃胤将“事实”说成“意识表现下的显在化”，“事实才是真实的道”。宣长与笃胤思想一致，都主张以神道为依据的“无规范性格”，把理学贬斥为远离“事实”的“空言”。宣长认为理学的空言作风其实也在违背孔子的教诲：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总之神道是在说明一种“非规范的规范性、非政治的政治性”。它的出现与儒家思想比较，更具有政治实践意义，与日本的政治国情况更加贴近。

    在对日本政治所起的作用方面，儒学与国学仿佛各自有着自己的不同位置与分工。就象前文说的那样，理学特别关心人的内心世界，要人从内心深处产生变化，驱逐于“公”（国家与天皇）不利的私心杂念。在治心与治人两个方面，理学看重治“心”，可谓目光深远。心即意志，既然把人的意志牢牢控制，即可将整个社会控制在手中。

    然而在日本的国学者看来仅仅依靠理学思想还无法使日本长治久安。国学大学问家本居宣长在议论到国学的研究对象时说，国学的研究领域具体可以分为“道学、有职学、史学、歌学”。其中他特别重视“道学”。然而他又坚决反对将道理解为中国的“儒佛之道”。他说道是一种特别的“古意”，为日本所独具。它不来自儒经与佛典，而出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这样两部日本最有名的历史典籍。他要求人们在读这两部书的时候特别留意神代史部分的叙述与思想。其中传播着天皇是神的皇国史观，反映了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中心意义，说明了神道就是“天照大御神的道，天皇总揽天下的道”。这样，国学的特殊地位就被突出起来。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与中国皇帝（天皇）处境不同。中国自汤武革命以降，皇帝无道，可以通过“革命”驱逐下台，从而皇运隆替，新朝开启。日本不然，天皇“万世一系”，推崇天皇是日本必须遵守的政治准则。这样日本不仅要有理学来管理人民的思想，还要有一个学问来确立天皇无可侵犯的至尊地位，认定天皇神圣转世的天道神统，编制天皇至高无上的秩序法则。这些理学做不到，国学的诞生与兴隆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理学的本质是“心灵学”，国学名称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区别于“汉学”与“中华学”。从内涵意义理解还因为它是“国体学”与“国家政治学”。

    确实，日本近世以来最大的学术为儒学与国学，两学并存，为日本封建统治的稳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松本三之介双管齐下，对理学与国学做并列的批判，可以说是揭示了日本封建政治的本质要害。

 三、与丸山学术的关系

    《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叙说》共分三章：第一章、国学政治思想理解的前提。第二章、国学政治思想的性质与课题。第三章、幕末国学思想。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要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特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应该承认，无论古代与近现代，一国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展开都与该国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也不例外，因此要对日本历史特质有所了解，就要对日本政治思想特质有所了解。而在松本看来，要了解日本政治思想的特质，必须追根求源地对日本政治思想形成的特殊前提与原因作认真研究。自然，这样的原因与前提可以从日本的社会中去寻找，然而也可以从相关的日本传统思想境界中去寻找，松本所做的工作是跋涉日本国学的精神原野，探寻本国政治思想的意识源头，换言之，由观察日本国学的思想特质性，管窥日本广义政治思想史的特殊存在。松本的国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

    松本从事国学研究之前，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国学研究的成果。这包括：明治30 年的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与《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如果说以上的研究仅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大正5——10年）则指示了研究的新动向：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 这给松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并启发他将这项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可以说，松本在本书中所作的努力，就是实践志愿，将国学研究与社会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政治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获得新发现。其实，受到津田左右吉影响的不仅是松本先生。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与思想史的研究中获益非浅。特别是在毕业后读到他的 《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受到的思想冲击更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的景色为此一变”。
       
    松本的研究还与丸山真男有着密切的关系。《序言》说：自己刚开始从事国学研究的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论文都是在丸山真男的指导下写作的，时间是昭和23年（1948年）及以后的2 年。他对丸山真男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如果没有丸山的指导启发，论文难以完成，观点上的暧昧也无法克服。 松本研究与丸山真男所做的工作有着许多内在联系，都注重运用“以思想证思想”的方法，通过对日本儒学、神道、国学等思想史的研究，做日本思想探源的工作，以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的精神源头。丸山真男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松本则有《国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相近的书题，说明相近的研究志趣与问题意识，也说明他们在学术界的师承关系。《序言》他还对远山茂树等学者表示谢意。因远山茂树的介绍认识国学研究家伊东多三郎，受到多方面教诲；又因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报章杂志文库的帮助，有机会查阅资料，看到许多明治初年的报纸。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丸山真男的国学、理学比较论与松本三之介发生了共鸣。丸山说：勃兴期的国学，总是作为“儒学者的对立者”来确定自己的地位特征。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它竭力否定儒学对国学体系形成的影响。国学自称是“古学”，因此它也必然要否定自己是“来源于儒学的古学派”。国学家总是强调如何与“儒家的古学派”没有联系，与此同时，对儒学思想展开批判，以期从积极意义上与儒学划清界限，进而提高自己的地位。 松本在他著作中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丸山真男于1952年出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该书所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江户时代在儒学乃至国学的思维结构中，随着历史的推移，近代意识如何突破前近代框架而“从内部”成熟。丸山认为所回答的问题，不是分散片断的“近代性”，而是在思想系统之中前后相续的近代意识的成长。丸山真男的视线从日本朱子学到徂徕学再到本居宣长的国学，试图在这些通常被视为两极对立的思想家中寻找逐渐成长、变形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近代思想因素。 他从传统思想内部寻找既有的现代性成分，对世俗的“西方（欧洲）中心说”有所突破，从而显示他的思想存在。20世纪中叶之后，东亚的各国都在重新思考与确认现代化的思路，而丸山学术的价值就在于为这样的“思考”与“确认”，提供建设性意见。松本承认自己是丸山的学生，他从事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选从国学一门进入，窥探日本“前现代”学术原野中的“现代”根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研究松本与丸山的关系可以说明：战后确有一个最重要的史学团体结集成阵，他们运用思想史学的批判武器，揭发明治以来日本专制主义的传统文化根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余言：从国学到国粹学的思考

    从松本对国学的研究使我们想到与国学有关系的日本国粹学说在现代的命运。当国学热潮过后，日本在19 世纪末又出现国粹主义思潮。国粹学者考量的最大问题，乃是如何认识本国文化，导引国人尊敬民族传统，激发爱国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国粹学在具有相近似的存在价值。与国学思想相同，国粹主义也是日本民族主义在文化观上的折射。

    凡一个后进民族（笔者给予密切关心的是东亚诸民族）走向现代化，必须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双重关怀。现代化思想无非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合理配伍。从文化视角看问题，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过量”，很可能走上狭隘“自恋”，拒绝开放学习的道路；反之将国际主义做不恰当的理解，又常使一个民族盲目虚无，全盘欧化（西化）。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日本国粹主义思潮曾是克服“全盘欧化”思想的良药。然而，国粹主义发展到后来，出现与国际主义相违的倾向，导致日本产生狭隘民族主义。而狭隘民族主义勃兴又必然导致国内“超国家主义”与“绝对主义”等专制思潮泛滥与对外扩张欲念的膨胀。这一切都值得人们去深思回味。时代在进步着，然而许多历史课题，既促使19世纪的知识分子做出必要的回应，也同样困扰当代的人们。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有些看来是“历史的”提问，是否竟是“永恒的”课题。

    桥川文三在《昭和超国家主义的诸相》一文表达以下的观点：日本近代史上象德国与意大利那样明显的“法西斯运动”是没有的，也可以说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渐进式的发生的，因此要找到一个日本超国家主义诞生的契机式的标志很困难。他说在这个方面丸山真男有很好的说法：
  
    对于日本来说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生了超国家主义是说不上来的。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有着渐进式的特点，它的形成与前代传统有着极大的联系。

    还是这位桥川文三先生要我们去注意丸山真男的一篇文章即《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丸山明确的说：要高度注意日本超国家主义与传统关系的问题，当对这个问题要做最认真的分析。 

    松本三之介的研究成果发表于上世纪中叶，当时大战结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西方思想一时又成为蔓延日本的精神主潮。松本注目本国传统的挖掘与梳理，给予必要的评判，对避免可能出现的新时期的又一轮民族虚无主义的发生，有其历史效果。而更重要的是，书中论述儒学与国学的思想特征，对日本专制思想本原鞭辟入里，注意到日本超国家主义“与前代传统有着极大的联系”，回应了“传统究竟给亚洲的政治带来了什么”这个极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