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一幅漫画的主题，却被我弄成一篇文章，所以只能算是一篇“漫话”。

　　这一“漫”，便取了许多巧。一来，主题鲜明，容易获得振聋发聩或哗众取宠的效果。二来，允许夸张，可以论其一点不计其余而无须面面俱到。三来，不求精确，只要抓住神韵便可以酣畅淋漓地放笔直干……

　　愿读者以看漫画的心态来读这篇“漫话”。见仁见智，不妨一笑了之。

　　贤德妞

　　贤德，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在封建时代，简直成了中国妇女追求的最高境界。尽管贤德的具体标准，往往因时代、阶级、阶层、民族、地域、甚至因人而异，但其基本内涵却始终如一，那就是：“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也。”（《孔子家语•本命解》）说得更明白点，便是：以男子为纲。

　　于是，女子只要贤德，长得再丑也无妨。战国时期的无盐（齐国人钟离春），虽状貌丑陋，却因贤德感动齐宣王而被立为皇后。而上古时期的嫫母，“儿（貌）恶德充”，竟然成为黄帝的次妃，身居中华民族的“族母”之列。便是平民百姓在为子择妇之时，除门当户对外，首要的条件也是贤德，相貌如何倒在其次。至于其它的才能更是可有可无，甚至于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见中国人的婚姻注重的是“实用”而非“情感”。

　　然而，人非草木，总得给“情感”以出路。男人们的出路始终是有的：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有钱有势的可以娶“三妻四妾”，次一等的便去“宿妓嫖娼”或“金屋藏娇”，再次一等的则只有壮起胆子去“偷情通奸”，最下等的黎民百姓，便只好通过听书看戏、唱酸曲儿、说荤笑话……“意淫”一番，聊以“望梅止渴”。www.11665.com总而言之，无非是纵情发泄一番之后，再去扮演形形色色符合自己社会身份的“正人君子”。可谓“一人两治”，或曰“分裂人格”。

　　女人们的出路则随着她们的社会地位不断降低而每下愈况。

　　众所周知，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其实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男人们的历史，充其量不过六七千年。在此之前,则有一个以女人为中心的母系社会，大约存在于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和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也有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女人们说了算的时代还没有文字，有关的传说在男人们说了算之后，也被男人们篡改得一塌糊涂，因而有人连是否存在母系社会也产生了怀疑。

　　从脍炙人口的《史记》有关黄帝的记载中，便可以看出那时已是男人们的天下。例如,出于打天下的需要，黄帝必须尽可能地与其他强大部落联姻，结果他先后娶了12个氏族或部落的女子，生下了25个儿子。可见，那时的女人已然开始沦为政治交易的筹码。到了尧舜时代，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理制度已经确立，并且“布五教于四方”，达到“内平外成”的局面。这说明中国女子的天地与命运，已大体被框定在“贤妻良母”和“相夫教子”的贤德范畴之内。

　　然而，只要不越出这一范畴,并且表现突出，她们仍然能够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和相当大的自由。例如殷商时代殷王的妻妾妇好，可以担任一万三千士兵的统帅，率领他们去东征、西讨北伐。妇妌可以“率大将沚或出征”，还可以担任宰相。平日她们不但可以陪伴殷王去打猎，甚至还可以以巫的身，在宗庙的祭祀活动中担任主祭和保管卜辞。据专家统计，殷王身边这些文武全才的女子，如妇好、妇妌、妇女自、妇女川……等不下二十余人。

　　到了周代，更加严密的宗法制度确立了，女人们的地位与自由更是每下愈况。《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意思是生了男孩儿，便让他睡在床上，穿上衣服，玩着象征权力与地位的玉，享受着君王般的待遇。女孩儿则只能睡在地上，裹着襁褓，玩象征家务劳动的陶制纺锤，注定“唯酒食是议”——即如孟子的母亲所说∶“妇人之礼，精五饭，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

　　然而从《诗经•国风》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女子在男女关系上毕竟还享有一定的自由。特别是万象更新的春季，她们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去野外踏春，随心所欲地与她们中意的男子野合。遇上负心的男人，甚至还可以公然口出秽词地骂道：“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据台湾的李敖先生考证，末尾的那个“且”字就是男人的生殖器，于是，那“诗意”便是:“你不想我，难道就没有别人？你小子神气个鸡巴！”对此，《周礼•媒氏》中也有明确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但不禁，而且是为传统节日，人人都要参加，“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甚至还要由类似现今婚姻登记所的官方机构“媒氏”，派人“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即督促鳏夫和寡妇进行幽会。届时就连周天子也要率后妃到国都南郊举行盛大祭礼，并与后妃们进行交合。尽管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神灵和繁衍人口，却也便宜了妇女。

　　春秋之际，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男人们陷于“内斗”或出于“内斗”的需要，不得不放宽对于女人的控制。女人们的地位与自由度，在大动乱中反倒有所提高，自然便“不逊”起来，如贾生论秦俗曰：“……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居。妇姑哺相说，则反唇而相稽。”（贾谊《治安策》）儿子不孝，而儿媳妇竟然理直气壮地与公公并排坐着给孩子喂奶，并公然斜着眼与婆婆分庭抗礼，反唇相稽。恋爱或性的自由度，似乎也比后来要大，就连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圣人孔子，竟也是“野合”的产物，而且其弟子与后人居然也未“为尊者讳”。可见那时大家皆视野合为平常事。而他本人除了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说她们不可理喻外，似乎也并未对女人有更多的苛责或苛求。

　　中国女人的真正被贤德化，大抵是从汉代中后期开始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社会大体萌发于春秋，孕育于战国，确立于秦汉。而秦代与西汉初又主要致力于封建政治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所以直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才真正开始封建精神文明和封建伦理制度的建设。于是，死了数百年的孔子又被文士们抬了出来，并且假借他的名义，将先秦的种种礼制选编或汇编成集，制造出一大批儒家经典。其中不少是专对女人的，如《仪礼》规定妇人必须恪守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大戴礼解诂》则曰∶“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 并且还为妇女制定了“七出”之规——“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男子可以根据其中任何一条将妻子休弃。面对巨大历史潮流，总是不乏弄潮儿，巾帼之中自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先是汉代的大才女班昭站出来，“胳膊肘向外拐”地替男人著了一篇为女人立规矩的《女戒》，宣称“夫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芸芸。继而，陈邈之妻郑氏、唐代才女宗若华和明代仁孝皇后，又先后写了《女孝经》、《女论语》和《内训》，对贤德作了种种具体规定，就连日常的一举一动皆必须中规中矩，诸如：“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等等。宋代集儒学之大成的朱熹，又将传统的“三从”、“四德”上升为至高无上的“天理”，在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的同时，为女子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戒律，便有如用一条精神的裹脚布，将女子的灵魂也裹了起来。被视为中国女人最高传统美德的贤德，便终于发展成为中国女人的精神桎梏。

　　于是，贤德妞便不仅成为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而且化为遗传基因渗入中国女子的灵魂，成为中国女子的“本色”或“底色”，无论文化水平高低，也无论世道怎样变化，只要一结婚，便情不自禁地“贤德”起来，尤其是嫁了个心目中的“好”男人之时，更是心甘情愿地“夫唱妇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或满足于“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将“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视为最高褒奖，至今亦然。

　　革命妞

　　革命，大抵是近代才流行起来的外来词，在此之前，曰“造反”。称谓不同，内涵却大体是一样的，无非是用种种冠冕堂皇的许诺，发动不堪忍受的民众，起来推翻业已腐朽的统治者，然后取而代之。当然也有所不同：过去打的大多是“替天行道”的旗号，而今则是“为民造福”。似乎是以民为天了。究竟如何？见仁见智，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在男人的一统天下中，无论是起义还是革命，本该是男人们的事，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德妞们无干。然而，男人偏又离不开女人，却又不便像“官兵”那样去嫖、去奸，就不得不放宽或打破对于女人们的某些禁制，用种种许诺将她们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便是种种许诺中其中最为基本的许诺，这对于长期被禁锢的女人们来说，无疑等于为她们打开了一扇让她们重见天日的门，其革命积极性和革命激情便显然更胜于男人。然而，她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所承受的苦难，也必定倍于男人。

　　例如，既然男女平等，那么作为一名战士，她们必须承担与男人同等的义务。然而，作为一名女人，却又不得不承受许多女人所特有的烦难，特别是，她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受了婚姻自由的感召而投身革命的，自然少不了要与革命战友结成革命伴侣。然而，在革命女子以稀为贵的革命队伍中，为了革命的需要，常常又不得不服从以革命为名义的包办。因此，她们实际上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革命战士，又是随军家属，不但要贤德于革命，还要贤德于她们的男人，等于是双倍地贤德。这就意味着她们一边要学习工作，行军打仗，一边要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承担双倍的义务，付出双倍的艰辛。

　　如遭遇失败，男人们至多是遭受酷刑之后，一死了之。只要不是叛徒，便成为烈士，虽未必个个都能流芳百世，总也算求仁得仁，死而无憾。而女人们则在“酷刑”和“一死”之间，常常还要多出一层被强奸或轮奸的凌辱，倘没有机会自杀，便会陷于顾了贤德与革命，便顾不得贤德于男人，忠贞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不但无缘“流芳”，而且难以“得仁”，死不瞑目。

　　倘革命成功，男人自然大多成为新贵，虽不至于再设“三宫六院“，或置“三妻四妾”，但出于革命的需要，换换“土得掉渣”的黄脸婆，总还在情理之中。于是，已然习惯于双倍贤德的女人们，又要多了一分沦为“秦香莲”的威胁。据社会学家们统计，建国以来曾出现过三次离婚大潮，那头一次大潮，便是这一威胁的产物。本质上仍是贤德妞的那些“秦香莲”们，似乎也并没有怎么反抗，大约不敢，或知道反抗也没用。

　　当然，“坐怀不乱”的汉子还是有的（究竟占了多大比重？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材料，不得而知），可是，这般的汉子大多皆是忠贞刚烈之士，在我们这个“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的阴柔社会里，他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一次接着一次的“运动”便常常是或主要是针对他们的。而且还要连累他们的家属，一同被“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乎，便又使许多革命妞陷于忠贞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就命运而言，则不是“秦香莲”，便成“黑五类”。又是一种两难。

　　“以民为天”时代的革命妞们的命运尚且如此，“替天行道”时代的造反妞们的命运便更是可想而知。所以，中国的妇女，本质上还都是贤德妞。无论是造反妞还是革命妞，皆是贤德妞在特定时期的变种，她们应运而生，迟早也要应运而灭，复归于贤德妞。历史上的造反妞便无不都回归了，革命妞似乎也迟早会回归。

　坚持不归的革命妞也是有的，她们大多是一些天性好强的“女强人”，加之大约又过于相信“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一类的号召，甚至将号召当成了许诺，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坚守革命妞的角色，拒绝回归。为了与那些‘没出息”的贤德妞“划清界限”，她们有的刻意效仿“有出息”的男人的所作所为，不但亦步亦趋，而且还常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江青、叶群、曹轶欧之辈，便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

　　当然，真正有头脑和有作为的革命妞也不乏其人，她们有理想，善思考，能吃苦，不但在革命妞中出类拔萃，便是在男同志之间，亦是帼国不让须眉。但她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也远过于男人们，其中最常见、也是最惨苦的代价，便是放弃爱与被爱的权利，保持独身或男性化，终身过着被男人敬而远之的有事业而无爱情的生活。等而下之者，有的唯“革命”之马首是瞻，将各样的“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当成了“圣经”或“圣旨”，一味地紧跟，而且还要以身作则地要求别人和家人对照检查，“吾日三省吾身”。结果不但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异化为政治的工具，还影响或教育出一代只懂得服从而不懂得识别的工具人，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才滋生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闹剧与悲剧。有的则阴阳颠倒，牡牝错位，无论在单位或家庭，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争当主角，并且处处按男人的“游戏规则”行事——对权势者巴结逢迎，对周围人虚与委蛇，对家人或下人颐指气使，无所不用其极，常常闹得“家无宁日”，“四邻不安”，成为家庭中说一不二的“母老虎”和单位中无事生非的“事儿妈”；有的则在双重贤德的高压下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虽苦不堪言，却又舍不得这份“革命”工作，总觉得走回头路太没出息，或者是懵懵懂懂地找不见出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孰不知男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女人的崇拜而非教导，所以，中国的男人真正需要的则毕竟还是贤德妞，对于革命妞的需求不过只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一旦时过境迁，需求自当相应变化。而她们这些坚持不回归的革命妞，无形中便成为该退场而又赖在台上不走的演员。可叹也夫！可悲也夫！却也可笑也夫！

　　所以，她们必定是坚持不长的，迟早不是向贤德妞回归，便是向精品妞转化。

　　精品妞

　　精品，倘只是泛泛而论，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的。例如，在我们前不久刚刚逝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有诸如红旗车、茅台酒、中华烟一类的“精品”。但它们是专为一定级别以上的首长或外宾生产的，属于市面上并不流通的“特供”。由于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不存在竞争，也就没有了比较和鉴别，它们的精或不精自然也就没有了标准。因而，严格地说，它们只能算是“贡品”或“上品”，而非“精品”。在那个只有“贡品”和“上品”而没有“精品”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生产所注重的是产量而非质量，更遑论精品？尤其是在各种票证盛行的年代，连温饱都难以保证，又哪会有对于精品的需求以及相应的精品意识？那么，在一个缺乏精品需求和精品意识的社会，又怎么会产生精品妞？如有，也是“贡品妞”或“上品妞”。或者，便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但数量极少，而且不论其命运如何，也极少会被社会视之为精品。所以江青一类的三流明星，才会鱼目混珠，飞黄腾达。而那些真正的精品妞，反倒鲜有识主，流落民间，大多只能是人参卖了个萝卜价。

　　所以，我所谓的精品妞，只能是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商品经济的时代，一切一切皆成了商品，或可以、可能成为商品。既是商品，便有了价格，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便有了选择，需要加以包装；便产生竞争，必须重视质量；便可能增殖，大可进行投资；便能够外销，不妨出口或转内销；甚至，还有多种渠道，诸如典当、租赁、批发和零售……正是在这样的商品化基础之上，才会出现和必然出现各种高档的需求和各色市销对路的商品妞。从一定意义上说，精品妞无非也就是商品妞中的精品耳。

　　从历史的角度看，精品妞不仅是革命妞的一条出路，无疑也是贤德妞的一条出路。或者说，是中国妇女历史上的一个具有质变意义的转变。众所周知，贤德妞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的产物，相夫教子成了她们的唯一天职与使命。而造反妞和革命妞则意味着将她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推向社会，不但打开了她们的眼界，扩展了她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使她们产生了某种似乎取得了与男人平等地位的错觉。其实，归根结底却是在特定时期对于她们的一种利用，而且还要求她们必须双重地贤德，从而迫使她们不得不承受双倍的苦难和付出双倍的艰辛。最终，无论成功或失败，一旦事过境迁，她们迟早还是要向贤德妞回归。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革命妞大抵总是要重蹈造反妞的覆辙的。

　　而精品妞却意味着，为中国的妇女开辟出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这新，首先就在于社会角色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不仅相夫教子不再是唯一社会角色，革命工具亦不再是她们的唯一命运。从理论的意义上说，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她们不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选择从三陪女到国家主席的任何社会角色，还可以赋予所选定的角色以个性化的色彩。从现实的角度看，固然要比理论所允许的打很大的折扣，然而，一来，这一切还刚刚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间的差距会有所缩小。二来，比之革命时代，她们的选择范围与个性化自由度，毕竟大得多多。

　　其次，就在于她们开始具有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如果说贤德妞是唯男人和夫家之马首是瞻，无非是生儿育女的工具；而革命妞则是唯革命之马首是瞻，只能是革命的驯服工具。那么，精品妞便意味着她们不但有了选择社会角色的自由，而且开始具有了自我塑造的自我意识。尽管她们的自我塑造目前主要还在于外表，但比起贤德妞的“为悦己者容”和革命妞的不允许“容”来说，她们毕竟已经开始为悦己而“容”，或为实现自己的选择而“容”，或甚至为了展示自己而“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质的飞跃。随着精品妞和精品意识的逐渐深入人心，她们肯定还会进一步关注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塑造，而有望成为“内外兼修”、名副其实的精品妞。

　　再次，选择自由与自我意识又必然使她们开始具有生命意识和享乐意识。众所周知，贤德妞大抵以“贤妻良母”为荣，革命妞则满足于军功章的一半，都是只懂得奉献与牺牲，而不懂得娱乐和享受。甚至还以娱乐和享受为耻。因而她们的人生虽然具有了男人们所赋予或赐予的“意义”，却缺乏或甚至丧失了女人应有的欢乐与享受。而精品妞却意味着不但要享受人生，而且还要尽可能精益求精地享受人生。于是乎便逆反出了一代所谓的“零储蓄族” 、“新新人类”或“小资”，她们虽然逆反得过了头，甚至异化成为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机器，然而在懂得享受人生这一点上，毕竟比她们的先辈进了一步。在此基础上，将来或许还会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出现一代既知晓人生意义，又懂得人生享受的 “新新新人类”也未可知。

　　再其次，便是有了经济权。鲁迅先生笔下的《伤逝》中的子君，虽发表了“我是我自己的”的宣言，却由于缺乏实现宣言的实力与出路而终成悲剧。于是鲁迅先生便又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进一步指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贤德妞是没有经济权的，所以除了相夫教子便别无选择。革命妞总算有了些经济权，却少得可怜，而且倘不甘作驯服工具，则连这一点点经济权也可能被剥夺。而在商品经济时代，金钱取代了传统的道德与革命的纪律，成为多元化的支柱与保证。也就是说，只要有了钱，便有了选择的自由。反过来，有了选择的自由，也便更容易挣钱。尤其是精品妞，更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权。例如，那位从母系社会遗风尚存的摩梭族走出来的精品妞娜姆，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13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7年后去美国，仅过了一年便又去意大利作模特，第二年游遍欧洲，然后在23岁时先后赴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地讲学和演出，26岁开始从事时装生意和作模特，参加好莱坞电影演出并为其配唱歌曲……这般令人昏眩的变化与速度，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在从前简直都不敢想象。不过半个多世纪之前，鲁迅先生还认为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哪里想象得出娜姆这般的风光？

　　也许，精品妞之于贤德妞和革命妞的进步意义还不止于此。

　　当然，正如商品经济社会并非人间天堂一样，商品妞或精品妞也绝非中国妇女的金光大道。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的确，商品经济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多多，精品妞的“负面效应”也绝非傀儡二字所能涵盖。但，无论如何，精品妞总比贤德妞和革命妞要进了一步。如果说革命妞只是贤德妞的变种，迟早会向贤德妞回归，那么，精品妞还回得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