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的挫折迫使我们在展望社会主义的前景时采取一种更温和的方式，与其将社会主义看作一种成熟的理论构想，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艺术。然而，这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确能够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主义的目标及其所遭遇的困难。在这一意义上，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少数人支持的构想或观点，但仍然继续在知识界和社会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在这里将试图说明目前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新动向。
一
我将从一个传统的概念谈起。这个概念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久远，即我要提及政治领域中两大阵营的分野：右翼和左翼。马克思主义坚持了这个概念，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内容。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以对抗资产阶级的政党。他更为人所知的贡献在于为政党代表着社会阶级的思想提供了稳固和持久的基础。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于既存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因而就有了地区性的、宗教性的一类政党，但是这些政党不可避免地都趋向于被分列在右翼阵营或左翼阵营中。
但是，这立刻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两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现象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尽管“右派”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而与之相对立、相关联的概念却不是那么清晰。如果我们想要明确描述美国民主党的倾向，或是并不总是与右派的倾向有很大区别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及社会党的倾向时，“左派”是一个合适的术语吗?
如果我们假设政党是建立在社会阶级之上的，而且如果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其政策通常又十分相似，那么我们就会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产生疑问。wWW.11665.Com在其对当前社会的分析中，仅承认只有一个统治阶级，或是仅承认一种阶级的因素，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疑问就是目前某些关于社会主义争论的背景，我现在就要评介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
二
首先我要提到的大人物是布迪厄，他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并在今天的社会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布迪厄提出，存在着两种(相互混合的)阶级的因素，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是指经理、行政管理者、高级公务员和各类知识分子的(社会)“能力”。这种能力自身并不必然是一种真正的知识，而是来自一种等级化权力的(专制)文化形式。这种知识通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以及“角色”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与现存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的复杂结构进行再生产。布迪厄于是就以与马克思分析阶级的“经济再生产”相似的思路来分析“文化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复制了社会秩序的文化等级形式，构成一种阶级关系。在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中，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思想，例如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艾里克·o·赖特的著作中，他就区分了两种才能：经济所有权和职业资格。第二种才能可以用布迪厄的话来解释。
所谓异端的或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常常使用一种类似的方法，即在其思想体系中，对市场是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惟一基本概念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发展出“组织”的概念作为一个与市场的概念并驾齐驱的基本概念。市场对应着所有权的形式，而组织对应着(社会)“能力”的形式。
在经济学领域，无论是在主张政府管制的重要学派中，还是在美国的激进主义中，我们都能发现不同形式的类似思想。我们同样要提到诸如吉阿德，杜梅尼和多米尼卡·列维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他们研究了一个半世纪里两大集团——所有者(股东)和经理人员——对社会最高权力的轮流执掌。市场和组织是理性社会合作的两种基本模式，也构成了两大阶级因素。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我必须提到另一种在当今的社会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方法，即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方法，他在其著作中把社会体系分成两个子体系：市场和行政。
这些对于当今社会科学有着重要意义的不同方法，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它们所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互为补充而相互对立的两极。当然，这种两极的划分是与贯穿于整个现代政治哲学历史的主要对立密切相联的，即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与所谓共和主义的自由之间的对立，前者认为每个人有与其他个人为其个人利益订立契约的自由，而后者认为每个人有与其他所有人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订立契约的自由。这种法律政治上的自由的两极与理性经济合作的两极是相一致的，同时特别与现代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两极——换言之，阶级的两种现代因素——即市场和组织相对应。这反过来引导我们以新的话语再次提出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
三
我们必须注意到，传统的马克思丰义思想中存在着现实的难题。其有关民族国家内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在“阶级结构”之上的假设，恰恰就是一个。确切地说，这一假设的缺陷在于其对阶级结构的分析。右派的身份特征总是支配生产资料私有产权，而左翼则与工人阶级相联系，代表着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右翼的各种社会力量，追求一种更具社会性和更民主的秩序。这种解释是固定不变的，但是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完全在财产权，即市场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它还通过一种相互辩证关联的过程，在“组织”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组织被认为是与市场的概念具有同等认识论地位的概念，并与市场概念一起构成了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
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自己也是这种两极划分法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在《资本论》中强调，现代世界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劳动分工”，一方面是基于私有财产之上的市场；另一方面是基于联合所有权之上的系统化的组织的概念。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中，这两种社会形式是如何紧密地混杂在一起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必然包含组织(经管者)和资产(所有者)。但是，马克思假设说，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工人也将变得越来越有能力，这与公司的组织形式相关，因而将变得能够形成一种民主计划的经济体制。如果我们考虑到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主要在工人阶级的压力和推动下所采取的经济和社会规则的重要性，那么这种洞察力的确包含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真理。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阶级现象出现了，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
事实上，随着公司的发展，在公司的核心部分，在为资本的市场利益服务中，一种对抗性的文化或社会模式，即组织文化的发展过程随之出现。与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提供了另一种占用和复制社会权力的背景，代表了另一种反射意识的模式和与整个社会交流的模式。市场和组织不仅是两个功能上互为补充的原则，而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也是两种“社会形式”，在经济和政治社会结构中以一种极为复杂与辩证的方式相互渗透，即它们在现代阶级结构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联。
四
如果当今的现代化社会中包含两个具有主导地位的政党是如此平常，而这两个政党又都具有这样一些具体的特征，并有规律地轮流执政，那么原因就在于在这些社会的深层次上，实际上确实存在着建立在两种阶级因素上的阶级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政坛上的两种战略立场，即不同的政治力量、政党或政党联盟将会支持的立场。两大政党中的任何一个都希望执掌权力。从这一关键点出发，一个政党必然会通过与其他极的社会力量建立积极的关系来控制另一种立场。两大政党因而不断地卷入互惠交换和妥协的过程中。它们不断地相互窃取对方的思想和方案、纲领和口号，并利用对方的计划来修改和更新自己的特定计划。
但是，在这两极间仍然存在着不可消除的紧张关系和保留某种区别的责任。因此，这些政党的确推动了两极间的对立，以及在合理化和统治的逻辑原则上的竞争。“能力”一极的情形与“资产”一极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能力极必然是导向普适的合理性、阐释、争辩性的交流及科学合作等等。当然，能力型的政党必须满足股东的利益，正如资产型的政党必须满足公务员的要求一样。但是，在总体上这些政党不能许下相同的诺言，因而它们创造出不同的期望。一方面讨论“企业精神”，另一方面呼吁“机会平等”，这些是统治阶级的老生常谈，但它们为被统治阶级所展开的前景在这两方面则是截然不同的。
五
正如我们所知，在政治棋盘上存在着第三种可能的立场。这种立场所代表的不是轮替，而是替代。轮替使人想起季节的轮回，而替代的思想则是通过这种双重的(市场的和组织的)资本主义进程，为那些在结构上被再生产为受剥削被统治的人改变气候。这种替代型的政党(或协会)只有通过所有受剥削的大众的联合才能产生。受剥削的大众包括私企雇员、政府雇员和市场上的自我雇佣工人。这二个部分构成了现代的整个被剥削阶级，他们以不平等的和各种不同的方式屈从于阶级的两大因素，要么被剥削，要么被排斥(如失业者、妇女和移民)。但是，被剥削阶级联合起来的策略只有在其建立的与能力极联合起来反对资产极的策略基础上才能奏效。因为只有当被剥削阶级能够打破轮流执政中两党所固有的勾结，把两个居主导地位的政党分立开时，替代的立场才能够出现。只有当被剥削阶级发动社会斗争使能力型的政党必须接受被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和要求时，替代才能实现。对于这种类型的政党来说，由于其社会基础是依赖于组织的各种功能，因而其主要形象表现为其对建立公共事业、社会政府和参与式民主等目标的忠诚。这是现时代阶级斗争的一个悖论，但是与能力极的联合同样总是一种反对其霸权要求以及其维护资产利益倾向的斗争。正是在这些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制。
六
劳工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很典型地使这种导向不同形式的联合的动力具体化了。这些历史性的运动给现代世界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但却并非完全由被剥削阶级所推动。问题是，被剥削阶级与能力极之间的联合是一种相互对立和不稳定的联合，特别是当各种生产力呈现发展态势时，更是如此。例如，在前苏联，由于整个社会生产采取了计划组织的形式，能力极变成了一个新的领导阶级，成为单独的统治阶级。私人团体控制公共制度的情形必须被历史地理解，必须放到与现代民主制的必要条件的关系中进行考察。但是这一问题并不是我现在关注的问题。我只是想要强调这样的事实，即一个政党(无论是一党制之一党还是多党制中的一党)实际上能够代表几个不同的阶级。在欧洲，事实上某种相似的过程发生了，社会民主制最初代表了被剥削阶级的联合，以及被剥削阶级与能力极的联盟，但最终这种联盟被能力极所主导，以至于该联盟逐渐采取了能力极的立场，甚至在其确实与大众阶级保持紧密关系时，也是这样，只不过是以盟主权的形式实现的。因而该联盟的趋向是把自己变成产权型政党的一个平等伙伴，与其一道完成轮流执政的过程。
左右的分野作为一种解释的工具，毫无疑问仍有相当的价值。但是，这种分野将有遮蔽第三种立场的危险。如果政治领域包含了三种立场，这是因为伴随着日益团结起来的大众，事实上存在着两种阶级的因素(市场和组织)，并由此产生了两种居主导地位的原则。(即使这个大众倾向于不断地根据各自出身的不同、对生产力影响的变化或对分野的霸权战略的影响的变化而四分五裂)大众实际上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承受着阶级的两大因素的重压，这就是“结构的”模式。“左翼”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材料，而是应被理解为一种过程，只有当臣属的团体或社会底层的各种力量通过他们的斗争创造出联合的条件，以至于他们能够把联盟强加于“能力”极时，这种过程才会实现。
七
在这种背景下，典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就能够用如下的词汇来描述。两个阶级：一个统治阶级，其中包括两个相互渗透的极，与阶级的两大因素相对应；一个被剥削阶级，包括三个部分，与阶级的两大因素的不同融合相对应。那么，这就暗含了三种不同的战略立场，阶级结构决定了在公共领域围绕三种可能的立场组织起来的政党的动力。我们可以认为，这种阶级和政党的交错结构在最基础的层次上，构成了当今的现代化社会中一种潜在的普适模式，尽管这种模式会有不同的形式，并分处不同的社会背景。这就使我们能够解释产生于劳工运动的政党，如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如何能在某种程度上既代表统治阶级，又代表被统治阶级的。这些政党的行动有时代表了后者的利益，而有时又代表了前者的利益。
这同样有助于解释西方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现存的分歧。对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政治联盟实际上仅在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类型的政党中，或是包括关注生态的政党在内的更广泛的政党联盟中才能实现。而对于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正如我自己所做的那样，认为现状要求我们继续共产党或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传统，尽管是以非常不同的(民主的和多元主义的)方式继续的，其中之一变成了被剥削大众(包括妇女、失业者、移民)的共同斗争，但是这并不排除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某种共同的观点和行动。
八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在以一种纯粹形式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主题。虽然市场和各种组织关系同是现代社会理性的组成要素，但它们仍然是阶级的两大因素。社会主义因而是以消除这些因素，建立无阶级，即平等民主的社会为目标的群众斗争。从实质而不仅从形式的角度阐述这一问题将表明，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如何不是具体的致富逻辑，而是抽象的利润逻辑、剩余价值的逻辑，即权力在男人身上的集聚；而且还揭示了官僚的原动力如何体现了公司和整个社会中所具有的相同趋势。因此，在现代世界中，大众提出其“具体的致富”要求，即确保实现就业、教育、文化、医疗保险、对经济的民主控制、城镇计划和生态保护，所有这些社会斗争实际上都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我还要提到的最后一点是我在这里没有阐述发挥的。我认为资本主义结构仅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存在。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绝不仅是阶级结构的一个特征。同样，自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欧洲萌发以来，它就是一个具有中心和外围的世界体系。因此，帝国主义不能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的暴力、剥削、压迫和破坏能力的最高体现并不存在于阶级之中，而是存在于国家间的系统关系中。因此，所谓的全球化就是完成资本主义整合全世界生产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了全人类文化和物质的统一。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见到的就是非常缓慢地和渐进地建立世界政府的蓝图，在全球范围内以预设的社会契约的形式，即以原有民族国家的阶级力量结构的形式进行再生产。这一过程的特征是体系中心性(帝国主义中心性)与全球政府中心性(酝酿中的世界政府中心性)之间的联合和斗争。这就要求帝国主义本身对被认为具有普遍合法性的机构，在世界公众面前为其行为作出说明。这就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机会。因而当今的社会主义解放斗争变成了反对金融和军事帝国主义的市场要求的斗争，即转向了促进世界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全球公众的讨论和对话。现在，这些斗争遍布世界各地，而且许多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峰会”的“社会论坛”象征性地表达了这些斗争。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这些运动之中。很明显，它们推动了反全球化的运动，即一场实际上是为争取另一种全球化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
我把我的分析仅局限于一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和政党关系问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种结构体系为现今发达民族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背景。我认为曾经为我们共同的历史作出很多贡献的中国人民今天代表着我们共同未来的伟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