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一种非理性的、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高雅艺术已经被清除掉它的否定的、批判的向度，嬗变为维护现实社会制度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像一个社会过滤器，过滤掉人们政治意识中的一切对制度的不满、反思、否定以及超越性的思想，构成现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警觉到这种状况对人的自由解放的危害，因而对此进行全力以赴的揭露和批判。可以说政治意识过滤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角。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这方面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全面客观地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

    一、大众文化过滤政治意识概念的提出和含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把大众文化批判放在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地位，这有其历史背景。20世纪中期，西方文化娱乐业的出现繁荣，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纳粹及其他极权国家对文化的彻底操纵，尤其4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主要成员移居美国后，由于震撼于美国电影业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的发达，震撼于大众文化对人的政治意识的封闭和过滤的力量，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因此，大众文化批判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一系列著作的主题，这些著作包括：阿多诺的《论流行音乐》和《文化工业再考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霍克海默的《艺术和大众文化》及《作为文化批判的哲学》、马尔库塞的《文化的肯定性质》、本杰明《机械复制时代中的艺术作品》等等。www.11665.Com

    1942年，霍克海默的卢旺塔尔在通信中提出“大众文化”概念，而在1944年，为了强调“大众文化”并不是指流行于大众的通俗化的文化，或者通俗艺术的一种当代形式，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提出了“文化工业”概念，用以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由于大众文化具有对既定社会的肯定性，因此，马尔库塞又把它称为“肯定的文化”。他说：“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在这个阶段，把作为独立价值王国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这个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隔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注：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1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

    概括起来说，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大众文化，是借助于大众传播技术，通过融合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与商业、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基础，实现对政治意识过滤的一种文化，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这种文化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一种使我丧失批判和否定能力的单向度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作为代表制度否定方面的破坏性人物，像艺术家、造反诗人、妓女、罪犯、“垮掉的一代”等等，如今也成为一种对现存秩序的肯定甚于否定的典型或畸形的人。通过文化工业对人们的意识过滤，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18页，重庆出版社，1990。）。大众文化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过滤人们超越现实社会制度的反叛性意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是一种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

    二、大众文化对政治意识过滤的具体方式

    现代西方社会的大众文化是怎样对人们的政治意识进行过滤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此进行具体的分析，揭示大众文化对政治意识过滤的方式。

    首先，大众文化以娱乐和文化消费的形式，抑制人的想像力、自发性和创造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西方社会，所有的人都接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17页，重庆出版社，1990。）这种过滤就是压抑人们的创造性、想像力和能动思维。“今天，文化消费者的想像力和自发性之所以渐渐萎缩，这不能归罪于心理机制。文化产品本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声电影，抑制观众的主观创造能力。”（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18页，重庆出版社，1990。）在过滤中，“群众性文化十分坚定地按照需要嘲弄旧的梦想并使其破灭了老一辈的理想，它把这些梦想和理想看作不合时宜的感情和意识形态。新的意识形态是把世界本身作为对象的。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崇拜事实，它使自己只限于通过尽量准确的描述，把恶劣的定在提高到真实的王国之中。通过这样的描述，定在本身变成了价值和权力的代用品。”（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39页，重庆出版社，1990。）通过这样的过滤，大众文化使人在幻想中得到满足，平息人们的反叛欲望，甚至使得不幸福也变为屈从和顺从的一种手段。这样，追求另一种社会的政治意识就被它铲除了。

    其次，大众文化通过把社会对立贬为一种抽象，使爆炸性的本能和力量仅限于观念的领域。这种大众文化对反叛意识的过滤，突出表现在内在化的观念中。所谓内在化，是指大众文化把人们对制度的不满压抑在精神的层面上，避免外化为反抗性的革命行动和暴力行为。由于大众文化的这种功能，因此它已成为使人安分守己过程中最有力的工具。大众文化把各种社会的对立贬为一种抽象，在对立着的现实的上空，浮现出文化上团结一致的幻影。在大众文化发展时期，个体被消融进一种虚假温馨的集体性氛围之中，而那种曾经激奋人心的超越现实社会、使人类获得自身解放的理想意识和呼唤，成为了逐渐淡化了的遥远过去的记忆和余音。这种文化以虚假的社会融洽关系的渲染，抚慰躁动和不安分的心灵，润化和消融那些反叛意识。这种对政治意识过滤力量是如此地巨大，甚至能使那些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斗士，现在都能安分地生活在这个非人性社会中，毫无察觉地、自觉自愿地成为西方极权国家的良民。

    第三，大众文化借助于欺骗，美化现实，虚构掩饰现实矛盾的假象。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在人们仅从映像中，通过电影院放映的影片或无线电的广播，就已经接触到了文化，文化与日常生活已经联结在一起。这种条件更便于“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教的，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够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35页，重庆出版社，1990。）这种欺骗，一方面是美化现实，掩饰现实存在的尖锐矛盾。“它通过一再忠实地重复迷惑视线的现象，不断地把现实的现象美化为理想，而轻巧灵活地克服重大的错误信息与公开的真实情况之间的矛盾”（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38页，重庆出版社，1990。）。另一方面是“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大众文化的蒙蔽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产生各种错觉，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人们在这种欺骗中，会把受支配的生活当作舒适的生活，把社会压制的需要错当成他们自主的需要，把社会的强制误以为是个人的自由。”

    第四，大众文化对社会大众实施精神操纵和支配，使单向度意识渗入人的心理结构，剥夺人们内在的自由选择权。大众文化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意识支配力量，其典型做法就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通过这一切，既调节公众生活，又控制私人生存，不仅灌输思想，而且还渗透进了人的心理结构，把确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强加给人们，使人丧失内在的自由、独立的决断能力。其结果，不论在西方，或者在前苏联，通过大众宣传媒介，传授给人们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的领袖是英明的；我们是善良的，而敌人是邪恶的；我们的制度代表人民的意志等等。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表现为它们明明是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电视、报纸等“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然而却又变成了“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或观察的结果”（注：fromm erich,beyond the chains of lllusion.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y.n,162.131p.）。这个过程可称之为“灌输”、“宣传”或者叫它“教育”、“洗脑”。由于官员们操纵着这些语调来表达相反的含义，从而成功地控制着人民，获得权力和影响。文化工业所具有的这种强制性，湮灭了人们内在的追求自由意识，在精神层面剥夺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文化工业满足人们的一切需求，但是这种被满足的需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人在社会里永远只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消费者，并在消费的惬意享受中形成与这个社会相协调的意识。

    最后，大众文化麻痹和安慰大众意识，使之在不幸的世界中感到幸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在资产阶级统治开始稳固后，就更加效力于压抑不满的大众和提供自我安慰式的满足。它们隐藏着对个体的身心残害。文化不属于那个把人性的真理理解为战斗呐喊的人，而是属于那个在他身上文化已成为恰如其分的行为举止的人。这个人即使在日常琐细的凡事中，也表现出和谐与深沉。文化过滤人们的政治意识，就在于它能透过渗入既存的东西而使它具有尊严，而不是用新的东西取代它；在于能使个体即使没有摆脱实际的卑微处境，也能让他感到幸福；在于它谈论着“人”的尊严，而从不关心对人类来说更加具体的尊严地位。

   三、实现大众文化过滤功能的现实根源和条件

    法兰克福学派在揭示大众文化对人的政治意识过滤功能后，进一步指出这种功能得以发挥和实现的现实根源和条件。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对人的政治意识的过滤，其基础是西方社会文化生产的商品化、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

    文化生产的商品化是实现大众化过滤功能的现实根源。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文化工业已经与社会经济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或者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这都说明了这整个领域都是与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整个领域中的各个具体部门，又是相互有联系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导致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价值规律所左右，具有了商品形式和特性。在此，一切艺术退化成宣传的大众文艺或商业性的大众文化，“所以艺术本身就更加具有商品的性质，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48页，重庆出版社，1990。）其生产和消费被纳入市场交换的轨道，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文化商品化有助于大众文化形成并实现其政治意识过滤功能，就在于：

    第一，艺术的商品化改变着艺术创作的目的。马尔库塞说：“在这个世界中，艺术作品也和反艺术一样，成了交换价值，成了商品：明确地说，这是一种商品形式，作为现实形式，它是今天的造反运动所攻击的靶子。”（注：马尔库塞等：《文化的肯定性质》，载《现代美学新维度》，230～2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这种艺术商品是为了获得市场的承认而生产的。“当然，资产阶级艺术的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就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而被当作商品创作出来的”。（注：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152页，1982。）

    第二，与压抑紧密相联的效率成了文化的价值标准。文化商品化后以生产率为价值标准，而效率是与压抑紧密相联的。马尔库塞说：“现代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这就是生产率。生产率这个词本身也就带有压抑和对压抑的庸俗赞美的意思，因为它所表达的是对休闲、放纵和伸手的愤愤不平的诽谤，是对身心的低级要求的征服，是外倾的理性对本能的制服。因此效率与压抑紧密相联，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了资本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想。这种对生产率的看法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而这也恰恰就是操作原则的历史局限性。”（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第三，文化商品化造成的价值标准变化，使人们重视文化的不再是其真实的价值。现状的合理性和一切异己的合理性都服从于交换价值。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使交换价值高于一切。马尔库塞说：“自由的文学艺术的伟大之处，人道主义的各种理想，个人的悲欢，人格的完满，都是东西方竞争中的重要项目。它们猛烈攻击当代社会的种种形式，而又没有一天不受到管理和贩卖。它们同贩卖它们的社会相矛盾的事实并不重要。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所以，重要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价值。从根源上看，现状的合理性和一切异己的合理性都服从于此。”（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69～7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生产是实现大众文化过滤功能的现实条件。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大众文化过滤功能是借助科技成就，日益发展有效的意识操纵系统来实现的。具体说，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商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法兰克福学派强调，“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现代科学技术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一系列新的科技成果，使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也就不可能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不可能实现文化的产业化。

    第一，由于借助于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齐一化，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和欣赏的自主性与想像力。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由于“现代大众文化”的制造者不仅仅像弥尔顿创作《失乐园》那样是本性的流露，更多的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大众文化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音带等，类似于工厂生产出来，被大众购买。从而使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伪个性和非个性化倾向，其结果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阿多诺将流行文化的生产描画为一种“标准化”现象，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大规模生产各种复制品，“在文化工业中，这种摹仿最终成为绝对的”（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31页，重庆出版社，1990。），“达到个性化的努力最终被摹仿的努力所取代”（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56页，重庆出版社，1990。）。文化产品趋于一律化，个性成了一种幻想。另一方面，扼杀了大众艺术欣赏的自主性与想像力。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结构简单、旋律反复、机械敲打，像刻板的教条一样，使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机械反应。因此，艺术欣赏的自主性瓦解了，这种瓦解使听众的心理退回到一种被动依附的幼稚状态，从而滋长了消费标准化产品的要求。总的说，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的“齐一化”导致了人的异化。按照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文化使人也变成了同一模式的人。单调乏味的文化使人也变得单调乏味。

    第二，由于借助于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齐一化、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领域。人的理性变成了纯工具化的思维，工具理性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文化的“技术化”意味着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领域。文化本来应是想像和价值理性的天地，这一领域一旦由工具理性所占领，不仅文化的生产者，而且文化的传播者和享用者都成了工具。阿多诺、马尔库塞所揭示的文化由于“技术化”所造成的一些负面效应是确实存在的。“现代大众文化”寄生于现代化的大众传播技术，大众传播在商业科技引导下形成了一种极权主义文化现象。

    第三，由于借助于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使艺术作品变得非常易于互相摹仿和复制，艺术品的“原先有的”真理就会被歪曲，或被较谨慎地加以修改，对艺术家和他的观众以及公众来说，艺术作品已不再是它原来所是的东西了。而在艺术品的模仿和复制中，“美的形象世界的这一崇高的美，今天成了错误的，成为商品文艺的一部分，成了解放的障碍，因此从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是不再允许的。”（注：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151～152页，1982。）这样艺术也就仅仅被当做消遣的用品。

    如果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侧重于经济批判，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则注重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如说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对人的操纵不仅体现在经济的物的领域，更是借助于大众文化，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与个体的心理活动，实现对人的政治意识的过滤，人的自由解放也就离不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表达了对大众文化成为反人性的意识形态的抗议，对文化商业化的不满，是对西方文化价值危机的反思。

    实际上，文化价值的危机，已越出了西方世界的范围。任何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与其他经济部门的产业是相似的，它与金钱之间有一种直接联系，由于把文化产品当做商品来生产，就出现了不利的社会后果。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一是它对社会价值以及对人本身的发展而言的人文价值是漠不关心的。这种价值属于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事物，这不能得到市场行为的青睐。二是文化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精品较少，而属于假、恶、丑的负面文化也自发地发生。三是文化工业的发展要求规格齐一，并通过广告等传媒把市场制造出来的商品需求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大众的个人欲求。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无疑具有了一种“控制”和“重复性需求”的循环，完全表现出一种商业品格，是一种融入商业气息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商业操作过程体现了一种商品拜物教原则。在大众文化时代，轻松的主题成为主流，报纸有“休闲版”，电台有“轻松调频”，商店悬挂“休闲服”，消遣、娱乐和休闲成为普遍趋势。这种轻松和休闲，极容易使人们淡漠艰辛，不再执著于信念的认真，不再有追求真理的向往，使人失去探讨人生价值的热情。这样，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功能的揭露和批判，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异化的根源，过于归结为“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显然夸大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统治者用宣传工具操纵大众意识的事实。诚然，存在着这种现象，但应看到，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而把文化本身说成是奴役的根源则恰好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