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俗文化研究中，学者面对的是乡土语言。而学者要用学术语言解释民俗文化，自然会遇到学者语言与乡土语言的冲突。一般说来，学者多数都能注意历史对于现实的参照和借鉴作用，而平头百姓则多数没有那么深重的历史感。对同一件事情，学者的眼光往往要看它的纵深，而普通人的眼光只看到它的平面。如果研究民俗文化的学者不注意这种差别，很有可能就会借助自己的话语权威把学者的观点强加在普通人头上。
 
    我的已过世的祖父，在我们故乡的那个小山村，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他所看的《封神榜》、《小五义》之类，村里的多数人是不大懂的，至于他自己读起来已经有点吃力的《东周列国志》，恕我不敬，对于我这个历史专业的教师来说，显然是属于“小儿科”的，但在老爷子那里，这就是了不得的学问了。前些年寒暑假回到故乡，坐在默默的大理河畔，听祖父和村里的七老八少聊天，从周幽王到武则天，把宋朝的事情安排到汉代，一下子又扯到前街后巷的现实之中，我绝不纠正他们在朝代顺序上的失误，也丝毫不因为自己能够说清朝代顺序而轻视他们。因为我深知，对于整天在黄土中劳作的他们来说，三千年以前和三百年以前，甚至和三十年以前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他们的职业（要说种地也算职业的话）决定了他们不必要也不可能把历史弄得清清楚楚，我之所以清楚，并不是我比他们高明多少，而是我的职业缘故。作为教师，写两篇文章，就同他们多从地里收回了两口袋土豆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文章还有点水平，就好像他们的土豆卖了个好价钱。WwW.11665.COm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属于生活的理性，而不属于思辨的理性。
 
    我故乡的亲戚家人，多数是踏踏实实的庄稼人，也有少量在小县城的干部。他们基本上都信神。至于所信的是什么神，那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的，包括山神、城隍、青龙、土地、河神、菩萨、佛爷、真武道君等等。但他们是很虔诚的。村人告诉我，我爷爷的爷爷就是个画匠，沿着大理河川（无定河的一条支流）上下庙宇的神像，都是他老先生画的，言语里不乏崇敬的口气。记得八十年代有一次，我到一个住得很偏僻的亲戚家里去，他们对我这个城里来的亲戚奉若贵宾，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闲谈中对我说，他们村外庙里的神仙非常灵验，劝我去抽个签。虽然我不信神，但却抹不开脸面，生怕冷落了主人的一片盛情，就随着他们去了。路上，我问亲戚是什么神，回答是他也说不清楚，好像是菩萨，或许是龙王，去了就知道了。去了一看，才知道是两座很小的庙连在一起，一座是青龙庙（门楣上有青龙庙的字样，不过因年久模糊，不仔细观察看不出来），却供奉着关公的塑像；另一座是菩萨庙，确实供奉着观音。主持是亲戚村里的本家。抽了个签，是上中签，签文是唐诗中的两句（具体是哪两句记不得了）。主持完全按照签文的字面意思给我解释了一通，无非是前程光明、小有磨难之类。我问主持知不知道这签文的来历。他告诉我，这签是上代流传下来的，“文革”中幸亏藏得严实才保存了下来，可能是上代的某个能人写的罢。在他们看来，签文是一千年前写的还是五十年前写的无关紧要，只要你虔诚，签文就是灵验的。
 
《读书》2000年第7期上释然先生的有一篇文章《前人之事，后人之师》，说的是陕西米脂黑龙潭的抽签，以学者的眼光分析了抽签过程及其意义。恰好我的故乡离文中的黑龙潭不算太远，所以对该文所叙有点兴趣。早在80年代，我就听故乡不少人对我说，黑龙潭极为灵验，比白云山的香火还盛（白云山为道观，在佳县，与黑龙潭所在的米脂县相邻，相传毛泽东在沙家店战役前曾在这里抽了一签），但自己当时也没有在意。现在仔细看了释然先生的文章，从“言说”、“抽签”到“解签”的程序来看，与其他地方的抽签没有多少差异。所不同的地方是黑龙潭的签文和签簿，均采自历史。而其他地方的签文，则经史子集、神话传说都有。每一地的签文，有本于史实的，也有本于文学的或佛教故事的，更多的是混杂的，如以唐诗为主但夹杂有明清诗词，或以《三国》故事为主又夹杂《杨家将》、《说岳》故事的，等等。签文都比较短，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但同一地方的签文字数一般相同。签文常常附隐语式的一首诗或顺口溜。由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都不了解签文的本义，甚至连主持人也不清楚，所以就要有签簿作浅显明白的解释。解签者能否知道签文的“微言大义”是很有点疑问的，所以也就离不开签簿。签文和签簿通常多年流传，主持人并不一定知道其来历，只是把它当作现实教科书来看待。

 
明白了抽签的道理，笔者就对《前人之事，后人之师》一文产生了点疑问。按照该文的解释，黑龙潭的抽签起着一种历史教育的作用。“该礼仪的真正意义在于他们是以龙王为媒介，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沟通的过程。”但据笔者所知的抽签仪式，无论是抽签人还是解签人，都不注重对签文的历史阐释。签文以及签簿上的文字是历史事实还是文学传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如何从中得到对现实的启示。抽签人与其说相信签文所言是一种历史文化，不如说是相信签文是自己所奉神灵在冥冥中对现实的指点。他所相信的是“神”而不是“人”，正因为现实中的人解答不了自己的难题，他才要去抽签。如果你硬要说签文和签簿明明白白告诉的是史实，是采自历代的正史，签文中的人和事与你和我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上存在过的。他说不定会怒目相向，抱怨你破坏了他对神灵的崇拜。他由衷地相信，签文的灵验性正在于其神秘性。这种文化，与占主流地位的国家版本的正统文化是有区别的。比如，中国古代的官方和民间都供奉关羽，但官方的关公是忠义的化身，立足于史实；而民间的关公是正义的化身，立足于神话。在官方，关公是不显灵的；而在民间，关公显灵被说得活灵活现，甚至连那一天惩罚了某个奸夫淫妇也清清楚楚。
 
    《前人之事，后人之师》所引的签文，其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单骑见回”一签，签簿中有郭子仪“说服了回纥的统治者，和唐王联合起来，平定了仆固和怀恩的叛乱和吐蕃的入侵”。签簿的作者并不在意唐朝最高统治者称皇帝而不称王，也不在乎仆固怀恩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他所在意的，只是借用这个例子“作为后代人处身立世的根本”。类似这样的签文和解释，从历史教育以及与历史沟通的角度看，其谬误是明显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历史的神化来看，则不存在任何问题。因此，民间广泛存在的抽签问卦，与其说是历史与现实的沟通，不如说是现实与神灵的沟通。黑龙潭也不是例外。
 
    在这种抽签的场合，我们能感到的，是抽签人的庄重和虔诚，他们对神灵的祷告和言说，其真诚程度有点近似于基督教的忏悔（但没有原罪感，这正是中国宗教不同于基督教的地方），不过所言不是基于原罪的悔过而是对现实的迷惑。他们不求思辨理性的道理解释，只求冥冥之中的神意启示。解签人对签文的阐释，也不在于其整体理解，而在于其中某个词汇的对应。因此，求签和解签，当签文能对所求之事加以对应解释时就对应解释，如果不能对应解释（这种情况反而比较多）则不惜割裂签文从中挑出某个词汇，其性质也有点近似基督教中的神父引证《圣经》。
 
　　有一点，《前人之事，后人之师》说得极有道理，在这种抽签行为中，历史是没有时间概念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重合的。但问题在于忽视了抽签行为基于现实和神灵的分隔，抽签的主要任务是取得现实和神灵的沟通，而不是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重合。
 
　　学者研究社会，往往有一套学者语言，农民在乡土中生活，也有一套乡土语言，尽管这两种语言有字面上的重合，但往往表达的是不同意思。比如我自己，是把毛泽东当作历史人物来看的，但在我的故乡，有不少农民相信毛泽东是神，甚至会在窑洞里多年前留下的毛泽东像前面点燃几柱香。如果说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和笔者心目中的毛泽东是一个人，就有可能出差错。